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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曼誕辰二百年︱王璞:世界之詩與美國之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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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晨安!大西洋畔的新大陸呀!
晨安!華盛頓的墓呀!林肯的墓呀!Whitman的墓呀!
啊啊!恢鐵莽呀!太平洋一樣的恢鐵莽呀!
啊??!太平洋呀!
晨安!太平洋呀!……
這一片段出自郭沫若“五四”時期代表作《晨安》(初發表于1920年1月,收入《女神》)的最高潮,一個興奮到近乎痙攣的詩歌聲音三呼美國大詩人沃爾特·惠特曼(Walt Whitman, 1819-1892)之名,先是英文本名,然后兩次是郭沫若所擬的中文譯名“恢鐵莽”。這首詩在我看來也是郭沫若《女神》中最具惠特曼精神的作品。一個醫科尚未畢業的中國年輕詩人,以日本九州島上自己的斗室為立足點,眺望“常動不息的大海”,迎來了“明迷恍惚的旭光”,詩像“白云”一樣涌起。就這樣,"五四"新詩的“詩語”借著“晨風”,把“晨安”的問候聲“傳到四方”,整首作品成了向全世界致意的巡禮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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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聲音”的環球旅行中,詩人問候了蘇醒中的祖國和泰戈爾的印度,問候了列寧的俄羅斯和未來派的意大利,問候了金字塔這樣的古代奇跡和蘇伊士運河這樣的現代工程,問候了羅丹的雕塑以及反抗殖民統治的愛爾蘭,也不忘問候法國勤工儉學運動中的青年同胞們(郭沫若當時自然不會想到,留法運動出身的周恩來會成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革命領導,也沒法預料到另一位“半工半讀”的鄧小平最終會代表中共為自己致悼詞)。這樣的“詩語”和“聲音”無疑來自惠特曼的印象,直接讓人聯想到這位美國偉大詩人的《向世界致敬》(“Salute au Monde!”)。尤其重要的是,在《晨安》中,“五四”新詩獲得了為世界開列價值清單、為萬物點名、劃定寰宇精神疆域的現代性“魔力”。而這樣力量,最早正是顯現于惠特曼《自我之歌》等名作的列舉式呼語:被呼喚到名字的一切事物——從古文明到現代機器,從舊歐洲的手藝到新大陸的批量生產大工業——都平等地融入一個新的統一的精神共同體,這就是惠特曼的民主主義通靈術。
恰在這時,郭沫若的“聲音”到達了惠特曼的美國。我們都知道,新大陸在中國的新文化想象中扮演著不容小視的角色。在問候美洲時,郭沫若沒有提到那位剛剛在巴黎和會上讓亞洲被壓迫民族感到了希望又很快失望的威爾遜博士兼總統,而是召喚了革命立國的華盛頓、解放黑奴的林肯和——惠特曼/恢鐵莽。整首詩重復著惠特曼的大包大攬的修辭、照單全收的寫法,而“晨安”問候的排比也只為惠特曼停頓,變為三呼其名,激揚出最純粹的呼語法(apostrophe),即對名字本身的召喚、呼喊、感嘆,仿佛惠特曼之名具有魔力一樣。是的,它的確具有魔力,因為對于郭沫若和中國新詩,惠特曼這個名字就是現代詩語言、現代詩容量的最佳喻體。而為了表達這份最終極的詩歌召喚,也就是中國詩人對詩的現代性的召喚,喻體之上又加了一重喻體:惠特曼被比喻為“太平洋”。這個比喻有點令人意外,也不免夸飾,因為惠特曼崛起于美國東海岸,雖然胸懷大陸、海洋乃至全世界,但終究不是太平洋孕育的詩人。但這樣的夸飾卻也恰到好處是惠特曼式修辭,以地球上最廣博的大洋比擬一位美國詩人,也正符合惠特曼無邊無際的自我擴充感。而且,太平洋把惠特曼的大陸和郭沫若的東亞聯系了起來。經過“太平洋一樣的恢鐵莽”,中國的“聲音”繞地球一整圈,回到了東亞,全詩的問候禮由此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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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五月之初,我們慶祝了“五四”百周年;現在,五月之末,我們又迎來了惠特曼誕辰二百周年(他的生日是1819年5月31日)。在漢語世界,這雙重的紀念別具意義。
