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張宏偉，北京工商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特級教師，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發展研究基地特約研究員；喬通，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作為人民民主重要形式和制度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與實踐得到充分發展，深深植根于中國政治制度、社會和文化的土壤中。在新的歷史方位下，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需要加強執政黨的主導能力，重視人民群眾在協商中的作用，充分發揮人民政協的各項職能，不斷擴展協商內容和形式等，為進一步保障人民權利提供新思路，為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作出貢獻，在促進世界民主發展進程中彰顯中國智慧。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協商民主是實現黨的領導的重要方式，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獨特優勢”，具有與西式民主截然不同的特征和無可比擬的優越性。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積極推進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不斷趨于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為世界民主發展貢獻了中國智慧。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具有豐富的科學內涵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基本內涵是追求共識。正如列寧所說：“民主是國家形式，是國家形態的一種。”履不必同，期于適足。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是在中國的土壤中生長起來的，它是一個特定的政治概念，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堅持黨的領導，實行民主基礎上的集中與集體領導下的民主相結合，是中國共產黨一貫堅持的原則，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新時期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組織方式，可以說，協商民主的社會主義性質就在于堅持黨的領導和民主集中制原則。廣泛協商和關注，這里的廣泛協商不僅指協商主體，還指協商形式的多樣性，比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社會組織協商，以及協商程序的全過程，也就是在決策前和決策實施全程都要進行充分協商；而協商關注的問題不僅有國家層面的重大決策，更有群眾關心的各項民生問題。達成共識，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是通過多數參與和理性溝通最終取得共識的民主，這種民主形式以共識民主為導向，始終貫穿求同存異的原則，在共識形成的過程中首先維護整體性利益，在此基礎上更好地體現個人的權利和自由。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實質是體現人民性。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群眾路線是黨的根本工作路線。如何在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層面上體現這一宗旨，就要按照協商于民、協商為民的要求，把群眾中的不同利益訴求和問題分歧收集起來，集中系統地分析之后形成相應的決策，然后“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經過不斷地循環往復，一次比一次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積極推進協商民主實踐，既充分體現了黨的群眾路線在政治領域的運用，也實實在在地保障了人民當家作主的各項權利。

在繼承中創新發展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也不是照抄照搬西方的產物，它在中國的形成和發展具有深厚的基礎。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具有深厚的文化傳統。“中國的民主制度，采用協商方式，是很大的特點。”決定這一特點的是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即“和而不同、求同存異”。“和”是指不同事物相輔相成、共生共長；“不同”是指物質世界的多樣性和差異性。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就是在“和合”文化的滋養下發展起來的，鑒于這種“相輔相成、異而不裂”“共生共長、和而不同”的理念已然深深地植根于我國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之中，這就要求互惠共贏，求同存異。尊重差異、包容差異，并不是不需要斗爭，也并不是無原則的退讓，而是對多樣性存在和多元化發展的強調與肯定。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思想是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揚棄的成果，不同于西方民主過分地強調競爭性、對抗性和排他性。可以說，正是因為中華民族本土文化資源的積淀，中國共產黨才能創造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這樣的政治形式和組織形式。如果不同的黨派、社會團體以及各階層民眾不具備這樣的政治文化傳統，就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中國特色協商民主制度的進一步完善也將成為空中樓閣。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理論根基。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繼承了資產階級民主理論在內的人類文明成果的基礎上，結合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得出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必然是每個人自由發展的徹底民主的論斷，中國共產黨自成立起就以實現和發展人民民主為己任，從毛澤東到習近平總書記的幾屆中央領導集體，圍繞政治制度設計和國家政權建設提出一系列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理論，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就是這些重要思想的結晶。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對民主黨派領袖黃炎培就講過，中國共產黨找到的新路就是“人人負責起來”的民主，它強調公民、政黨和其他社會組織通過公共討論、平等協商的方式尋求利益最大化，去擴大和增進共同性的一面，使得政府決策體現最大多數人的權利和利益訴求，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統一戰線理論的核心思想。鄧小平指出，要讓群眾“有意見就能提，有氣就能出”。他堅持認為，協商民主的核心就是讓公民講話，保護公民政治參與和社會治理的基本權利。江澤民把協商民主看作是與選舉民主同等重要的政治民主制度，并開始探索推進二者協同發展的科學路徑。進入21世紀，胡錦濤首次從政黨關系和諧發展的角度，提出了發展黨際協商民主的重要性。關于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理論總結，中共歷屆領導集體是持續深化并不斷創新的。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制度基礎。協商民主在中國具有穩固的政治制度保障。它的制度化設計是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獨特創造。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國就有了協商民主制度的雛形，這種制度就是中共在陜甘寧邊區實施的三三制民主。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標志著我國協商民主開始由非制度化向組織化制度化轉變。1987年，社會協商對話制度成為政治體制改革的重點；199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首次寫入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包括多黨合作的政治協商制度；2006年，協商民主第一次被當作我國社會主義的兩種民主形式之一，寫入中央文件。 2012年，黨的十八大正式提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把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這兩種民主制度從政治上和理論上確立起來，這是自1991年之后，再一次把協商民主從一種民主形式上升為一種制度形式，是到目前為止對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建設最系統全面的概括和總結。2015年，中共中央相繼出臺了《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意見》和《關于加強政黨協商的實施意見》，前者是指導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綱領性文件，后者專門從政黨協商的角度闡明了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的重要作用和意義，這一實施意見再次強調了政黨協商的主體和內容，鮮明地區別于政協協商，標志著我國協商民主的發展更加規范化和制度化。

