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6日，經過半年的艱苦談判，中美兩國政府同時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關于建立外交關系的公報》。兩天之后的12月18日，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幕拉開。在這次意義深遠的中央全會閉幕十天之后，中美兩國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

中美建交是中國外交中的大事，改革開放則是中國國內發展戰略的歷史性變革。兩件深刻改變了中美兩國與世界的大事在半個月內同時鋪開，難道只是歷史的巧合?

從學術視角解釋40 年前中美建交的過程，至少可以從兩個層次入手。一是國際結構。這種觀點強調國際格局變化對中美關系的決定性影響。二是國內因素。這一觀點強調國家內部戰略、國內政治等因素對中美關系的影響。上述兩個視角都有相當的解釋力，但是本文試圖通過論述來強化上述第二種觀點。前述1978年底的歷史以及過去40年間的其他一些重大事件，似乎都在昭示一個事實，這就是中美兩國國內因素，特別是國內發展戰略對中美關系的影響極其重大，其作用絕不小于國際結構因素。

應當承認，推動中美兩國在20世紀70年代初“破冰”的是國際結構因素，與中美兩國國內戰略沒有直接關系。一方面，中蘇關系在20世紀60年代急劇惡化，中國面臨的國家安全威脅逐漸從南方轉向北方。1969年中蘇邊境沖突對中美“破冰”起到了加速作用。顯然，中美改善關系可以平衡中國面臨的來自北方的巨大國家安全威脅。由此，中方就有了改善中美關系的國際結構需求。

另一方面，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美國身陷越南戰爭泥潭，勃列日涅夫治下的蘇聯在全球的影響力快速上升。據當時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日后成為美國駐華大使的溫斯頓?洛德( Winston Lord) 回憶，尼克松訪問北京背后有三大戰略考慮: 一是試圖改善與中國、東歐國家的關系，以增加與蘇聯周旋時的戰略騰挪空間; 二是希望在推動對蘇“緩和”的過程中打“中國牌”，給蘇聯制造“小恐慌”; 三是希望通過對華接近、對蘇“緩和”，讓越南北方感受到壓力，推動美越談判，使美國達到既從越南抽身，又可保全南越當局的目的。顯然，美方對改善中美關系、打“中國牌”也有著強烈的國際結構需求。

中美關系因國際結構因素而“破冰”，但是到1979年為止，這股驅動力并未能讓中美關系實現徹底正?；?。畢竟，在美國的戰略棋盤上，美蘇“緩和”等議題同樣是美方要考慮的重大問題。例如，在卡特政府上臺之初，美蘇削減戰略核武器談判和巴拿馬運河區兩個外交議題占據了更重要、更優先的位置。此外，在美國國內，尼克松因“水門事件”下臺、美國內部親臺勢力“不能放棄老朋友( 臺灣) ”的聲音也始終強大。因此，在“破冰”六年后，中美兩國始終未能正式建交。

這種局面直到1978年才有了決定性的變化。中美建交“臨門一腳”的完成，除了既有的國際格局因素繼續發揮作用之外，中國國內發展戰略的深刻調整也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1977年7月，鄧小平同志恢復工作。中國領導人一邊開始醞釀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提速，一邊開始提升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系。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領導人認識到，要實現現代化，必須對外開放，吸收西方國家先進的科學、技術、資金和管理經驗。正如鄧小平同志在中美建交后的1979年1月24日會見美國客人時所說的，“我們相信，中美關系正?；茏屆绹孟冗M的東西幫助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創造更有利的條件?！?/p>

正是在中國國內戰略即將做出深刻調整的大背景下，中方在1978年上半年與日本談判《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時，同意在“反霸條款”問題上使用相對緩和的表述; 在下半年與美國談判建交公報時，同意在對臺軍售問題上做出一定妥協。這些決定大大加速了中日完成條約的談判與中美建立外交關系的速度。

此外，在中國國內戰略即將做出深刻調整的背景下，我們才能更好地理解當時中國領導人與美、日等西方國家打交道的一些細節。1978年10月鄧小平同志訪日。除了政治議程之外，鄧小平同志參觀了新日鐵、日產、松下等日本企業，乘坐了新干線、氣墊船等先進交通工具。

1979年初鄧小平訪美期間，兩國簽訂了《中美科技合作協定》。鄧小平參觀了福特公司的亞特蘭大工廠、波音公司的西雅圖工廠以及休斯敦的石油鉆探設備、航空航天中心，會見了大批美國商界、學界人士。

另外一個饒有趣味的歷史細節是，鄧小平同志曾經表示，中國不會在中美正式建交之前向美派出公派留學生。而事實上，1978年12月25日，中國首批公派赴美留學生抵達美國。當時中美兩國只是公布了《建交公報》，離正式建交還有一個星期。對此我們或許可以理解為，當時中國將工作重心轉向國內經濟建設，為此向發達國家學習科技的愿望是如此強烈，以至于中國領導人連一個星期都不愿多等。

