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15世紀的過去，歷史進入了16世紀。舊世界似乎正伴隨著新世界的到來而逝去： 羅馬帝國的余脈拜占庭帝國業已崩潰；哥倫布發現了美洲新大陸；哥白尼的日心說顛倒了整個宇宙；路德重新塑造了基督教。一切舊世界的根基曾經看起來是何等穩固，而今在變革的風暴中都崩潰了，為一個迥異的新時代的到來掃清了道路。

今天回望過去，我們幾乎無法想象那個舊時代到底是什么樣子。看到“中世紀”這個詞，人們會聯想到一幅陰暗的、哥特式的畫面，其中充斥著避世誦經的修士和迷信反叛的農民。一切在現代人看來都是那么怪異。我們是徹頭徹尾的民主平等主義者，中世紀的人卻看一切都是等級森嚴的；我們的生活圍繞著如何培養、喂養并縱容自我，中世紀的人卻盡其所能否定或貶低自我（或者，他們至少欽佩這樣做的人）。要對比下去，真是沒完沒了。可這正是宗教改革的歷史背景，是理解當時人們之所以那么熱衷于神學的語境。宗教改革是一場革命。既是革命，它就是為著某個目標而戰，也是為著反抗某些事物而戰，而宗教改革所反抗的就是中世紀的羅馬天主教。那么，在宗教改革之前的兩個世紀，作一名基督徒是什么樣的呢？

教宗、神父和煉獄

中世紀羅馬天主教的條條大路都通向羅馬，這不足為奇。耶穌曾對使徒彼得說：“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就是這位彼得，據說在羅馬殉道，并被葬在羅馬，而教會正是建造在他身上。于是，正如羅馬帝國奉羅馬城為母親，奉凱撒為父親。如今，天主教會的基督教帝國仍奉羅馬教會為母親，奉彼得的繼任者為父親，“爸爸”（papa）或“教宗”。與此稍有不同，頗令羅馬尷尬的是在11世紀從羅馬教會分裂出去的東正教會。然而每家都有一個敗家子，其他基督徒都把羅馬和教宗看成是不可取代的父母。沒有教宗作父親，就沒有教會，沒有教會作母親，就沒有救恩。

簇擁教皇的隊伍列隊行進

教宗被奉為基督在地上的“代理人”。作為代理人，他就是上帝的一切恩典涌流下來的管道。他有權力按立主教，主教也有權力按立神父。只有這些神職人員才有權柄開啟恩典的水龍頭。那些恩典的水龍頭就是七件圣事：洗禮圣事、堅振圣事、圣體圣事、懺悔圣事、婚配圣事、授職圣事和臨終圣事。

人們首先是通過接受洗禮圣事（通常是在嬰兒時期）被接納進入教會的，并從而開始品嘗到上帝恩典的滋味。然而，圣體圣事（即彌撒）才是整個系統真正的核心。只要走進本地的一所天主教堂，你就會明顯地看到這一點。在教堂里，所有的建筑設計都朝向祭壇，也就是要施行彌撒的地方。之所以稱為祭壇，是因為在做彌撒時，基督的身體要重新被獻給上帝。日復一日，神父把這個“無血的”祭物獻給上帝，重復著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有血的”獻祭，借此上帝對罪的烈怒得到平息。每一天基督都被作為贖罪祭獻給上帝。于是，每一天的罪都得到了處理。

然而，這個獻祭過程有所欠缺，基督的身體并沒有在祭壇上，神父手拿的不過是餅和酒而已，這一點不是很明顯嗎？這正是變體說教義的過人之處。根據亞里士多德的說法，每個事物都有其“本質”（內部固有之實在），也有其“偶性”（外在形態）。比如說，椅子的“本質”可以是木頭，但其“偶性”就可能是褐色或骯臟。給這把椅子刷一下漆，它的“偶性”就會改變。變體說所想象的正好相反： 餅和酒的質地在彌撒中被轉化成基督真實的身體和血，而餅和酒原來的“偶性”未變。這一切看上去那么不著邊際，然而有許多故事在天主教各教區流傳，足以說服有疑惑的人。這些故事說某人看到了圣餐杯里有真正的血，或餐盤里有真正的肉等等。