二
當然,談論惠特曼對郭沫若和中國新詩的影響,近乎是老生常談,這畢竟早已是文學史的常識。對于郭沫若的惠特曼色彩和新詩創制的關系,民國時期就有不少闡發。到了冷戰期間,旅美學者方志彤(Achilles Fang)更一語中的地指出,郭沫若對新詩的奠基性貢獻,不是別的,就是引入“惠特曼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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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還只是惠特曼對中國文學現代性的意義。放眼世界文學,幾乎所有值得注意的國別現代詩歌創生和轉型中都有這位美國詩人的影子。美國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的詩歌影響理論強調偉大詩人之間的“驅力學關系”,有時難免偏激,但他把惠特曼捧為史所罕有的“詩人原型”(poet-original),卻毫無爭議。他在《最佳英語詩歌》(The Best Poems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2004)這一選本中不惜篇幅,全篇收錄《自我之歌》《橫過布魯克林渡口》等無以倫比的長詩。惠特曼對之后的美國詩歌乃至英語詩歌有籠罩性影響,而布魯姆慧眼獨具,點出即便如艾略特(T. S. Eliot)、斯蒂文斯(Wallace Stevens)這樣表面上和惠特曼大異其趣的詩人,也在作品中延續著或變奏著這位原型詩人的隱喻結構。說到惠特曼對西班牙語詩歌的影響,人們立刻會想到洛爾迦和聶魯達,更可以說,在政治抒情上,聶魯達之于拉丁美洲,正如惠特曼之于北美新大陸。而布魯姆又立刻提醒到,其實,葡萄牙語中極具隱蔽性的詩人佩索阿其實也是看似高調的惠特曼的傳人。是啊,佩索阿在詩歌內外為自己創造上百個分身,這不正是惠特曼所謂“我包含諸眾”(“I contain multitudes”)的理想嗎?布魯姆的視野局限于所謂的“強力詩人”及其傳承,如果把目光轉向更廣闊的非西方世界,那么,類似郭沫若那樣“以惠特曼的名義”寫詩的例子就更數不勝數了。法國當代美學家雅克·朗西埃更稱惠特曼為“新世界詩人”(le poète du monde nouveau),認為不僅是詩歌領域,而且二十世紀的先鋒派藝術運動都從中受到啟發。蘇聯先鋒電影中維爾托夫(Vertov)的疊加手法和勞動場景,就有惠特曼美學的余緒和發揮。
于是,一個饒有意味的世界文學現象出現了。瓦爾特·本雅明曾說,十九世紀中葉標志著抒情詩式微的全面開始,波德萊爾的《惡之花》或許是最后一部產生全歐洲效應的詩集。而當1857年《惡之花》問世后被送上了法庭并因此走上刪改的受難路之時,1855年初版本、1856年起不斷改動擴充的《草葉集》才剛剛開始它的全球旅行。在詩歌失去公共性的日子里,在黑格爾所謂的“散文化的”現代生活中,惠特曼的自由抒發卻成為了世界之詩?!笆澜缥膶W”“世界詩歌”這樣大而無當的概念,放到惠特曼身上,卻顯得那么實打實、那么合情合理,以至于他的全球影響成了比較文學界的經典題目,論文集出了一本又一本,卻仍給人意猶未盡之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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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這樣的世界性效應的,當然是惠特曼的世界修辭,世界文學學者弗朗哥·莫雷蒂(Franco Moretti)概括為“包容性修辭”(rhetoric of inclusivity)?;祀s的羅列,幾乎不休止的疊加,為新世界開列清單,這樣的無所不包的修辭代表了一種政治上、文化上都非常現代的通靈主義(spiritualism),那就是“萬物的民主”。于此,惠特曼的詩作不啻語言中永無閉幕的世界博覽會。還是《向世界致敬》:
我看見地球上鐵路的軌道,
我看見它們在大不列顛,
我看見它們在歐羅巴,
我看見它們在亞細亞和阿非利加。
我看見地球上的電報機,
我看見關于我的同類的戰爭、死亡、損失、贏利和煩惱的電波消息。
我看見地球上的長長的河道,我看見亞馬遜河和巴拉圭河,
我看見中國的四大江河,黑龍江、黃河、揚子江和珠江,
我看塞納河奔流之處,多瑙河、盧瓦爾河、羅納河、瓜達爾基維爾河流過的地方,
我看見伏爾加河、第聶伯河、奧得河在蜿蜒前進,
我看見托斯坎人沿著阿爾諾河,威尼斯人沿著波河在行駛,
我看見希臘水手由?;{灣啟航。(李野光譯)
這只是全詩中并不突出的一節。每當引用惠特曼時,我們都會有沖動無邊無際地引用下去,正如惠特曼的讀者在這樣的排比氣勢和全球視野中渴望一口氣讀到底。列舉修辭指向一種專有名詞的力量。正如郭沫若只是喊出惠特曼的名字就興奮不已,惠特曼發明了一種專有名詞的詩學,他只是不斷地列出大洲、海洋、江河、港口、城市的名字,而這些名字在一起就形成了隱喻的通感反應,形成新的世界共同體。這個共同體是精神性的,是語言的,但又是客觀實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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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雷蒂還引用了《大路之歌》(“Song of the Open Road”),這首詩偏巧也是郭沫若在和田漢、宗白華通信中特別提到的。
你們,遠方的船舶喲!
你們,一排排的房子,你們,有著窗欞的前廈,你們,房頂喲!
你們,走廊和門口,你們,山墻和鐵門喲!
你們,窗戶,通過你們的透明的玻璃,就會看透一切。
你們,門和臺階和拱門喲!
你們,無盡的大路的灰色鋪石,你們,踏平的十字路喲!
從一切接觸過你們的人或物身上,我相信你們都吸收了一些什么作為你們自己的一部分,
而現在又要暗中傳播給我,
在你們冷漠無情的表面上,都有古往今來一切人的遺跡,
他們的靈魂我看得清楚,而且對我是可愛的。(楚圖南譯)
在莫雷蒂看來,不斷的疊加成為了一種詩歌形式,超出了所疊加的內容:“你忘記了所羅列的事物;你記得的卻是這一形式,它把這些羅列物聯系在一起,賦予它們意義。”形式大于了內容,以至于“具有一種催眠力”。但惠特曼的詩不是催人入眠,而是催人進入一種清明的擴張理性與“傳播”精神。這就是朗西埃在十九世紀詩學轉變中發現的一體主義(l’unanimisme):一切事物和意義都是互通的,并在互通中增殖,它們構成一個不斷擴充的生動整體,這個整體不是神話的、宗教的,而帶有平等、民主乃至共產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解放觀。惠特曼把世間萬物稱呼為“你”,而通過這種呼語,這個“你”進入了“我”,“我”進入了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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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惠特曼的自我詩學中,最讓人感動的正是“我”對人類、對“他者”的永久共情和不斷開放。先來看《向世界致敬》:
我看見地球上所有的奴隸在勞動,
我看見所有被關在牢獄里的人們,
我看見世界上那些有缺陷的人,
那些瞎子,聾子,啞巴,白癡,駝背,精神病患者,
那些海盜,小偷,騙子,殺人犯和奴隸制造者,
那些無助的幼兒,以及無助的婦女和老人。
我看見到處的男男女女,
我看見哲學家們的安詳的兄弟之情,
我看見我的種族的建設性姿態,
我看見我的種族的堅忍勤勞所獲得的收成,
我看見等級、膚色、原始風尚和文明,我在它們中行進,我同它們廝混得密不可分,
并且我向地球上所有的居民致敬。
接下來一節由“我看見”變為對“你”的呼喚:
你啊,不管你是誰!
你英格蘭的女兒和兒子!
