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新羅·日本三國貿易的條件

7-9世紀的歐亞大陸上并立著幾個在世界歷史上聲名遠播的古代帝國，自東向西依次為：東亞的大唐帝國、西亞北非的阿拉伯帝國、地中海北部的拜占庭帝國、歐洲中央的加洛林帝國。這些帝國都擁有遼闊的土地和眾多的人口，但唯有唐朝既長久有效地統治整個國家，又以其輝煌的文化深遠地影響了周邊的世界。唐帝國及其周邊的新羅、日本被認為是構成了一個內在關系緊密，具有自律性的獨特世界——東亞世界。唐代的東亞關系空前活躍、密切，而政治交往、文化交流與貿易往來是東亞國家間關系的三個層面，三者間相互影響，互為制約。因此，考察9世紀東亞中韓日三國之間的貿易關系，首先要審視三國間的政治交往與文化關系，也正是東亞政治的互動與文化交流構成了東亞國家間貿易最基本的環境。

唐朝與統一新羅的關系歷來為中外學者所稱道，因為正是唐羅雙方開創了中韓關系史上最為緊密的友好關系。新羅原為朝鮮半島東南端一隅小國，長期緊密地依靠“大國”唐朝，抗擊百濟和高句麗，最終統一朝鮮半島大部并成為經濟文化繁榮的國家。676年，唐朝承認新羅對江以南的統治，這是統一新羅時代的開始。唐與統一新羅政治關系趨于穩定后，新羅成為朝貢中國王朝最為頻繁和虔誠的國家，終唐一世，僅新羅派往中國的使節就達到平均每兩年多一貢的程度，且每逢新王登基，唐朝都要冊封。因此，在中國古代帝國的禮制邦交體系中，新羅堪稱典型的朝貢國。新羅與唐朝政治關系如此親密，其文化交流也極為頻繁，成長中的新羅掀起全面學習唐朝的浪潮?？傮w來說，主要表現在新羅國家建設中大規模引進唐朝先進的典章制度，包括各種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經濟制度等；派遣大量的留學生（包括宿衛）、留學僧等入唐深造，為國內建設提供大批人才。

唐朝與日本關系和唐羅關系的最大不同，是不具有朝貢-冊封性質，日本在對唐關系上表現出更為強烈的民族意識和獨立意識。在東亞7世紀大海戰白江之戰以前，日本追求與唐對等外交的聲浪甚囂塵上，但唐朝在周邊世界具有絕對優勢的軍事經濟實力，這在白江之戰中充分地為日本統治者所認識，因此戰后日本開始全面學習中國文化，醉心于盛唐文化中。7-9世紀中日關系還包括東北的渤海國與日本之間的關系，雖然渤海國在名義上是唐朝的一個羈縻州（忽汗州都督府），但其與日本單獨的交往意義超出此范圍。渤海朝貢中原，全面模仿唐朝制度，史書稱之為“憲象中國”，其與新羅、日本之關系具有影響東亞政治格局的能量——渤海、新羅之間長期處于對峙狀態，渤海國內雖存在一條通往新羅的交通道“新羅道”，但兩國官方交往并不密切。而渤海與日本，卻不為蒼茫的日本海所阻，來往頻繁，酬和不斷，可謂“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渤海在唐日之間的經濟、文化中的橋梁作用并不遜于新羅，迎藤原清河使高元度的環東亞世界行程就是以渤海航線為開端的。

總之，7世紀后東亞世界格局逐步形成，唐與新羅、日本之間來往交流不斷。7-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東亞各國家、民族以大唐為中心形成區域世界的秩序，其在文化上的共性則顯現為漢字文化圈。而唐代東亞國際貿易則是這個緊密的區域世界的另一個剖面。總體而言，東亞國際環境穩定，且無戰事，各國長期的和平發展使經濟獲得較快增長，商品充足，這是國際大規模貿易的首要條件。

8世紀中期以后，經歷了安史之亂的大唐帝國面臨藩鎮割據局面，地方軍政勢力在對外交往和貿易上的權力越來越大。與之相似，步入下代的新羅王朝也在9世紀后經歷了真骨貴族爭奪王位導致的王權頻繁更迭情況，再加之災荒不斷引發的自耕農的大量破產和流民增加，新羅中央王權急劇衰落，從而導致地方勢力興起。地方勢力背景的海賊活動，以及地方勢力把持對外貿易的狀況司空見慣。7世紀后半期積極模仿唐律令體制使國家面貌一新的日本，到8世紀后半期由于集權體制的各種矛盾持續累積，律令體制也開始發生動搖，并于9世紀前半期進入衰退期。東亞三國類似的政治社會的變化，為新羅人的地跨唐、新羅、日本的海上貿易活動提供了絕好機會，因為僅有朝貢貿易絕不能滿足對海外貿易的需求。這可以說是東亞國際貿易環境的一個國際條件。

此外，東亞各國該時期也處于物質經濟空前大發展的階段，東亞海上交通得到空前發展，造船技術的航海能力也有巨大提高，這些條件使9世紀東亞世界內國際貿易的環境較前代為優。

