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日本發(fā)起明治維新前的半個世紀，在地球的另一端，同是面臨列強殖民侵略的東方國家——埃及為了應對“千年未有之變局”，也曾發(fā)起了一場史無前例的近代化改革，力圖富國強兵，救亡圖存。然而，早早發(fā)起“洋務運動”的埃及卻未能力挽狂瀾，最終仍淪為英國殖民地。這又是為何？

1798年，拿破侖入侵奧斯曼帝國的屬地——埃及，由于戰(zhàn)線過長，補給不暢，孤軍深入的侵埃法軍被英土聯(lián)軍打得滿地找牙，陷入重重包圍之中，最終彈盡糧絕的法軍于1803年被英軍在亞歷山大港徹底擊敗，被迫撤回本土。

法軍被逐出埃及后，英軍應奧斯曼素丹的要求，也在1803年撤離了埃及，不過此時奧斯曼帝國尚未恢復對埃及的有效統(tǒng)治，因而一時間埃及陷入了權力真空，之前代表奧斯曼素丹入埃參戰(zhàn)的阿爾巴尼亞雇傭兵首領穆罕默德·阿里帕夏（阿拉伯語轉寫：Mu?ammad ‘Alī Bāsh?。┏脵C擁兵自重，先后擊敗了殘存的埃及馬穆魯克與君士坦丁堡派來的土軍，以此奪取了埃及的統(tǒng)治權，并自封埃及省省長（Wāli），其后更是得到了素丹的正式任命。自此，埃及雖仍在名義上臣屬于奧斯曼帝國，但已獲得實際獨立。

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埃及的“洋務運動”

在作戰(zhàn)過程中，穆罕默德·阿里看到了奧斯曼素丹所倚重的土耳其新軍在拿破侖的堅船利炮面前毫無招架之力，埃及本土的馬穆魯克武裝（阿拉伯語轉寫：Mamlūk，意為“財產”，他們大都是來自中亞與黑海北岸的奴隸士兵，效忠于阿拔斯王朝哈里發(fā)以及阿尤布王朝素丹，在兩者衰落之后，他們取而代之建立了自己的軍事統(tǒng)治集團，控制埃及三個世紀之久。奧斯曼帝國征服埃及后，馬穆魯克在地方上的勢力仍然存在）更是弱不禁風，他遂意識到以埃及現(xiàn)有的武裝無力抵御列強入侵。同時，法軍在用新式槍炮叩開埃及國門的同時，也帶來了工業(yè)革命與啟蒙運動后的新科技和新理論，給已似“爛柯人”的埃及帶來了一股新風，也讓穆罕默德·阿里帕夏見識到了埃及與列強之間方方面面的巨大差距。若不進行變革，列強環(huán)伺下的埃及“躲得了初一，躲不過十五”，遲早被“亡國滅種”。

穆罕默德·阿里帕夏遂著手開始推行涵蓋經濟、工業(yè)、軍事、社會與教育等各方面的改革。1808年，埃及全國土地國有化拉開了穆罕默德·阿里改革的大幕。穆罕默德·阿里通過給予地主少量補償金的方式，將國內所有私有土地強制收歸國有，埃及政府以此劃時代的做法將全國的土地資源整合在一起，再將其出租后，收取單一的土地稅來為其他方面的改革積累原始資本。

在有了原始資本后，穆罕默德·阿里便著力于推動經濟方面的改革，埃及政府獲得了對全國主要物產的壟斷權，所有的物產都要賣給埃及政府，由埃及政府掌控全國商品的國內貿易與進出口貿易。埃及尼羅河三角洲處河網密布，水利交通十分便利，為了改善開羅至亞歷山大的交通，1819年，穆罕默德·阿里下令開挖連接亞歷山大港與尼羅河的馬哈茂迪亞運河，以此代替年久失修的舊運河，完工后運送糧食與淡水至亞歷山大港變得極為方便。

