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先生創辦的“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稱“史語所”）是蜚聲中外的學術研究機構。從1928年成立到1949年播遷到臺灣，時局動蕩，多事之秋，其在大陸的21年時間里前后搬了8次家，在廣州、北平、上海、南京、長沙、昆明、李莊各地都留下了歷史的足跡。1928年10月正式成立的史語所，為什么在僅僅半年之后就決定從廣州搬到北平？失去首都光環加持的故都還有什么吸引力？北平和史語所給彼此帶來了什么？帶著這些疑問，我們回到歷史現場，重溫90年前的這場美麗的相遇。

篳路藍縷，古都新生

1926年12月，傅斯年結束了長達七年的歐洲留學生活啟程回國。他原想回母校北大教書，不過，這時候正值國內南北戰爭方殷，北京上空陰云密布。這年春天剛剛爆發了“三一八慘案”，1927年張作霖的奉系勢力控制北京以后又把北大并入京師大學校，北大師生人人自危，紛紛逃散。

南方自孫中山逝世后成立了廣州國民政府，隨即誓師北伐，節節勝利。上了北京政府的黑名單、剛從北大逃出來的地質學教授朱家驊這時候實際主持中山大學，聘請傅斯年出任文科學長及國文、史學兩系的主任。就在這里，1928年1月，傅斯年創辦了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同年6月，國家最高學術機關中央研究院宣告成立。稍早時候，傅斯年寫信向院長蔡元培提議在中研院設立歷史語言研究所，當年7月正式在廣州建立，剛開始仍暫借在中山大學校內，10月份外遷到廣州東山的柏園。中國新史學的火炬就這樣點燃了。

但這里并不是傅斯年心目中的理想之地，他理想的標準是什么呢？傅斯年提出了三點：首先，雖然在語言學上，兩地各有優勢，但在歷史學上，北平的優勢更明顯。其次，研究所需要圖書館資助，當時史語所初創，尚無力自辦一個適宜的圖書館，希望借助北平圖書館參考。第三，研究所應該設在學者聚集、環境閑適的地方，便于交流討論。

這個時候的北平是什么樣呢？1928年6月4日，張作霖退出北京，在出關返回奉天的途中被炸死。6月28日，南京國民政府改北京為北平，北平成為行政院直轄的特別市。自從1927年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以來，失去首都身份的巨變讓北平各界反應激烈，原來的中央機關、各銀行總行及大批官員南遷，商鋪銳減，百業蕭條，失業加劇。幾百年的帝都往事、富貴榮華頃刻間煙消云散了。不過，俗話說“瘦死的駱駝比馬大”，盡管北平不再是國家權力的中樞，但元明清數百年建都于此，不但有形的歷史遺跡古物眾多，無形的文化氛圍更讓其他城市望塵莫及。晚清民國以來，在西潮沖刷下數十年的近代化歷程也讓古都一點一點培植出了新的機能。

1930年代的北平

民國初年，在朱啟鈐的主持下，京都市政公所就著手大規模的城市規劃和公共工程建設，改建正陽門、修建環城鐵路，開辟香廠新市區，把眾多的皇家園林和壇廟等從前的禁地改造為公園向公眾開放。1921年9月，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建設的協和醫院新址投入使用，成為中國最好的醫院。同年，留學意大利的年輕建筑師沈理源設計的真光電影劇場開業，這座文藝復興式的西洋建筑馬上成為北京最豪華的文化場所。1929年，由京師圖書館改成的國立北平圖書館并入了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下設的北海圖書館以后藏書更加宏富，3月北平圖書館新館舍開始動工，1931年建成，宮殿式的外觀十分華美，內部設備全是西式的，比之于大洋彼岸的美國國會圖書館毫不遜色，成為遠東規模最大最先進的圖書館。

