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6月19日上午10時許，導演、編劇彭小蓮因病去世，享年66歲。彭小蓮自1982年起即在《上海文學》發表小說，近年來，她發表于我刊的中篇小說《入住癌病房》、非虛構作品《記憶的顏色》《膠片的溫度》等，都給讀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今天，我們重新選載她的部分作品，以為紀念。

膠片的溫度（下）

（原文刊于《上海文學》2017年5月號）

文｜彭小蓮（文內圖片均由作者彭小蓮提供）

瘋瘋癲癲的青春

原以為數字替代了膠片，不要再花錢購買膠片，不要拿去沖洗，不再擔驚受怕等待著沖洗后的結果，直接在監視器上，就看見了成片的效果，不僅可以沒有壓力地一遍一遍地重拍，拍到滿意為止，更重要的是，我認定拍攝成本可以大大地減縮。我們原來用三百五十萬拍攝膠片電影，算是低成本電影，現在可以扎扎實實用這錢拍數字電影了。完全沒有想到的是，當2007年完成我最后一部膠片電影后，十年間，拍攝成本漲了幾倍。一部八九百萬投資的電影，被稱為低成本。置景、助理、民工的費用漲了三倍，制片說：“其實，人工漲得是有限的，尤其是創作人員，十幾年來基本沒有怎么漲，是演員漲了。漲得匪夷所思。”連用一個新人，經紀人開出來的條件，都是住超五星賓館，要有單獨的房車，每天的伙食不跟劇組吃，要二百元的標準。明星，那就完全不是我們能控制的。

我看著制片，我們站在泥濘的外景地，他把我拉到一邊跟我抱怨：“導演，你讓我怎么做預算？我們住的地方，根本連五星級賓館都沒有，不要說超五星了。唯一一個五星級的賓館，每天要從這里開車過去一個小時，那她堵車怎么辦？上路的時間，就算在工作時間里，她的合同規定，一天不能超過十二小時。”“你解決吧。”我低著頭往前走，我真的不能面對這些問題。我把自己扔在攝制組里，我拿著盒飯，坐在隨便什么桌子前，把它吃了。盒飯的質量越來越差，攝影在現場開罵了：“主任，我跟你說清楚，明天再吃這個東西，我當著你的面，把二十客盒飯全扔了，我帶我們的兄弟去飯店吃！你看我敢不敢？”喊聲那么響，像金屬片刮過玻璃的尖厲的聲音，我重新避開他們，朝遠處走去。不要以為你在搞藝術，你面對的就是這些雞零狗碎的事情，拍戲前，成天在找錢，拍戲的現場依然是因為錢的問題犯愁。現場大家都不說話，那種靜謐里面有一份憤怒，我看見那空氣里飄浮著躁動，似乎隨時都會爆發。我走遠了，我什么都不想聽見，陽光咄咄逼人地照在我的臉上，走進灼熱的陽光里，那熱浪撲面而來，我像被扇了一個巴掌。我把手上的礦泉水從頭澆了下來。我不愿意聽到這些事情，給我一點時間，給我一點空間，讓我想想怎么把光影設計得更加漂亮！

沒有設計！

腦子里依然裝的是垃圾，我還是問制片：“為什么換了一家賣盒飯的老板？”

制片又是一臉的苦惱：“現在都在查營業執照，上稅太高。原來那家關門了。”

……

都說現在拍戲條件比過去好多了，設備也先進了，只是物質的提高，并不意味著影片質量的提高。連同我自己都不由自主地衰退。記得第一次獨立拍戲的時候，我們用的是Arriflex 2，連3型都不是。一開機，馬達聲沖著你來，我們沒有監視器，就是在攝影機的取景器里，看一下起幅/落幅，知道大概的鏡頭運動和畫面構圖，三腳架還是木質的。就這樣我們開拍了。現在想來，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判斷鏡頭的好壞、光影的處理、調度的設計，還有演員的表演。我們就這樣拍攝!那時候年輕啊，都是大場面，都是運動鏡頭。

我和攝影、美術一起騎著自行車在上海的弄堂里找景，從早上騎到晚上，從內環騎到外環，從徐家匯騎到虹口體育場，看著落日在石庫門的弄堂深處往下走，我們停在弄堂的轉彎處找機位，可是很快太陽被房子遮擋了。那時候，上海還沒有那么多的高樓；那時候希爾頓剛剛在打地基，我們讓演員穿過那里的工地。那時候，攝制組每天拍戲再晚，都是回家住。清早四點半的時候，我騎車在沒有人的衡山路上往上影跑，高興啊，心里充滿了陽光，忍不住會在路燈照著的大街上大叫一聲“早——上——好！”那時候我們什么都沒有，拿著基本工資，所有的時間就是在討論劇本、討論拍攝、討論電影。直到三十年后的一天，我和退休的制片，在電影院里看著回顧展，看到《我和我的同學們》的時候，我們都被自己的努力感動了。

制片說：“怎么拍了那么多場景，那么多景點啊？

“你看看，‘四明村’的光，還是等到了。”

“‘陽春面’家的這場戲是在五號棚搭的景。”

我們用三十四萬完成了影片，賣了一百八十個拷貝，獲得了金雞獎最佳兒童片獎。上影建起的職工樓，有我們的貢獻。周傳基老師拿著片子在電影學院作教材，他只給予了最簡單的一句評語：“中國的籃球，終于在故事片里‘動’起來了。”

膠片記錄了我們的記憶，個人的經歷；還有我們曾經有過的那么多的追求。

不說了，不需要有那么多的回憶，人總是生活在今天的。我背起C-300，背著三腳架去華東醫院采訪宗英阿姨了，我依然被自己的想像打動著，我想，我要拍一個電影叫《告別膠片》。

 

那是2012年的夏天，宗英阿姨的記憶還是那么清晰，她很高興在她沒有防備的時候，我突然殺進來了。她說，如果我提前告訴她要來采訪拍攝，她會緊張得一夜睡不好。“我們像做游戲一樣，你隨便聊，現在是數字的年代了，忘記這個攝影機吧。”但是，我還是會帶著場記板，我讓宗英阿姨自己打板，她笑了。這是她記憶中最有價值的細節，只要那個打上板，她就留在膠片上了。但是，這一次，她是打完板以后和我聊天。

