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年代——氣候的外生沖擊與17世紀西歐社會變遷》，孫義飛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1月出版，248頁，58.00元

近來拜讀東北師范大學孫義飛先生的《被遺忘的年代——氣候的外生沖擊與17世紀西歐社會變遷》一書，頗有啟發。因為歷史時期氣候變化研究涉及本人所從事的相關研究領域，就此進行一些評述。綜合自己有限之所學，談一談自己的認識和感觸，如有偏頗和不當之處，還望海涵。

孫義飛先生專攻世界史學科，在這方面我實在不敢班門弄斧。十六至十八世紀是近代早期西歐社會文明轉型的時期，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等問題，都是國內外學術界經久不衰的學術熱點。正如孫義飛先生所言：大多數歷史研究者的研究與評述中認為：自十六世紀以后，歐洲和西方的歷史狀況被表述為一種波瀾壯闊大步向前的進程，自十六世紀為始，以十八世紀為終，而夾于這兩個一百年中的十七世紀，卻較少關注。因此“過渡”“變遷”等詞語就很容易地成了十七世紀的注腳。

歷史的進程不是線性的，十七世紀在歐洲歷史和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關于十七世紀歷史的研究，前人的工作是厚重的。對這個時代的認知與評說，要放到當時的時代背景下，也要將其置于全球的空間范圍中，對歷史過程中的復雜性、艱難性、曲折性和多樣性問題進行深入揭示與研究，才能得出真實客觀的認知。十七世紀與十六、十八世紀不是簡單的串聯。孫義飛先生的著作著眼于十七世紀歐洲社會變遷這一主題寫，從多個維度重新認識十七世紀，重新揭示在十七世紀的一百年間，西方社會演進過程中所呈現的內涵復雜性以及面臨的多種發展的可能性。從社會轉型的視角重新看待十七世紀，突破了傳統歐洲特殊論、西方中心論等傳統文化窠臼，很好地重新講述了一個復雜、曲折的百年。正如復旦大學仇鹿鳴教授所言，一個好的歷史研究不需要去推翻歷史或者改變歷史，只要更好地去展現歷史的復雜性，讓人們更好地理解那個時代，那個故事，就是一部很好的著作。在這個意義上，《被遺忘的年代》是一項很好的研究成果。

好的研究成果，必然始于好的學術史梳理。孫義飛先生關于西方學界對十七世紀歷史研究狀況的學術梳理與辨析用力頗豐，十分系統。自十五世紀以來，西方社會有了一系列的發展，但西方史學界認為在十七世紀，西歐各國陷入了一場“十七世紀普遍危機”之中。二十世紀中葉，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掀起了一場大規模的論爭，針對這場危機是否存在，以及這場危機的性質，進行了多方面的討論。時至今日，關于“十七世紀普遍危機”的研究成果仍在不斷涌現，可以說前人的成果是厚重的。孫義飛先生對西方學者在這一領域的研究歷程做了概述，勾勒了研究現狀，從歷史變遷的角度闡釋了這一現狀形成的緣由，認為西方學術界對十七世紀歷史演進過程的重新認知是基于歷史觀念、研究視野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變異。這一系列踏實的基礎工作，全面地掌握了學術前沿與動態，詳盡梳理了西方學界對十七世紀的研究理論、模式、方法，并基于西方學界已獲取的成果展開自己的研究，這是很值得稱道的。

《被遺忘的年代》一書的研究是對西歐社會變遷這一老故事的新解讀，歐美學術界對十七世紀的歷史研究成果較豐涉及面較廣，史學考察的視野廣闊。近年來，世界歷史研究在傳統考證研究的基礎上，引入了許多新的研究方法和技術，也讓這一研究領域多了許多思考的空間。在充分了解學術研究前沿的情況下，孫義飛先生敏銳地捕捉到了氣候這一學術動向，且有意識地引入到個人的研究和思考之中，提出將傳統史學‘人-人’研究拓展為‘氣候-人-人’研究，從氣候出發關注十七世紀西歐自然生態和社會文化系統的時空互動，揭示十七世紀后期變動的影響問題的研究視角。這個構想十分大膽，不得不讓人佩服。

氣候是指大氣多年的平均狀態，或者說是統計狀態。氣候變化，是指氣候平均狀態在統計學意義上的改變或者持續較長一段時間（三十年或更長）的變動，包括均值的變化和變率的變化。從氣候入手，研究歷史與社會變遷，這一領域的成果是比較豐富的，通常稱為歷史氣候學，屬于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范疇。而有關氣候與社會的研究在歷史地理學中也有很多，學界稱其為“歷史時期氣候變化與社會響應”研究。中科院地理所的鄭斯中先生在1979年2月參加了在日內瓦召開的“世界氣候大會”后，就利用會議文件和相關材料撰寫了《氣候對社會的沖擊的評定——一個多學科的課題》一文，文章提到“氣候對環境、人類和社會的影響問題，并不是新鮮的課題，早在20世紀30年代或更早就有人注意到”。這一點，孫義飛先生的研究中也提到，西方思想巨擘洛克、孟德斯鳩就在各自著述中明確提出了氣候對社會影響的巨大威力，以及E·亨廷頓在1915年提出的頗具爭議的“氣候決定論”。