一旦神父用拉丁文說出基督的話：Hoc est corpus meum（“這是我的身體”），變化的時刻就來臨了。隨后，教堂的鐘聲響起，神父舉起餅。普通信眾每年只有一次能吃到這餅（至于那杯中的酒，他們永遠也喝不到。要是有哪位笨手笨腳的農民不小心把基督的血灑到地板上，那可怎么辦？），他們只要望一眼被舉起的餅，恩典就臨到他們了。因此，有更為敬虔的人狂熱地從一個教堂趕到另一個教堂，只為多望彌撒，從而得到更多的恩典，這就不足為奇了。

支撐整個中世紀羅馬天主教體系和思想的是一種可追溯至奧古斯丁（354—430年）的救恩論。準確說來，就是奧古斯丁的愛的神學（這個愛的神學居然會引起如此之大的恐懼是多么諷刺啊！）。奧古斯丁教導說，我們之所以存在，是為了愛上帝。然而，我們憑本性卻做不到，必須禱告祈求上帝幫助。上帝憑“讓我們稱義”幫助了我們，而按照奧古斯丁的說法，“讓我們稱義”就是上帝把他的愛澆灌在我們心里（羅5：5）。這就是恩典的果效，而恩典據說是上帝通過這些圣事傾倒給我們的：上帝通過讓我們更有愛心、更公正來“讓我們稱義”。據此而論，上帝的恩典就是讓一個人變得更好、更公正、更公義、更有愛心所需要的燃料；而這種人至終就應獲得拯救。這就是奧古斯丁所說的憑恩典得救。

上帝把他的恩典澆灌給我們，以至于我們更有愛，并因此配得拯救，這種說辭經由奧古斯丁說出，聽起來或許美妙。但幾個世紀以后，這樣的思想漸漸蒙上了一層黑暗的色彩。中世紀的神學家以動聽、樂觀的口吻來談論上帝的恩典如何工作。他們的口號令人雀躍：“上帝不會拒絕把恩典賜給盡力而為的人。”可你怎么能確知你已盡力而為？你怎么能肯定你是那個配得拯救的人？

當然，教會的官方教導清楚指出，沒有人在死的時候，有足夠的公義讓他配得救恩。基督徒若不是犯了致死的罪，比如殺人罪，而且沒有悔改（這樣他必墜入地獄無疑了），那么他在死后還是會有機會，即他的罪會在煉獄中被慢慢地洗除凈盡，然后他就潔凈了，就可進入天國了。大約在15世紀末期，熱那亞的凱瑟琳寫了《論煉獄》（Treatise on Purgatory）一書。她在書中生動地描寫了煉獄。她解釋說，靈魂在那里渴望被洗潔、被凈化，直到合乎上帝的要求，因而能夠欣然接受懲罰。然而，那些比凱瑟琳更屬世的靈魂，一想到幾萬年乃至幾百萬年的懲罰，就沒那么愉快了。大多數人面對此種前景，沒有任何喜樂可言，他們只想很快走完煉獄中的旅程，也想要他們所愛的人很快走過。他們為在煉獄中的人祈禱，也為他們做彌撒，相信上帝通過彌撒傾倒下來的恩典，可直接應用于已經去世或在煉獄中受刑罰的靈魂身上。于是，一整套因煉獄的教導而出現的產業發展起來： 有錢人設立小教堂，請神父專門在里面為他們以及他們的幸運受益人祈禱和做彌撒；不那么有錢的人也為著同樣的目的聯合起來，形成互助會（fraternity），共同出錢請神父。