 （黃宗江與黃宗英在上海）

“十六歲的時候，大哥說，劇團里有工作，你可以來試試。我立刻就來上海了。我和大哥就住在一個亭子間里頭，那個亭子間和我現在的這個床這么大。我就在他的床前鋪了一個褥子，睡在他的腳下，他要起來就站在我床上了。我就覺得這個亭子間跟我腦子里想的、看小說里寫的亭子間不一樣，不是亭子，是一個很小很小的房子，在兩個樓梯之間的房子。但是我還是覺得挺浪漫的！早晨，大哥說，我到劇場去了，如果有人叫‘黃宗江’，你就下去，告訴人家我到劇場去了。后來我就在那兒等，果然聽見有人叫，‘黃宗江’，我就趕緊下去，結果只看見有人拿著籃子，叫‘黃宗江’，我看著他，他就說：‘儂要幾塊？’我不知道做什么好，他就撩起籃子上的小布簾，我看見是‘黃松糕’，我說我也沒帶錢，就回房間了。晚上，我學著上海話跟大哥說，你叫‘黃松糕’啊？我們笑得好開心啊。

“我們都是走著去劇場，因為坐電車也要幾分錢。大哥說，你到那兒去見見我們的頭，他們讓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我就到那兒去見了黃佐臨、吳仞之、姚克，三個頭。吳仞之說你就先跟我登記道具吧，我說好！回家我問大哥，什么叫道具啊？這又不是和尚廟，又不是尼姑庵的。大哥說，你看過劇本沒有？我說我看過劇本啦，劇本里怎么沒寫什么叫道具。他說，哎呀，道具就是舞臺上的床啊椅子啊桌子啊什么的，這叫大道具。耳環啊簪子啊，就叫小道具。我說哦，讓我登記這個。第二天我去了，吳仞之就交給我兩個練習簿，拉著我在臺上一邊走一邊說，我就一邊很快地記下來，記得很亂，到下午三四點鐘就記完了，我就在后臺，看那個化妝，我看人家修的那個筆尖啊，有兩三毫米長，我說這不是要斷么？但是它都不斷，扁扁的。我又看他們拿衣裳，疊衣裳，衣裳拿下來之后就拿熨斗熨，熨平了掛起來，我想這個一上一下地熨，我也熨不好。反正對戲劇團里的事兒，都想學著做，唯獨我沒想過做演員。登記完道具，我看自己寫得亂七八糟的，我又買了相同的兩個本子，晚上回到家里，在那個亭子間里，還有一把椅子，我就在那兒恭恭敬敬地用筆寫上‘大道具’。特地去買了一管尺，好打格子。后來還寫小道具，寫得很繁瑣。到兩三點鐘我才睡。

“我‘開夜車’之前，跟大哥說，明天早上起來你叫我啊，第二天早上他也沒叫我就走了，后來我醒了，看我寫的東西，覺得挺高興的。我就到劇場里去了，交給吳仞之。吳仞之說很好啊，很清楚嘛。他說那你明天跟我登記效果吧。我又愣了，我也不敢問。我回家又問我大哥，我說效果我怎么登記啊？人家笑了人家哭了，我怎么知道啊？他說哎呀，幸虧我寫信叫你早來了，你要是考劇團你都考不上了。效果就是做出音響的這個家伙，比方說，打雷是鐵板搖來搖去，你就填‘鐵板’，鐵皮板；下雨就是黃豆在笸籮里頭篩來篩去，你就登記‘笸籮、黃豆’；槍呢，你就登記‘槍炮’。我當時也想，幸虧來了，我也甭考試，我就進了真正的劇團了，也很高興的。我又去買本子，因為他拉著我去登記的時候，我寫的字畢竟是亂的，我就很認真地登記，很認真地做一些工作。我把這兩件事做好了之后呢，黃佐臨就跟我說，現在讓你做‘understudy’(臨時演員)，你到‘提示洞’，就是有一個提示口去看戲，看所有女演員的戲，她們的臺詞，她們的走位，她們的身段你都要提示。誰倒下了，你就去代戲。

“他還說，你可以到樓上的燈光臺去看戲，我就到燈光臺去看戲。不過我看戲總進戲，總忘了記誰的臺詞，誰的地位，誰在做什么。我看戲老跟著哭，跟著笑，跟著鼓掌，就是這樣，我就是很用功地跟著看戲。當時劇團正在演《蛻變》，我很激動的，因為我是從淪陷區來的，很久沒有聽到過，要喊口號啊，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汗毛都立起來了，渾身激動得不得了，覺得自個兒到了孤島了，到了不受日本人控制的地方了，在租界里頭。我那時候還不太認識孤島和英法租界的關系，我就覺得我們是自由的。后來，我不是第一次拿到工資嗎？給我十六塊錢，我老是拿一個大餅三分錢作為基數來算我會不會餓著，所以我就覺得十六塊錢也很多了，還給我澡票，洗澡的票，因為演戲總要出汗啊，到澡堂里去洗澡，我那澡票都留著，就跟人家換糧票。那時候一塊錢有一百分。三分錢一個大餅是很便宜的。

“給我十六塊錢，我就不敢寄錢回家。到10月1號，《蛻變》滿兩百場，給每個人補發一個月工資，又給我十六塊錢，我跟團里說，我還沒有演過戲呢，說是黃導讓給的。哎呀，我又很高興。我就給我媽媽寄了十塊錢，因為我臨走的時候，我媽媽給了我二十塊錢，我大姐給了我二十塊錢，就是怕我到時候還沒有工作呢，還得吃飯呢，我這十塊錢就是說‘放心，我有錢吃飯了’。

“我就在那兒看戲，后來10月10號，是當時的國慶節，演員馬軍（音）和梅珍（音）要結婚，就是梅珍的戲得讓我代演。梅珍的戲是演《蛻變》里頭的‘偽組織’，就是小的那個姨太太。我就覺得很有把握演這個戲，這個戲上去就是撒潑撒野，我覺得比文戲好演。黃佐臨就拉著我，就在臺上走了一遍，我晚上就上戲了。我上戲，我在后臺候場，我想哎呀糟糕了，我沒有排練讓我什么時候上去啊。知道吧？我不知道我什么時候上場。這時候就有人在后邊把我‘’地一下推上去了。

“我一上去，真是沒想到，腳燈那么亮，亮得臺上的人我一個也看不見，我就不知道我什么時候開口說話，看著已經覺得下邊有些冷場了，我就把我的臺詞往外倒，也不知道他們在說什么，反正是‘老鬼’他們一說話，我就鬧，結果我都搞不清楚怎么了，他們就拽我，拽我，我就跟他們反抗，反抗，我就不走，在那兒撒賴，我就坐在地上，我的繡花鞋也掉了，我就拿起繡花鞋拍那個地板，他們就把我拽下去了。臺底下還發出了掌聲，我心里很高興，我想我頭一次上臺還有掌聲。但是我已經下來了，我很懵，因為我不知道打亂了人家，是不是把戲給打亂了。這是第一次上場。接著又上場我就看得見燈了，看得見人了，就是說適應了。我演的‘小的’一共上場兩場，兩場之間呢，我坐在那兒，愣在那兒了，因為我不知道我這樣代戲行不行。結果那個蛋炒飯也冷了，我也沒吃。黃佐臨來了，站在我身邊說：‘明天還是你上。’哎呀，我就放下心來了，我就開始吃那個冰冷的蛋炒飯。冷的蛋炒飯是兩毛錢一客，蔥花蛋炒飯是兩毛五，蘑菇面是功德林的，一碗面上來上面滿是蘑菇，是三毛。我一般是吃兩毛錢的東西，能省一點兒就省一點兒。