1931年落成的氣勢恢宏的國立北平圖書館

就高校來說，北平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平師范大學、北平大學、北平藝術專科學校、北平鐵道管理學院、燕京大學、輔仁大學、中法大學、協和醫學院、中國大學、朝陽學院等十幾所之多，是名副其實的大學城，以致于一些沒有大學的省份不止一次向中央要求外遷一所北京的大學給當地。新成立的市政府很快提出市政建設計劃，成立繁榮設計委員會，希望利用得天獨厚的文化資源建成學術、文化和旅游之都，在轉型中適應新角色。

此外，逛廠甸、東安市場的舊書鋪書攤淘書，去古董鋪欣賞書畫珠寶，到戲園聽名角兒唱戲，這些屬于老北京的京派作風、特殊體驗真是其樂無窮。更有像長安八大春、前門外煤市街山西館、西四同和居、沙鍋店、東安市場森隆、洞明樓、東來順等出了名的館子讓人欲罷不能。所以蔣夢麟說：“在精神上，北平仍舊是北京。北平的氣氛和情趣始終未變。”首都的變更讓北平一下子從建筑到人員各方面都表現出過剩的狀態，沒有衣食之憂的學者們可以飽享這種過剩之福，正如譚其驤先生所說：“對30年代的北平生活確是不僅懷念，并且眷戀。”

傅斯年是北方人，在北京上了六年學，他熟悉這里的一切。特別是對于學術研究，與政治保持一定的距離反倒是追求學術自由的學者所夢寐以求的。想到這些，傅斯年帶領著草創半年的史語所北上了。

宛自天開，園中之園

史語所選址在北海靜心齋。據侯仁之先生考證，北海最初的開辟，還要比現在北京城的建址更早一些。起初是先有湖泊，然后加以開鑿，堆筑島嶼。這個“海”是蒙古語“湖泊”的音譯，三海之中，北海為首。清代乾隆年間歷經三十年精心營造才建成了這個皇家園林，這里有疊石巖洞瓊島瑤臺，美麗的白塔倒映在水中，不愧為依據古代神話《西王母傳》創造出的人間仙境。北京第一個近代公園是1914年由社稷壇改成的中央公園，隨后又陸續開放了先農壇、天壇、太廟，1925年紫禁城開放為故宮博物院，同年8月1日，北海公園也正式開放，飛入尋常百姓家。

北海靜心齋示意圖

靜心齋位于北海的北岸，原名鏡清齋，本來是明代普通官房，清乾隆二十四年（1757年）在擴建“西天梵境”時修建了鏡清齋，也稱“乾隆小花園”。主要建筑有鏡清齋、抱素書屋、韻琴齋、碧鮮亭、焙茶塢、罨畫軒、沁泉廊、枕巒亭、石橋等。布置精巧，環境清幽，融南北造園藝術精華于一爐，被譽為園中之園。

袁世凱當政時將這里加以修繕，變成外交部宴請賓客的招待所，首都南遷以后又改為外交部檔案保管處。在傅斯年最初的計劃里本就打算把史語所本部設在北平，在廣州等地設立分所，只是當時限于時局才作罷。1928年8月，傅斯年留德的同學陳寅恪受聘史語所就任北平分所主任并代為尋找合適的房舍，陳寅恪看上了北海靜心齋，在1929年上半年頻繁地與傅斯年等人電報往還交涉此事。1929年6月5日，史語所正式遷入北海靜心齋。

1929年秋，史語所同人在北平靜心齋所址合影

這里有四個院落，南面三個小院，北面一個主院。從正門進去是一個長方形的水池，水池以北就是全園的核心建筑、面闊五間，前廊后軒的鏡清齋。北部主院東西長約百米，南北縱深30米，院中有一大片東西走向的假山，假山腳下是一片更大的水池，東部有一座單孔石券小橋，橋東面依山勢而建爬山廊。假山、石橋和長廊后來經常被用作拍照合影的首選場景，出鏡率極高。全園的最高點是位于西北部的疊翠樓，由慈禧下令增建，憑欄遠眺，園中景致可盡收眼底。1924年4月26日，梁啟超會同各界名流40人曾在靜心齋歡迎印度詩人泰戈爾。現在史語所進駐這里，這個宛自天開的園中之園確實是清幽閑適的理想之地。

