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王瑞來:“斷爛朝報”何嘗有?
本文原題《“斷爛朝報”何嘗有?——從王安石的公案說到古籍校勘的以不闕為闕》,收入《古籍校勘方法論》(王瑞來著,中華書局2019年1月)。
王安石像“斷爛朝報”一語,最早出自王安石之口。自宋代以來,幾乎眾口一詞,認為這個比喻是王安石對經書《春秋》的指斥。這一逸事,研究思想史、學術史乃至歷史的人,大多熟知。
經歷魏晉南北朝數百年的民族融合,到了大一統的唐代,胡漢語境本來已經淡漠,不過,承繼五代的政治地理,宋代緊張的民族關系,又重新強化了華夷意識。這一現實背景,讓強調尊王攘夷大一統的《春秋》地位升高,備受重視,帶有了強烈的象征意義。大凡帶上象征意義的事物,是不容輕易置評的。比如之所以不能輕易否定岳飛,不能輕易肯定秦檜,不光是基于客觀的歷史事實,還有象征意義帶給人的感情因素摻雜其中。王安石斥《春秋》為“斷爛朝報”,在宋代飽受非難。朱熹編《伊洛淵源錄》,李幼武接著朱熹編的《名臣言行錄》,以及理學家胡寅、真德秀也都以此指責王安石。
《春秋》不僅講尊王攘夷大一統,還有以微言大義的筆法,褒貶歷史人物。這就讓《春秋》更具有了深刻的歷史意義。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從此可以仿效《春秋》,以微言大義讓亂臣賊子懼。《春秋》這一作用的闡發強化,使史書不再僅僅是作為資治的通鑒而存在,更成為高聳的穿越時光的歷史恥辱柱。讓昏君亂臣都不敢肆意妄為。大哉,《春秋》!
《春秋》一經,擁有如此多層的偉大意義,王安石居然斥為“斷爛朝報”,是可忍,孰不可忍!
那么,王安石真的指斥《春秋》為“斷爛朝報”了嗎?宋人多數對此深信不疑,只有微聲稀音表示了異議。程頤的弟子尹和靖就說:“介甫未嘗廢《春秋》。廢《春秋》,以為‘斷爛朝報’,皆后來無忌憚者托介甫之言也。”據此,南宋林希逸在其《竹溪腐齋十一稿》續集卷二八《學記》中為王安石鳴冤:“今人皆以‘斷爛朝報’之語為荊公之罪,亦冤甚矣。”
這件公案,經過清人蔡上翔等人全力發覆,幾乎可以斷言,這是潑給王安石的一盆臟水。當代《春秋》學研究的著名學者趙伯雄先生指出:“通覽王安石全部著作,無一語詆《春秋》者,反而多次引用《春秋》傳義。”
不過,王安石指斥《春秋》為“斷爛朝報”見于宋朝國史,因此,在《宋史·王安石傳》中也有記載。見于國史也未見得著實,爭議甚多的王安石變法,讓傾向于否定王安石的國史傳記問題頗多。盡管如此,從《宋史?王安石傳》對于王安石指斥《春秋》為“斷爛朝報”一事的記載中,我們還是可以看出一絲破綻來。傳載:“黜《春秋》之書不使列于學官,至戲目為斷爛朝報。”值得注意的是,這句話中的一個“戲”字。戲者,玩笑也,當不得真。
王安石紀念館從清人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的轉引中,我看到了這樣的記載:
其高第弟子陸佃師農、龔原深父并治《春秋》。陸著《春秋后傳》,龔著《春秋解》,遇疑難者,輒目為闕文。荊公笑謂:闕文若如此之多,則《春秋》乃斷爛朝報矣。蓋病治經者不得經說,不當以闕文置之。意實尊經,非詆經也。
這段記載盡管我還沒有找到原始出處,相信《宋史》本傳中的那個“戲”字,就是由這段逸事而來。而這段逸事所述便是王安石說(《春秋》為“斷爛朝報”的具體語境。本來王安石是一種反諷的假設說法,猶如說“夔一足”。以訛傳訛,“斷爛朝報”就落實成為對《春秋》的指斥。
為王安石翻案,并非此文的本意。我感興趣的是王安石對待文獻的態度和處理對文獻的認識。
其弟子研治《春秋》,遇有解釋不通處,便視為文字有脫闕。對此,王安石說,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么作為史書的《春秋》就成殘缺不全的文件匯編了。顯然,王安石不贊同這樣的認識,以及以這樣的認識來處理文獻中的疑難問題。
從文獻學的角度考察王安石的這一“斷爛朝報”的言論,對于今天校勘古籍,亦不乏啟示意義。像王安石弟子那樣處理文獻的往例,我在校勘實踐中,也曾遇到過。聊舉如下。