“這是很不容易的，后來不是10月10號人家結婚我上場了嗎？上場了，這個《蛻變》就一直演下去了，后來就是到了12月8號吧，珍珠港事變，日本人就進了租界，黃佐臨就說到樓上排練間去，有些話跟大家說說。我們就去了，我們都挺嚴肅的，不知道該怎么辦了。結果我到了排練間，地毯都卷起來了，我就坐在那個地毯上，我還記得那個大貝司的影子就照在我的腳上，整個人都是很靜的，不說話。黃佐臨就說：‘我們不做亡國奴，我們這個劇團宣布解散。每個人發一個月的工資，各奔前程吧。’我們就散了。散了，我真不知道怎么各奔前程，黃佐臨過來跟我說，你和宗江、石揮，住到我家里去。于是，我們就住到‘衛樂園’1號黃佐臨的家里。我們住在底樓的客廳和飯廳里頭，我住在朝北的飯廳，小窗戶底下有張很窄的小鐵床，黃宗江和石揮睡在那個鋼絲床，搭床睡。黃導演，真的是我一生的領路人……”

 

宗英阿姨每次對著鏡頭，就像面對著我，放松地跟我講她的故事，她年輕時候的困苦，他們的追求，他們的笑話。他們都那么窮，可是說到年輕時的往事，臉上依然散發著光彩，那種幸福似乎刻在她每一條皺紋里。當她不再年輕的時候，所有的回憶變得那么絢麗斑斕。不知道現在的年輕人，有一天，他們會有這樣的幸福感嗎？那種窮困中的幸福! 那種沒有任何雜念的向往，那種熱切的渴望，讓他們的青春變得如此美麗。

窮，真的不可怕。記得在紐約讀書的時候，和一批畫畫的留學生認識了。那天，阿橘說要到我的住處洗澡，他們房子里的供暖設備壞了。我說，沒問題啊。可是當我的門鈴響了，打開門一看，她竟然還帶來她的兩個室友一起站在那里。我說：“我以為就你一個人！”兩個室友是男生啊。我那小屋雖然坐落在曼哈頓西格林威治村McDougal街上的公寓里，街面上永遠是那么熱鬧，酒吧和咖啡館都是徹夜徹夜開著，公寓對面的地下室，都是藝術品商店。晚上，樓下的爵士樂可以把房子震得顫抖。可我是一間三十平米屋子，浴缸、廚房和臥室連在一間屋子里。男生怎么洗澡？

阿橘說：“輪流洗澡，不洗的，去樓下喝咖啡！”

我們大笑著，全部沖下樓去，讓阿橘第一個洗。紐約的咖啡是可以免費續杯的，所以，我們在那里坐了整整一個下午，幻想著杜尚可能也在這里坐過，看著咖啡館墻壁上的屏幕，那里在放卓別林的默片，我們說著說著，就去看默片，接著我們開懷大笑；那杯總是冒著熱氣的咖啡，把我們都喝醉了。這沒有關系，一直聊到遠處的火燒云升起來的時候，街燈亮了，我們依然坐在咖啡館里。每一個從樓上下來的人，只看見頭發還是濕的，上面冒著熱氣。最后，大家趕著上課去了，書包里放著做好的三明治。那時候我們都很窮，每一分錢都是認真算著在用，努力把打工的時間縮短，想把時間用在讀書上，那一堆英文書，夠啃的。

阿橘已經走遠了，突然大喊大叫著往回跑，“哎呀，帶給你的小首飾差點忘了，給你。”她把自己做的寶石藍的石頭戒指戴在我的食指上。“Cool！”我還沒有說話，她先叫了起來。紐約的冬天，想到他們的時候，總是覺得透著溫暖。地上的地鐵蓋上，散發著熱氣，從那里還會傳出地鐵開過之后的轟鳴聲。那種“窮困”用最親密的方式，最讓人心煩意亂的形式，渲染了我們的生活。格林威治村，總是那么喧鬧，那么瘋瘋癲癲的樣子。我們穿梭在那里，我們和街上的人一樣，隨時可以在那里放肆地大笑。

 

一個“80后”孩子要去紐約了，她問我：“彭老師，銀行只讓每個人一年匯兩萬美金出去。你那時候，怎么辦的？”我說：“我們都是打工讀書，誰給我們寄錢？我們還要給家里寄錢呢。”“那你怎么交學費？”“拿的獎學金。”一代人的差別，即使我們都說著中文，依然不能理解我們讀書的情景。就像，要住超五星賓館的新人，他們也不知道，我們第一部戲是如何拍出來的，那時候我們都不知道五星級賓館是什么樣的。也許物質上的貧困，給予我們更多的空間，我們會去尋找物質以外的快樂。不要說，什么都不要跟年輕人說，如果那些美好的回憶成為說教，我一定會把那些窮困時的歡樂留給自己，留給我們一起從那個時代走過來的朋友。那種歡樂，是一種對完美的互補，那一直可以續杯的咖啡，是我們人生旅途的紀念。紐約，于我有著無窮盡的想往，就像宗英阿姨，住在那個亭子間里，她認識了上海。

拍攝過程

《告別膠片》的劇本完成了，可是它再也不是我背著C-300就可以去拍攝的東西，故事片，它需要投資。我和我的小制片花了整整四年時間在找投資，第一次洽談的時候，投資方沒有看劇本，她說：“我掙了錢，需要回報家鄉，你讓我投資，不管你拍什么，里面都要講一點有關我家鄉的故事。”

“需要多長的片段？”

“頭尾有一點就可以了，就是要有歸來的意識。”

我也沒有聽懂什么是“歸來的意識”，投資方匆匆結束了會議，答應了投資額度。不錯，我們開始了第一步，那就把男主角改成，是從老家來的，他的父親是在老家的鄉鎮上放膠片電影，所以男主對膠片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他是跟著父親，摸著膠片，看著膠片電影長大的。想到這里，我的屋子，似乎彌漫出一種沖洗膠片的草酸藥水的味道。我低頭努力想像著那個老放映室，想像著他從小跟著父親看電影的感覺，我甚至設想了，他用數字攝影機拍攝了女朋友，拿回家放給父親看，父親已經辨別不出哪是膠片哪是數字了。正在拆除的放映間，那笨重卻依然擦得錚亮的放映機，被人卸下來了，唯有父子之間對膠片電影的熱愛，讓他們完成了一次相互的理解。朋友給我寄來了意大利電影《天堂電影院》的碟片說：“你或許可以從里面找到一些啟發。”