唐·新羅·日本三國貿易的形態

有些學者將古代東亞國際貿易關系以“東亞貿易圈”相稱，而貿易作為7-9世紀東亞國家間形成密切聯系的一個要素，其重要性之于東亞作為一個“自律的內在整體”不言而喻，地位堪比學者們所津津樂道的漢字、律令、科技、儒學和佛教。特別是9世紀后期唐與新羅、日本之間的貿易，是后來宋遼、高麗、日本間東亞古代貿易繁盛期的發端。9世紀東亞三國間的貿易已成為區域性整體貿易，比如張保皋等新羅商人（以及后期的唐、渤海商人）主導的東亞海上貿易，完成了從中國運送貨物至日本（駛向日本的船稱為延回船），再購買日本貨物販至中國（買物船）的三角貿易全部環節。商品貿易與政治、文化關系一樣，使得東亞各國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

唐與新羅的經貿關系基本上可分為政府間利用外交使節來往進行的朝貢貿易和官商貿易兩種。朝貢貿易長期占絕對主要的地位，后來隨著雙方聯系的日趨緊密，非朝貢的貿易也大大發展了。唐與新羅的國家貿易極為頻繁，有唐一代289年間，新羅以朝貢、獻方物、賀正、表謝等各種名義共向唐派出使節126次，唐以冊封、答赍等名義共向新羅派出使節34次，雙方使節往來，總計達160次。在唐朝外貿輸入總額中，新羅物產居各國首位。新羅與唐這種以物易物的官方貿易物品極其珍貴，種類繁多。新羅統一后，隨著兩國社會的發展和經濟的繁榮，雙方往來的主題更多地轉移到了經濟、文化方面，禮品的交換逐漸演變成正常性的官方貿易，交換的種類和數量也大大增加了。王小甫的《唐朝與新羅關系史論》認為，除了奢侈品的交換，政府間也有一些對平民生活產生影響的物品交換，依據是新羅遣唐使攜帶回茶種的記載，這與日本遣唐使帶回柑子相映成趣。全海宗則認為茶種并非通過貿易而得，但不否認這種使節附帶的物質交流傳播意義重大。9世紀，由于唐與新羅兩國中央集權的衰落，兩國官方貿易也逐漸衰落。原來由政府控制的貿易也逐漸轉到了私人手里。唐羅民間貿易性質也是以物易物，主要由新羅商人進行。其商品與國家貿易大體相同，規模也很大。其實古代貿易政府性強，以物易物，奢侈品占比大。因此，唐朝考慮到中央的財政收入，曾于建中元年（780）下令禁止這類私人貿易。

唐與日本的貿易，按性質也可分為國家間貿易和商人貿易；國家間主要是指遣唐使在其出入唐朝往返過程中，帶有官商販運的性質和作用。商人貿易指大唐商人（其中含有新羅與渤海商人）赴日的貿易活動。第一種，遺唐使貿易。由日本政府派出赴唐朝的遣唐使代表團，一項重要任務就是貿易。遣唐使攜帶日本政府對唐政府的貢物，這些貢品可換回唐廷更高價值的回賜品。仁明天皇承和六年（839）遣唐使帶回的回賜禮物和向唐天子要求的藥品，數量之大竟然需要“差檢校使，取陸路遞運”至京。在長期的政府間貿易中，雙方的貢品與回賜禮品已成定例。這種以物易物的變相貿易，也歸為朝貢貿易。據《延喜式》統計，除政府的貢品，遣唐使團成員攜帶物品合計起來也不少。由于遣唐使成員從大使到水手都積極購買唐商品，致使回國時載貨量驟增。唐商品在宮廷貴族及大臣間進行交易之后，有一部分流入京城市場。與此同時，遣唐使的成員以及水手所帶回的個人商品，也都進入京城市場，這就是遣唐使的官商作用。第二種，唐商赴日貿易。9世紀后半期興起的大唐商人赴日商業貿易，交易地以日本大宰府為主。唐商都是單船行商，每船人數最多為六十三人，少者四十余人。據木宮泰彥對《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記載的統計，唐商船來日和返唐的次數共有22次之多，如果加上日本正史的加載，前后則達30余次。從唐商船最早入日的年代841年算起，至唐亡國前有記載可查的唐商周汾入日的893年止，前后51年間，唐商船往返30余次。這個往返次數不僅遠遠超過遣唐使的往返次數，甚至也超過新羅商船自唐赴日的次數。由此可見，唐商對日貿易的頻繁程度。

