1891年，一群俄國商人向沙皇亞歷山大三世請愿成功，他們獲準將一口重300千克的銅鐘從西伯利亞的托博爾斯克運回銅鐘的故鄉(xiāng)，即托博爾斯克以西2200千米處的烏格利奇。這口銅鐘在1892年晚春沿伏爾加河而行，搭乘蒸汽船抵達了烏格利奇大教堂前的碼頭。人們在那里為這口銅鐘舉行了返鄉(xiāng)儀式，此時離銅鐘起初被流放西伯利亞正好過去了3個世紀。

這口銅鐘的厄運是在1591年春被決定的，當時伊凡雷帝9歲的兒子兼指定繼承人德米特里皇子在烏格利奇被割喉。德米特里的母親及她的家族認為，德米特里皇子是被皇位的有力爭奪者沙皇攝政鮑里斯·戈都諾夫下令謀殺的。因此，他們敲響了烏格利奇的銅鐘，召集當?shù)匕傩掌鹆x。烏格利奇人組成了一支起義隊伍，他們橫沖直撞，殺死了有嫌疑的兇犯和一名來自莫斯科的官員。

這場騷亂引起了克里姆林宮的憤怒。戈都諾夫令軍隊進發(fā)烏格利奇，以鎮(zhèn)壓暴動，并在第二年春天實行了審判。戈都諾夫判處大約200名市民死刑，其他人監(jiān)禁；被監(jiān)禁者之中，約100人遭鞭笞，他們的鼻孔被撕破，口才不錯的人被拔掉了舌頭。起義者遭受折磨和殘害后，被放逐到西伯利亞。

除了對暴動者實施報復，戈都諾夫還懲罰了他們政治團結的象征：他命人把銅鐘卸下，鞭打它12下，抽出它的鐘“舌”，然后把它流放到西伯利亞。烏格利奇人被迫拖拽著這口參與暴動的銅鐘越過烏拉爾山，最后把它安置在托博爾斯克，該城的軍事長官把它登記為“第一個無生命的流放者”。這口遭遇噤聲和放逐的銅鐘成了俄國統(tǒng)治者的權力的證明：他們既可以把不守秩序的臣民驅(qū)逐到烏拉爾山以東，也可以讓這些臣民無法發(fā)聲。

然而在隨后的幾個世紀里，這口銅鐘也成了專制政權反對者的一個集結點，這些反對者將戈都諾夫?qū)醺窭嫒说膽土P看作篡權者做出的殘忍行徑。1862年，被流放到托博爾斯克的貴族伊波利特·扎瓦利申意識到，烏格利奇銅鐘是一個“未被消除的控告者，它提供了關于這個完全無過失的城鎮(zhèn)所受懲罰的雄辯證詞”！到了19世紀中葉，這口銅鐘已經(jīng)不僅象征著君主的最高權威，還象征著這種最高權威所依賴的報復性力量。

在烏格利奇銅鐘被放逐之后的幾個世紀里，托博爾斯克在西伯利亞流放制度的發(fā)展過程中發(fā)揮著核心作用。現(xiàn)在，通過該城老城區(qū)日益傾頹的木構房屋和新古典主義建筑，人們依舊能夠看到流放制度的痕跡。托博爾斯克的中心廣場坐落在一片高地上，高地往下50米，是渾濁的額爾齊斯河和向南延伸的下城區(qū)。這個廣場俯瞰著遠處的景致：四周的鄉(xiāng)村和緩緩逆流而上的駁船。廣場兩邊各有一座大型建筑。其中一座就是石質(zhì)的托博爾斯克克里姆林宮，這棟設防的綜合建筑張揚著帝國政府的權威和輝煌。城堡厚重的白墻——其上方高聳著索菲亞大教堂藍色和金色的穹頂—的修建人是流放者，即彼得大帝于1709年在大北方戰(zhàn)爭（1700-1721年）的一場決定性戰(zhàn)斗中俘虜?shù)娜鸬涫勘?/p>

另一座建筑是托博爾斯克中央苦役監(jiān)獄，它壯觀的新古典主義外立面占據(jù)著廣場的西緣。這座監(jiān)獄建于19世紀50年代初，是城中的第二座此類建筑，它為已有的脆弱拘留所增加了許多必要的容量。由數(shù)百名流放者組成的流放隊伍會進入這座城鎮(zhèn)，穿過廣場，走進監(jiān)獄的大門，然后被收押在監(jiān)獄里；而托博爾斯克流放事務部，即整個流放制度的行政中心，將決定他們最終的目的地。流放者被分成新的流放隊伍，隨后踏上西伯利亞的陸路和水道，去往遙遠的村莊和刑罰定居點。托博爾斯克是通往一個大陸規(guī)模的監(jiān)獄的通道。

