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是一位美國哲學家，主要研究后現代女權主義。她最重要的作品包括“賽博格宣言（The Cyborg Manifesto）”，試圖以嵌合、混雜而成的賽博格（即部分身體由機器構成的有機體）為范本，構建一種反同一性、反二元論的女權主義理論和更開放的女性身份。

《衛報》記者采訪了住在加利福尼亞的哈拉維，與她討論了有關相對主義和環境保護的問題。哈拉維反駁了一些科學主義者對于她“傳播相對主義”和“后真相”的批評，她強調，現實的存在不是一種人可以選擇相信或不相信的信仰，而涉及更切實、具體的生活，即人如何居住在世界中。

哈拉維表示，她最近主要關注的是生態問題，即“土地和水的主權斗爭”，包括人在內的許多物種都因氣候變化而流離失所。在目前的形勢下，應對這一問題比強調自己的本體論和認識論立場更緊要。她認為社會活動人士應當協同合作，共同敞開對于可能的未來的新想象。

開車去圣克魯斯拜訪唐娜·哈拉維時，我不禁覺得自己出生得太晚了。一座金屬驢子雕塑立在哈拉維的正門前，我們按門鈴時，一群狗爭相跑到她的門前吠叫，大黑公雞昂首闊步地在屋后的雞舍里踱步——整個場景使我們想起了一個自由與創造力的時代，這是戰后的財富在北加利福尼亞創造的。

這里存在著一種反文化，它的語言和情感有時會被科技行業采用，但這種反文化的實踐者大多被排擠在外。哈拉維于1980年來到圣克魯斯大學任職，成為美國第一個女性主義理論終身教授，她仍然傳播著對一個更開放的世界的感知。

哈拉維是一批有影響力的女權主義學者中的一員，她們一開始都接受過科學訓練，繼而轉而研究科學哲學，以考察有關性別的信念如何影響了自然知識的產生。她最有名的一篇文章是1985年發表的“賽博格宣言（The Cyborg Manifesto）”。這篇文章的寫作首先是出于《社會主義評論》（Socialist Review）雜志在羅納德·里根當選后的一項女權主義戰略任務，繼而成為對控制論和數字化如何改變了身為男性或女性——或者其實應該說是任何一種人——的意義的隱喻式思考。這篇文章引發了一陣狂熱的追捧，以至于哈里·昆茲魯（Hari Kunzru）幾年后在《連線》（Wired）雜志上這樣描述她：“對于二十幾歲過著波西米亞生活的人來說，她的名字有著通常只有高科技舞曲音樂家或者新的欣快劑（phenethylamines）才有的聲望。”

賽博格式對性別的看法是嶄新的，它把性別看做不斷變化和可變的。哈拉維對信息技術如何把世界各地的人們聯系到新的關系、剝削和團結之鏈中的描繪，頗有先見之明——當時柏林一個在Instagram上有影響力的人可以用一部在中國組裝成、含有在剛果開采的鈷的手機，登錄菲律賓人管理主持的平臺，幫硅谷管理人員賺一筆不義之財。

哈拉維的另一篇極富影響力的文章，或許她是幾年后發表的一篇關于所謂“情境知識（situated knowledge）”的論文。這個想法是在她與女權主義哲學家和社會活動家南希·哈索克（Nancy Hartsock）的對話中發展起來的，它關注真理如何被創造。哈拉維主張，是特定人群的具體實踐創造了真理。比如，實驗室里的科學家不只是觀察細胞或對它進行實驗，而是通過觀察、測量、命名和操縱細胞，共同構建起了“細胞是什么”。這一類想法在美國實用主義傳統中歷史悠久。不過在20世紀90年代所謂的科學戰爭（science war）——“科學現實主義者”和“后現代主義者”之間的一系列公共辯論——期間，它們成了引燃政治爭論的火藥，在當今學術界關于偏見和客觀性的爭論中也有所體現。

哈拉維最近的工作轉向了人與動物的關系和氣候危機。她是個關注面廣、有主見的思想家，一個相信共同思考是最好的思考方式的左翼女權主義者。她經常引用包括研究生在內的其他人的文章，并稱贊他們。意大利電影制作人法布里奇奧·特拉諾瓦（Fabrizio Terranova）最近拍攝的一部講述她的生活和工作的紀錄片，《為地球的存續講故事》（Storytelling for Earthly Survival），就刻畫了這種責任感，以及她非凡的聰慧和創造力。

在她圣克魯斯的家中，我們談到了她對科學戰爭的記憶、這些事件與我們當前的“后真相”階段的關系，也談到了她對當代氣候行動主義（climate activism）和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的看法，以及為什么游戲（play）概念對政治至關重要。

我們經常聽到一種說法是，我們生活在“后真相”的時代。一些批評家指責像你這樣的哲學家造成了“后真相”繁榮的“相對主義”環境。對此你有何回應？

哈拉維：我們的觀點從來不是說，“真相”只取決于你從哪個角度看待它。

布魯諾[哲學家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和我曾經一起在巴西參加一場會議。（這讓我想到：如果人們想批評我們，那也該是因為提出和傳播這些觀念要耗費大量的飛機燃料，而不是因為這些觀念把人們引向“后真相”！）