煉獄中的一種刑罰

中世紀天主教的另一個方面也不容忽視，那就是圣徒崇拜。歐洲各地到處是圣徒留下的圣跡。這些圣跡之所以重要，不僅有屬靈方面的原因，也有經濟方面的原因。圣跡往往有圣徒留下的足夠多的遺物，這就保證有人源源不斷地前來朝圣。這樣一來，誰都不吃虧： 朝圣客瞻仰了圣徒遺物，在圣跡收稅的人也有了豐厚的收入。在整個中世紀，基督的形象在公眾心目中變得越來越讓人望而卻步，這種狀況似乎讓圣徒崇拜興盛起來，當然也有別的因素。復活升天的基督越來越被看作世界末日的審判者，全然圣潔可畏。誰能來到他面前呢？他肯定會聽他母親的話。于是，當基督退到天上去時，馬利亞成了人們賴以接近他的中間人。然而，馬利亞也被賦予了很多榮耀，她轉而又成了天上的女王，光芒四射，令人無法靠近。照此邏輯，人們又開始向馬利亞的母親安妮祈求，讓她向馬利亞代求。于是圣安妮崇拜興起了，吸引了很多人熱心敬奉，其中包括籍籍無名的德國人路德一家。不只是圣安妮，天上滿是圣徒，都很適合作罪人和審判者之間的中間人。而地上似乎到處都是他們留下的遺物，這些遺物就是可以把他們的恩典和功德帶給人的物件。當然，有些遺物是否真實，頗令人懷疑。有一個笑話說，在基督教世界的各處有太多“真十字架的殘片”，要是加在一起，原來的十字架可就太龐大了，沒有人能背得動。但基督能背得動，他畢竟是全能的。

馬利亞和圣徒是給人尊敬的，不是要人來敬拜的。這是當時天主教會的官方說法。然而，對于未受教育的普羅大眾而言，這一說法未免令人捉摸不定。更常見的情形是，整個圣徒群體被當作萬神殿來對待，他們的遺物也就成了有法力的辟邪物件。怎么能把這么復雜的神學體系教導給不識字的百姓，讓他們免于犯拜偶像的罪呢？現成的解決辦法是這樣的： 哪怕是在最簡陋的教堂里，百姓都置身于圣徒和童貞女馬利亞的圖畫和形象中間。這些圖像或是玻璃彩繪，或是雕像，或是壁畫。這些就是“窮人的圣經”“不識字之人的書卷”。既然無法借助文字，百姓就從圖像中學到知識。然而，這一說法未免有點空洞。童貞女馬利亞的雕像幾乎不能教導人區分尊敬與敬拜。此外，天主教會的禮拜都是用拉丁文來進行的，而百姓大多不懂拉丁文，單從這一點就可看到，教導百姓并不是天主教看為優先的工作。有些神學家想要繞過這一點，他們辯解說，拉丁文是神圣的語言，并因而大有能力，甚至足以給不懂拉丁文的人帶來影響。這聽起來就不太可能。實際上，在他們看來，百姓不需要聽懂才可以領受上帝的恩典。一種未成形的“默從的信心”就足以讓他們領受上帝的恩典了。的確，因為缺乏教導，也就只能這樣了。

天上的女王馬利亞，阿爾布雷特·丟勒（Albrecht Dürer）作于1511年的木刻版畫

改革前夜，基督教是朝氣蓬勃，還是腐敗透頂？

你若運氣不佳，發現自己和一群研究宗教改革的歷史學家同處一室，你若想要活躍一下氣氛，那就不妨大聲拋出這個問題：“在改教的前夜，基督教是朝氣蓬勃的，還是腐敗透頂的？”我保證你會引發一場大戰。幾年前，這個問題幾乎不會有人理睬。那時，大家都樂于接受這樣一種觀點，即在改教之前，歐洲人都在痛苦嘆息，盼望改變。他們痛恨腐敗的羅馬教會加給他們的沉重枷鎖。現在這個觀點站不住腳了。