沒有任何啟發！

倒是看完片子，我在問自己，怎么兩個女人的對話，變成了一個父子情深的故事？從原來的初衷，我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可是黃宗英的對話無法移植到投資方的家鄉啊！為了錢，我們一次一次失去自己，失去自己最初的愿望，我們不知道是在哪個拐角上就走岔了，回頭的時候，完全找不到方向。我們有千百條理由為自己的改變作解釋。我和小制片背著劇本繼續找投資。

投資方還是沒有看劇本，她說，尋找家鄉的故事必須占據整部影片四分之三的長度。天哪，那不就意味著要給你家鄉拍一部戲嗎？這中間來來往往，半年過去了。現在是需要一個寫成投資方家鄉的戲，我為什么要拍這個片子呢？不能為了拍電影而拍電影啊。畢竟那些老電影，必須是在上海表現的，怎么也移植不過去。怎么早不說呢，早說，從頭就不跟你們合作了。我和小制片坐在咖啡館里商量，她的手機微信不斷，她就是低頭族，一邊看著手機一邊和我討論，其實我們都知道，沒有什么好討論的。只有放棄，當初投資方的信誓旦旦，權當是一次免費的時間消耗，沒有人會拍一部什么關于“兩個女人的對話”這類電影。你想說的，是觀眾想看的嗎？

 

春天快到了，我還是去病房看望宗英阿姨，沒有戲拍的日子，日子還是要過下去的。時而還是會背上我的C300。宗英阿姨說話的語速慢了，但還是能一點一點對我回憶往事。

“接受電影劇本《家》，我們覺得它還是進步的，因為它跟封建作了斗爭。我還是很喜歡演《家》的，因為我在那個梅表姐的身上，找出來一個跟以前人家演得不同的人物。以前人家演《家》，都把梅表姐演得很苦相，眉毛都是耷拉著的，還皺著眉頭出場。我就想演一個微笑的梅，因為我想人家已經結婚了，我又去人家家里，我要是一副苦相，不是有點兒第三者的味道了？我覺得這不太好，還是應該裝作歡喜的。所以我就梳我童年時候的雙鬏，把臉顯寬，胖胖的那樣，后來又去了他們家的時候，我也是微笑地找他們，所以我對自個兒演的還是很得意的。”

“那為什么你都演了那么好的戲以后，又去當作家，搞寫作去了呢？”

“我寫作就是那時候我演戲，演戲……我演戲就老演不著戲，心里特別苦惱。說我長得不像工農兵，那我也沒什么辦法，我長得就是不像工農兵，也不能改變長相啊。后來就有一天，在兩千人的電影局的全局大會上，局長袁文殊就在大會上宣布，黃宗英從演員劇團調入上海文學研究所任編劇，我一聽，‘’一下子我的頭就脹了起來了，我說那糟糕了，要白吃人民的小米兒了，我怎么寫得出劇本來呢？就是因為我寫了一個劇本《平凡的事業》，寫托兒所保育員的，小孩子的故事，就要把我培養成編劇？其實就是培養，也不跟我商量，你就讓我在劇團里頭待著嘛，我寫寫劇本又當演員，還可以是一個多面手，我一點兒負擔都沒有，我沒戲演么我就寫，現在把我調到那里當編劇，非交本兒不可，太緊張了。我就這么樣子做了編劇。”

“那后來你怎么會想到要去農村了，怎么去寫邢燕子了？”

“那我作為編劇，就必須要下生活。我覺得哪兒遠，我去哪兒；哪兒偏僻，我去哪兒；哪兒苦，我去哪兒。就這樣子，好像還可以遮一遮我寫不好的弱點。”

 

《告別膠片》擱置了，我覺得宗英阿姨的這段去農村的話，也不能改進劇本里，因為沒有很深的前置背景的交代，這話變得那么空洞，沒有人相信一個女演員會希望：必須要下生活，我覺得哪兒遠，我去哪兒；哪兒偏僻，我去哪兒；哪兒苦，我去哪兒。

那女人對生活的追求是什么呢？難道，宗英阿姨告別膠片，是因為長得不像工農兵？現在誰又愿意長得像工農兵呢？似乎能跟她對話的女孩，現在沒有了。那她們倆以什么樣的命題對話呢？沒有人愿意像她那樣去追求在亭子間里的一份浪漫。劇本沒有改出來，我們還是拿著《告別膠片》在那里找錢，可是小制片又對我說：“趕緊把那些‘家鄉’戲刪了，現在誰要看農村的戲？都在往城里跑，還是往回找吧，就是寫兩個女人的對話。”

那就是一個現代的女孩希望做演員，當明星，這是符合今天年輕人明星夢的狀態，對，讓這樣一個鄉鎮的女孩到大城市里“漂”吧。我剛開始下筆修改，小制片又來電話了：“片名一定要改，人家都說這像一個紀錄片的名字，要商業點，一定要商業。”“等本子改好想吧！”“不急，不急啦。你想找的女演員懷孕了，明年出本子也來得及。”

 

錢，還沒落實，兩年時間過去了。我已經有點不耐煩了，每見一個投資方，首先是聽對方給你上一課：“我們是做生意的，投錢的目的，就是掙錢，你覺得你的片子能掙多少錢？”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們，既然是談生意，我也可以坦白地說：“我們這個是低成本，我不敢保證能給你掙個上億的收入。”我停頓了一會兒，已經氣不打一處來了，心說可以掙上億，我還找你投資嗎？傾家蕩產，我自己投了。“但是，我拍的片子，從來沒有讓投資方賠錢，保本是可以的，因為這是一部低成本電影。”“明星是誰？”

我不說話了，讓小制片去忽悠他們吧，說什么呢？既然是低成本談什么明星？不，沒有明星投資不談。我們都是紅著臉去見投資方，然后黑著臉走出大門。

生活顛倒著過，我不愿意想錢的事情了。僅僅兩年的工夫，機器都從C-300改成5D-Mark2了，不僅便捷，關鍵是出來的成像已經接近膠片的感覺了，因為是用照相機的鏡頭在拍攝。不要跟我講錢，夠用就可以了。我寧可把錢扔進去，慢慢記錄宗英阿姨講述的人生，她真實的歷史。這錢，實在讓人煩惱。有錢未見得能拍出好電影，但是沒錢是斷然不能拍電影的。

 