人文薈萃，學術之都

盡管政府機關遷走，北平還有許多學術機構。這里有全國唯一可與南京中央研究院并駕齊驅的北平研究院，下設物理、化學、鐳學、藥物、生理、動物、植物、地質、史學等九個研究所，其總辦事處和史學所就設在中南海懷仁堂。1929年由陶孟和創辦的社會調查所，廣泛開展農業經濟、工業經濟、勞動和人口問題等各方面的調查研究。各研究所之間學科多有交叉，相互合作能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其中以1913年丁文江等創辦的地質調查所資格最老也最有成績。1928年10月，靜生生物調查所在北平成立以后，前京師大學堂學生、美國康奈爾大學昆蟲學博士秉志就與地質調查所合作開展古生物學研究。1929年，協和醫學院解剖學系主任、加拿大人步達生與地質調查所合作，創辦了專門從事古人類研究的新生代研究室，促成了1929年底裴文中在周口店發掘到第一個完整的北京人頭蓋骨這一震驚世界的發現。

史語所遷到北平以后，傅斯年與丁文江成為莫逆之交，他們兩位同是各自學術領域的領導人，惺惺相惜，丁文江特別關注史語所，傅斯年在工作設計和人事方面常向丁文江請教，史語所也很快與地質調查所展開了合作。丁文江特別推崇徐霞客的精神，極為重視田野考察，在野外調查礦產時常能意外發現史前文化遺址。在丁文江的建議下，1930年秋天，史語所派梁思永前往黑龍江齊齊哈爾調查昂昂溪新石器時代遺址。1931年2月10日，史語所正式聘請丁文江擔任特約研究員，他的行政經驗和地質學家的眼光對于史語所來說都是相當珍貴的。

北平人才濟濟，傅斯年眼光獨到，為史語所的歷史、語言、考古三組延攬了新的領導人陳寅恪、趙元任、李濟。在刷新陣容之后，傅斯年敲響了鐘聲，史語所同人們投入了各組的研究計劃中。歷史組得地利之便，搶救整理明清內閣大庫檔案并校勘《明實錄》；語言組開赴全國進行方言調查，籌建語音實驗室；影響最大的要數考古組，從1928年起到1937年總共在安陽組織15次發掘，不但證實了商王朝的存在，邁出了古史重建的第一步，而且催生了現代考古學在中國的發展，贏得了世界性的贊譽。傅斯年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的遠大理想正在全所上下扎實推進的工作中一步步變成現實。

史語所遷到北平的另一個重大收獲就是與北大的合作。1930年代初的北大，剛從被合校危機中獨立出來。1930年12月蔣夢麟就任北大校長以后，大刀闊斧地改革，北大再度中興，胡適、傅斯年、丁文江都是蔣夢麟倚仗的重要參謀。傅斯年作為史學系的幕后實際主持人，按照他的理念重新確定了史學系的發展方向，塑造了新的學風。他打破了史語所人員不得外出工作的規定，讓研究人員來北大兼課。李濟、梁思永合開考古學人類學導論，董作賓開設甲骨文字研究，徐中舒開設殷周史料考訂，陳寅恪開設南北朝高僧傳，傅斯年本人講過史學方法導論、中國上古史單題研究并與勞幹合開漢魏史擇題研究。這樣豪華的陣容真可謂“群星閃耀時”。