歷史研究，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降的歷史研究，毫無疑義地表明，在宗教改革之前的時代，宗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流行。當然，有人發牢騷也是免不了的，但絕大多數人顯然懷著極大的熱情委身宗教。與從前相比，更多人花錢為去世的人做彌撒，更多的教堂被建起來，更多的圣徒雕像被樹立起來，更多人去朝圣。屬靈書籍在有能力閱讀的人中間也格外流行，在這類書籍中，有關敬虔和靈修的內容彼此摻雜在一起，就像現今一樣。

人們有宗教熱情，這就意味著他們渴望改革。在整個14世紀，各個修會都在對自身進行改革，甚至教宗的職任都經歷了零星的改革努力。所有人都同意，在天主教會這棵樹上，有幾根枯枝和幾個爛蘋果。詩人但丁在《神曲》中，把教宗尼古拉斯三世和卜尼法斯八世放在地獄的第八層，人們讀到這里，每每掩卷而笑。當然，有年老的教宗和神父生活腐敗，他們在做彌撒之前就喝醉了。但人們對此還能發笑，這一事實表明教會顯得何等穩固、安全，似乎教會對這類言辭和笑聲還能夠承載得起。他們想要把枯枝砍掉，這說明他們多么愛這棵樹。他們如此渴望改革，絲毫也想象不到，或許樹干中已經有了致命的朽爛。畢竟，想要有更好的教宗和根本不想要教宗完全是兩碼事；想要有更好的神父和彌撒與不想要神父職分和彌撒也不一樣。但丁不只在他的《神曲》中懲罰了壞的教宗，也給那些反對教宗的人定制了上帝施加的報應，因為教宗無論好壞，都是基督的代理人。在宗教改革的前夜，大多數基督徒的情況就是如此： 他們獻身宗教，致力于改善宗教，但不是要推翻宗教。當時的社會所希望看到的只是把人所共知的錯謬清除掉，而不是激進變革。

這樣看來，當時的基督教是朝氣蓬勃的，還是腐敗透頂的？這是錯誤的對立說法。在宗教改革的前夜，基督教無疑受人歡迎，并且充滿活力。但這絕不意味著它是健康的，或合乎圣經。實際上，如果所有人所渴望的正是宗教改革即將帶來的那種變革的話，那就等于是說，宗教改革只不過是一場順其自然的社會運動，是一場道德上的清理而已。改教家們一直以來否認這一點。那不是一場道德層面的改革，而是直指基督教核心的挑戰。他們聲稱上帝之道闖入了這個世界，并要改變這個世界。這場改革出乎時人預料，也與他們的想法格格不入。那不是人手所能做的工作，而是神圣的突發事件。

分裂的教權

宗教改革或許不是當時人們所期望的，大多數人只滿足于小范圍的改革。然而在中世紀的晴朗天空中，黑云開始出現。一開始只是巴掌那么大，沒人在意，但那卻是預兆，預示著天穹即將塌陷，砸向中世紀的羅馬天主教。

第一朵云出現在羅馬上空。1305年，波爾多大主教被選立為教宗，然而他卻由于各種原因不愿遷居羅馬。當時人們期望教宗住在羅馬，而這位大主教卻選擇把教宗總部設在法國南部的阿維農。法國國王得知后非常高興：身為法國人的教宗住在法國境內，真是太方便辦事了。那么，如果選出的下一位教宗也是法國人，而且他也選擇住在阿維農，該不會有人感到意外吧！事實上，下幾任教宗果真如此。法國以外的人可沒那么興奮。相反，他們把這種情況稱作“教會被擄巴比倫”。教宗應該是羅馬主教，而羅馬教會是眾教會的母親。然而，這些住在阿維農的人真的是羅馬的主教嗎？就這樣，基督教界開始對教宗職分失去信任。

