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8月，當列寧格勒街頭遍布消瘦的尸體，德軍的槍炮聲不分晝夜炸響的時候，斯大林決定了當時列寧格勒最迫切需要的，是聽到迪米特里·肖斯塔科維奇的《第七交響曲》。這部雷鳴般的巨作幾個月前在古比雪夫首演，這是俄國的一個內陸城市，作曲家本人當時被疏散至此。這部交響曲已經登上了英國和美國舞臺，分別由亨利·伍德和阿圖羅·托斯卡尼尼指揮，兩場音樂會通過無線電波響徹各地。而在德軍圍城之下，在列寧格勒奏響這部交響曲，既是對敵人的蔑視，也是宣傳的勝利。

這座城市的廣播樂團已經只剩18名演奏家，他們用音樂教師、離職演奏家和業余樂手填補了空缺。這場音樂會由卡爾·艾利斯伯格指揮，于8月9日舉行——這是希特勒原定要攻下列寧格勒的日子，演出的實況通過巨大的高音喇叭向德軍陣線播出。在這樣的音樂下，據說有一位德軍軍官低聲嘟噥：“我們永遠無法打敗這樣的人。”雖然圍城又持續了18個月，列寧格勒終未陷落，德軍被迫后撤。

幾近60年后，一位名叫斯蒂芬·約翰森的英國廣播公司記者，采訪了當年參加列寧格勒這場演出的單簧管演奏家，維克托·科茲洛夫，詢問他如今聽到這首“列寧格勒交響曲”的感受。妻子陪伴在旁的科茲洛夫難以抑制自己的眼淚，他哽咽著說：“這無法表達。”

這一直觸事實的體驗，促使約翰森先生對音樂作品對其演奏者和聆聽者的生活和思想能夠產生的拯救性的作用，進行了深刻而個人化的考察。我們可以從約翰森先生的書中了解到，他也深受某種極端狀況的困擾。他在一個無法正常運作的家庭中長大，父親患有抑郁癥，具有暴力傾向的母親患有嚴重人格障礙。在他的回憶中，童年時“我必須把自己鎖起來，才能避開情緒不穩的母親……如果我當時能夠表達出我下意識地對自己反復的教條，那就是：‘我一定不能感受到，我一定不能感受到。’”

他說，音樂，是唯一可以讓他放縱的空間。在他十幾歲的時候，約翰森先生發現了肖斯塔科維奇的《第四交響曲》，作曲家在遭受到斯大林針對他的歌劇《姆欽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進行的攻擊后，將這部交響曲束之高閣長達25年。約翰森將這部交響曲牢記在心——并陶醉于其“可怕的情緒波動”和明確存在的威脅中——使得這部交響曲成為了他騎車上學時腦海里的背景音樂。他身兼治療師的妻子補充道：“與你的母親一起生活，肯定就像那部交響曲一樣。”

肖斯塔科維奇的《第四交響曲》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創作，以保護自己的理智，并隱秘地反映那些大規模的逮捕和殺戮——就像約翰森所說，“與他所反映的情感保持著一兩度的距離。”如莎士比亞在《哈姆雷特》（肖斯塔科維奇曾經為這部名劇配樂）里所說的那樣：“雖然這很瘋狂，但其中卻有一套方法。”作曲家找到了一種為瘋狂尋求意義的方法。“如果肖斯塔科維奇可以找到‘方法’，”年輕的約翰森想到，“那么也許我也可以。”

這本書里接下來是對約翰森先生所認定的這位“記錄下了一個兼容并包的聽眾集體體驗”的作曲家主要作品的一份非常饒有興味又高度個人化的分析。音樂中閃現的黑色幽默減輕了悲劇的沉痛。《第八交響曲》中的一段短笛獨奏針對的是悲劇時期個體的荒謬。《第十交響曲》創作于斯大林臨終之時，在其標志性的主題中包含的暗示體現了作曲家的蔑視和解脫：“我還在這！”

當母親最終被送進療養院時，約翰森先生寫道，他就像是斯大林去世時的肖斯塔科維奇：“對我的指控都已崩潰。現在可以看到，這些年來我不得不面對的是什么。即使我再也不會指責自己的空想了。”任何經歷過一個充滿虐待的童年并得以幸存下來的人，都會認識到這一時刻，此刻救贖終于看似可能，生命終于可以存活。

現代心理學中有一種理論提到“內心的極權主義客體”，在這種理論中，精神借助外在的邪惡來打擊自我迫使服從。這樣的客體仍然在俄羅斯人中間存在，表現為對于強大的斯大林的隱秘景仰。約翰森對他的瘋狂母親也是感到愛憎交集。

他在反思肖斯塔科維奇《第八交響曲》時寫道：“當我回顧我早期家庭生活的奇怪折磨時，我似乎聽到音樂在說：‘這不是任何人的錯。’責備是一種賦予生命意義的方式，但是它讓我們成為了囚徒。”在《第八弦樂四重奏》中，他聽到的暗示意指作曲家正在考慮自殺，但在同一個黑暗的地方，它卻向約翰遜先生拋出了一根救命的纜繩。

所有偉大的音樂都在瘋狂的邊緣搖搖欲墜。這位曾經身處困境的作家展示了一個令人信服的案例，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維奇的音樂有助于拯救他的精神。他表示，在人生危機中，我們每個人都面對內心深處的一場列寧格勒圍城戰，而音樂能夠成為我們的解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