唐代渤海國與日本的關系以8世紀60年代為轉折點，由政治、軍事交往為主轉向以貿易交流為主。和對唐、新羅貿易9世紀主要以民間為主不同，日本與渤海的貿易性質自始至終都保持在國交關系層面上。渤日貿易，主要在日本進行交易，按地點可以分為：平安京貿易、登陸地貿易和大宰府貿易。所謂平安京貿易就是渤海使臣將“方物”“土毛”等獻上，再從日本朝廷得到“賜祿”的所謂“朝貢貿易”方式。在渤海使節抵日后，并不能全員進京，未獲準入京的這部分使團成員就停留在登陸地（或歸國出航地，一般為能登、加賀等地），他們趁機秘密從事私人貿易，這就是登陸地貿易。大宰府貿易提出者馬一虹認為大量唐商船駛向九州，拉動了渤海以大陸江南地區為中介的面向日本九州的民間貿易，得出“渤海將貿易活動延伸到日本九州地區”的推測性結論。其依據包括渤海商人打著“大唐商人”的旗號活動，對此黃約瑟也曾予以專論。

新羅與日本的貿易除并不活躍的政府貿易外，集中體現為新羅商人9世紀前半期的赴日貿易，而其中張保皋為最杰出代表。以上各國間貿易形態，可從表1-3中大略體現。

表1-3東亞各國間貿易品比較

新羅→唐金銀銅器、工藝品、紡織品（朝霞錦、大花魚牙錦、小花魚牙錦、魚牙錦、三十斤綢衫段、龍綃、布）、藥材（人參、牛黃、茯苓）、動物（馬、果下馬、狗、擊鷹、鷂子）、皮毛類（海豹皮）

唐→新羅金屬工藝品、服飾、紡織品、茶、書籍

日本→唐銀兩、水織、美濃、細、黃、黃絲、細屯綿、彩帛、疊綿、屯綿、纻布、望陀布、木棉；出火水精、瑪瑙、出火鐵、海石榴油、甘葛汁、金漆

唐→日本佛經、佛像、藥品、香料、文房用具、書籍、瓷器、金屬用具、高級絲織品、高級服飾、名貴家具、手工藝品等

續表

唐→渤海→日本帛、錦彩、彩、絹、練、綿、粟、金銀器、器皿、袍帶、藥材、經籍→皮革（虎、豹、熊、羆）、玳瑁杯、暗模靴、蜜、人參、藥材、唐文物（歷書、佛典、詩文集）

日本→渤?！平仭⒕d、絲、、綾、彩帛、綢布、庸布、黃金、水銀、海石榴油、金漆、水晶念珠等→皮革（虎、豹、熊、海豹、貂鼠等）、各種水產（鯨鯢魚睛、昆布等）、畜禽（鷹、鶻、海東青等）、藥材（人參、麝香、牛黃、蜜、白附子等）、金屬、紡織品、工藝品及黃明、奴子等

新羅→日本佛像、金塔、舍利、各種唐物

日本→新羅黃金、明珠、砂金、綿等

唐·新羅·日本三國貿易的特點

通過從國別貿易與官私貿易兩個角度的綜合考察，9世紀的東亞貿易可以看作整個前近代東亞三國貿易的縮影：其前期是唐王朝與朝鮮半島政權、日本政權之間主要盛行朝貢-回賜貿易，后期則活躍地開展著由新羅和唐朝商人先后主導的海運貿易。朝貢貿易、商人貿易并存，9世紀東亞世界由朝貢貿易時代向商人貿易時代過渡是最大的特點。

而朝貢貿易的逐漸衰落與民間貿易的勃然興起并非一蹴而就，在歷史發展進程中，二者之間也并沒有絕對的界限，整個9世紀可以看作古代東亞貿易史的轉折期或過渡期。9世紀初期，新羅人是通過東亞海域進行國際貿易無可爭議的主導者，9世紀中后期，這一地位則由大唐商人（包括部分渤海國人、在唐新羅人）取代。再將視野向前向后延伸：自9世紀上溯，先是漢武帝在朝鮮半島設樂浪等四郡加速了東亞諸民族與中國通交與貿易的肇始，然后是高句麗與慕容鮮卑興起后在東亞北部的沖突和“五胡十六國”時代多國體系下催生的貿易勃興，繼而是百濟、新羅、大和國等各政權與隋唐帝國的遣使朝貢貿易的興起。自9世紀向下觀察，10-14世紀的時間縱軸上宋、元政府及其商人將東亞的海運貿易拓展到更大規模，由于商品經濟的發達，海外貿易達到更為繁榮的程度。

總而言之，第一，在時間上，9世紀兼具朝貢貿易與商人貿易，也具有時代分水嶺意義，此后直到近代，國家間官方貿易難再成主流，商人的民間貿易越來越重要（東亞閉關時代是一個特例）。第二，在地域上，9世紀第一次出現了東亞區域貿易一體化的特征，國家間海運貿易使得各國都參與進來。在此之前，只有唐與新羅為一方、由高句麗支持的百濟與倭國水軍為另一方的白江之戰是東亞各國直接參與、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歷史事件，而戰爭畢竟是短暫的事件。9世紀的商品貿易是和平、持續、活躍的經濟往來，如同7世紀東亞國家間以政治軍事交往為主、8世紀東亞國家間以文化傳播為主一樣，9世紀的東亞國家是以貿易為主要交流方式。以東亞海域為交通紐帶進行的政治往來、文化交流與國際貿易使7-9世紀的唐羅日三國高度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本文摘錄自《唐朝與東亞》，馮立君 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5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