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問題的本質是經濟問題、發展問題。”全國政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計劃生育協會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王培安在“委員講堂”節目中指出。

他認為，不同時期要實行不同生育政策，回顧中國計劃生育的歷程，可以用三個詞來概括，起于憂患、行于艱難、成于均衡。

6月13日，全國政協辦公廳制作的“委員講堂”第六期節目在全國政協官方網站等平臺播出，王培安演講的主題是《新時代人口發展和計劃生育》。

“說到計劃生育，很多人都記得當時的一些標語，比如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種樹；少生優生幸福一生；生男生女都一樣，女兒也是傳后人。”王培安說，年輕一代可能會對計劃生育嗤之以鼻，認為當年計劃生育搞錯了現在卻讓普通老百姓來買單。實際上，很多人對計劃生育的歷史不了解，偏見源于誤解，誤解源于不了解。

起于憂患

王培安在節目中介紹，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社會趨于穩定，經濟得到恢復，衛生條件不斷改善，死亡率迅速下降，中國人口以空前速度持續增長，全國總人口從1949年的5.4億迅速增加到了1970年的8.3億，人口壓力在經濟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逐步顯現。

1952-1976年，我國年均增加的固定資產只有200億，每年只能解決大約200萬的新增就業，城市失業問題越來越嚴重，人均糧食占有量始終徘徊在兩三百公斤左右，絕大多數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都很困難，吃飯要糧票、穿衣服要布票，甚至買一盒火柴都要火柴票，人民生活水平極為低下，人均收入增長極為緩慢。

“這主要是由于僵化的經濟體制和政策失誤，但人口增長太快、高素質人口太少也是一個很大的制約因素。”

1971年黨中央國務院毅然決定全面推行計劃生育，剛開始的口號是晚、稀、少，后來變成了一個不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整個70年代，計劃生育取得了非常明顯的效果。這是計劃生育的第一幕，起于憂患。

行于艱難

王培安指出，我國普遍實行計劃生育后，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口增長勢頭還是很迅猛，1978年全國總人口達到了9.6億，10億大關近在眼前。

當時中國GDP在世界排名第十，但是人均GDP僅有156美元，排在世界倒數第四，人口問題成為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提出在城鎮和部分農村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到2000年把全國總人口控制在12億以內，這就進入了第二幕，行于艱難。

1982年，計劃生育被定位我國基本國策，同年新修訂的憲法中，有四處提到了計劃生育。

“應該說明的是，我國的生育政策從來不是一刀切，在獨生子女政策的大背景下，對城市與農村、漢族與少數民族、人口較少民族與其他少數民族都是區別對待的。實際上一孩政策覆蓋了全國35%左右的人口，一孩半政策是50%，兩孩政策是10%。”王培安解釋。

幾十年計劃生育政策的嚴格執行，順利完成了控制人口過快增長的歷史使命，提前實現了我國人口再生產類型從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巨大轉變。

王培安說，計劃生育有力促進了經濟高速增長、民生持續改善，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隨著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創造了撫養負擔較低、勞動年齡人口充裕、儲蓄較高的人口紅利期。

他說，如果不實行計劃生育，全國總人口會多出4億多人，人均耕地、糧食、森林、淡水資源等都比目前要低20%以上。中國的計劃生育使世界70億人口日推遲了5年到來，樹立了我國負責任人口大國的良好形象，也為減緩全球人口的增長速度、消除貧困作出了重大貢獻。

成于均衡

王培安繼續談到，嚴格執行獨生子女政策之后，從1992年開始，我國的計劃生育成績已經很明顯，總和生育率下降到2.1以下，也就是達到了低生育水平。總和生育率過低，將影響人口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

可以看到，進入新世紀以后，人口過快增長的勢頭已經得到了有效控制，人口增長與經濟短缺的矛盾淡化，新的問題又浮出了水面——出生缺陷發生率居高難下、出口人口性別比高位徘徊、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人口遷移流動日趨活躍。促進人口均衡發展的歷史重任擺在了我們面前，這就是計劃生育的第三幕，成于均衡。

2013年底，我國開始啟動實施單獨二孩政策，2016年元旦開始全面二孩，至此，獨生子女政策正式宣告終結。

目前，我國人口形勢已經發生重大變化。王培安總結道，新時代中國人口的新特征包括：一是人口總量增長勢頭明顯減弱，育齡婦女數量逐步減少，特別是20到29歲生育旺盛期婦女數量下降比較快，少生優生成為整個社會生育觀念的主流，生育意愿明顯降低。

二是人口總體素質難以適應經濟轉型發展的需要，面對經濟新常態，我國的低成本勞動力優勢不復存在，亟待提升人口素質特別是勞動力素質和技能。

三是人口結構性問題日益突出，勞動年齡人口逐步減少，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出生人口性別比長期偏高。

四是大規模的人口遷移流動在推動經濟增長、縮小地區差距、改變人口分布格局的同時對社會結構、治理模式、生活形態、觀念習俗等帶來全方位的影響。

五是家庭規模縮小，每個家庭戶平均3.1人，傳統的養老撫幼、互助互濟功能弱化。

不愿生二胎最重要的兩個原因：生出來沒人帶、養孩子成本高

2016年全面兩孩政策開始實行，并未引發廣泛嬰兒潮。

王培安認為，現在很多育齡夫婦不愿生二胎，原因是多方面的，生出來沒人帶，養孩子成本高，是最重要的兩個原因。另外，很多80后、90后的生活目標生活方式變了，他們崇尚少生優育，而不是傳統的多子多福。解決這些問題需要補短板、抓重點、強弱項，具體來說，就是要加強公共資源的配置，重點滿足3歲以下嬰幼兒的照護服務需求。

他呼吁，應落實育齡夫妻依法享有的各項福利待遇和計劃生育的免費服務，將計劃生育獎勵獎、配偶陪產獎納入生育保險，特別要落實新修訂的個稅法，依法做好子女教育、贍養老人等支出的扣除，為符合政策生育的家庭提供稅收減免。

同時，要探索建立女性育兒期的彈性工作制，促進女性平衡家庭和工作之間的關系，保障女性就業權益。

王培安認為人口老齡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通過多生孩子解決老齡化問題是不可能的。當前，在我國所有老年人中，年齡相對較輕的老年人占比較大，應緊緊抓住這個機會加強制度設計，推進積極老齡化、健康老齡化。

近年來一些地方出現了招工難、用工荒，有人認為由于缺少勞動力影響了我國經濟的發展。王培安指出，雖然我國勞動年齡人口開始持續減少，但總量仍很龐大，人力資源基礎依然雄厚，按照國際口徑，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我國目前還有9.9億，2030年還有9.5億，到了2050年還有8.2億。

因此，勞動力總量過剩、結構性短缺，反映的是我國人口素質與產業結構調整需求的不匹配。他表示，在低生育水平下，中國不能再依靠廉價勞動力的低成本優勢參與國際競爭，必須轉向主要依靠勞動力的質量驅動經濟發展，不斷提高勞動者素質，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變人口大國為人力資本的強國。

據悉，“委員講堂”節目由全國政協領導同志提議創設，旨在組織政協委員結合自身實際，全面深入地學習宣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深入闡述對黨和國家重大決策部署的認識與理解，進一步加強思想政治引領、廣泛凝聚共識，影響和帶動廣大政協委員和界別群眾凝聚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旗幟下，共同為實現黨的十九大確定的各項目標任務努力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