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城》是一部奇書，它要義是在寫中國人身上的缺點或者說人的“基本根性”。錢鍾書筆墨無情，總是越出常人觀察視角。《圍城》基本沒有寫人美好善良的那一面，他著意的是人身上的“獸”性和“鬼”性，錢鍾書早年將自己一冊小說集起名《人獸鬼》，不是偶然的，有深刻寓意在其中。因為“獸·鬼”意識的自覺和強烈，《圍城》里的筆墨，有時看起來頗不近人情，他下筆的犀利和諷刺的鋒芒，絕不同于一般作家。寫《圍城》的時候，錢鍾書已是做了父親的人，但《圍城》凡涉兒童描寫，他所用筆墨有時候卻難以讓人接受，他何以要用這樣一種筆墨來寫“小孩子”？他不愛小孩子嗎？他不愛小男孩兒嗎？這是研究錢鍾書心理和人格時需要留意的。錢鍾書對中國傳統家庭教育和小孩子的成長環境持完全批判態度，他寫中國小孩子的時候，實際上有一個西方小孩子教育和成長背景作參照。

《圍城》第一章，在回國的船上，蘇文紈出場前，錢鍾書第一次提到甲板上只看得見兩個中國女人，他對同時出場的一個小孩子用了特殊的比喻：“一個算不得人的小孩子——至少船公司沒當他是人，沒要他父母為他補買船票。”小孩子隨大人旅行，不買票是常識，錢鍾書用了輪船公司的邏輯，人要買票，不買票即不是人。1938年夏天，錢鍾書回國時帶著一歲多的女兒，在和輪船公司打交道的經歷中，或許留下了不愉快的經歷，這也是錢鍾書對資本家試圖想盡一切辦法多賺錢的另外一種諷刺筆墨，言外之意是輪船公司恨不得連小孩子也要收錢的。這個筆墨的比喻可能會傷及兒童，但錢鍾書為了諷刺效果，也顧不得其他了。錢鍾書描寫這個小孩子：

孩子不足兩歲，塌鼻子，眼睛兩條斜縫，眉毛高高在上，跟眼睛遠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活像報上諷刺畫里的中國人的臉。他剛會走路，一刻不停地要亂跑，母親在他身上牽了一條皮帶，他跑不上三四步就給母親拉回來。他母親怕熱，拉得手累心煩，又惦記著丈夫在下面的輸贏，不住罵這孩子討厭。這孩子跑不到哪里去，便改變宗旨，撲向看書的女人身上。（《圍城》第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

然后寫小孩子的淘氣和蘇小姐害怕小孩子弄臟自己的衣服小心地握住小孩子的手，筆墨是由人性的暗處觀察，完全沒有平常大人看到小孩子的快樂，而表現大人表面的歡喜和實際的嫌棄。錢鍾書筆下小孩子沒有漂亮的，都很丑。

《圍城》第四章寫方鴻漸回鄉，見到弟弟的孩子，錢鍾書寫道：

這阿丑是老二鵬圖的兒子，年紀有四歲了，下地的時候，相貌照例丑的可笑。鵬圖還沒有做慣父親，對那一團略具五官七竅的紅肉，并不覺得創造者的驕傲和主有者的偏袒，三腳兩步到老子書房里去報告：“生下來一個妖怪。”（第119頁）

受到父親的批評后，方鵬圖解釋道：“那孩子的相貌實在丑——請爸爸起個名字。”方父反倒說：“你說他長得丑，就叫他‘丑兒’得了。”接著錢鍾書寫方父想起《荀子·非相篇》，說古時大圣大賢的相貌都是奇丑，便索性給孫子起個學名叫“非相”。錢鍾書借方鵬圖口說：“人家小兒要易長育，每以賤名為小名，如犬羊狗馬之類。”錢鍾書接著開列一長串古人小名，說司馬相如小字犬子，桓熙小字石頭，范曄小字磚兒，慕容農小字惡奴，元叉小字夜叉，更有什么斑獸、禿頭、龜兒、獾郎等等。從文學敘述觀察，錢鍾書在小說次要人物小名方面不惜筆墨，一面顯示他的博學，一面可能暗含了他對許多大人物的一種評價，也是一種輕蔑，間接傳達一種諷刺意味。欒貴明《小說逸語——錢鍾書〈圍城〉九段》中說，錢鍾書提到的這些奇特丑怪小名，其實都是歷史真人的真實小名，斑獸是南朝宋戰將劉湛，禿頭是晉朝的慕容拔，龜兒是唐代白行簡、獾郎是王安石（《小說逸語》第29頁，新世界出版社，2017年）。