七十年以后，羅馬人再也忍無可忍了。教廷畢竟曾是羅馬的尊嚴（也是收入）的最大來源。于是，當1378年樞機主教團正在羅馬開會準備選舉下一任教宗時，民眾把他們包圍起來，要求他們選出一位合適的意大利人來作教宗，而且最好是羅馬人。受驚嚇的樞機主教們讓步了。然而，選出的新任教宗剛愎自用，爭強好勝，樞機主教們見此后悔莫及。許多人說這場選舉結果無效，因為它是在受人脅迫之下達成的。于是他們又選出了另一位教宗，仍然是法國人。可先前選出的那一位教宗身體狀況良好，他拒絕遜位。這樣就出現了兩位教宗，彼此自然要把對方逐出教會。結果出現了兩個神圣父親，這就需要有兩個母教會。

整個歐洲在擁護哪一位教宗的問題上出現了分裂。法國當然支持那位法國人教宗，英格蘭則本能地擁護另一位。這種情況不可能持久，于是相關人員召集了一次公會議，期望結束混亂局面。這次會議所達成的解決方案是罷免現任的兩位教宗，同時再選出一位新教宗。然而，讓兩位教宗遜位談何容易。這樣一來，就出現了三位教宗。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大分裂”。大分裂的局面后來被更有實力的康斯坦茨公會議解決了。康斯坦茨公會議從1414年一直開到1418年。這次會議成功地讓三位教宗中的兩位同意辭職，而住在阿維農的第三位教宗拒絕辭職。于是會議宣布罷免他，另選出一位新教宗來代替前面那三位。除了一小部分人仍然支持阿維農的那位教宗以外，絕大多數人都接受了這位新教宗。分裂局面結束了，但它卻造成了一場權柄危機：教會的最高權柄在哪里？在阿維農還是在羅馬？既然公會議確定了哪位教宗才是唯一合法的教宗，那么是否公會議擁有高于教宗的權柄呢？分裂局面結束之后，權柄危機還持續了很長時間，因為康斯坦茨公會議宣告公會議的權柄高過教宗，而此后的幾任教宗卻拼命反對這個說法。這么多人你爭我奪，普通基督徒又如何能知道上帝的旨意？

同時，有好幾任教宗住到別處，羅馬城因而日漸衰敗了。這是羞辱，但還不只是羞辱。羅馬若是基督教界各處所仰望的榮耀的母親，她就不會成為破敗之城。若要恢復她昔日的地位，就需要讓她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榮耀，要讓整個歐洲都為之贊嘆。在此后的一個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歷任教宗把一大批璀璨明星都拉進了他們的軌道： 弗拉·安杰利科（Fra Angelico）、戈佐利（Gozzoli）和品杜里秋（Pinturrichio）都曾接受過教宗聘任；拉斐爾（Raphael）被委任來梵蒂岡修飾教宗的私人宅邸；米開朗基羅（Michelangelo）來修飾西斯廷教堂；布拉曼特（Bramante）來重建圣彼得大教堂。這一切輝煌蓋世，但花費之高令人咋舌。教宗到處籌款，百姓開始抱怨，說教宗似乎對他們的錢袋子比對他們的靈魂更感興趣，又說那些藝術類玩意兒看上去更像是異教的東西，而不像是基督教藝術。重修圣彼得大教堂所帶來的惡果，遠超過教宗最可怕的噩夢，因為它將激發馬丁·路德的怒火。