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獨特優勢

加強執政黨的主導能力，重視人民群眾在協商中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社會主義協商民主，應該是全國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級的。”因此，從執政的中國共產黨，到廣大的基層群眾，都須在協商民主中各盡其責。在我國這樣一個社會階層多樣和思想觀念多元的人口大國，要推進協商民主深入開展，必須要有一個能夠統籌兼顧、具有公共理性和政治權威的主導，這個主導必然是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根本是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人民當家作主，堅持依法治國三者的有機統一。中國共產黨作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主導，具有歷史合法性，它領導誕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長期的革命戰爭和根據地政權建設過程中，始終發揮著協調各方、總攬大局的作用。因此，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無論是組織體系還是程序過程都要堅持黨的領導，把握正確方向，盡可能使更多的公眾參與到協商中來，形成巨大合力，確保協商有序高效開展。

在協商理念方面，中國共產黨要發揮好協商思想的主導作用。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夢為基本理念，堅持“共享、合作、發展”的基本價值目標，引導各黨派、社會組織以及基層群眾不脫離國家大政方針的范疇，保證公共理性得以運用的前提下，協調統一不同價值觀和多方利益。在協商組織方面，中國共產黨要發揮好頂層設計的作用。發展協商民主是為了彌補由于選舉民主忽視了少數群體利益的不足，所以，中國共產黨在組織各方協商的過程中，必須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統籌兼顧，尤其要充分考慮少數群體的利益訴求，更好地體現人民當家作主。在協商程序方面，中國共產黨要發揮好理性引導、公平包容的作用。在協商過程中，共產黨的作用是協調平衡，不能為了取得共識，向任何協商參與者施壓，保證協商環節順暢、協商議題公開，確保協商參與群體不會因為資源有限和能力缺乏而被邊緣化。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充分發揮基層群眾在協商中的重要作用，這就要求政府治理過程中要遇事多商量，在全社會開展廣泛協商。營造協商民主發展的良好氛圍，加大宣傳力度，使協商理念深入人心，進一步探索人民群眾有序參與基層組織協商的新形式，提升群眾參與協商的能力。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鼓勵協商民主探索創新，重視從實踐中提煉經驗，建立監督檢查協商民主建設落實情況的制度，樹立協商民主建設典型，發揮示范作用并加以推廣。加強對協商工作的支持和保障，建立完善法律制度，健全基層協商協調聯動機制，提供相應的資金、場所、技術等支持和保障，圍繞人民群眾的實際困難和民生難題理性溝通，真正解決糾紛矛盾。

不斷擴展協商內容和形式，發揮人民政協的主渠道作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形式渠道是多樣的，但專門的協商機構卻只有一個，就是人民政協。人民政協不僅是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歷史象征，也是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現實組織形式。1949年，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社會團體代表通過政治協商建立起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實踐有了正式的組織架構。當前，人民政協已經發展成為我國協商民主的專門機構。這是由它自身的特點決定的。人民政協具有良好的民主氛圍，政協委員的組成既體現各行各業的廣泛性，又具有一定的專業性和政治性，因此，政協代表們在協商中既能夠暢所欲言、充分表達各自的利益訴求，也能夠做到理性有度、合法有序地參與協商。人民政協具有較高的穩定性和較強的協調性，它不僅保持了政治參與的多元化，還克服了多元競爭民主的一系列弊端，具有表達多元利益訴求和有效整合社會資源的功能，這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發展提供了有力的組織支撐。人民政協具有相對完備的協商體系，它很早就設有專門的政治協商組織機構，協商議事的規則和程序相對完善，在人民政協的三大職能中，協商民主貫穿始終。

健全協商民主制度，不僅要努力完善人民政協這一制度體系，不斷擴展、更新協商的內容，還要大力創新協商形式，以制度規范協商程序。各民主黨派直接向執政黨中央提建議意見的制度要進一步完善，直接提出建議的方式、頻率、程序以及涉及領域需要進一步明確。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途徑載體要更為多元，比如有督辦反饋協商、應急協商等，還有在互聯網高速發展的背景下，網絡議政、遠程協商等網絡協商民主也逐漸發展起來。更加重視人民政協作為各黨派團體和政府部門間的紐帶作用，充分發揮人民政協協商議事的職責，更好地協調關系、匯聚力量，定期制定協商計劃，有序組織各方的協商活動，按照政協會議的參政議政、民主監督和政治協商職能，經常開展專題協商、對口協商和提案辦理協商，實現各政黨之間、黨派團體與政府機關之間的協商程序正規化，包括協商主題提前布置、協商內容事先準備、協商議程有章可循、協商結果落實反饋等。人民政協政治協商的制度化發展，保證了各民主黨派以及各社會團體通過人民政協這一高層、制度化的表達渠道各抒己見，有利于執政黨的公共決策全面體現各階層群眾的利益訴求。

（本文為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 “揚帆資助計劃”（2016）項目“我國民主黨派參與民主監督研究” 〈項目編號：JGWXJCYF201634〉、北京市教工委社科計劃一般項目“網絡參政對北京市政協民主監督職能的優化”〈項目編號：SQSM201710011006〉、2019年北京政治文明建設研究基地項目“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重要論述研究”〈項目編號：19zzwm018〉階段性成果）

本文發表于《前線》雜志2019年第6期，轉載請注明微信公眾號：前線理論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