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音的種子：羅蘭·巴爾特訪談錄（1962-1980）》

什么都不要做。看著青草在長。放任自己在時間的河水中流動。

把生活都變成周末……羅蘭·巴爾特談起有關懶散的樂趣。

懶散是學校神話的一種要素。您如何對其進行分析呢？

懶散并非是一種神話，它是學校情況的一種基本的、好像也是理所當然的條件。為什么呢？因為學校是一種約束性結構，對學生來講，懶散是操縱約束性的手段。課堂，必然包含著一種壓迫力量，哪怕就是在課上講授的東西，青少年們也不一定想聽。懶散可以是對這種壓迫的反應，可以是承擔因這種壓迫帶來的煩惱，表現出對于這種壓迫的意識，在某種程度上講，也可以說是對其運用辯證法的一種主觀策略。這種回應并非是直接的，它并不是一種公開的不滿，原因是學生沒有直接回應約束的手段，這是一種婉轉的、避開造成危機的回應。換句話說，學校里的懶散具有一種語義價值，它屬于課堂編碼，屬于學生的自然語言的編碼。

如果關注一下詞源學的話，我們就會注意到，在拉丁語里，形容詞piger（因為懶散“paresse”就來自其名詞“pigritia”）就意味著“緩慢”。這樣一來，懶散的最為負面、最為痛苦的面目，就是做事糟糕、違心，就是在給予體制一種反饋——但卻是拖延的反饋——的同時，來滿足體制的要求。

相反，在希臘語中，懶人被說成argos ，它是a-ergos 的語音縮合的結果，它意味著“不努力”。希臘語比拉丁語更為率直。

在這種小小的詞源學辨析中，已經可以大體看出形成某種懶散哲學的可能性。

我在高中學校里只當過一年的老師。我并非是從那時起就對學校里的懶散有了想法，而是根據我自己做學生的經驗產生了這種想法。我自然地再一次看到了學校里的懶散，但它卻是以我當前生活中的一種隱喻方式出現的，原則上，這種懶散與一個學生的懶散無任何關系：當我面對那些讓我非常頭疼的任務——例如寫信、閱讀手稿——的時候，我就抵觸，我就從心里說我沒有能力完成，完全像是一位學生無法完成其作業那樣。這如果說是一種意志上的痛苦經驗的話，那就是懶散方面的痛苦經驗。

您在生活和工作中，如何看待懶散？或者您為其安排什么位置呢？

我會說我在生活中不為懶散安排任何位置，但這樣說又是不對的。我認為那樣做是一種不當，是一種錯誤。通常，我都是處于奮力做事的狀況之中。當我不做事或者在整個一段時間里不做事（一般來說，我都會最終做完事情）的時候，那就是某種懶散襲上身來，而不是我選擇了懶散和我把自己推向了懶散。顯然，這種羞怯的懶散并不采取“什么都不做”的形式，而這種形式將是懶散的光榮形式，即哲學形式。

在我生活中的一個時期里，午休之后，一直到下午四五點之前，我都為自己安排一點這種愜意的懶散，不再忙別的。我不再挺直身體，而是依隨身體的姿態，而這時的身體處于有點困、不太有序的狀態。

我不想嘗試工作，我放任自己。

那是在農村的一段生活，是在夏天。當時，我搞點兒繪畫，也像許多法國人那樣做點零活。但是在巴黎，我就要忍受必須工作和難以工作所帶來的折磨。我任憑這種被接受的懶散形式的擺布，這種形式便是我為自己創立的散心，是重復的散心：自己燒一杯咖啡，喝一杯水……此外，也有時心情非常不好，因為如果散心是來自外部的，我則不會很好地接受，而是對引起這種散心的人非常惱火。我可以滿心不悅地接受一些電話或來訪，但實際上，那些電話或來訪干擾了我并不在做的一項工作。

除了散心，我也有另外一種痛苦的懶散方式。我按照福樓拜稱為“馬里納德泡菜”的啟示來安排懶散方式。這就是說，在某個時刻，我一頭扎在床上，“老待在床上”。什么都不做，腦子里轉來轉去，情緒消沉不振。

我經常地、太經常地出現“馬里納德泡菜”狀況，不過，這種情況不會持續太久，一刻鐘，二十分鐘……然后，我又重新鼓起勇氣。我又回到“什么都不做”的這一主題上來了。我認為，實際上，我是在忍受著我沒有能力和自由去什么都不做。不過，有些時候，我確實很想休息一下。但是，正像福樓拜說的那樣：“您憑什么要我休息呢？”

我這么說吧，我做不到生活中有一點清閑，也很少有什么消遣。除了有朋友，我只有工作，或只有乏味的懶散。

我從未特別喜歡過體育，而現在，不管怎么說，我都上了年紀了。這么一來，如果一個像我這樣的人決定不做任何事情，那么，您還能讓我干什么呢？

閱讀嗎？但這就是我的工作呀。寫作嗎？還要說一點，正是因為寫作我才很喜歡繪畫，而繪畫是一種絕對免費的、自身的、不管畫得怎樣都是審美的活動，同時，它還是一種真正的休息、一種真正的懶散，原因是，作為充其量僅僅是愛好者的我，我并不向其中投入任何類型的自戀。不論是畫得好還是畫得不好，對于我都一樣。