由他草擬的課程指導書得到充分貫徹實施，從事前沿研究的一流學者講課與嚴格科學的訓練使北大史學系在短短幾年內井噴式的涌現出胡厚宣、高去尋、何茲全、楊向奎、全漢昇、張政烺、鄧廣銘、傅樂煥等一大批杰出的人才，成材率之高令人不得不感慨天才為何成群地來。秉持拔尖主義原則的傅斯年將其中很多人羅致到史語所，創造條件讓他們繼續研究，胡厚宣、高去尋等人還直接被派到河南安陽殷墟考古發掘現場，張政烺、鄧廣銘等人戰后又被聘為北大教員，反哺母校。張光直先生在評價傅斯年的學術貢獻時曾說：“他的《夷夏東西說》一篇文章奠定他的天才地位是有余的。”相比較傅斯年的學術成就，史語所遷到北平以后造就的這批人才對于國家的貢獻是無與倫比的。

同氣相求，琴瑟和鳴

傅斯年在北平期間住在米糧庫胡同。這個胡同位于地安門內大街，北海公園的東側，景山公園的西北角，上下班非常方便。傅斯年住在1號，不遠處的4號住著胡適一家，胡宅是一座寬綽的三層洋樓，進門左邊是客廳，這里房間多到住不完，空間開闊，成為胡適朋友們的聚集地。每個星期天，他一定在家，而且訪客無論身份都可以直入書房，士林領袖的確氣象萬千。同人之間相互討論爭鳴，哪怕只是隨便聊聊天也可能激發新思想。傅斯年是胡適家的常客，他去胡家從不事先約定，敲門就進。在這條不到300米長的胡同里，同時還住著丁文江、陳垣、梁思成、林徽因、徐悲鴻、徐志摩等文化名流。1932年5月，胡適就在這里發起創辦《獨立評論》雜志，蔣夢麟、傅斯年、丁文江、翁文灝、蔣廷黻、任鴻雋、陳衡哲、周炳琳、葉公超、張奚若、吳景超等主要成員發表了大量富有真知灼見的時事評論文章。九一八事變后，在北平圖書館的一個會上，傅斯年慷慨陳詞，提出“書生何以報國”的問題，陶希圣說這句話一直留在大家心里，激勵大家繼續工作。

也是在這里，傅斯年成了家。1934年8月5日，傅斯年與俞大綵喜結秦晉之好，牽線搭橋的是俞大維，他是傅斯年留學德國時的至交、俞大綵的長兄、后來擔任政府兵工署長。紹興俞家是書香門第，同胞兄妹里還有后來出任北大農學院院長的俞大紱，西語系教授俞大絪、俞大縝。俞大綵從上海滬江大學畢業，自幼熟讀詩詞文賦，小品文寫得尤其好，筆調婉約細膩，感情真摯，傅斯年自豪地向朋友夸起時言之津津有味。1935年9月15日，傅斯年的兒子出生了，時值中日沖突加劇升級，傅斯年用中國第一個能在朝鮮對日本兵打殲滅戰的唐朝大將劉仁軌之名給兒子取名傅仁軌，他強烈的國家民族意識可見一斑。兒子出生后，傅斯年把母親從山東聊城老家接來同住，一家人共享天倫，從此這里是名副其實的家了。

1934年傅斯年與夫人合攝于北平寓所書房

樹欲靜而風不止，這些美好都太過短暫了。1933年初，日寇進犯承德，熱河全境河山陷落敵手，華北局勢緊張，故宮博物院已經開始組織文物南遷。在這樣危機的情勢下，史語所依依惜別了北平輾轉到上海，1934年底又遷往南京北極閣雞鳴寺路1號的新址。傅斯年本人則繼續留在北大，遙領所務，直到1936年春天才被迫離開北平，攜全家搬到南京與史語所會合。一年后全面抗戰爆發，傅斯年率先提議北大、清華、南開、中央研究院合組聯合大學，成就了學府北辰西南聯大的傳奇，他本人也得以與母校再續前緣。神州鼎沸，風雨飄搖，幽燕古地，慷慨悲歌。北平城陷入無情的鐵蹄之下，在未來的歲月里，將連同古老的中國在血與火的洗禮中獲得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