總之，我們參加了這場會議。在場的是一群靈長類野外生物學家，加上我和布魯諾。斯蒂芬·格里克曼（Stephen Glickman）是個很酷的生物學家，私下把我們拉到一邊，說：“現在，我不是想讓你們難堪，但你們相信‘現實’嗎？”

這個問題讓我們倆有點震驚。首先，我們驚訝于這是一個“信仰”問題，一個新教式問題、懺悔式的問題。這種認為“現實”是個信仰問題的觀點，是被宗教戰爭勉強世俗化的遺留物。事實上，“現實”是關于世界化（worlding）和居住（inhabiting）的，它涉及到檢驗事物的成立性（holdingness）——事物能否成立？

以進化為例。你愿意或不愿意“相信”進化的的說法已經透露了謎底。如果你說，“我當然相信進化論”，你就輸了，因為你已經進入了再現主義（representationalism）的符號學——坦白地講，也進入了“后真相”。你走入一個競技場，這里所有問題都只涉及內部信念，與世界無關。你已經離開了世界化的領域。

科學戰爭期間攻擊我們的科學斗士們，決定把我們描繪為社會建構主義者（social constructionists）——即認為所有的真理都純粹是社會建構的。我想是我們自己不小心走入這種境地的。我們以各種方式招來了那些誤讀。我們本可以傾聽得更仔細，回應得更慢些。人們很容易就會像科學斗士們那樣解讀我們。后來右翼又抓住了科學戰爭，采納了它，最終助長了一系列虛假的新聞話語。

你的博士讀的是生物學。你的科學家同事對于你對科學態度有何看法？

哈拉維：到目前為止我只知道一、兩個科學家喜歡這樣談論問題。科學家有充足的理由對這種語言保持警惕。我也參加了捍衛科學運動（Defend Science movement），在大多數公共場合，我不會過多強調自己的本體論和認識論立場。我會用再現主義的語言，會為不那么強的客觀性辯護，因為我認為從當前的情況來看，我們必須這樣做。

這是欺騙嗎？不完全是。這和[后殖民理論家佳亞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所說的]“策略性的本質主義（strategic essentialism）”有關。用和你同住一室的人一樣的習語說話是有策略性用途的。你設計一個夠用的習語，這樣你們就可以一起做事情。我贊同我們能在房間里一起做的事情。以后我們可以走得更遠。

比如在有關氣候變化的斗爭中，你必須和盟友一起阻止那些在地球上猖獗的玩世不恭、資金充足、種族滅絕主義的機器。我想這正是我和同事們在做的。我們沒有停止發言，也沒有放棄自己提出的理論裝置。但我們可以根據不同的歷史形勢決定該重點強調哪些內容。

你認為目前最重要的是什么？

哈拉維：我關注的重點是土地和水的主權斗爭，比如有關達科塔通道管道（Dakota Access pipeline）、黑山高原（Black Mesa plateau）的煤礦開采和各地的攫取主義（extractionism）。我關注世界范圍內的絕種和滅絕危機、人類與非人類的遷移和無家可歸。這是我主要投入精力的地方。我的女權主義現在就體現在這些方面。

你認為對年輕的氣候社會活動家和“綠色新政”等來說，哪種政治策略最重要？

哈拉維：這些從業者能在多大程度上發揮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如何創造一種新的政治想象，這反過來又指明了需要做哪些工作。他們敞開了一種不同于[人種志學家]黛博拉·羅斯（Deborah Bird Rose）所說的“雙重死亡”——消滅、榨取、滅絕——的設想。

如今我們正面對一個消滅、榨取和滅絕的世界，面臨不斷產生的系統化無家可歸性。花兒不再在正確的時間開花，昆蟲也不能喂飽它們的孩子、不能遷徙，因為時間完全被打亂了。這是一種被迫的無家可歸性，是時間和空間上的強制遷移。

這一現象也在很大程度上發生在人類世界中。在中東和中美洲等地區我們看到人們被迫遷移，其中有些是氣候移民。中美洲北部三角區國家[洪都拉斯、危地馬拉和薩爾瓦多]的干旱正迫使人們背井。

因此這不是個人道主義問題，而是個多種類、多物種的問題。

為什么游戲的概念那么重要？

哈拉維：“游戲”能夠描繪目前世界上發生的許多事。生物學和化學中存在一種原始的機會主義，事物隨機地運作，形成新的系統。這不是直接的功能性問題。我們需要開發一些實踐，來思考那些不包含在功能性中的活動形式，那些指出了尚未實現的可能性、或者尚未實現卻依然開放的方向的活動形式。

在我看來，如今的政治需要我們互相鼓勵去做這件事，以想出如何能一起為尚存的事物敞開可能性。我們不能在消極的情緒下做事情。如果我們只批判，就做不成。我們需要批判，絕對需要，但一味批判不能敞開人對可能的事物的感知，也不能敞開人們對尚不存在卻十分必要的事物的感知。

我們這個時代已然確立的混亂是不必要的。它存在，但沒有必要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