這是在校勘曾鞏編纂的北宋前期史書《隆平集》時所遭遇的實例。
在卷九《弭德超傳》中,有“怒王顯等居其上”之句,清人彭期七業堂刻本在“王”與“顯”之間空出三行。檢四庫全書本,則于“王”下注一“闕”字,并空出三行,以示脫闕。根據我的檢核,收錄于四庫全書的《隆平集》底本正是七業堂刻本。四庫館臣見底本有三行空余,以為此處有脫文,故注一“闕”字,且亦依樣空出三行。然檢《東都事略》卷三三《弭德超傳》載:“德超怒顯居其上,詬之,且曰:我有安社稷功,汝何人,反在我上?又大罵日:汝輩當斷頭,我度上無執守,為汝輩眩惑。顯以聞。”《宋史》卷四七○《弭德超傳》并《長編》卷二四太平興國八年四月壬子條所記略同。據此可知,此處原本不闕,底本由于刻板原因,余出三行,四庫館臣不審視內容如何,便誤以為底本原有脫文,很負責任地注上一個“闕”字,還依樣空出二行。殊不知大謬。
同樣的情況還見于他處,同卷《曹彬傳》于“雖克新城,破涿州”之句,彭期本在“破”與“涿”之間空出一行,四庫本亦于“破”下注一“闕”字,并余出相當于一行字數之空缺,以示脫闕。而檢之《東都事略》卷三三《曹彬傳》載:“雍熙三年,詔彬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敗契丹于固安,破涿州,又與米信破契丹于新城,戰于岐溝關,我師敗績。”又《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卷四三所收李宗諤撰《曹武惠王彬行狀》亦載:“三月,破虜固安南,斬首千余級,克其城。又下新城、涿州。戎人來援,大破其眾于城南,獲馬五百匹,殺奚酋賀思相公。四月,又與米信破虜于新城東北,斬首二百級。五月,與虜戰攻歧溝關,王師不利。”據此可知,此處原本不闕,也是底本由于刊板原因,余出一行,以此為底本之四庫館臣又誤以為此處脫文,故注一“闕”字,且亦依樣空行。
另外,卷一三《成綸傳》“詐為靈木石之異”之句,“詐為”之下彭期本原有一墨丁,且于傳后記有校語云:“原本靈上疑脫神字。”據此,四庫本記入一“闕”字。按,檢與《隆平集》此傳幾乎一字不易之《名臣碑傳琬琰集》下集卷七《戚學士綸傳》,知此處并無脫闕。
對于四庫本上述所注“闕”字處,除了運用以上的他校進行考證之外,我還核對了上海圖書館所藏之董氏萬卷堂刻本,亦并無脫闕。
由以上幾例可見,四庫館臣是從底本空行等表面形式上來判斷《隆平集》上述幾處存在脫闕的。這跟王安石弟子不解《春秋》上下文聯系而認為存在闕文一樣,都是屬于主觀臆測。誠然,古籍文獻中不乏文字脫闕現象,但大多數文獻并非都是不可卒讀的“斷爛朝報”。
以不闕為闕,誠為古籍整理時常常遭遇的一個問題。
像王安石弟子和四庫館臣那樣具有警惕意識和懷疑精神自然很可貴。不過這種警惕意識和懷疑精神必須要落到實處,得以印證,不能以推測代替結論。那么,如何判斷文獻是否存在文字脫闕呢?從校勘學入手,需要檢核其他版本的異同,來進行判斷是否存脫文。不過,這還是屬于技術上的操作,不夠有力。最有力的方式,當是技術層面的操作與內容考證相結合。上述幾例就是先從其他相關文獻證實內容上并無脫闕,然后又從版本上加以印證,并尋覓出顯現出貌似脫闕的原因。校勘古籍,一定要深入到古籍文本的內容當中,不能只做機械的“點書匠”。過去刻制書版時書寫的工匠,雖然寫得一手好字,由于文化水平不高,不解書寫的內容,所以往往致誤。機械的“點書匠”,亦猶此也。
王安石“斷爛朝報”的笑談,四庫館臣的教訓,給古籍整理和文史研究的啟示良多。
- 報料熱線: 021-962866
- 報料郵箱: news@thepaper.cn
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證:31120170006
增值電信業務經營許可證:滬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東方報業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