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 | 丁依寧  編輯 | 明曄  視頻 | 史陽琨

“我絕對是個朋克。”青年藝術家劉思麟（Celine Liu）這樣界定自己。在她的影像作品里，劉思麟穿梭在不同的時空，與宋美齡一起指點江山，在戴安娜王妃身旁翻白眼，跟安迪·沃霍爾在天安門城樓前合影留念，或是在畢加索邊上用光簽下自己的名字。

生于1990年的劉思麟現工作、生活在北京，與眾多職業藝術家不同的是，她沒有專門的個人網站或系統梳理作品的頁面，卻有一份可能是“世界上最酷的”全職工作——在故宮修復文物。她會頂著一頭剛染的綠色頭發在嚴肅的博物院進進出出，也會在藝術創作中思考當代青年和自身文化土壤難以兼容的微妙處境。

自拍是劉思麟多個系列作品中一以貫之的要素。自拍本身是一種具有彈性的行為，在從通俗到高雅的光譜兩端，自拍既可以是普通人拿著手機的自娛自樂，也可以是辛迪·舍曼那樣頗具儀式感的當代藝術。而劉思麟的作品則可能介于兩者之間，是她探索自身與世界關聯的一種表達。

在“無處不在”（I’m everywhere）系列中，劉思麟利用Photoshop，把自拍肖像置于歷史場景里，和大眾集體記憶中的名人并肩而立。與后現代風格里常見的疏離與斷裂感不同，她選擇盡可能融入老照片，模仿影像中的衣著、發型和神態，研究拍攝場景的光線，構建一種偽裝的真實，甚至一度被當成歷史資料而誤用。

2015年，她的作品《我與張愛玲與李香蘭》與拍攝于1944年的原作引起了一番討論。一些張愛玲的書迷還由此進行了考證，為何照片中多了一位“神秘女子”，這位神秘女子甚至還和同時代的宋美齡合過影。而她和畢加索的合影，也曾被一篇介紹畢加索生平的文章當成配圖使用。這些經歷給了劉思麟一些啟發：“我覺得這些照片在網上能和原本的真的照片（一起）被平等地傳播和觀看，就是他們最好的宿命了。（作品的意義）不在于它只是一個藝術品，給掛在美術館或者（類似）這樣的場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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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有角色扮演性質的自拍并不罕見，辛迪·舍曼與森村泰昌也采用類似的創作手段。劉思麟也常被問及是否受到了這些藝術家的影響，以至于她開始懷疑自己到底有沒有受某位藝術家的影響。

她坦言，自己創作的初衷是沒有受任何人影響的，一種原發行為，“就像一個游戲，我很喜歡玩這個東西。” 起初她嘗試把自己和其母親年輕時代的肖像拼在一起，但發現這個作品難以引起他人的共鳴，故轉而選擇一些大眾偶像，以無障礙地分享文化記憶。

隨著自己多年創作的不斷累積，她發現自己的創作和這些藝術家有共通之處。這種共通不是拍攝手段或者行為上的類似，而是“我們雖然在自拍，但是我們其實拍的不是我們自己。”

與安迪·沃霍爾的天安門合影中，劉思麟在家里找到了自己外祖父六七十年代的工裝，用紅頭繩扎了兩個小辮。在穿著上符合時代特征后，劉思麟又開始翻家庭相冊，看自己父母年輕的時候是如何笑的，最終找到了一個時代性的刻板微笑。

而與戴安娜王妃的合影其實也有兩個版本。她認為戴安娜是一個朋克，一開始制作的普通表情版本并不能與之相配，故改成了更戲謔的翻白眼版本。

想象也是劉思麟創作的重要環節，她會給自己和照片中的人物設定關系，這種關系也會隨著她的成長、對名人認知的深入而變化。在兩張波伏娃的照片中，一張她像是波伏娃的學生，拿著書坐在一旁；另一張則像同伴，波伏娃在開槍時，劉思麟在一旁指點其何時可以扣扳機。類似的還有與弗里達的兩張合影，劉思麟從站在她身后的一個追隨者，變為可以和她聊天的朋友。然而，雖然在作品里和諸多女性先鋒有互動，劉思麟不認為自己的作品直接和女性主義相關：“我做作品的初衷沒有女性主義，這其實是被人附加給我的作品的……我更多就是表達當今的個人主義。”

除了靜態影像，系列自拍視頻《警笛》（Police Siren）也是劉思麟的一項嘗試。在《警笛》項目中，她走在大街上隨機邀請陌生人和她進行一段對口型表演，來模仿警笛的聲音。在這一場場游戲中，劉思麟用輕松幽默的方式解構歷史和文化，并與世界建立聯系：“我特別喜歡大家看了我的展覽后，大家都是笑著出去的……這是一種挺好的情緒溝通。”

然而，幽默的作品也會帶來一些爭議。2015年，劉思麟在瑞士參展時，一位約六十歲的策展人表示，他認為劉和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合影冒犯了西方的文化。這讓當時的劉思麟感到有些郁悶，難以理解她的藝術手法為何會被解讀為不尊重和冒犯。

但兩三年之后，當她再次去歐洲舉辦展覽時，就再也沒有聽到類似的反饋。劉思麟把這種變化歸結為網絡傳播的革新和對虛擬世界包容度的提高：“2015年我去的時候他們還沒有什么人用智能手機……所以我覺得他們對虛擬信息和來自網絡的定義接受程度會弱一些，現在反而完全是非常接受的態度了。”這也促使她進行反思，當下人們是否存在一種盲目的信息崇拜：“信息說了算，信息就是真理，我們接受一切網絡的關于真理的定義。這不就是我們現在的生活嗎？”劉思麟的作品也變成一個行為藝術或者實驗，她把自身視為傳播媒介，自己的形象通過不斷復制與傳播，最終是否可以和照片上的名人一樣為人所知，變成一個符號。

或許多年后，劉思麟的作品就會被后人當成“真實”的歷史資料而使用，繼而演繹出一些關于她的傳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