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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伊斯坦布爾⑦|奧斯曼的榮光與世俗生活
伊斯坦布爾擁有宗教生活與世俗生活的兩面,在雄偉的宗教建筑中,蘊含的是豐富的世俗生活。繼承了羅馬帝國時代公民對于城市公共生活的追求,奧斯曼帝國將伊斯蘭教中相對于中世紀基督教并不主張禁欲的思潮帶入了這座城市。清真寺不僅僅是宗教活動場所,周圍龐大的附屬建筑構成了繁榮的公共生活空間。
如今最熱鬧的商業區是大巴扎,伊斯坦布爾保留了小販街市傳統。大巴扎內是游客們光顧的地方,本地人更多去大巴扎外面露天的街區,這里不僅有游客們更注意的糖果甜品咖啡和茶具餐具,也有本地人挑選的香料、奶制品和腌制品。
從大巴扎出發,不需要走太遠就到了奧斯曼帝國最鼎盛的象征——蘇萊曼清真寺。
蘇萊曼清真寺。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拍攝
蘇萊曼清真寺是由蘇萊曼一世下令在1557年建成的,是建筑師科查·米馬爾·希南最重要的作品,事實證明希南是一位出色的建筑工程師,尤其在預防地震方面,伊斯坦布爾很多歷史建筑都曾在地震中受到破壞,但蘇萊曼清真寺沒有受到任何損傷。
希南在建造這座清真寺的時候參考了圣索菲亞教堂的設計,同時進行了升級,圣索菲亞教堂支撐圓頂的扶壁讓建筑外觀顯得很厚重,希南在設計蘇萊曼清真寺的時候,使用隱藏的四根支柱支撐主拱頂系統,此外還有兩個半拱頂和兩扇山墻,這就讓墻壁本身承重壓力減輕,變得比較輕巧,同時打開了很多窗子有利于室內采光。
蘇萊曼清真寺內部
雖然當時離圣索菲亞教堂建立已經過去了差不多一千年,但希南卻是第一個在如此超大體量建筑上破解并升級的建筑師。同時,米馬爾·希南也主持修復和加固圣索菲亞大教堂,讓這座建筑一直存續到今天。
蘇萊曼清真寺整個建筑群建在陡峭的山丘上,將起伏的地勢和周圍的街巷結合到一起。參與建造該建筑群的是來自奧斯曼帝國各地的工匠,包括許多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約一半為基督徒。
從穆罕默德二世開始,奧斯曼帝國蘇丹逐漸把自己看作是正統伊斯蘭教的捍衛者。穆罕默德二世時期還把自己看作是羅馬皇帝的繼承人,但是奧斯曼帝國占領了阿拉伯本土后,蘇萊曼大帝的父親塞利姆一世就接受了“麥加和麥地那兩圣地的監護人”的稱號,成為伊斯蘭世界的哈里發,在此之前這個頭銜屬于埃及馬穆魯克王朝的傀儡哈里發。蘇萊曼本人通過這座帝國清真寺的建立鞏固了他對于伊斯蘭世界的領導權,還建立了一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公共關系。
我沿著山丘向上,眼望著穹頂和宣禮塔走向蘇萊曼清真寺。圣索非亞大教堂被看作是模仿所羅門的廟宇建造的,因此蘇萊曼大帝在建造他的清真寺時使用了同樣的風格,由此來加強這個傳統。按照羅馬人從帝國各地搜集紀念品的習慣,蘇萊曼大帝派人從巴勒貝克、亞歷山大、羅得島、貝爾格萊德和馬耳他運來石柱,每根從遠處運來的石柱象征著帝國統治內一個不同民族。在每堵山墻下有兩根巨大的石柱,傳說其中兩根分別來自亞歷山大港和巴勒貝克的神廟,另兩根分別是從伊斯坦布爾的一座王宮和賽馬場運來的。