你俄羅斯的俄國人,強大的斯拉夫民族和帝國的后裔!
你起源不明的、黑色的、靈魂圣潔的非洲人,個兒高大的、頭顱漂亮的、神態尊貴的、命運很好的、同我處于平等地位的人!
你挪威人!瑞典人!丹麥人!冰島人!你普魯士人!
你西班牙的西班牙人!你葡萄牙人!
你法蘭西的法國女人和法國男人!
你比利時人!你荷蘭的自由愛好者?。銓儆谖易约核沙錾淼姆N族;)
你強健的奧地利人!你倫巴第人!匈奴人!波希米亞人!施蒂利亞的農民!
你多瑙河的鄰居!
你萊因河、易北河、或者威悉河邊的工人!還有你女工!
你撒丁人!你巴伐利亞人!斯瓦比人!撒克遜人!瓦拉奇人!保加利亞人!
你羅馬人!那不勒斯人!你希臘人!
你塞維利亞競技場中敏捷的斗牛士!
你陶魯斯山上或高加索山上自由自在地活著的山民!
你看守著母馬和公馬吃草的波克牧馬人!
你策馬疾馳對著靶子放箭的、體態優美的波斯人!
你中國的中國男人和中國女人!你韃靼地方的韃靼人!
你們,世界上所有受人役使的婦女!
再來看《大路之歌》中的一節:
走呀!跟在偉大的同伴們之后,作他們的一員吧!
他們也在路上走著,——他們也是迅速而莊嚴的男人,——她們是最偉大的女人,
海的寧靜和海的狂暴的欣賞者、
駕駛過許多航船的水手、走過了許多路程的旅行者,
許多遠方國家的常往者、遙遠的地方的常往者,
男人和女人的信托人、城市的觀察者、孤獨的勞動者,
望著草叢、花朵、海邊上的介殼徘徊而沉思的結婚舞的舞蹈者、參加婚禮的賀客、
孩子的溫和的扶助者、孩子的養育者,叛亂的兵士、守墓者、運柩夫,
四季不停的旅行者、年年不停的旅行者,他們所經過的日子,總是一年比一年新奇,
旅行者,有著自己的不同的階段,就像和他們一起旅行的同伴,
旅行者,從潛伏的未被實現的嬰孩時代邁步前進,
旅行者,快樂地走著,經過了青年、壯年和老年,
……
老年時代,對于可喜的行將來臨的死亡解脫,感到達觀、自由。
我還想引用更多,就如郭沫若想要一次次呼喚惠特曼的名字。當然,這種自我的擴充也有讓人“審美疲勞”的時候,比如在最早版本的《職業之歌》中。這樣一個不斷開放、不斷增殖、不斷遠行、不斷轉化的自我,有時甚至呈現為“貨品年鑒”和“商品叫賣”(莫雷蒂和朗西埃都使用到了這樣一類說法,而它們在惠特曼評論中可謂屢見不鮮)。從“萬物的民主”到全人類的平等共情再到勞動、職業和商品的“總清單”, 惠特曼身上最鮮明的現代性特征即在于此。用莫雷蒂的說法,他的世界修辭對應著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形成,如果把這一說法用到朗西埃的觀察上,也不妨說,萬物一體的精神聯系對應著資本主義大生產和全球貿易的互聯互通。莫雷蒂的研究聚焦于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所產生的現代史詩級文學作品,這樣的作品——從《浮士德》到《百年孤獨》——可以稱為“世界文本”(world text)。但在對這些史詩巨制的討論中,他岔開來解讀惠特曼,原因無他:惠特曼的世界之詩也是全球資本主義發軔期的“世界文本”。
而這一“世界文本”來自于美國——于此,美國并不僅僅是指一個國家,何況美國的國族建構遠異于舊大陸,而是指一片相對而言最純粹、最先進、最有進取性的資本主義社會試驗田。在歷史的動態中,世界之詩必須是美國之詩——是的,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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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治經濟學的最偉大批判家、惠特曼的同代人馬克思有言:“金銀天然不是貨幣,但貨幣天然是金銀。”我想做一次蹩腳的模仿:美國詩天然不是世界詩,但在特定歷史時刻,世界詩天然是美國詩。這個特定歷史時刻就是惠特曼所處的美國自我掙扎、崛起和奮斗期。