歷史學是一門求真的學科。氣候作為一個全新的視角，它的引入對歷史學研究而言是一次機遇，能從宏觀上對歷史的諸多問題的解釋引入全新視角，進行重新統籌。然而，這同樣是一次危險的嘗試，很有可能氣候就成了一次造神運動的產物，產生所謂“氣候變化才是導致這一切發生的最終原因”這樣武斷而不科學的觀點。為了避免后面一種情況的發生，就必須遵守氣候研究基本的研究范式和要求。氣候絕不能成為一個時代的背景板，它實實在在地參與到了我們的生活的環境中，就需要我們進行踏實的實證研究，找到它和人類社會變遷之間的關系，而不是把它作為解決一切問題的簡單答案。

近年，受到氣候變暖的嚴峻挑戰，世界氣候異常威脅到人類生活和生存的各個方面，讓這一問題被再此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為應對氣候變化，各國政府定期會舉行氣候大會，達成一系列的法律文件。重要的有，1992年里約熱內盧《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1997年《京都議定書》以及2017年《巴黎協定》等，尤其是在《巴黎協定》中明確規定了“把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攝氏度內，并為把升溫控制在1.5攝氏度之內努力。21世紀下半葉實現溫室氣體零排放”的條款。和傳統環境挑戰不同，氣候變化對人類的挑戰是全方位的、跨越國界的。

認識過去人類、氣候系統在不同時空尺度上的相互作用機制與過程，促進對現代氣候變化影響與人類社會適應性的理解，是過去全球變化研究計劃（PAGES）的重要議題。歷史氣候變化與現代的氣候變化有著尺度上的不同，歷史氣候變化更關注的是工業革命之前，氣候對農業、社會的影響。在工業化社會之前，化石燃料的應用無法和現代社會相提并論，因此歷史氣候變化的研究領域中基本不涉及人類活動對氣候系統的影響。盡管如此，在對人類社會存在著負面影響這一點上，歷史氣候變化與當今氣候變暖有相似點，因此以歷史氣候研究作為提供重要實證支持的研究手段，受到了國內外學者廣大泛的關注。

任何一項歷史學研究都是有研究尺度的，在一定的尺度上，利用與這個尺度相匹配的資料和方法，就可以進行實證研究。那么研究尺度是什么？研究尺度是歷史研究的重要概念，任何一個科學的研究，都需要在一定的空間尺度和時間尺度下進行，而針對不同時空尺度的研究，其所需要的資料和方法也是不同的。從另一個角度上來說，氣候概念的引入，本身就是一次對歷史宏觀敘事進行實證研究的良好路徑。所謂宏觀敘事并非不能做實證研究，微觀研究有其對應的實證基礎，而宏觀敘事就有相匹配的實證思路，這并不矛盾。

針對歷史氣候的研究，勢必需要引入定量化的方法與分析。定量分析也是這方面研究的難點，香港大學章典教授研究團隊在這方面較早進行了探索，做了許多有意義的嘗試。歷史氣候變化的研究問題集中于人口、社會動亂、王朝變遷、社會危機等問題，定量化的數據、資料的獲取是一大難點。歷史時期的氣候信息和數據的收集和整理是歷史氣候研究的基礎，利用統計學、模型分析等的理論與方法，進行定量分析，是科學的理解歷史氣候變化的有效途徑。對歷史氣候變化與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大致經歷了下述的過程。

隨著氣候變化研究的進展，學者注意到人類歷史上很多地區和國家的社會動亂和王朝更迭，都和一些主要的氣候變化階段對應到一起，如中國明清鼎革之際的社會動蕩，十七世紀歐洲的社會危機等。這些研究主要是氣候變化和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定性討論，定性分析還是有其不足，論證的科學性和說服力都受影響。極端氣候事件是氣候變化的一種表現形式，但并不能等同于氣候變化。雖然大多數學者相信氣候變化能導致人類災難，但對氣候變化在因果關系鏈條里面所起的作用有多大，還是存在很多不同認知。

在認識到定性分析的不足之后，定量研究方法被較多采用，并且研究的時空尺度有所增大。在收集大量數據的基礎上，開始研究氣候變化在區域乃至全球范圍內，如何影響人類社會，包括歐洲和中國的戰爭動亂、王朝更迭、人口增減等。這一類的研究成果豐富，研究者發現歷史上戰爭的高峰、朝代的更替和人口銳減大都發生在氣候變冷、變干和/或自然災害頻發的時期。這一類的定量研究為歷史氣候變化與人類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了更科學、更令人信服的論據。其分析手段以相關分析和回歸分析等統計學方法為主，有助于回應案例研究中面臨的“巧合論”批評。

為進一步厘清氣候變化與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回應氣候變化與人類社會經濟動蕩在概念上對歷史復雜性關注不夠的批評。學界嘗試建立多種模型，模擬氣候變化與社會危機之間的因果關系。

早在1979年，日內瓦“世界氣候大會”就提出，氣候對人類社會的影響研究是一個多學科參與的課題。同樣，對歷史時期氣候變化與人類社會變遷的研究，同樣需要多學科的參與和介入，歷史學就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參與者。歷史學者也需要博采眾長，綜合各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借鑒其他學科的思路和方法，從而更好地進行歷史氣候變化與社會響應的研究。孫義飛先生的研究，正是在這一領域的積極探索，值得學界借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