我走進清真寺內,巨大的拱頂營造出空闊的室內空間,吊燈垂得很低,這讓人們稍微抬頭就能感覺星空,窗子上裝飾著彩色的玻璃,遍布阿拉伯文書法,朝向麥加的墻是用精美的伊茲尼克陶瓷鑲嵌的,它們展示天堂花園里的植物和花朵。清真寺周圍有四座伊斯蘭法學學院和四座伊斯蘭大學,清真寺的四座喚拜樓也象征著穆罕默德的四名繼承人,四座喚拜樓共有十個陽臺,代表著蘇萊曼是奧斯曼帝國的第十位蘇丹。
清真寺后面的花園里有兩座陵墓,其中埋葬著蘇萊曼大帝和他的妻子洛克塞拉娜、他們的女兒、蘇萊曼大帝的母親、姐姐以及蘇萊曼二世和艾哈邁德二世,還有穆斯塔法二世的女兒。
在清真寺周圍有科查·米馬爾·希南的陵墓,他的陵墓在蘇萊曼清真寺略低一點的邊緣地帶,我找到了這座陵墓,但是被鎖住了,只能透過鐵欄桿窗子看到他的墓葬。他的陵墓前面是一個小小的蓄水池,在土耳其的一些流行文化中,希南的陵墓中埋藏著伊斯坦布爾的秘密。
科查·米馬爾·希南的陵墓
作為奧斯曼帝國最偉大的建筑師,希南往往是被低估的,他的家族原本是基督徒,他本人長期作為軍隊中的工程師,參與了攻克羅得島和貝爾格萊德的戰斗,積累了大量的實地建筑經驗,特別是如何結合地形讓建筑實用以及改造舊建筑,同時這也使得他對于歐洲的建筑技術非常了解。他擔任蘇萊曼一世、塞利姆二世和穆拉德三世三位君主的首席建筑師,工作超過五十年,直到86歲的時候還完成了最偉大的作品——埃迪爾內的塞利米耶清真寺。
除了一系列壯觀的清真寺之外,米馬爾·希南還設計了奧斯曼帝國海軍統帥海雷丁·巴巴羅薩的陵墓,就在今天的土耳其海軍博物館旁邊,但是海雷丁本人并不葬在那里,而是葬在蘇萊曼清真寺周圍。海雷丁的家族是希臘基督徒,后來與哥哥一起參加了奧斯曼海軍,他屢次以少勝多,讓奧斯曼帝國控制了大半個地中海,巴巴羅薩并不是他的名字,而是傳到西方之后,人們訛傳成神圣羅馬皇帝腓特烈巴巴羅薩的名字。
海雷丁的陵墓旁邊是他的雕像,上面還有一首詩:那海面上咆哮的是什么?巴巴羅薩現在可以從突尼斯或者阿爾及爾返航嗎?兩百艘船在海浪上騎行,新月從陸地上升起,有福的船,你來自哪里。
在托斯卡帕宮南邊的老城墻邊上,還有奧斯曼帝國另一位海軍統帥的雕像,一位身材高大衣著奧斯曼海軍服裝的男人扶著地球儀,他就是德拉古特。和海雷丁一樣,他也是希臘人。德拉古特被認為是北非最強悍的海軍統帥和海盜,他使得奧斯曼帝國海軍牢牢控制了的黎波里為據點的北非海岸,最后陣亡于圍攻馬耳他的戰斗中。
奧斯曼帝國有一個習慣,只要城內有足夠的禮拜地點就不建造其它的大清真寺。建造龐大的清真寺被看作是浮夸的表現,因此被高級神職人員嚴厲批評。在伊斯蘭教里奢侈是被批評的,節儉則是一項美德。因此一座清真寺往往與其它公共福利建筑同時作為建筑群修建,作為建造大型清真寺的理由。
對于伊斯坦布爾來說,法提赫清真寺就是這樣一個公共生活的中心,比起強調帝國強大力量的蘇萊曼清真寺,法提赫清真寺顯得更為平民化。法提赫意為“征服者”,由穆罕默德二世下令建造于1470年,是奧斯曼帝國的建筑史的第一個重大工程。
法提赫清真寺
清真寺周圍有一組精心設計的建筑群,包括伊斯蘭學校、圖書館、醫院、市場、土耳其浴室、小學和為窮人提供食物的公共食堂等。最初的清真寺在1509年地震中嚴重受損,又先后遭受1557年和1754年兩次地震的破壞,在1766年的地震中徹底被毀,主穹頂坍塌,墻壁也被無可挽回地破壞。目前的清真寺由蘇丹穆斯塔法三世完成于1771年,與原先的設計完全不同,帶有一些巴洛克色彩。