如何平衡世界性和美國性,在惠特曼研究中似也算是一個難題了。像我這樣的比較文學學生,讀到莫雷蒂從世界體系和世界文學的角度對惠特曼的解釋,自然拍案叫絕;但要把惠特曼還原到具體的美國歷史處境,辨認其人其詩在美國資本主義社會、文化、政治動蕩發展中的作用和位移,那就需要轉向更具體化的文學史-文化史解讀。在這方面,大衛·S. 雷諾爾茲(David S. Reynolds)廣受贊譽的大作《沃爾特·惠特曼的美國:文化傳記》(Walt Whitman’s America: A Cultural Biography)不容錯過。該書力圖把惠特曼的每個行動、每段文字和每種思想都落實到美國社會文化的變革情勢之中。那么,就讓我們以這本書為向導,看一看惠特曼和《草葉集》在十九世紀中葉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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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述,《草葉集》1855年初版,1856年旋即推出修改擴充后的第二版。雷諾爾茲提醒我們,這兩版最初的《草葉集》面對的是一個動蕩不安的美國:
政治方面和社會方面,美國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接近混亂。舊的政黨制度動搖了,新的還掙扎于令人困惑的派系林立之中。腐敗在高級職位中普遍盛行。雖然一個廣泛的中產階級在發展之中,但貧富差距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大。移民以前所未有的數量到來,改變著這個國家的族群構成,也激發出仇外情緒。城市死亡率居高不下。美國最大的城市紐約可以夸耀自己在經濟和文化上的中心地位,但它又糟又亂又擠,充斥著肆無忌憚的幫派和隨處飛舞的妓女——至于街上到處可見的豬,就更別提了。(《惠特曼的美國》,306頁)
當然,最緊要的問題還是奴隸制:“國家的航船注定要撞上奴隸制的礁石。”一面是北方的階級分化,一面是南方的蓄奴,同時資本主義經濟又在飛速發展,這就是惠特曼印行《草葉集》時的美國?;萏芈诓剪斂肆侄冗^自己的童年。初入社會,他當過報社記者,熟悉印刷出版。而在波士頓這樣的精英文化地區,偉大的美國文人愛默生早已在呼喚新類型的詩人。《草葉集》是對這種呼喚的回答嗎?很多人都提到過“草葉”(Leaves of Grass)這一題目本身所具有的民主主義精神。布魯姆還提到,在當時的印刷業中,“葉”可以是指一垛紙,而“草”可以指隨意印在上面的內容。這里惠特曼和體力勞動、工業機器生產、印刷資本主義的關聯,很值得玩味。雷諾爾茲更進一步,讓大家注意1855年第一版的裝幀設計和排版,它在各方面都意圖展示出書籍的吸引力,外封高雅,而內頁“則表現出純粹的民主和粗糲的簡單”(《惠特曼的美國》,313頁)。惠特曼認為這個時代需要詩人,而他就是那個詩人,那個可以被偉大美國人民所吸收的詩人。這本《草葉集》就是他的“美國烏托邦”,他的詩思是“革命性的乃至于無政府主義的”,但他堅守美國的完整統一。在他的通靈政治學中,詩人必須領導國家,而這個詩歌之“我”也必須“吸收”一切。這一切都顯示在《自我之歌》中。詩歌,通過這樣一個不斷吸收的“我”把四分五裂的美國社會和分崩離析的美國文化統合在一起(參見《惠特曼的美國》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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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一版并沒有帶來通俗意義上的成功。