“那時候人家都自己回鄉啊，我想我這個鄉還是不能回，一回去（就是）‘黃三小姐回來了’，我就找了一個離故鄉遠一點的地方，叫‘樂清’，‘快樂’的‘樂’，‘清潔’的‘清’。到了那里，到縣里報到以后，就有人陪著我走十里路，到了一個叫‘丁岙’的地方，‘丁’是‘甲乙丙丁’的‘丁’，‘岙’是‘山岙’的‘岙’，就是很偏遠山區里的地方。我就覺得像走進桃花源里似的，因為那里有一股泉水，有一條小路，就到了我住的地方。我住的地方，就跟人隔著一個板壁，住在樓上，一個板，我就覺得住在那兒挺好的，晚上聽著隔壁的小孩兒咳個不停，好像百日咳似的。第二天我就拿點兒止咳藥給那小孩兒吃，小孩兒一吃第二天就不咳了，他從來沒有吃過藥，所以特別靈。鄰居遇人就說來了一個醫生。第三天就有人來找我去給人家接生，我說我不是醫生，我不是醫生，他說你不要客氣，我說我從來沒見過生孩子，我不是醫生。我沒有去接生孩子，但是后來我就背了一個藥箱跑到其他村里給人家看病。我們不遠的村子里有一個阿姨，她不能勞動，因為脖子后面長了一個瘡，她豎不起脖子，我就給她涂了那個魚石脂軟膏，把那個膿拔出來了，膿拔出來以后我又給她貼了消腫的膏，第三天她就能夠勞動了，所以人家就覺得我是黃醫生。還有人把無線電拿來讓我修，我說我不懂啊，他說你是大學畢業啊，我說我不是大學畢業，我念過書可我不懂得怎么修無線電。那時候我是山村里頭第一個下去的學生，人家就對我挺好的！給了我很多蒸熟的山芋干，讓我勞動的時候吃，說我吃的飯太少了，勞動干不動的。

“頭一天，跟著他們一塊兒去砍柴，等我走到有柴的地方，大伙兒都已經弄好了大捆的柴禾，預備下山了。我就胡亂抓了一點兒，捆了一捆，我也下山了。下山以后，到我們家那個房東那兒，房東拿了一桿秤，說稱一稱，結果一稱只有七斤半，后來全村都傳出來，說七斤半姑娘，來了個七斤半。我在那兒挺快活的，給大家開民校，教識字，開識字班，總之我覺得挺開心的。”

“你那個時候寫東西了嗎？”

“嗯。就開始寫東西。寫了《你追我趕》，寫兩個隊在那兒競賽，寫糧產，產值是過千斤，后來千斤不算數了，兩千斤、三千斤、五千斤都不算數了，就空在那兒，最后在拍的時候到底是幾千斤，就填上去。半夜里跟人家一塊兒，把快要成熟的稻子往一塊兒擠，就是破壞生產，不是我破壞的，就是那時候整個的生產都在那兒破壞，就是……”

“就是‘大躍進’。”

“就那個意思。”

“怎么不寫這個？寫那個把快長熟的挖出來，再種到其他田里的事情啊！”

“那不能寫！這都是真的，再種到其他地里去以后，真能讓小孩兒站在上面。”

“那么什么時候挖，怎么種的，你能把這個過程跟我說一下嗎？”

“都是半夜里頭，就說積肥，把路上的草也積了，樹上的樹葉子也積了，就是晚上就把我叫去，拔這個稻子，我又不明白為什么拔這個稻子，就跟著他們拔，拔了稻子就跟了他們拚命往快收割的稻田里插，插完了之后大家伙兒都回去了，我就回不去了，因為是晚上，我看不清楚怎么樣回家，我就在那兒轉啊轉的，想是什么一條路，結果看見有個燈光，我就跟他們說，我回不去了，你們幫忙把我送回去，他們說你剛才就在家門口，我說我現在已經不認識家了，他們就把我送回來了，就說我半夜自己找不著家了，反正盡鬧笑話。”

“那后來把麥子都插在一個田里面，小孩兒能站在上面嗎？”

“小孩兒能站上面是別的村兒，我們那兒沒站上去，我們那兒就說多少斤多少斤，其實拔出來的已經不能再長了，擠到那里頭的也不能再長了，就是破壞生產，全國都那么做。”

“好可怕哦！”

聽宗英阿姨講故事，似乎在她緩慢的敘述里，我總有那種慌慌張張的感覺，我害怕，哪怕是簡單的故事，那一份誠實里面，她的歡樂里，都讓我覺得害怕和緊張，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走過那樣的歲月，那種緊張變得抽象、急速，在我的身體里收縮、糾結著。

 

現在劇本終于找到一個新名字，叫《浮生夢影》，我們用它申請了電影基金的拍攝扶持。沒有人再問你準備回收多少票房，我們已經把立意、主題人物、故事搞得更加完整，片名確定以后，讓我再一次找到要表達的方向。很快，扶持基金批下來，加上小制片公司的投資，接近目標不遠了。于是，我們繼續努力著。終于在四年的努力中，一部低成本的投資落實了。但是，宗英阿姨完全變了，她不愿意說話，她拒絕了中央臺、鳳凰臺的采訪。夏天，我又往華東醫院跑，我說：“宗英阿姨，我錢找到了，馬上要拍戲了。你一直說，你年輕的時候，有一個浪漫的夢想，希望像法國女演員薩拉·伯爾娜一樣，在七十多歲的時候，即使坐著輪椅，還是上臺演出。我這次是，讓你在九十二歲的時候，還出現在銀幕上。”

可是她淡漠地對我說：“沒興趣！”

“不可以的，你必須答應我，我準備了四年了！”

“知道了！”

這大概就算是承諾。小阿姨說：“你面子真夠大的！”

 

一部精致的低成本影片開拍了。我們把錢省下來，在攝影棚里，扎扎實實搭了一堂“釘子戶”破敗的石庫門二層小樓。為了拍攝到漂亮的外景光影，我們在那里死等陽光。華東醫院不許我們進去拍攝，我們聯系了隔壁的戲劇學院，把他們的大花園當作醫院草坪。校方只允許我們周末拍攝,不能影響學生上課。等了一周又一周，每個周末，都不見太陽。不行，想像中的宗英阿姨，就是穿著紅色的小碎花衣服，坐在一片碧綠的大草坪的樹蔭下讀書。逆光把她銀白的頭發照亮了，她是在那樣的陽光里遇見了我們的男女主角，她告訴他們什么是她的幸福。

拍攝的日子就要結束了，可是周日從來就沒有出過太陽。我們又去找了永福路52號，老上影的花園，決定太陽一出來就搶拍，不等周末了。可是外聯制片給黃宗英的小阿姨打電話，對方就是不接。制片說：“導演，你自己去聯系！”等我打過去的時候，才知道宗英阿姨感冒了，吊針一周，剛剛開始恢復，小阿姨也不敢幫助我們把宗英阿姨從醫院偷偷地帶出去。但是，攝制組進入最后的殺青階段，怎么辦啊！制片決定讓大家偷著溜進華東醫院，在宗英阿姨病房對面的小會議室偷拍。

攝制組開會討論。

我說：“大機器實在進不去，就用5D拍攝。”

攝影一下跳起來大叫：“這是拍電影嗎？我不拍!”