不知道我去的時候是不是放假,總能遇到成群的小孩子集體活動,清真寺里非常熱鬧,因為有厚厚的地毯保護,家長放心讓小孩子在上面跑跳。大殿里有人在禱告,有人在聊天,拍照的游客很多,這些都是一座城市真正的公共空間。
法提赫清真寺內部
法提赫清真寺原本的位置是圣使徒教堂,這是君士坦丁堡地位非常尊貴的教堂。米海爾八世從十字軍手中收復君士坦丁堡后,由于拜占庭帝國衰落,君士坦丁堡人口下降,教堂年久失修。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于奧斯曼帝國之手后,圣使徒教堂曾短暫成為君士坦丁普世牧首的駐地,但教堂建筑本身比較敗落,而且周圍居住的都是穆斯林,君士坦丁牧首不久就搬走了。1461年,穆罕默德二世拆除了圣使徒教堂,騰出這片空地建造法提赫清真寺。
最初的圣使徒教堂由君士坦丁大帝興建于330年,到他337年去世時教堂尚未完工,由他的兒子和繼承者君士坦丁二世完成。這座教堂供奉耶穌的十二門徒,皇帝打算將所有使徒的圣髑都收集在這座教堂,但是只收集到了圣安德烈、圣路加和圣提摩太的圣髑,君士坦丁大帝的遺體也安葬于此,被使徒們簇擁著。
查士丁尼大帝在位期間,在原地建造了新的圣使徒教堂,將君士坦丁大帝和三位圣徒的圣髑重新安葬在新教堂內,查士丁尼和他家人的陵墓修建在教堂北翼的底部,后續大多數皇帝、許多牧首和主教都埋葬在這座教堂內。
在第四次十字軍占領君士坦丁堡期間,圣使徒教堂遭到了嚴重的洗劫和破壞,教堂的黃金和寶石被搶走,拜占庭君主的陵墓也被打開,其中一些珍寶被運往威尼斯,現在仍然能在圣馬可教堂看到。教堂內的一些圣物被帶到了梵蒂岡,存放在圣彼得大教堂中,在800年后的2004年,部分圣物被歸還到東正教會普世牧首駐地圣喬治教堂。
我來到圣喬治教堂。這座東正教最神圣的中心很樸素,從外面的街道上很容易錯過,我去的時候教堂門前的安檢門亭還在建設中。我經過一道小門進入一個不大的院子內,圣喬治教堂的外觀看起來有19世紀中期的新古典主義風格,與傳統的拜占庭風格的東正教堂截然不同。教堂正面的黑色大門叫做格列高利大門,并不開放,1821年,牧首格列高利五世因為無法控制希臘革命,被蘇丹馬哈茂德二世絞死在上面。
圣喬治教堂
圣喬治主教座堂是希臘正教會最重要的主教座堂,從大約自1600年起成為希臘正教會的精神領袖君士坦丁普世牧首駐地。走進教堂的正門,可以看到有三處希臘文銘文,記錄的是1720年教堂的重建,另一處希臘文銘文記錄的是1836年的翻新,正門上有雙頭鷹(代表希臘正教會,東羅馬帝國的傳承)的標志。
這座圣喬治教堂內收藏著很多圣物和圣像畫,最著名的是圣格列高利和金口若望的圣骨匣,圣格列高利也翻譯成圣額我略,他是公元4世紀的一位神父,為三位一體教義做出了貢獻,金口若望指的是同樣公元4世紀的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約翰一世,因為擅長演說雄辯被稱為金口,他們兩個人與另一位圣徒巴西流被稱為三圣教父。