農業(yè)方面，穆罕默德·阿里以徭役的方式征募工人建設新式灌溉設施、開墾荒地，并引進先進種植技術與改良農具。他認為埃及僅僅作為“尼羅河糧倉”立國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在保障糧食自給自足的前提下，引入新的高產值經濟作物，使農業(yè)實現(xiàn)近代化，產值翻番，為下一步的工業(yè)化提供充足的資金。于是自1822年起，穆罕默德·阿里開始在尼羅河三角洲一帶推廣種植引自蘇丹的長絨棉，并設立了諸多棉紡廠。埃及夏天晴熱高溫、降水少且土地肥沃的自然地理環(huán)境極為適合棉花生長，經過數(shù)年發(fā)展，埃及一躍成為世界第五大棉花生產國，埃及長絨棉也因其極佳的品質而聞名于世，同時埃及政府通過棉花及紡織產業(yè)獲得了巨額的財政收入，埃及農民的收入也翻了四番。

科教文衛(wèi)方面，穆罕默德·阿里雖是一名文盲，但他極為重視教育，在埃及境內大力興辦學校，開羅大學的工程學院與醫(yī)學院便是在1816年與1827年創(chuàng)立的。他還開展西方文獻翻譯運動，將大量以歐洲語言（主要為法語）寫成的社會學、歷史學、文學、自然科學與軍事科學等發(fā)面的書籍翻譯成阿拉伯語，列強浩如煙海般的先進的科學技術與理論思想由此得以引入埃及，此運動的地位在阿拉伯文化史上僅次于數(shù)個世紀前的阿拉伯帝國的“百年翻譯運動”。

1820年代，穆罕默德·阿里史無前例地選派優(yōu)秀學生負笈西洋深造（這是阿拉伯世界的第一批留學生），回國后與埃及政府聘用的外國專家一道工作，建立起了無數(shù)所學校與醫(yī)院，其中就有在阿拉伯世界首開先例的埃及陸軍醫(yī)院附屬女子醫(yī)學院，該院在1827年由穆罕默德·阿里邀請的法國醫(yī)生安東尼·巴泰勒米·克勞特（法語：Antoine Barthélémy Clot）開辦，其培養(yǎng)出的女醫(yī)生與女護士為埃及的醫(yī)療衛(wèi)生事業(yè)作出了極大的貢獻。

同時，為了宣傳自己的政策、方便民眾了解時事，穆罕默德·阿里于1820年創(chuàng)立了埃及第一家出版社——布萊格出版社（Ma?ba’ah Būlāq）1828年創(chuàng)辦了阿拉伯世界第一份阿拉伯語報刊——《埃及事務報》（Al-Waqā'i' al-Misriyya?）,并出版至今。穆罕默德·阿里的一系列舉措極大地推動了埃及文化事業(yè)的發(fā)展，使得阿拉伯文化復興運動在埃及顯出了曙光，并在一百多年的時間內席卷整個阿拉伯世界，至今埃及的文化與教育事業(yè)仍在阿拉伯國家中首屈一指，開羅大學仍是阿拉伯世界的一流大學。

司法與政治方面，穆罕默德·阿里于1829年頒布了埃及的第一部刑法，此后埃及的犯罪率大為下降，埃及政府對國內局勢的控制力也得到了增強。為了擺脫奧斯曼帝國自治省的身份，實現(xiàn)完全意義上的獨立自主，穆罕默德·阿里1830年宣稱要將埃及建設為“法治且有序”的國家，包括基督教徒在內少數(shù)族裔的權利都會得到保障。

穆罕默德·阿里還建立了埃及警察部隊，負責偵破案件，懲治罪犯，維護公共安全，同時他還推動了證據(jù)與尸檢在埃及司法程序中的應用，極大地增進了埃及司法的公正性。穆罕默德·阿里還將留歐歸來的埃及留學生安排進政府工作，替換先前奧斯曼帝國素丹任命的官員，以此建立了埃及獨立而高效的行政體系，大量有識之士得以進入埃及政府一展宏圖。