流放制度在西伯利亞的殖民歷程中發(fā)揮著核心作用。為了安置來到西伯利亞刑罰堡和殖民地的官員和軍事人員，城鎮(zhèn)圍繞著這些地方逐漸形成。幾乎每個西伯利亞村莊都出現(xiàn)過流放者，他們要么正式地定居在西伯利亞各省的各個地區(qū)，要么作為流動工、小偷和乞丐非正式地穿梭在各個村莊。西伯利亞的道路上散布著低矮的赭色休息站，流放隊伍可以在此過夜。中轉(zhuǎn)監(jiān)獄、城市拘留所、礦山、工業(yè)企業(yè)和流放定居點，如同政府權力的肌腱，從圣彼得堡向東延伸。1879年的伊爾庫茨克是一座擁有三萬居民的繁榮城市，當年的一場大火吞噬了中心城區(qū)的四分之三，只有少數(shù)石造建筑在大火后幸存，其中之一便是中央監(jiān)獄。大火后，這座監(jiān)獄突然醒目地高聳于城市的灰燼之上，它作為一個重要的流放中轉(zhuǎn)站的作用也因此凸顯了出來。

托博爾斯克中央苦役監(jiān)獄一直充當著一個刑罰機構，直到當局在1989年將其關閉。和許多沙皇時代的監(jiān)獄一樣，它在1917年之后被改造，并最終成了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所稱的勞改營“群島”（它們構成了斯大林的古拉格）的一部分。無論在俄國還是在其他國家，古拉格都覆蓋著沙皇把西伯利亞用作懲罰場所的回憶。然而，在蘇聯(lián)建立勞改營之前很久，西伯利亞就已經(jīng)是一個有著三百多年歷史的大型開放式監(jiān)獄。

西伯利亞（俄語Сибирь，發(fā)音同英語的Seebeer）與俄國歐洲部分相比相形見絀。西伯利亞的面積為1550萬平方千米，是歐洲大陸的1.5倍。西伯利亞從未作為一個獨立的政治體存在；它沒有明確的邊界，沒有有約束力的民族身份。它的現(xiàn)代歷史與俄羅斯的現(xiàn)代歷史密不可分。容易征服的烏拉爾山脈與其說是一個地理邊界，不如說是一個歐式俄國的虛構性、政治性界線，在這個界線之外，坐落著一個巨大的亞洲殖民地和一個廣闊的刑罰場所。西伯利亞既是俄國的黑暗之心，也是一個滿是機遇和繁華的世界。這個大陸黯淡且無情的當下，會讓步于更為光明的未來，西伯利亞的流放者將在這個被大肆吹噓的轉(zhuǎn)變中發(fā)揮關鍵作用。

帝國政府想做的不僅僅是把社會和政治混亂關進它的大陸監(jiān)獄中。通過清除舊世界里的不受歡迎之人，政府也會在新世界填充人口。為了服務于殖民開發(fā)西伯利亞這個更廣闊的計劃，流放系統(tǒng)將管理并利用日益增多的流放者。在理論上，俄國的罪犯將辛勞地開發(fā)西伯利亞的自然財富，并在西伯利亞偏遠的地區(qū)定居，而且在這樣做的過程中，他們將體會到自力更生、節(jié)儉克制和勤奮耐勞的美德。然而，在實際上，流放系統(tǒng)分派到西伯利亞腹地的不是富有進取精神的定居者，而是貧困、絕望的流浪者。他們不是靠自己的勤勞為生，而是靠向真正的殖民者——西伯利亞農(nóng)民——偷竊和乞討為生。從烏格利奇起義者被放逐到1917年沙皇帝國崩潰的這三個多世紀中，“監(jiān)獄殖民地”這種雙重身份所固有的緊張狀態(tài)從未得到緩解。與俄國統(tǒng)治者的計劃相反，刑罰殖民從未成為西伯利亞發(fā)展背后的推動力量。反過來，隨著流放者人數(shù)增加，這種制度日益成為西伯利亞發(fā)展的障礙。

在19世紀，西伯利亞流放的規(guī)模和強度顯著增加，因而它輕松超過了英帝國和法帝國的流放系統(tǒng)。1787到1868年，這80年間英國人運送了約16萬名罪犯到澳大利亞；從1860到1900年，法國向其海外殖民地流放了約5500名罪犯。與之相比，在1801至1917年，超過100萬名沙皇臣民被放逐到西伯利亞。

這些流放者中包括來自俄國歐洲部分和波蘭城鎮(zhèn)的歷代革命者。有些革命者為爭取自由主義憲法而斗爭，有些革命者為民族獨立而斗爭，還有些人為社會主義烏托邦而斗爭。在歐洲共和主義與俄國革命運動交疊發(fā)展的歷史中，西伯利亞成了一個孤寂的集結待命地區(qū)。到19世紀末，沙皇政府把成千上萬名熱誠的革命者放逐到西伯利亞的監(jiān)獄、礦山和偏遠定居點。在與世隔絕和幽閉陰暗的環(huán)境當中，這些革命者進行爭論，暗自謀劃并出版政治小冊子，以激勵并協(xié)調(diào)在俄國主要城市的地下革命活動。他們對即將到來的革命——這場革命因現(xiàn)實政治的妥協(xié)而緩和——的憧憬填補著空洞的西伯利亞天空。西伯利亞已成為一個巨大的革命和流放實驗室，一個日后將統(tǒng)治俄國的男男女女都要歷經(jīng)的儀式。當革命終于在1905年爆發(fā)時，這些被流放的激進分子把西伯利亞的城鎮(zhèn)和鄉(xiāng)村變成了暴力反對專制統(tǒng)治的熔爐。監(jiān)獄的院子里架起了行刑臺；而在監(jiān)獄之外，監(jiān)獄看守在街頭被暗殺。西伯利亞不再是一個防止革命蔓延的隔離區(qū)，而是成了一個傳染源。