在教堂南側還有三位女圣徒的圣骨匣,其中最著名的是圣尤菲米婭,她生活在公元3世紀,當時羅馬皇帝戴克里迫害基督徒,因為尤菲米婭拒絕向羅馬的阿瑞斯神獻祭,被折磨致死。公元620年她的圣骨被送往君士坦丁堡,今天的圣骨匣是俄羅斯教會貢獻的。在教堂進門右邊靠近最前方的位置,金屬包裹著一根黑色的柱子,這是圣鞭痕柱,傳說耶穌曾被綁在上面鞭打。
圣喬治教堂
從圣喬治教堂離開,我在法提赫老城區漫步,這個區現在生活著很多阿拉伯人,也被認為是伊斯坦布爾宗教氛圍最濃郁也相對保守的區。在伊斯坦布爾,不可忽視的伊斯蘭教團體就是蘇菲教派,他們有自己獨特的修行方式,在外界看來有一種帶著靈性藝術的魅力,又恰恰因為這種方式,在一些穆斯林看來是有爭議的。在法提赫區中,有一片社區顯得更加保守,就是伊斯梅爾阿伽清真寺所在的社區。
伊斯梅爾阿伽清真寺是一座蘇菲納格納格什班迪耶(Naqshbandiyah)教團的清真寺,最早建于1723年,但是在1894年的大地震中遭到嚴重破壞。在土耳其共和國建起之后,宗教學校也隨之關閉,建筑逐漸荒廢,直到1952年,清真寺的翻新和修繕工程才完成。
納格納格什班迪耶教團在著裝上比較容易識別,男性都留大胡子戴白色纏頭,女性著裝也相對保守,會用頭巾包住半個面部。雖然在一些旅行文章里并不建議旅行者前往蘇菲教團的清真寺,因其在土耳其國內曾有一些政治爭議。但我的個人感受是這座清真寺非常友好,學習的氛圍更濃厚,大殿里很多人在聽課或者討論問題,還有很多小孩子。目光相交的人都會向我道salam,其他清真寺看到我的東亞長相,就只是點頭示意。值得一提的是,納格納格什班迪耶教團在中國也有傳播,就是18世紀馬來遲創立的虎夫耶和馬明心創立的哲合忍耶。
在土耳其共和國成立的早期,由于這些蘇菲教團被認為持有極端保守的宗教政治傾向,與凱末爾主張的世俗化社會改革相沖突,他們的活動受到了限制,一些宗教場所被關閉,盡管該禁令已被解除,但仍然只有少數的活動場所。
在距離伊斯坦布爾三個小時車程的布爾薩,我拜訪了另一處蘇菲社區,和伊斯坦布爾比起來,這座奧斯曼帝國的第一個首都,也是開國者奧斯曼一世和奧爾罕的陵寢所在地,顯得更加平靜,在這里引起我對蘇菲生活的思考。
這座社區活動中心在一片上坡的居民區中,遠離主干道,每天晚上都有蘇菲旋轉舞表演,而且是免費觀看的。活動中心里面的人非常友好,還有免費的茶水。我去的第一晚,一位在當地中學教授土耳其文學的老先生接待了我,當天晚上是兩位老師帶著三個舞者進行表演,其中一個最小的舞者只有九歲。在舞者表演的時候,我身邊的老先生一直在為我講解他們舞步的含義,老師與學生之間的關系,以及舞蹈與宗教修行之間的關聯。
蘇菲旋轉舞表演
我問他,認為這是一種宗教儀式還是一種藝術表演,他告訴我這兩者都有,宗教指導人們修行的目的,而藝術讓這種修行更容易被人們接收。我又問他,這是否只是一種外在形式?他告訴我,一開始人們被形式吸引,后來發現形式只是外在的不太重要,但最后又會發現老師們教授的形式其實很重要,那是經過很多人學習過并確認的了解真理的方式。
周六晚上是謝赫演講,因為聽不懂土耳其語,我就在觀察周圍人,老人們圍坐著喝茶,中年男人一群,婦女們一群,各自在聊天,小孩由較大的孩子帶著玩。在這個社區中心的庭院里,我想到了童年的單位家屬宿舍大院的場景。
伊斯坦布爾能讓人享受不同的市民公共空間,街邊隨處可見小茶館,走幾步就可以坐下來喝杯茶歇一會兒,很多人點了一杯茶就那樣望著街道待一下午。在這樣的城市,人們才會格外注重人的公共生活。