此外，羅馬城開始彌漫腐爛的氣息，加上表面的浮華，儼然就是那個時代的拉斯維加斯。尤其是在博爾賈家族統治下更是如此。1492年，羅德里戈·博爾賈（Rodrigo Borgia）只采取了簡單有效的一步，就收買了足夠的選票，被選為教宗亞歷山大六世。于是，一段讓樞機主教們難堪的教宗執政歲月就此開始了。新教宗有多個情婦，為他生了許多孩子。據說，他還和他的一個熱衷舉辦宴會、戴毒戒指的女兒盧克蕾齊亞生了一個孩子。人們記得最清楚的是，他習慣于在梵蒂岡舉辦宴會，并且毒殺樞機主教。他的所作所為沒有給神圣父親這一職分樹立一個好榜樣： 他的繼任者好戰的尤利烏斯二世在諸多方面也是前任的那種“爸爸”（papa）。尤利烏斯的繼任者利奧十世則是一個不可知論者（他七歲時就被按立神父，沒有人對此表示質疑）。當然，教宗職分此前也曾有過低谷，但當教會處在權柄危機中時，失去人們的敬重實在糟糕。

1493年的羅馬城

伊拉斯謨與古騰堡印刷術

另一朵云在阿維農上空成形。它的出現或許沒有什么令人驚奇之處，可它看上去卻是最無辜的一朵云。它與住在那里的教宗沒有太大關系。這是因為在阿維農住著一位名叫彼特拉克（Petrarch）的年輕人。他在那里不僅成長為一位詩人，還成為他那個時代最偉大的古典文學學者。到14世紀30年代，彼特拉克開始相信歷史包含兩個階段：一個是輝煌的古典文明和古典文化時代，另一個是他所稱作的無知野蠻的“黑暗時代”。在他看來，“黑暗時代”起始于羅馬帝國衰亡的5世紀，一直持續到他自己所在的那個時代。然而，彼特拉克也夢想著未來的第三個時代（想必這個時代將會由購買彼特拉克著作的人所開創），屆時古典文明將得以再生。

彼得拉克

彼特拉克有一班追隨者，他們開始被稱作“人文主義者”。他們期待古典文化的再生（或“復興”），并因此興奮不已。他們相信他們可以在一代人的時間里終結這個“黑暗時代”或“中世紀”。他們以優美的古典文學和文化為武器，來圍攻他們那個時代的無知。而“回到源頭!”（Ad fontes！）就是他們的戰斗口號。這種狀況對于教宗統治的羅馬來說相當不幸，因為羅馬教會正是在中世紀的黑暗中成長起來的，而新學的光芒絕不會對她客氣。

羅馬教宗的權力主要由“君士坦丁贈禮”（Donation of Constantine）來支撐。這份文件據說是4世紀時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寫給教宗的，上面記載，當君士坦丁把首都由羅馬遷到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爾）時，他把羅馬帝國西半部的統治權給了教宗。中世紀的教宗聲稱他們對歐洲有政治上的統治權，就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上；教宗高于君王。然而，一位名叫羅倫佐·瓦拉（Lorenza Valla）的人文主義者對這份文件進行考證時，憑借其深厚的拉丁文功底，看出它實際上是用8世紀——而非4世紀——時的拉丁文寫成，且是8世紀的文風。這份文件是偽造的。1440年，瓦拉把他所發現的秘密公之于眾。這就等于拆毀了教宗的一項關鍵聲明賴以成立的基礎。不僅如此，這還讓人們對教宗的一切聲明開始產生懷疑——還有什么其他傳統信條可能是偽造的呢？

瓦拉最偉大的遺產還是他所著的《新約注釋》（Annotations on the New Testament）。這本書是把他生前未曾出版的筆記搜集起來編纂而成。從這些筆記可以看出他受過很好的希臘文訓練，他借此指出天主教會的官方武加大譯本存在錯誤。但由于在他活著的時候，這些筆記并未出版，因而他從未看到他的思想產生的影響。瓦拉死后，新一代人文主義者出現了，其中最偉大的一位就是鹿特丹的伊拉斯謨。他發現了瓦拉留下的筆記手稿，將其編輯出版，并進而使用它們寫了一本書，這本書后來成為反擊中世紀羅馬天主教最有力的武器。

