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我們一直受到基于交易的貨幣本質觀和貨幣研究傳統的耳濡目染，以至于被“現代貨幣理論”（MMT，可參見本專欄第一篇文章：《貨幣與債務經濟學｜現代貨幣理論的“歷史”與“現代”》，2019-05-17，澎湃商學院）這種基于債務的另類本質觀和傳統的“異端”貨幣理論“顛覆三觀”。為了正視和思考MMT這股思潮，我們需要放開視野，了解思想史上有關貨幣本質及其理論紛繁復雜的研究傳統。筆者“貨幣與債務經濟學”專欄的第二篇文章，試圖厘清和對比兩大由來已久且針鋒相對的貨幣研究傳統。作為對貨幣理論總體思路和框架的扼要梳理和介紹，這兩篇文章會顯得比較抽象和枯燥。后續的文章，筆者將在這些理論背景之下向讀者介紹具體而有趣的貨幣和債務思想，希望它會是一段“先苦后甜”的美好旅程。

一、貨幣本質觀與貨幣研究傳統

貨幣問題可謂是經濟學當中最為艱深且最富爭議性的研究課題，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對貨幣本質截然不同的理解。

貨幣的本質是貨幣經濟學的基本問題，是對“貨幣是什么”的一個基本界定。從歷史上看，有關“貨幣”的真實起源已無從知曉。因此后人是根據自身對“貨幣是什么”的界定去辨識貨幣，去推斷貨幣的產生和演進；而反過來，這種“杜撰”的歷史又被動用起來為這套貨幣理論辯護。可見，貨幣本質觀決定了對貨幣相關范疇的理解，包括貨幣的起源、演進、職能和作用以及貨幣經濟的性質等，從而形成了相應的貨幣研究傳統，這些傳統在歷史上不斷得到繼承和發展。

在經濟思想史上，大體存在兩種截然對立的悠久貨幣研究傳統。

一種是“基于交易”（barter-based）貨幣本質觀的主流貨幣研究傳統。這種主流交易傳統最早可追溯至亞里士多德，經門格爾（K. Menger）系統闡釋（又被稱為“門格爾主義”（Mengerian）），以“貨幣金屬論”（Metallism）為典型理論。該傳統在之后得到許多著名經濟學家（如杰文斯、米塞斯、阿爾欽、諾斯、薩繆爾森、清瀧信宏和布魯納等）的支持以及主流經濟學流派的沿襲和發展，并被寫入流行的經濟學教科書，成為深入人心的“常識”。

另一種是“基于債務”（debt-based）貨幣本質觀的非主流貨幣研究傳統。這種非主流債務傳統最早可追溯至柏拉圖，經克納普（G.F. Knapp）和米歇爾-因內斯（A. Mitchell-Innes）系統闡釋，以“貨幣國定論”（Chartalism）和“貨幣信用論”（Creditism）為典型理論。該傳統更為各色邊緣經濟學家（如明斯基、凱恩斯、勒納、古德哈特、雷、赫德森、加爾布雷思等）尤其是后凱恩斯主義非主流學派所繼承和發揚，并得到一些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歷史學家的支持。

二、兩大貨幣研究傳統扼要對比

1.貨幣的本質

主流傳統將貨幣視作是一種特殊的商品——交易的媒介，即人們普遍接受且都愿意拿來做交換的特定商品。該商品還充當著“一般等價物”（價值尺度），起著表現和實現其他一切商品價值的作用。在不同的時期和地點，有許多不同的商品充當著這種交易媒介，如牛、貝殼和鹽以及貴金屬等。

非主流傳統則堅稱貨幣并不是一種商品，而是一種特殊的債務。貨幣不可能在未同時創造一種債務的前提下被創造出來。作為一種債務，它以權力機構確立的記賬貨幣表示，因而從本質上必然與某種權力機構相關聯。并且，由于債務具有等級結構，作為特殊債務的貨幣同樣具有質的差異。國家法定貨幣因“稅收驅動貨幣”機制而處于債務金字塔的頂端，意味著社會的最終支付手段。

2.貨幣的職能

由于主流傳統將貨幣的本質看作一種特定的交易媒介物，因此，“交易媒介”便自然而然地被界定為貨幣最根本的職能，作為貨幣的定義和存在的根據。而交易當中等價交換的要求，使得貨幣這個媒介也可用作價值的尺度。并且，作為一種商品，貨幣交易媒介的職能又可衍生出其價值貯藏手段的職能。

非主流傳統因從債務角度來辨識貨幣，因而抽象的“記賬單位”功能被視為貨幣的首要職能。成為信用論者研究貨幣的出發點。作為記賬單位，（記賬）貨幣首先得以量度債權和債務，然后作為支付手段，貨幣（物）能夠清償債務。交易媒介職能是伴隨且依賴于最初的記賬單位的職能而產生的，而價值貯藏則是以債務的形式來實現。

3.貨幣的作用

按照主流傳統，貨幣的產生解決了物物交換的困難，從而降低了交易成本，促進了經濟結構的演變和經濟范圍的擴大。但是，一旦貨幣出現之后，只要它運行正常，接下來貨幣變量的變化對基本物物交換的比率就再也沒有什么影響了，經濟過程就會像在物物交換經濟中那樣運轉。因此，貨幣被稱為“外衣”或“面紗”，（至少在長期來看）是中性的。