一些名人的傳記和著作支配著后來人們有關俄國革命以前西伯利亞流放制度的歷史記憶。有些名人本身就是流放者，比如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弗拉基米爾·列寧；其他人也在他們的報告文學和虛構作品中生動形象地描繪了西伯利亞的囚徒生活，如安東·契訶夫和列夫·托爾斯泰。1861-1862年，在亞歷山大二世大改革的“解凍”氛圍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發(fā)表了他著名的半自傳體小說，該書英譯本的書名（Notes from the House of the Dead）的意思是“死者之屋手記”，雖然原來的俄語書名更精確的意思為“死亡之屋手記”，但英譯名強調(diào)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如下看法：所有的流放者，無論他們的罪行為何，最終都將淪為一種殘酷且令人喪失人性的監(jiān)獄制度的犧牲品，這種制度就是死者之屋制度。

關于流放制度的文章、回憶錄和虛構作品原本如涓涓細流，此后，它們匯聚成了湍流，這股湍流在沙皇時代的最后幾十年中滔滔不絕。俄國新聞界就流放制度的恐怖之處和它給西伯利亞本身帶來的災難性后果展開了痛苦的討論。其他著名作家和藝術家追隨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腳步。在契訶夫的小說《在流放中》（1892年）中，西伯利亞的多年流放歲月奪走了一個年邁渡船工人所有的憐憫、希望和愿望。他年輕的同伴大聲說，這個流放者“不是活人，是石頭，是泥土”。伊利亞·列賓在1884年繪制了《意外歸來》：進入自家餐廳的憔悴年輕男子茫然的眼神以及他的親人既困惑又震驚的表情不需要再進行解釋說明。每一個列賓的同時代人都明白，這個畫面描繪了一個政治流放者回家的情景。

列賓的畫屬于那類描繪流放、殘酷和苦難（它們長久地與西伯利亞聯(lián)系在一起）的虛構油畫。當亞歷山大三世終于在1892年批準流放在外的烏格利奇銅鐘回歸故鄉(xiāng)時，俄國新聞界將這一姿態(tài)贊許為亞歷山大三世的寬宏大量；但在那些越來越反感災難性的西伯利亞刑罰殖民制度的公眾眼中，銅鐘的回歸更像是他在承認失敗，甚至是大敗。

在國外，流放制度也在敗壞沙皇專制政權的名聲。1880年，英國諷刺雜志《朱迪》刊載了一幅漫畫，靈巧地概括了許多西方觀察者的觀點：在畫中，俄國熊被裝扮成一個憲兵，它高舉“文明的火炬”，引領著一隊戴著鐐銬的囚犯奔赴西伯利亞，而這個隊列似乎望不到盡頭。俄國和波蘭政治流放犯的困境引起了歐洲和美國讀者出于憤慨的同情，他們紛紛聲討沙皇專制政權的殘暴。俄國政治流放犯最能言善辯、消息最靈通的外國代言人是美國記者和探險家喬治·凱南。起先，他同情俄國政府與他認為十分危險的狂熱分子所進行的斗爭；19世紀80年代后期，凱南獲得了內(nèi)政部的許可，可以暢通無阻地前往西伯利亞各地，并報道他了解到的情況。他表示，他在那里看到的成千上萬的男男女女，并不是瘋狂和危險的激進分子，而是自由事業(yè)的犧牲者。在世界各地，西伯利亞正迅速成為沙皇專制政權的代名詞。

然而，雖然流放西伯利亞的著名作家和革命者的個人命運變得廣為人知，且在俄國國內(nèi)外均被討論；但是絕大多數(shù)西伯利亞流放者的命運卻不是這樣。對每一個被流放的激進分子來說，成千上萬個不知名的普通罪犯和他們的家人被帶到了西伯利亞，然后被逐漸忘卻。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是文盲，沒有辦法為后人記錄下自己的經(jīng)歷，他們的命運只能見諸警方報告、訴狀、法院記錄和官方函件中。一個日益發(fā)達和復雜的警察國家的組織機構收集并保存了這些文件：它們被裝訂在一起，包裹在簡陋的紙質(zhì)文件夾中，被束之高閣地存放在沙皇政府部門滿是灰塵且年久失修的儲藏室里，如今，它們被放置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和西伯利亞各個城鎮(zhèn)的檔案館里。

（本文摘自丹尼爾·比爾著《死屋：沙皇統(tǒng)治時期的西伯利亞流放制度》，孔俐穎譯，后浪丨四川文藝出版社，2019年6月。澎湃新聞經(jīng)授權發(fā)布，現(xiàn)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