“你不拍就不拍，我沒有別的選擇，隨便什么機器，即便是PD-150，只要能拍攝到黃宗英和我們的演員在一起，就可以了！”轉身我跟副導演說，“我們先混進醫院，把會議室陳設一下。”

副導演問我：“反打鏡頭的時候，會議室的門開著還是關著？”

“是偷拍，必須關著。”

他蔑視地看著我：“你拍吧，比電視劇還不如。”

我完全失控了，在攝影棚的走廊里大叫：“你們都不要去拍了，都可以滾，我就一個人，我就用5D把戲拍了！”

制片說：“導演，不急不急！晚上開會。”

沒錢、沒人脈，還想拍戲？誰都不敢去醫院找院長通關系。但是，我們畢竟是一個有著電影訓練，由老上影一批退休創作人員組成的，有職業拍攝能力的專業團隊。制片想了很多辦法。他先去醫院，摸清了可以在急診室那里開進器材車，然后帶上五個民工，拿著器材從員工通道，走到住院處，從后面的貨梯上樓。兩個男女演員在汽車里化完妝，就坐在電梯口的凳子上，他們即使穿著戲服，但那是生活裝，沒有人認識他們，他們低頭在那里看手機。化妝師偷偷溜進病房給宗英阿姨化妝，同時替代了服裝師為她換上衣服。

我在微信上向副導演道歉，雖然他依然掛著臉，我們畢竟一起出發了，我們的道具在會議室陳設。接著撤離，外聯制片已經跑到住院部的大門口接應大家。他進進出出，門房的保安死死盯著他看。制片主任的光頭，讓人家多看了他幾眼，已經嚇得逃跑了。外聯制片膽子大，他走向保安，客氣地說：“兄弟，儂阿是認得我？”

保安說：“不認得！”

外聯制片說：“那儂盯著我，看什么東西？”

“啥人看儂了。”

接應完成以后，外聯制片趕緊跑到護士臺穩住護士小姐，他說：“老太太拍了一輩子的膠片，看到的都是膠片攝影機，今天，我們導演說，要讓老太太看看，現在的數字攝影機是怎么回事。”

這時候，攝影帶著鏡頭箱和攝影機、三腳架，已經潛入會議室了。照明帶著燈架和燈具開始打燈，安排妥當，錄音帶著設備進來了。最后，讓小阿姨扶著宗英阿姨進會議室坐下。這已經不是四年前的黃宗英了，她自己說的話，完全記不住。我不斷提醒她，她重復著，一次又一次被她斷句，真的記不住了，給了她劇本還是不行。她不能說完很長的句子。外面護士臺的護士在大聲說話。

錄音急了：“趕緊讓制片叫他們安靜啊，否則我的同期聲不能用了。”

攝影對著我叫：“導演，不要給黃老師排戲了，可以了可以了！抓緊拍啊！”

大家都高度緊張，現在不是搶光，現在是不知道會發生什么，就怕給人家轟出去。男女主角還沒有和宗英阿姨對戲呢。我雖然緊張，還是努力做出鎮靜的狀態，我知道，我一定要拍到宗英阿姨和我們男女主角在一起的鏡頭。

2016年9月30日下午2∶40，我們終于拍攝完成了這場戲。

2016年12月23日，黃宗英急病上手術臺，術后在重癥監護室住著。

或許是宗英阿姨給我的承諾，她會幫助我完成這部片子；或許是我在完成自己的承諾，讓她不是七十歲，而是九十二歲時出現在銀幕上，讓她最燦爛的微笑定格在電影里！

 

她對我們的男女主角說：“我做的最成功的事情，就是嫁給了趙丹。他一生坎坷，運動一個接一個，我也不知道怎么辦好，就在他身后緊緊地抱住他，為他分憂。”

（黃宗英、趙丹主演的電影《幸福狂想曲》）

向死而生

宗英阿姨已經不是第一次面對死亡。在她自己的文章里說：“《望長城》攝制組總制片郭寶祥同志和我懇談：‘和于臺長研究了，為關心你的身體，又是這樣的年紀了，是否考慮不去羅布泊。將來航拍時，可以在飛機上出現主持人形象。’”

“我動情地回答：‘讓我去吧。我想，對一個知識分子最大的關心是全其志。我想去羅布泊。’”

接著四輛新型的越野車，六輛軍用大卡車——十七位解放軍干部戰士，向杳無人煙的地理禁區挺進。想到那個場面，想到宗英阿姨雪白的頭發，卻挺著腰板坐在那顛簸的大吉普里，我終于明白，為什么現在的電視節目不好看了，因為這些理想主義者都不復存在。收視率，娛樂至上，把視覺的最后一點精神的呈現抽取了。黃宗英是那種帶著激情的知識分子，又是作為一個演員出場了；她是把舞臺作為她最終挑戰的地方，她不能隨便屈服，整個生活不論是寫作還是表演，或者是主持，現實就是她的舞臺，她不肯隨便退卻下來，她的挑戰就是面對鏡頭。用她自己的話說：“探險，對我總是一種難以抵制的誘惑。這種心態仿佛與我的年齡和外貌越來越不相稱了。”

是的，當黑發變成白發，當皺紋撕裂開眼角的皮膚，宗英阿姨還是那樣充滿著浪漫的激情，似乎她從來就不覺得自己會衰老。七十歲的西藏之行，因為高原反應，她昏迷了三天三夜，病危通知出來了。盡管她奇跡般地蘇醒了，但是因為大腦缺氧，嚴重影響了她的記憶力和說話功能。

 

片子終于做后期了，我重新踏進寶通路449號。不記得多少年沒有走進這里了，我們再也不需要制片組的車子送我們，我們不再是捧著一大盒一大盒沉重的樣片和混錄聲帶進入電梯。僅僅一個硬盤，這就是一部電影的全部，背著書包就來了。廠里看不見什么人了，空空蕩蕩的大樓顯得破敗，從后門上去的小門裝修過，電梯還是那個常常出故障的老電梯。到了六樓以后，卻面目全新，醒目的大牌子掛著：上海電影數字中心。清一色的“70后”、“80后”、“90后”的孩子，一張面孔都不認識了。但是，毛弟說他記得我，因為他剛進廠時，就是幫著做我最后一部膠片電影的配光。現在他是數字中心的調光師了。這也是我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把“配光”改成說“調光”。毛弟經常糾正我，因為配光是膠片的概念，數字叫“調光”。

南藝的教授來看片子，走出混錄棚的時候，他非常驚訝地說：“沒有想到從那個小破門走進來，里面是這么先進的設備，好厲害啊！”