這樣的場景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已經很難見到了。一方面,城市空間被各種高消費空間侵占;另一方面,城市空間也不鼓勵人們在街邊停留,街道過寬無法閑逛,街邊綠地品質不高,高品質綠地常常集中于大公園,雖然面積大,但不方便日常使用。
我想,人的精神世界與生活方式,以及外部的公共空間是有聯系的,蘇菲教團的公共生活氣氛讓我意識到,當人們在公共生活中建立起自主的關聯后,才能分享彼此的精神世界。
剛到伊斯坦布爾的時候,我每天早出晚歸,匆忙疲憊,我怕以后沒有機會再來,就想用眼睛和雙腳記錄下這座城市的每一條街道。但等到了最后幾天時,我開始融入當地人的生活節奏,懶洋洋地吃個悠閑的早餐,在街上隨便逛逛,找一個有太陽的茶館坐一下午。這是伊斯坦布爾在厚重的歷史遺跡和神圣哀傷的氣息之外,給我帶來了悠閑輕松。
我在伊斯坦布爾打算去的最后一個地方是帕慕克筆下的純真博物館,然而卻沒有開門。我在雨中感到很沮喪,在附近街區逡巡。在純真博物館附近的一個小巷子口,我看到了幾幅人物肖像畫,在下雨天空氣的朦朧感中,畫上的人表情怪異,帶著一種難以名狀的憂傷。我朝巷子里望去,兩邊都是隨意擺放的繪畫用品。巷子盡頭有一扇破舊的小門虛掩著,我推開門,昏暗的燈光中是一座簡陋的小屋子。
屋子里有一位老人,他在給三個伊斯坦布爾大學的學生講繪畫,關于畢加索、卡拉瓦喬、莫奈。我以為那位老人是個美術老師,但學生們說他只是個畫家,他在一幅送給學生的畫作上寫道“you come like bird, you left like bird”。
老畫家讓我參觀他的畫室,他得知我來自中國,給我看了一張他的朋友從中國寄給他的明信片,上面用中文寫了海子的那首《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雖然沒有去成純真博物館,但我似乎找到了帕慕克書中想表達的,他自己青少年時代的伊斯坦布爾的那種驚喜與美妙。老畫家的畫作中,人物的表情復雜扭曲,投射著哀傷,如同帕慕克筆下的伊斯坦布爾的“呼愁”一樣。
當然,我無法真的能體會帕慕克所說的呼愁,脫離了母語語境的情緒只是一種模仿,如果刻意讓自己感悟,又好像離得更遙遠,就像用力去抓飛舞的羽毛總會比讓它自然落到手上更困難。
尾聲
在伊斯坦布爾二十多天的旅行結束了,這點時間只夠在這一座城市探訪。我想,伊斯坦布爾是關于世界的,至少是半個世界。
我很想表達對這座東西方交界的歷史深厚城市的感慨,然而又不得不承認這座城市中并沒有找到真正的“東方”的痕跡。但是在伊斯坦布爾,我從一個東方人的視角,感受到了這座城市的神圣和哀傷。中國人似乎對歷史有一種崇拜,相信有某種抽象的道德會超越時間而存在,這讓人們敬畏自身在歷史中的作用和位置,也就是自己為歷史創造了什么,又將在歷史中以怎樣的形象被后人記住。
在伊斯坦布爾,我眼見的那些遺跡無不在驗證,人作為短暫的生命,其追求、喜悅和痛苦是如何被保留下來的,這恐怕只有在以“千年”為時間單位去衡量的地區,才會有的體驗。當人們的記憶在傳承中可以被拉得足夠長,其對時間、生命與精神世界的看法就會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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