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書是俄國流放制度的溯源之作。沙俄時期的西伯利亞流放制度有諸多手段去懲罰流放犯。例如鞭打犯人的武器主要有三種，其中最具威懾力的是皮鞭，這是一種生牛皮鞭子，被一個銅環連到編結而成的皮質鞭子上（近一米長），皮質鞭子又被按在長長的木柄上。當熟練的行刑者用力揮舞皮鞭時，每一下抽打都能揭掉受刑者的一層皮。第二位的是鞭子（lash），第三位是樺樹條，除了肉體折磨之外，還有環境極為糟糕的懲罰牢房來限制自由，這樣的牢房像石洞一樣，不見天日。有的罪犯會被拴在獨輪手推車上，“他們要一直拖著車四處走動五年或者十年”，這樣極為嚴苛的受刑環境除了給犯人們帶來折磨之外，也會導致極為絕望兇殘的行為。

但是最大的丑聞還是來了。1892 年，西伯利亞流放史上最黑暗的事件之一—“ 奧諾爾事件” —開始走進公眾的視線。阿林比·漢諾夫是薩哈林島雷科沃監獄里一個不識字的監督人，他負責監督建造一條穿過密林和沼澤的新路，這條路將把薩哈林島中部偏遠的奧諾爾定居點和該島的南部聯結起來。他手下的五百名罪犯分到了極為艱苦的任務：拔除灌木，砍伐樹木并將其連根拔起，建筑堤壩和搬運泥土。冬天，他們在薩哈林森林刺骨的嚴寒中凍得瑟瑟發抖；夏天，成群的蚊蟲不停叮咬他們裸露在外的皮膚。正如多羅舍維奇后來評論的那樣，“ 驅使人們像那樣工作需要超自然的力量。監獄當局在高級監督人漢諾夫身上……看到了這種超自然的力量”。漢諾夫原是一個在卡拉金礦服刑的苦役犯，后被轉移到了薩哈林島，他是一個品格值得懷疑的人。

1892年2月至12月，226 人逃離了施工現場，另有 70 人神秘地死亡。1892 年，洛巴斯醫生被分配到蒂莫夫斯克地區醫院，他抵達薩哈林島時，關于奧諾爾定居點極端殘忍的傳言正在流放者當中傳播：

監督施工的看守，特別是高級監督人漢諾夫，正在把罪犯們餓死，用不發放面包配給的方式懲罰他們，用超負荷的工作把他們累到筋疲力盡，讓他們遭受最可怕的鞭打和折磨，這些做法經常造成罪犯死亡。據說這些苦役犯會餓得去偷同伴的面包。情況變得十分危急，罪犯在睡覺前會先把自己的面包埋在地下，然后躺在上面，這種做法也沒有多大用處，因為他饑餓的同伴會在他的身下挖坑道，然后成功偷走藏起來的面包。饑餓會驅使苦役犯謀殺自己的同伴，吃他們的肉……為了逃避奧諾爾定居點的工作，這些人會砍斷自己的手腳，他們會供認自己并沒有犯下的謀殺案，為的是能被囚禁起來……還聽說，在這個定居點附近，棄尸的腐臭味彌漫在空氣當中。

洛巴斯調查了在奧諾爾定居點死亡的70名苦役犯中的一些人的驗尸報告，發現許多報告都是捏造的。醫生們沒有看過死者的尸體就確定了死因，甚至有些情形明顯是暴力致死的情況，他們也沒有實施驗尸。洛巴斯發現，這些醫生的結論是“疏忽對待非常重要的法醫問題”的證據，甚至是“蓄意隱瞞和遮掩事件的真實狀況”的證據。漢諾夫自己的報告是一連串不幸的事件：5月27日，奧爾基—阿加—馬梅德—可西里被他的幾名同伴謀殺；第二天，苦役犯阿布登科夫被一棵倒下的樹砸死；兩天之后，苦役犯沙里布科夫在晚飯后突然死亡； 6 月 29 日，奧爾基·侯賽因·基扎克不知被何人毆打致死；7月1日，安東·卡因安茨基死于疲憊和癲癇；同一天，米津·特羅菲姆死于肺炎；7月7日，阿威廉·別雷死于痢疾；7 月 11 日，尼基塔·茹拉夫廖夫死于心臟病；7月30日，阿里·梅沙迪·艾哈邁德因為吃了毒蘑菇，死于食物中毒。列表還很長。洛巴斯因為自己所發現的情況而感到震怒：