還有什么呢？盧梭晚年在瑞士的時候，曾繡過花邊。

有人可能會在無過分諷刺意味的情況下，提出織毛衣的問題。編織，這也是某種懶散的舉動，除非是一心想完成一件活計。但是，習俗卻禁止男人編織毛衣。也不總是這樣。150 年以前，也許是100 年以前，男人們曾非常靈巧地編織地毯。現在，不再可能了。最為反社會慣習的場面，也是我一生中所見過的最不可思議的場面——不是在我看來，而是在現場的所有人看來——是在巴黎的地鐵車廂里，一個年輕男子從提包里拿出一件編織物，不加掩飾地織了起來。所有的人都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覺，但沒有人說話。編織，正是一種手工的、不起眼的、免費的、無目的性的活動，但是，它仍然是一種絕佳的、成功的懶散表現。似乎也要看到現代生活中的懶散表現。人們總在談論消遣權，但從不談論懶散權，您注意過嗎？此外，我在考慮，在我們當中，即在西方人和現代人當中，不做任何事情的情況是否存在。

有些人甚至有著與我完全不同的生活，他們的生活更為異化、更為艱難、更為辛勞，當他們有點自由的時候，他們并不“什么”都不做，而總是做點什么。

我還記得這樣的景象……當我還是個孩童或青少年的時候，巴黎與現在是不一樣的。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夏天的時候，天氣很熱，比現在熱得多——至少人們是這樣認為的，不管怎樣，我是這么認為的。于是，人們經常看見那些守門人（那時守門人非常之多，這在當時是一種社會機制），每當晚上非常熱的時候，他們就搬出椅子放在臨街的大門口，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

這是一種懶散的景象，現在早就沒有了。我在生活中看不到了。在現在的巴黎，見不到太多的懶散現象。咖啡館，仍然是輪替就座的一種懶散：人們可以對話，也可以借此“現身”一下。這算不上是真正的懶散。

現在，有極大可能的是，懶散并不在于什么都不做，因為我們不可能做得到，而是盡可能割裂時間，盡可能將時間打散。這就是，我在工作中為消愁解悶兒做的一點點事情。我在割裂時間。這是讓自己變得懶散的方式。不過，我所希望的，則是另外一種懶散。

有一首禪詩以其簡潔性讓我眼前一亮，它可以為我所夢想的那種懶散進行詩意的定義：

靜心地坐著，無所事事

春天到了

草在拔地生長。

再就是，這首詩在其被翻譯成法語的樣式里，呈現出一種讓人拍案叫絕的錯格形式，即一種構句上的斷裂。靜心地坐著的，并不是句子的主語。并非是春天在坐著。這種構句上的斷裂，不論愿意與否，都很好地表明，在懶散的情況里，主語幾乎失去了其作為主體的常在性。主體分散了，它甚至不可說出“我”。這也許就是真正的懶散：在某些時刻，達到不需要說出“我”的狀態。

戀人主體，難道是最想尋求并達到這種懶散狀態的主體嗎？

一位戀人主體所尋求的那種懶散，不僅僅是“什么都不做”，而且尤其是難以做出決定。

我在《戀人絮語》的“怎么辦？”片段中說過，在某些時刻，戀人主體會盡力將自己安排在他認為激情再現的一種常在張力即“一種小小的懶散角落”里。

實際上，我所努力描述的戀人主體，在任何時刻都會提出一些行為問題：我需要打電話嗎？我必須去赴約嗎？我不去赴約不可以嗎？

我曾一再說過，“怎么辦？”，便是慎重考慮和做出決定的結構，它是由我們的生活所形成的，它就像是佛教中的羯磨（Karma因果報應），即不停地迫使我們做出反應、予以回答的那些原因的鏈接情況。羯磨的反面，便是涅槃（Nirvana安詳寧靜）。因此，當人們嚴重地忍受羯磨所帶來的痛苦的時候，就會設定、幻想某種涅槃。這樣一來，懶散就獲得了一種解脫的維度。

真正的懶散，從根本上講，似乎是一種“不做決定”“待在那兒”的懶散。儼然那些又懶又笨的學生，他們坐在教室的后面，只待在那兒的特征表現。

他們不參與討論，不被趕出教室，待在那兒，充其量是一個點，也像是一堆什么。

人們有時所希望的，正是如此：待在那兒，不做任何決定。我在想，道教中根據“無為”即什么都不做的意義，會有一種有關懶散、有關“什么都不做”的教誨。

我們也可以找出某些托爾斯泰的道德意圖。當面對一種弊病，人們思考是否有權可以懶散的時候，托爾斯泰的回答是可以的，這種回答是最好的回答，因為不能用另外一種弊病來回答一種弊病。