《圍城》寫褚慎明自夸和羅素熟悉，錢鍾書說：“褚慎明跟他親狎得叫他乳名，連董斜川都羨服了，便說：‘你跟羅素很熟？’”（《圍城》第95頁）。陳寅恪著作中提到古人，也喜稱小名，凡熟悉陳寅恪著作的人可能都有感覺，他稱謝靈運為客兒，庾信為蘭成，司馬相如為犬子，王導為阿龍，曹操為阿瞞等等，如細檢陳書，或可開列一份長長的名單。知人小名，多從讀雜書中來，留下記憶，表明有點幽默和調皮，大學者多有此種趣味，可顯讀書之雜之博，又見機巧和才智。

《圍城》第五章寫方鴻漸往三閭大學途中經歷，在“歐亞大旅社”里，錢鍾書有一個細節描寫：

這時候，有個三四歲的女孩子兩手向頭發里亂爬，嚷到那胖女店主身邊。胖女人一手拍懷里睡熟的孩子，一手替那女孩子搔癢。她手上生的五根香腸，靈敏得很，在頭發里抓一下就捉到個虱，掐死了，叫孩子攤開手掌受著，陳尸累累。女孩子把另一手指著死虱，口里亂數：“一，二，五，八，十……”（第162頁）

這次雖是小女孩，但錢鍾書的筆墨也不留情，也是從丑一面著筆，到了《圍城》第七章，方鴻漸和趙辛楣進了劉東方家：

這女孩子看見姑母帶了客人來，跳進去一路嚷：“爸爸！媽媽！”把生下來才百日的兄弟都吵醒了。劉東方忙出來招待，劉太太跟著也抱了小孩子出來。鴻漸和辛楣照例說這小孩子長得好，養得胖，討論他像父親還是像母親。這些話在父母的耳朵里是聽不厭的。鴻漸湊近他臉捺指作聲，這是他唯一娛樂孩子的本領。劉太太道：“咱們跟方——呃——伯伯親熱，叫方伯伯抱——”她恨不能說“方姑夫”——“咱們剛換了尿布，不會出亂子。”鴻漸無可奈何，苦笑接過來。

那小孩子正在吃自己的手，換了一個人抱，四肢亂動，手上的膩唾沫，抹了鴻漸一鼻子半臉，鴻漸蒙劉太太托孤，只好心里厭惡。辛楣因為擺脫了范小姐，分外高興，瞧小孩子露出的一方大腿還干凈，嘴湊上去吻了一吻，看得劉家老小四個人莫不歡笑，以為這趙先生真好。鴻漸氣不過他這樣做面子，問他要不要抱。劉太太看小孩子給鴻漸抱得不舒服，想辛楣地位高，又是生客，不能褻瀆他，便伸手說：“咱們重得很，方伯伯抱得累了。”鴻漸把孩子交還，乘人不注意，掏手帕擦臉上已干的唾沫。辛楣道：“這孩子真好，他不怕生。”劉太太一連串地贊美這孩子如何懂事，如何乖，如何一覺睡到天亮。孩子的大姊姊因為沒人理自己，圓睜眼睛，聽得不耐煩，插口道：“他也哭，晚上把我都哭醒了。”（第259頁）

所寫全是小孩子的麻煩事和淘氣，全是小孩子令人煩的那些事，筆墨間流露的是一種不能明言的厭惡和不得已。

《圍城》最后一章寫兩個侄兒阿兇、阿丑和方鴻漸吵鬧情景，注意小孩子的名字“阿兇、阿丑”，這可以說是錢鍾書對小孩子的基本看法“兇和丑”，他寫道：

阿丑爬上靠窗的桌子，看街上的行人。阿兇人小，爬不上，要大伯伯抱他上去，鴻漸算賬不理他，他就哭喪著臉，嚷要撒尿，鴻漸沒做過父親，毫無辦法，放下鉛筆，說：“你熬住了。我攙你上樓去找張媽，可是你上了樓不許再下來。”阿兇不愿意上去，指桌子旁邊的痰盂，鴻漸說：“隨你便。”（第315頁）

接下來寫這兩個侄兒的淘氣，也是直指人性頑劣的那一面，并沒有因為是兩個小孩子，錢鍾書就收斂了他的諷刺筆墨。錢鍾書對中國傳統教育小孩子的態度，可能比較反感，那種一面縱容，一面又是所謂的嚴教，導致了一種從小到大的虛偽。錢鍾書直接把這一面撕開，不僅需要筆墨的智慧，描寫中不能過多流露對小孩子的惡意；更需要內心的勇氣，要鮮活地把成人對小孩子態度中虛偽的那一面揭開。方鴻漸是個未做父親的青年，他對小孩子的態度，不妨也看成是對一種禮教制度的反叛和嘲諷，是另一種“救救孩子”的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