顯然，中國發展戰略即將做出重大調整，中國領導人即將做出改革開放的重大部署，是1978年下半年中美關系正常化談判得以加速的最主要原因。在中美兩國之間，關系正?；耐屏χ饕獊碜灾袊?/strong>。

美方在1978年中美建交談判期間，基本上仍是從國際戰略的視角看待中美關系正?；?。根據1972年尼克松訪華時擔任美方翻譯的外交家傅利民( Chas W． Freeman Jr．) 回憶，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美國戰略界主流仍不相信中國真的會發生變化。傅利民1979在北京出差期間遇到“個體戶在長安街旁賣面條”，他才意識到“這是一場革命”。傅利民回憶說，直至1980年2月，他的觀點仍然受到美國主流“中國通”以及國務院官員的拒斥甚至嘲笑。

當然，中國國內戰略變化是構成中美關系正?；铀俚闹饕兞浚⒉灰馕吨?979年的中美建交與美國國內因素完全無關。首先，美國政府內部對華決策權的轉移是美方最終能夠與中方在1978年底完成建交談判的前提條件。時任美國國務卿賽勒斯?萬斯( Cyrus Vance) 與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分別代表了卡特政府內部反對和主張中美關系盡快正?；膬晒闪α俊？ㄌ乜偨y最終倒向布熱津斯基、白宮接管中美關系正常化的談判，極大地推動了中美建交的進程。

其次，美國國內政治議程是決定中美最終建交時間的重要因素。在中美建交談判過程中，卡特政府一直有意繞過國會?？ㄌ卣畵膰鴷H臺議員以及臺灣游說力量會阻礙中美建交，國會參議院圍繞削減戰略核武器條約的爭論也可能影響對華建交。1978年12月7日美國舉行了中期選舉。美方認為，如果不能在1979年1月初新一屆國會就職之前宣布建交，美國內部的府會矛盾將導致建交拖延到1979年年底之后。

第三，或許也是最重要的，從美國自身的發展戰略看，中美關系的正?；约爸袊瑫r啟動的改革開放進程，或許可以說是在無意間“呼應”了美國20世紀80年代發展戰略的調整。1979年5月，撒切爾夫人開始擔任英國首相；1981 年1月里根擔任美國總統。在這兩位西方世界領導人的帶領下，“新自由主義”政治經濟模式開始在西方世界迅猛擴展。中國改革開放盡管在性質上與西方世界新自由主義思潮存在根本不同，但是在實際政策層面，兩者都強調市場在經濟中的決定性作用，都致力于解除、減少國家對市場的管制和控制，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又有著異曲同工之處。

美國國家發展戰略的調整發生在中美建交之后，因此當然并非推動中美建交的直接力量。但是這種“呼應”和“契合”在中美建交后很快推動了中美關系向縱深發展。在改革開放戰略的推動下，中國對外長期采取了融入國際體系的戰略；在推進經濟全球化、擴展美國主導秩序的過程中，美國對華則長期采取了接觸戰略。

從結果看，兩國國內戰略取向的契合推動了中美關系的深入發展，而中美關系的深入發展不僅極大地增加了中國與外部世界的交往、交融，也助推了原先由西方國家引領的國際秩序向全球擴展。這一過程在冷戰結束后達到了巔峰，并導致人類社會第一次擁有了一個幾乎覆蓋所有國家的“全球秩序”。

總括而言，40年前，中國領導人選擇的中國國內發展戰略，以及美國發展戰略隨 后的演變，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其后 40年中美關系的發展勢態。40年后的今天，中美關系面臨重大的范式性轉換局面，這種轉變帶來的困難局面將是長期的。這種長期性一方面來自于國際格局的相對穩定性，另一方面也來自于國家發展戰略取向的穩定性。任何一個國家發展戰略都不是短期擺動的。

中美關系的矛盾與兩國國內發展戰略的轉變及雙方認知的落差有著直接而密切的關系。由是觀之，今天中美關系面臨的困難局面將是長期的。這種長期性一方面來自于國際格局的相對穩定性，另一方面也來自于國家發展戰略取向的穩定性。任何一個國家發展戰略都不是短期擺動的。中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40年之久，當前的階段性新特點也是中國領導層深思熟慮的戰略部署。與此同時，美國國家發展戰略的轉向則剛剛開始啟動，未來可能還將持續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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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選自作者刊于《美國研究》2019年第2期的論文“選擇國內戰略 定位中美關系”。達巍系國際關系學院教授?！芭炫取苯浭跈噙x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