愛默生是他唯一的知己和伯樂,用明信片慶祝偉大詩篇的初生。即便把愛默生的信中贊語廣為傳播,惠特曼也沒能贏得更多的讀者、更高的評價。用布魯姆的話說,批評家在面對尚無命名的新生事物時,總是經受不住考驗,辨認不出新的偉大;愛默生是少有的例外。而雷諾爾茲則提出,其實1855年版中惠特曼接受、呼應愛默生思想的地方很多,在那一版中,他確實是一位愛默生式詩人。至于文化精英們對《草葉集》的忽視乃至輕視,自不足道。在成為一本具有全世界影響的詩集之前,《草葉集》在自己的祖國經歷了接受上的“謀殺性延遲”(murderous delay)。
而不知在一年間究竟發生了什么,一些奇跡般的新作出現在了1856年的《草葉集》中,在雷諾爾茲看來,它們使得一個更具原創性的惠特曼脫穎而出,徹底越過了愛默生等人所代表的、以波士頓周邊為基地的美國超驗主義。《向世界致敬》只是這些新作中的一首。值得注意的是《向世界致敬》的原題Salut au Monde本身是法文。一種世界性和美國性的辯證關系越發顯著了。詩人在詩中呼喚著自己的名字:“拉著我的手啊,瓦爾特·惠特曼!”他要帶著這個美國“自我”去見證世界?!澳懵犚娛裁戳?,惠特曼?”“你看見什么了,惠特曼?”美國生活的世界史格局明晰起來了。
當然,美國的世界史意義首先要在美國自身的繼續革命中得到表達。這就是南北戰爭。與其談論詩人惠特曼關于這場戰爭的作品,不如談論詩人惠特曼在戰地醫院的志愿工作。由于惠特曼信仰泛性愛主義,一談到他和北方士兵的關系,新銳的文化研究者容易聯想到同性情誼。但那樣就迷失了重點?;萏芈I措任何能找到的資金,為傷兵們帶去日常的慰問品。當時的士兵大多文盲,他為他們讀信,他代他們寫信。布魯姆說沒有哪個著名美國文學家這樣為國服務過。我們可以加一句:代內戰傷兵寫信時,惠特曼不再需要尋找他的受眾了,他本身就是最純粹的美國之詩。他撫慰著一個最現實也最理想的美國,一個在他心中不容分裂的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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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草葉集》中,當美國之詩和世界之詩形成了自我擴充的辯證關系時,惠特曼對“你”的召喚往往也是對他者、對讀者也即自己的精神同類的召喚。這似乎是現代詩歌的宿命。波德萊爾的《告讀者》為《惡之花》尋找惡的同類和詩人的兄弟。郭沫若的《女神》則在《序詩》中指令自己的詩集:“你去,去尋找那與我的振動數相同的人……”然而,在1855年,惠特曼沒有得到美國的專心傾聽。帶著愛默生對他的“偉大事業開端”的認證,他繼續召喚,但雷諾爾茲指出,在1856年版,即便他仍對當時美國受眾抱有期待,召喚已經轉向更遙遠的時空和未來的世代?;萏芈簧男揶o表演都是在尋找一個和他感同身受又全然不同的讀者,但和這個美國東部詩人通感通靈的“別人”可以遠在天邊,甚至來自未來。我于是想用《橫過布魯克林渡口》(“Crossing Brooklyn Ferry”)來結束這篇紀念文章。在這首詩中,惠特曼對我們——今天的我們——說話了。
如雷諾爾茲所言,渴望和未來世代的聯系是《橫過布魯克林渡口》這首同樣出現在1856年版《草葉集》中的名作的特征之一。經由這一渡口去曼哈頓上工辦事,然后再經由渡口回家,本是紐約大都會日常節律的一部分。然而,當陽光照在水面上,映出輪渡上擁擠人群的倒影,惠特曼獲得了現代生活的具體新鮮感,也獲得了穿越時空的整體感(雷諾爾茲談到惠特曼的“陽光特征”,頗具洞見;仔細想來,郭沫若《女神》中寫陽光在海面上,照亮商船,或許也有惠特曼的影子吧):
在我下面的浪潮喲,我面對面地看著你呀!
西邊的云——那里已經升起了半小時的太陽——我也面對面地看著你呀!
穿著普通衣服的成群男女喲,在我看來,你們是如何地新奇呀!