而根據非主流傳統，貨幣作為一種債務，體現的是一種復雜的社會債權債務關系，因而它不可能是中性的，相反，貨幣因素對于解釋實際經濟過程是重要的。在貨幣生產型經濟中，貨幣不僅不是經濟生活的面紗，還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決定部分，是經濟分析中的一個真實變量。貨幣債務數量（可得性及其獲得成本）和質量（等級差異）均會對實體經濟產生影響。

4.貨幣的起源和演進

主流傳統從交易職能出發基于交易來推斷貨幣的起源和演進。貨幣起源于私人部門，其演進以市場為導向的，是私人部門為克服物物交換所固有的交易成本而自發產生的反應。這意味著，基于物物交換的市場先于貨幣出現，貨幣必須合乎邏輯地產生于市場，是一種“自發的秩序”。出于效率和效用驅使，貨幣從最初的各種商品貨幣集中到貴金屬貨幣（鑄幣），最后發展到發達的信用貨幣。

非主流傳統從債權債務關系當中，從記賬單位職能出發去尋求貨幣的起源。貨幣起源于公共部門，是公共部門的一種發明（或集體意向性），用于量度債務，并實現將資源轉移到公共部門的目的。因而，貨幣的誕生早于市場的發展，貨幣性構成是市場交換與貨幣化生產的前提條件。歷史上首先出現的是類似當今的信貸體系，很久之后才出現鑄幣，而以物易物只是人們在使用鑄幣和紙幣過程中意外誕生的副產品。

5.貨幣的價值

主流傳統在邏輯上從貨幣這種商品的交換價值推導出其交換價值。貨幣作為一種商品，本身具有不依賴其職能的交換價值，其價值由貨幣商品的內在價值（貨幣材料的價值）決定。商品（貴金屬）貨幣時期，貨幣的價值由這些特定商品（貴金屬）的交換價值決定。紙幣出現之后，其價值依然由其可自由兌換的金屬的價值決定。而在當代，“法定不兌現貨幣”的價值也應當由背后與其相對應的各種商品的價值決定。

非主流傳統在邏輯上從貨幣這種債務的交換價值衍生出其交換價值。貨幣作為一種債務，本身不具有內在價值，其價值也并非來自表面上看來的商品的內在價值，而是來源于外在所賦予的普遍接受性以及相應的購買力。作為一種國家的產物，貨幣的價值來源于國家強制征稅的主權權力。在信用貨幣時代，無內在價值的紙張成為債務的載體，是承諾接受紙幣繳納稅收和相對于稅收總額紙幣發行的限制，才使紙幣擁有了價值。

6.政策含義

主流傳統從商品交易的視角來看待貨幣，主張貨幣數量論，認為在某種意義上，商品貨幣體系才是理想的。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在于消除通脹壓力，為此需借助一些政策規則對貨幣的增長率嚴加控制。在信用貨幣時代，應借助通貨管理方案力圖使現實的信用體系“如同”以商品為基礎的體系一樣運行。國際貨幣體系同樣是一個建立在純粹市場基礎上的中性體系，基于交易成本的節約可放棄貨幣主權，加入區域貨幣體系。

非主流傳統反對貨幣數量論，進而反對僵化的貨幣政策規則，而提倡相機抉擇的貨幣管理原則。理想的貨幣體系是信用貨幣體系，應該內生地滿足貿易的需要，促進經濟發展。貨幣政策管理更像是一門“藝術”，它需要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進行協調配合，從而通過權變行動確保經濟穩定可持續發展。國際貨幣體系是一個均有等級結構的非中性的制度體系，因而應當堅持本國的貨幣主權，以保證國民政策的獨立性和完整性。

7.方法論

主流傳統采用的是一種個人主義的方法論，遵循著理性經濟人利益最大化的行為邏輯，并堅持以市場為導向的發展路徑。在他們的想象中，人類社會是個體的集合，其與生俱來的習性便是以物易物，在這種市場交換活動中，每個人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在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同時還增進了社會福利。貨幣的起源和演進便是這種市場邏輯的結果，遵循的是一種從簡單到復雜的線性貨幣演進路徑。

非主流傳統采用的則是一種制度主義的方法論，遵循著社會建構與組織的行為邏輯，并堅持以國家為導向的發展路徑。在他們的圖景中，人類社會是一個復雜的社會債權債務關系的集合，在這種關系當中，人們之間因各種債務形式發生關聯，并最終與權力機構（國家）聯系在一起。貨幣的起源和演進便與這種國家邏輯息息相關，遵循的是一種并非從簡單到復雜的非線性貨幣演進路徑。

三、小結

如下表1所示，這兩種貨幣研究傳統的鮮明差異，具體源自它們“不同的范疇概念和經濟學方法”。對貨幣本質即根本屬性的截然不同的理解，決定了它們對貨幣根本職能即存在意義的不同定義，同時也決定了它們所賦予的貨幣在經濟中所發揮的不同作用。基于各自所形成的這套相異的基本貨幣理論，它們刻畫出有關貨幣產生和演進的兩種針鋒相對的貨幣歷史。而這種“虛構的”貨幣歷史，又同各自的貨幣理論圖景相互支撐和強化，從而為各自迥乎不同的政策含義提供了基礎和依據。并且，它們這些理論和政策范疇的歧見還不可避免地體現在方法論上的分野，同時又被這種不同的研究路徑所“鎖定”。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18CJL004）的階段性成果。作者李黎力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