片名又改了。發行方說《浮生夢影》太復雜，不是“80后”、“90后”能體驗的，一定要改名字。怎么改呢？初稿的劇本里有一句歌詞：“如果可以，請你假裝還喜歡我，給我一個擁抱。”就順著這樣的思路，單純、明確，那就叫《請你記住我》吧。劇組里的朋友都不喜歡，那么蒼白、直接，索然無味；但是發行方說好，就這樣確定了。我把守著最后的防線，沒有本質的爭議，我首先學會的是妥協，我總是跟自己說：妥協是智慧。《請你記住我》，是記住老電影，記住讓中國電影輝煌的老電影人。

 

故事片里出現了紀錄片、穿越、老電影還有現實生活，那一對與趙丹和黃宗英對應的男女主角的故事，他們的電影夢和他們的愛情。影片開始，就是宗英阿姨對趙丹的回憶：“我第一次見趙丹，他扣子也扣錯了。襪子一邊一個顏色，我覺得他是一個大孩子，沒人管的大孩子，我那時跟他演戲，很有距離，但是也很默契。等到臨走的時候，他突然跟我說：我不能離開你，你應該是我的妻子！我一下子，腦袋就‘嗡’地一下，‘嗡’起來了。”

現場聽她說話，我們忍著笑意，要把她的聲音干干凈凈地留在鏡頭里。七十年過去了，所有的回憶依然有畫面感，就像我看著趙丹和宗英阿姨在《幸福狂想曲》里的劇照，他拉住她的手深情地看著，她羞澀地轉過臉去。我把劇照放在銀幕上，宗英阿姨的回憶成了畫外音，大家再一次體驗著她腦袋“嗡”地一下發昏的時刻。

他們結婚了。“那時候，我們就在順德里36號租了一間前客堂，那個前客堂是沒有窗戶的，開了門就是人家曬被窩、洗馬桶的，他們就愿意跟趙丹說話，后來趙丹演《烏鴉與麻雀》的‘小廣播’形象就是從鄰居里面得到的啟發，他就不上桌吃飯了，拿著碗在地下蹲著吃，他說‘小廣播’也好，武訓也好，都是不上桌吃飯的。后來成立《魯迅傳》攝制組的時候，當然是要找趙丹演魯迅。”

“為什么是當然呢？還有其他老演員呢？”

“反正就覺得趙丹合適。”

“他已經不回家了，在那個淮海中路150號，有一幢房子是電影局的宿舍。北京已經調來了于藍，演許廣平；調來了于是之，演瞿秋白；調來了藍馬，演什么我不太記得了，反正就都調來了，很尊重的。趙丹呢，也給他一個房間。趙丹就在房間里掛了‘俯首甘為孺子牛’，我給他送了文房四寶，他就在那兒醞釀魯迅的角色，穿著魯迅穿的衣服，在服裝里面找人物的感覺。

“瞿白音的愛人說，他們有一天走在馬路上，看見有人坐在馬路牙子上，走近一看，是魯迅。還說他很頑皮的，說是人家來逮捕他，他就出來。回家了，他輕手輕腳地回來，開開亭子間的門，就說了句‘我回來啦’，把人嚇一跳。他就挺頑皮的。”

“趙丹叔叔為什么要坐在馬路沿上？”

“他覺得等車等得很累，何必站著呢。魯迅也會坐下的啊！他一演戲就把我也給忘了。我就是最喜歡他把我也忘了的神情。”

 

《魯迅傳》的影片很快下馬了，因為柯慶施提出了“大寫十三年”的口號。一點一點往上遞進的時候，“文革”開始了。

“周民（周璇之子），周民戇得來不得了，人家寫‘打倒反革命趙丹’，他就在旁邊寫‘趙丹是革命的’，他就寫！我說民民，你離開我們這個家吧，你不是我們的親兒子，他就是不走。我說你不走，我就打你，你走吧，你不要這樣。他說，‘趙丹是我額爺，我就要保伊！’后來人家就打趙丹，他就把趙丹抱住，不讓人家打，人家就打他，這個兒子一直是這樣的。”

“他們怎么打趙丹呢？”

“被打是三天兩頭的。還有的事兒，關進去我就不知道了。我正在天馬電影廠的‘牛棚’里，跟王丹鳳、朱莎、白穆關在一個小間里頭勞動，做一種糊紙的勞動，這時就有一個管‘牛’的，他叫林進財（音），林師傅就進來了，說黃宗英早該去吃人民公社了，趙丹去吃人民公社了，你和小把戲要有什么問題就找我好了。他就走了。這時白穆就跟我說，‘宗英，你從小在業務上還是挺順的，沒受什么波折，你從今往后啊，碰到什么事兒，你就往最壞的地方去想，你就能夠挺過來了。’他還說，‘今天早上一輛吉普車把趙丹擱到監獄里去了，你要想透了，你還有三個孩子，你要挺得住。’這時候我才知道趙丹被捕了。一會兒，有兩個‘造反派’就來找我說，黃宗英回家去。一個人在前邊兒帶著我，一個人在后邊兒押著我，他們都拿著槍，因為我們是電影廠的，道具都有木頭槍，他們一個人就押著我走，從徐家匯，一直走到湖南路的那個家里。這個‘白穆哲學’對我后半輩子有很大的影響，我就這么挺過來了。”

“后面有人跟著看嗎？”

“沒有人跟著看，我又不像電影明星，我還是穿得挺干凈，可是挺舊的。押回家以后就讓我給趙丹收拾行李，我就找了最大的床單鋪在地上，我找新的棉被，他穿的新的棉衣、棉背心、毛襪子、棉鞋。因為已經到了十一月了，上海有一個‘十一月里廂小陽春’，就是十一月里最暖和，馬上就要冷了，我就知道他反正出不來了，我就給他拿最暖和的東西，我就壓著腿往里頭裝，往里頭打，然后打了一個很大的鋪蓋卷，他們就把鋪蓋卷拿去了。我又找了一個網線袋，給他拿了洗臉盆、漱口杯、牙刷牙膏、換洗衣服什么的。我忘了說這個，他頭幾天回來的時候眼睛是罩著一個紗布，這么遮著。我說怎么了？他說‘青話’的造反派專門戴著手套往我的眼睛上打，說‘叫你還演戲，叫你還演戲！’我的瞳孔破裂了，他就給我一張周醫生——我們的廠醫開的病假證明，說瞳孔破裂，請假二周。哎呀，我很害怕，我想他要瞎了！我就讓他趕快躺下休息，我說你眼睛疼不疼，他說倒也不像想像得那么疼，我就讓他點眼藥水。趙丹哭了，他說，‘他們打我的時候，手套里裝了鉛彈子，要把我的眼睛打瞎。我要是眼睛瞎了，就不能演戲了。我就是一個廢人了。’我說，‘現在不要想演戲的事情，不要哭，這對眼睛不好！堅強點！’”