在渡船上有著成百成千的人渡船回家,在我看來,這些人比你們所想象的還要新奇,
而你們,多年以后將從此岸渡到彼岸的人,也不會想到我對于你們是這樣關切,這樣地默念著你們。(楚圖南譯)
這里的“你們”可以說是這之后任何世代的人們,也可以是今天的我們?;萏芈鼘κ澜绲母惺芰木唧w的美國生活出發,而具有無盡的擴展力?!霸诿刻焖械臅r間里,從萬物中得來我的無形的糧食”,這也正是惠特曼詩歌的原型所在。而他的“我”如何和今天的我們相連呢?我是“分崩離析”的,卻又永遠“組織”在精神體驗的共同體之中。
單純的、緊湊的、完美地結合起來的組織,我自己分崩離析了,每個人都分崩離析了,但仍為組織的一部分,
過去的相似處和未來的相似處,
光榮,如同念珠一樣貫串在我的最微小的視聽上,在大街上的散步,在河上的過渡,
河流是這么湍急,和我一起向遠方游去,那跟隨著我而來的別人,我與他們之間的聯系,
別人的真實,別人的生命、愛情、視覺和聽聞。
別人將進入渡口的大門,并從此岸渡到彼岸,別人將注視著浪潮的洶涌,
別人將看到曼哈頓西面北面的船舶,和東面南面布魯克林的高處,
別人將看見大大小小的島嶼;
五十年以后別人橫渡的時候將看見它們,那時太陽才升起了半小時,
一百年以后或若干百年以后,別的人將看見它們,
將欣賞日落,欣賞波濤洶涌的漲潮,和奔流入海的退潮。
渡船,紐約布魯克林,1890年。
是的,一個半世紀之后,我們仍可以欣賞日落,混入人群,擺渡于東河之上,或任何一條河流之上,或來往于任何兩個城市之間。時空阻隔,我們和惠特曼互為純粹的“別人”,但恰因為我們互不相識、完全不同,個體存在的“新奇”卻可以通靈共感?!澳敲次覀兞私饬?,是不是?/所有我已經默許而未說出來的你們不是都接受了么?”每個人,或者說,每一個“自我”,在面對城市落日時內心的震動都是不同的,但惠特曼時時刻刻都相信著、體驗著它們之間的共振,這共振也許尚未發生,但卻是永遠可能的,因為每一個個性的“我”都在流變中綻放,成為整體:
那么,在我們之間存在著什么?
在我們之間的幾十年或幾百年那又算是什么?
無論那是什么,那是無礙的,距離無礙,地點亦無礙,
我也生活過,有著無數山巒的布魯克林曾是我的,
我也曾經在曼哈頓島的大街上漫步,在環繞著它的海水里面洗過澡,
我也曾感覺到有些新奇的突然的疑問在我心中激起,
白天在人群中的時候我忽然想起,
深夜我步行回家,或者躺在床上的時候我忽然想起。
我也曾經從永遠的熔流中出來,
我之所以成為我也是由于我的肉體,
過去的我是怎樣,我知道是由于我的肉體,
將來的我是怎樣,我知道也是由于我的肉體……
惠特曼像
在全詩最后,惠特曼感到和“你”——這個“你”可以是當年的任何人,可以是以后的任何人,也可以是我們——更“接近”了:“現在你想到我,就像我以前想到你一樣,——我預先就想到你了……”惠特曼把目光轉向陽光下東河的潮流,桅桿圍繞的曼哈頓和布魯克林的山巒。他的呼喚繼續著:“繁榮吧,城市——帶著你們的貨物,帶著你們的產品,廣大而富裕的河流,/擴張吧,你們也許是比一切更為崇高的存在……”直到“我們”和“你們”永恒的相愛。他在呼喚今天的我們成為美國之詩和世界之詩的讀者。更準確的說,他的美國之詩在呼喚今天的我們通靈于當代世界精神——它迥異于但共振著惠特曼的世界——并從最具體最鮮活的現實中創制自己的世界史。不用說,他所體驗的一切,也都是我們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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