在奧諾爾定居點，幾乎每天都有苦役犯死亡，其中許多人過早地死去了，在大多數情況下， 他們的死亡是極為可疑的。然而當局對此置若罔聞。在收到監督人送來的關于苦役犯死亡的報告時，官員只是匆忙地給醫生寫了一個指示，要求醫生確定死亡原因，如果必要，就對某個離奇死亡的苦役犯進行尸體解剖……總而言之，監獄當局和醫生坐在距離這些可怕的人類戲劇現場數百千米遠的辦公室內，只是寫上幾封信、一些官方的答復。醫務助理和監督人非常了解官員的態度，只管照他們的態度行事，與此同時，苦役犯卻為繁重的工作痛苦呻吟，食不果腹，因疲憊和鞭打而死。

多羅舍維奇采訪了一些“奧諾爾事件”中的食人者。其中一個人叫帕維爾·科羅卡索夫，他曾和另一名饑餓的苦役犯一起逃離修路現場，后者在逃跑途中死了。科羅卡索夫后來被捕，身上帶著一包半熟的人肉。他承認自己把肉剁成了小塊，然后把肉燒焦了，以便于保存，但否認自己既殺了自己的逃犯同伙，又吃了他的肉，其他苦役犯不相信且嘲笑了他的話。他聲稱自己只是在假裝嗜食同類，這樣就可以被監禁起來，不用再返回奧諾爾施工現場了。這些震驚的苦役犯必須克制著不以私刑處死他，他們強迫科羅卡索夫在他們面前吃人肉。其他被懷疑嗜食同類的罪犯遭受了殘酷的鞭打，有時鞭打甚至是致命的。苦役犯后來通過歌曲使奧諾爾定居點的恐怖被后人銘記：

當我們從秋明出發的時候，

我們吃鵝，

但當我們來到了奧諾爾，

我們吞咽的是人！

盡管有一系列官方調查，但漢諾夫仍然因證據不足而繼續任職。然而，有關奧諾爾定居點殘暴境況的故事開始傳了出去。1893年夏天，克拉斯諾夫從薩哈林島返回，開始在受歡迎的雜志《本周圖書》上寫關于“奧諾爾事件”的文章。契訶夫也在他的小說《薩哈林島》中提到了這個事件。西伯利亞新聞界開始刊登這個故事。洛巴斯的熟人撰寫的兩篇文章于 1893 年秋天出現在了報紙《符拉迪沃斯托克》上，到了1894年2月，《倫敦晚旗報》和《紐約時報》也報道了這個故事。《紐約時報》的文章《俄國恐怖事件：罪犯模仿嗜食同類的殺人行徑且急于求死》說道：

調查委員會關于薩哈林島奧諾爾罪犯站點的調查，揭露出了多起無情鞭打的事例以及手指和手臂被刀砍下的事例。饑餓引起的嗜食同類是常見事件。經常有人實施謀殺，然后嗜食同類，他們僅僅是帶著一種招致處決、結束凄慘生活的想法……1892年，一連串帶著殘尸的護送隊伍從奧諾爾前往官員們的駐地雷科夫斯科耶。未經任何調查， 這些尸體被立即埋葬。 雷科夫斯科耶的兩名醫生都從未去過奧諾爾。

“奧諾爾事件”不僅暴露出了某一個人的暴虐，而且暴露出了薩哈林刑罰殖民地管理機構中整個官僚體系的無能、冷漠和腐敗。這是對整個流放制度的嚴厲控訴，這樣的恐怖事件竟在薩哈林島管理人員的眼皮底下發生。

鞭子、鐵鏈和單獨監禁支撐著西伯利亞刑罰殖民地和監獄的權威和權力，它們是一個虛弱的國家的拙鈍工具。野蠻和恐怖不是懲戒和正義的代用品。由于無法改造流放者，國家依靠野蠻的懲罰來約束他們。在一個腐敗且報復心重的官員和行刑者享有極大酌處權的世界里，法律與專制之間的界限雖說不上看不見，但一直模糊不清。對囚犯他們自己來說，有選擇性的執法顯得很隨意、無法預測。在旁觀者看來，這些懲罰激起了反感。

到19世紀末，肉刑越來越被看作前現代歷史的可恥殘余，它引起了那些見多識廣、堅定自信的受過教育的公眾更加強烈的譴責。對很多人來說，手持鞭子、居高臨下地站在趴在地上的流放者旁邊的殘暴行刑者的形象很快成了專制政權的一個象征。

作者: [英]丹尼爾·比爾

出版社: 后浪丨四川文藝出版社

譯者: 孔俐穎

出版年: 20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