這種道德觀在今天已經完全不被人所信。而如果追溯到更遠以前，懶散就顯得像是對不幸的一種很高的哲學的解釋方法——不回答。但是，當前的社會再一次非常難以承受中性態度。在這樣的社會看來，懶散是不可容忍的。就好像從根本上講懶散是最主要的弊病。

懶散所帶來的可怕的東西，是它可能就是最庸俗、最俗套、最缺少對世界的思考的東西——就好像它可以思考最佳的東西似的。懶散可以是一種隨和，但也是一種征服。

這種思考上的懶散，難道不就是普魯斯特所稱的“似水年華”嗎？

普魯斯特面對作家工作時的態度，是非常特殊的。他的作品的寫成，即便不是根據有關不情愿的回憶、有關自由記憶和感覺之升騰的一種理論，至少也是這種理論陪伴的結果。這種自由的升騰顯然涉及某種懶散。懶散，按照普魯斯特的一種隱喻說法，恰恰就是使人想起往事的物品、氣味、滋味等正在嘴里緩慢地散開，而這時嘴巴也正處在懶散狀態。主體聽憑回憶使其神牽魂移，這時的他是懶散的。如果他不是這種狀態，那么，他就會重新找到一種有意識的記憶。

我們可以求助于普魯斯特的另外一種意象：用紙制作而成的結合緊湊的日式紙花，那些紙花在水中會膨脹變大。懶散，也許該是這個樣子：一個時刻連續書寫，一個時刻精工細作。

不過，即便在普魯斯特看來，寫作也不是一種懶散活動。普魯斯特使用了另外一種隱喻即一種工作隱喻來說明作家。他說，他寫作一部作品就像一位女縫紉師在做一件長裙。這就關系到一種無休止的活動，這種活動一如普魯斯特的工作那樣，是細心的、采集性的、構建性的、補充性的。最后，因為他也許在其生命中期之前曾經是懶散的（還是如此！），而隨后，他關起門來寫作《追憶似水年華》一書，他便不再懶散，他始終在工作。

實際上，在寫作中，有兩種時間。第一種時間是閑逛的、幾乎是尋艷的時間，在這一時間里，人們捕捉記憶、感覺、意外事件，并讓這些內容爭相呈現。然后，會有第二種時間，即伏案疾書的時間，在這一時間里，人們埋頭寫作（對于普魯斯特來說，就是在床上的時間）。

但是，我真的相信，對于寫作，不應該懶散，而這恰恰又是寫作的困難之一。寫作是一種享受，但同時也是一種困難的享受，原因是這種享受必須經歷一些非常艱難的工作階段，并帶有一些風險：很想懶散，受到來自懶散的威逼，放棄寫作的意圖，勞累疲倦，逆反心理等。就在一個小時之前，我還在為托爾斯泰的日記寫評注。

他是一個被生活規則、時間安排的框架和不可以懶散的道德問題所困住的人。他會記下任何沒有遵守規則的情況。這是一種無休止的斗爭，是一種真正難以想象的斗爭。而且，實際上，如果有人從根本上是懶散的，并決心懶散，無論其構想得多好并振振有詞地辯解，他都不能寫作。

有沒有懶散的習俗，或者說星期天也像其他日子一樣的情況呢？

現在要說的是，懶散的種類與職業的種類同樣多，也許與社會的階層同樣多。而且，如果星期天是懶散的一種制度上的時間安排的話，那么，一位教授的星期天顯然與一位普工、一位坐辦公室的人或一位醫生的星期天是不同的。

但是，在社會問題之外，又會提出一周當中這一天的作用的歷史問題，因為根據宗教的不同，會是在星期天、星期六、星期五……也就是說，會提出關于慣例性懶散的問題。

在諸如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那樣限制很嚴的國家，或者像在當前的猶太制度下，休息日是有一些限制做事的習俗的。習俗是先于“不做任何事情”或“什么事都不做”之愿望的。但是，似乎不幸的是，人們一旦必須服從這種禁止習俗，卻又忍受著“什么事都不做”。懶散，由于來自外部，由于是被強加的，變成了一種酷刑。這種酷刑就叫做煩惱。

叔本華說過：“煩惱在星期天具有其社會再現特征。”

對于我來說，當我是個孩子的時候，星期天可以說是一個煩惱的日子。我不大清楚是怎么回事，但我認為，孩子們就是這么想的。星期天，不去上學，而學校，即便對于孩子來說也是具有二重性的，但它總歸是一個社會的和情感的場所……在那里是可以散心的。

現在，由于我已不再是個孩子了，星期天對于我來說，又變成了幸運的一天。這一天，沒有了電話、書信、約會這些來自社會方面的要求，這種要求在一周當中都讓我感到疲倦。這是快活的一天，因為這一天是空白的、靜寂的一天，我可以保持懶散的樣子，也就是說自由的樣子。因為，現代懶散的許愿形式，最終就是自由。

《世界報》（周日版）（LeMonde-Dimanche），1979 年9 月16 日，

克里斯蒂娜·埃夫（Christine Eff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