1516年，伊拉斯謨回到信仰源頭圣經，出版了新約圣經的希臘文版本，他在希臘文旁邊也列出了拉丁文譯文，但他列出的不是天主教的官方譯本，而是他自己翻譯的經文。伊拉斯謨這樣做的目的在于促使教會做出某些道德上的改進。但他萬萬沒有想到，這本希臘文新約圣經會給羅馬帶來傷害。事實上，他甚至把這本新約圣經題獻給當時的教宗，教宗還滿懷謝意地回信表達感謝，并大加推薦。但教宗的回復未免過早。因為每逢伊拉斯謨的新約與官方的武加大譯本不同，就會牽涉到神學上的差異。例如《馬太福音》4： 17中耶穌的話，武加大譯本譯作“……行補贖”，而伊拉斯謨則譯作“……要悔過”，后來的版本譯作“改變心意”。伊拉斯謨若是正確的，那么耶穌實際上就沒有像羅馬天主教那樣教人去行外在的補贖，而是說罪人需要內在的改變心意，遠離罪。羅馬天主教若對這節經文解讀有誤，那還有其他什么是她解讀錯的呢？那她還有什么屬靈權柄呢？伊拉斯謨的希臘文新約圣經就是一顆滴答作響的定時炸彈。

德西德里烏·伊拉斯謨

人文主義者的學術活動挑戰了當時的社會現狀，與此同時，他們追隨彼特拉克，傾向于批判當時的神學家。在這些人文主義者看來，神學家似乎只對那些最晦澀和無關痛癢的問題感興趣。比如：“有多少天使可以在針尖上跳舞？”或者“上帝能否變成黃瓜，而不是變成人？”鄧·司各脫（Duns Scotus）被認為是這種思維方式“微妙”的神學家的代表，在當時的人文主義者看來，他簡直就是蠢人的典型。凡是追隨他的人也都被嘲笑為“鄧人”（Duns man）或“蠢材”（Dunce）。

神學家們于是成了人文主義者筆下諷刺文學的主角。1513年，尤利烏斯二世去世，次年，坊間就開始流傳一份小冊子《尤利烏斯被攔在天堂門外》（Julius Excluded from Heaven）。伊拉斯謨從未承認這本小冊子出自他的手筆（要是承認的話，那就太愚蠢了），可是我們手頭就有一本這種小冊子的復印本，其筆跡是伊拉斯謨的，印證了大家的猜測。根據這本小冊子的描述，尤利烏斯來到天堂大門外，像平時一樣穿戴整齊，頂盔貫甲，蓄著他那標志性的大胡子，這是他當初發誓要向許多仇敵復仇的證據。他知道他可能會遇到攔阻，他（像往常一樣）帶著一位身材魁梧的侍衛，若有必要的話，侍衛可以狠砸大門。然后，守門人彼得讓尤利烏斯看上去顯得愚蠢自負，隨后，故事的結論就是書名預先表明的。到最后，教會和神學家成為人文主義者的笑料，其實這還算不得什么。這個笑話所清楚表明的東西才更重要，那就是，對人文主義者來說，探求真理的不同路徑已經開始挑戰教會的權柄： 學者會不會比教宗更了解真理？羅馬和她那班神學家是不是錯了？

古騰堡印刷機

如果這些人文主義者的學識只留在象牙塔里，那他們攪動起的爭議倒也無關緊要。但技術的發展卻似乎與他們一拍即合。1450年前后，古騰堡發明了第一臺印刷機。到了15世紀80年代，印刷所在歐洲各處如雨后春筍般發展起來。這時候，書籍可以很快被成批印制出來，這是前所未有的。這樣，知識的傳播更快了。印刷出來的第一本書就是古騰堡拉丁文圣經，這一點意義非凡：真道廣傳的時代已然來臨。

本文摘錄自《不滅的火焰——宗教改革簡史》，[英]里夫斯（Michael Reeves） 著，孫岱君 譯，上海三聯書店，2019年3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為編者所擬，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