（黃宗英扮演的梅表姐）

一次次，他們從死亡的邊緣走回人生，即使在這最苦難的一刻，他們想到的依然是電影。向死而生！宗英阿姨是那么樂觀，她在付出這一切時，是用自己整個的生命作為代價的。

1960年代初，她說：“那時候趙丹已經病了，外邊都在傳，有一個攝制組爛掉了，導演演員都爛掉了。他就特別緊張，我說你緊張什么啊，他說，‘說的就是我’。我覺得他不至于有什么問題，因為他對我是很忠實的，我不相信他有這些事。后來，宣傳部里就讓他寫了材料，就讓趙丹坦白，他和一個女的有關系。我心里雖然難過，但是我勸他，沒事沒事。我就騎了自行車把他的檢查給領導送去了。我就跟領導說，都是黨員，又都是優秀的演員，公開批判，恐怕影響太大。領導說,‘擱在我這兒吧。’就擱在抽屜里了。我就騎車回來了，我就記得街上的風，吹著我的頭發，我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掉眼淚。我回家來了，趕緊把眼淚擦了。我就說，‘我給你交上去了。沒事，你別緊張。已經干過了，就不要后悔了。后悔也沒有用的。’”

有一次采訪時，宗英阿姨特意跟我補充說過：“一夫一妻制是理想主義的，可是感情很難用制度控制。所以，我理解趙丹。”我們就坐在她的病床邊，聽著她說話，大張著嘴，卻不知道該怎么回應。宗英阿姨，一個女人，多大的胸懷啊。

 

我們沒有把這些采訪都放進故事片《請你記住我》，我把錄音重新整理記錄下來，就是想記住他們那一代電影人的一切。想起韓天衡老師跟我們說的話：文學藝術跟科學技術是兩個規律，科學技術是六親不認，它采取的態度、它的規律本身是對過去的東西，采取徹底打倒的姿態，而且是摧枯拉朽地打倒！但是藝術不是，藝術講發展，講進步，講四世同堂。從來沒有什么，兒子出來就把父親否定掉了，孫子出來又把祖父否定了。因為藝術不能這樣！它必須要認真地借鑒傳統，然后一步一步往前走。

記住傳統，記住老電影人的一種精神，一步一步往前走。還能走多遠，我不知道，但是我要記住！影片結束的時候，我一直找不到這種向死而生的場面，我不知道怎么樣能把戲推向精神狀態的高潮，而不僅僅是讓人物處于一種常見的戲劇沖突之中。已經在看外景了，大家對劇本的結尾都不滿意。當美術找到了紅磚雕花門樓的石庫門房子的時候，我們趕到那里，只看見，弄堂里堆放著已經拆掉的老房梁，還有摞得整整齊齊的青磚。我們在房屋、廢墟中行走，仔細看著那古老的建筑，你會有一份難以抑制的傷感，多漂亮的房子，它們卻很快要化為灰燼。一步一回頭，心里就是一個字，“痛”。

突然，我站立在一片瓦礫之間，我找到了影片的結尾，就是大型推土車開進來了，像科幻片里的大爪子，伸向屋子，把一棟一棟小樓輕而易舉扒了下來。那傾倒的轟鳴聲，像戰爭片里的爆炸，把世界晃動了。這就是影片的結尾。我越想越激動，回家就趴在電腦前，把它完成了。大家都說，現在的結尾站住了，把整個劇情像一張大網，緊緊地收緊了。可是，這只是文字上的東西，你怎么能拍到這樣的場面？房子里，還有很多釘子戶住在那里，誰說你可以把推土機開上去？外聯制片，買了一條煙坐到拆遷辦的臨時辦公室里，他和主任拉關系，打聽推房子的日子，商量是否可以讓我們拍攝。主任說，一點沒有把握啊，有時可以等上幾年，有時來通知說拆，明天就拆了。“哎，千萬別明天就拆啊，我們還有一個月的時間，才開拍呢！”“可是，你們開拍的時候，我們不一定會拆房子啊。”

 

把生活的最后記錄留在故事片里，現實的力量遠遠超出編劇的力量！

等到我們去復看外景的時候，副導演嚇壞了，原來確定男女主角第一次相遇的老房子前，只剩下雕花的門樓，門板已經被人家拆卸了，后面是一片雜亂的瓦片。制片急了，不是說不會馬上拆的嗎？他往拆遷辦跑，讓人家幫忙，找了三扇門板，又重新裝了上去。但是拆遷辦的人說：“你們趕緊拍啊，不知道哪一天又被人家拆掉了！”制片恨不得派人來守衛這最后的老樓。

終于談妥給我們拍攝拆房子的那個場面。早上正準備吃了早飯去現場，突然攝影的電話來了：“導演，趕快過來，說好八點半拆房子，讓我們拍攝。現在就在那里拆了，你趕快過來啊！”一看時間，才七點啊。我往大街上沖，可是這個時候，上哪里攔車？滴滴打車都不答復你。我急得給制片打電話，“組里趕緊派車過來啊，打不到車！”“不行，現在堵車，你趕緊去坐公交車……”我還沒有聽明白坐幾路公交，突然看見堵在馬路中央，停著一輛空車。我對著紅燈就沖過去，在車流里面，愣是把那輛空車攔截下來了。

現場，大家戴著口罩已經在那里開拍了。顧不上裝上監視器，看著大斗車開進弄堂里來。飛揚的塵土，張牙舞爪的大車，我們攝制組一行人都變得如此的渺小。當大扒子推向雕花門樓的時候，我用手機也拍下了這個場面。我把它用微信發給北京的朋友，幫助我找演員的導演。看見雕花門樓倒下去的時候，我聽見微信上大聲的叫喊：“哎呦，真拆啊！”真拆，我低下頭，我努力掩飾著奪眶而出的眼淚。只有一個字，“痛”。

我們記錄下這些，這就是電影，它最終還是通過影像拯救了事實，抵抗住了物質世界的時間。我們保存下了這難忘的一刻。老房子像我們的數字電影，一定有輝煌的時刻，但是再先進的設備，也不是絕對安全的。硬盤，一旦存儲設備損壞，數據就會丟失。膠片就不存在這個問題。膠片除了是拍攝格式，同時也是儲存格式，而且正常情況下常規的膠卷可以保存數百年。寶通路449號最后一條膠片沖洗流水線，消失了。但是，那里的膠片保存著所有的電影。趙丹、黃宗英和老電影人，上海的老電影是永恒的！

（原文刊于《上海文學》2017年5月號，轉載自“上海文學”公眾號：shanghaiwenx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