軍事方面，穆罕默德·阿里效法列強的新式陸軍，致力于使裝備落后且組織渙散的埃及軍隊實現(xiàn)脫胎換骨的變化，將其打造為維護埃及國家安全的常勝之師。穆罕默德·阿里創(chuàng)新地在阿拉伯國家中引入了兵役制度，征召埃及底層百姓參軍服役。他還在軍中設立嚴苛但獎罰分明的管理制度，并引入等級分明的新式軍服，雇傭法軍顧問來訓練士兵，使得埃及陸軍的紀律與士氣大漲。

為了方便指揮，埃及陸軍的組織架構也得到了改良，每個士兵都有其獨有的編號，每支部隊也都有其固定的番號，軍隊的組織度由此大為提高。武器裝備方面的更新?lián)Q代在不久后也伴隨著埃及軍工業(yè)的發(fā)展快速推進。此外，埃及海軍還在法國教官指導下組建了一支龐大的艦隊。

工業(yè)方面的改革在農業(yè)與經濟方面的改革收效頗豐，帶來充足資金后也逐步推開了，首當其沖便是動力的革新，蒸汽機在穆罕默德·阿里時代被引入埃及工業(yè)生產中，以此來逐步代替低效率的畜力、水力與風力，埃及的煉鐵廠、紡織廠、造紙廠與打谷場逐漸都裝配了蒸汽鍋爐，生產效率大為提高。

埃及政府設立了諸多官辦工廠，其中以軍工業(yè)為主，并引進了西歐列強的技術與人才指導工廠生產，一座座槍械廠、火炮廠、打谷場、造紙廠與煉鐵廠如雨后春筍般在古老的埃及大地上拔地而起，在亞歷山大港還開辦了一所造船廠。至1830年代末，埃及已有9艘裝有100門的自產戰(zhàn)艦下水，火槍年產量也達到了1600支。埃及軍工業(yè)的騰飛助力埃及軍隊實現(xiàn)近代化，戰(zhàn)斗力因而有了質的飛躍。

但與此同時，隨著工業(yè)化的全面鋪開，埃及缺少礦產資源問題也暴露出來了，埃及全境不僅沒有值得開采的煤礦，連鐵礦與硫磺礦也沒勘探到，這不僅使得埃及必須進口工業(yè)原料，掣肘于列強，無法進行自給自足的工業(yè)化，而且工業(yè)化的進程也因資源短缺時而陷入停滯。資源的匱乏，逼迫穆罕默德·阿里走上了對外擴張以掠奪資源的道路。

窮兵黷武

想瞌睡時來了枕頭。之前在穆罕默德·阿里肅清埃及馬穆魯克武裝時，部分馬穆魯克武裝于1811年向南遁入蘇丹，以黑奴貿易維生，那時的蘇丹仍處于封建割據(jù)的局面，境內芬吉素丹國（Al-Sal?ana? al-Zarqā’）與達爾富爾素丹國（Sal?ana? Dārfūr）東西并立，其中芬吉素丹國是埃及的朝貢國。

1820年，穆罕默德·阿里要求芬吉素丹驅逐境內的馬穆魯克，但后者自知自己的軍力無法驅逐馬穆魯克，遂拒絕了埃及的要求。穆罕默德·阿里于是打著消滅馬穆魯克殘余勢力的幌子，率兵入侵他覬覦多時的蘇丹。手握大刀與長矛的蘇丹部落武裝根本不是埃及新式陸軍的對手，兩個素丹國很快就敗下陣來，埃及由此不僅壟斷了蘇丹-埃及黑奴貿易，補充了部分黑奴勞動力與兵員，還獲得了對銅、鐵與阿拉伯樹膠等重要資源的控制權，但是埃及還是沒能解決煤礦短缺的問題，其仍嚴重依賴有限的進口。

煤礦在北非乃至整個中東都很匱乏，僅有的年產4000噸的小型煤礦在奧斯曼帝國控制下的黎巴嫩，穆罕默德·阿里為了埃及的能源安全與工業(yè)化的前途，依仗著自己有著戰(zhàn)斗力今非昔比的新式陸軍與海軍，決定與關系已不甚融洽的宗主國——奧斯曼帝國開戰(zhàn)，爭奪中東主導權。

埃及與奧斯曼帝國在之前的希臘獨立戰(zhàn)爭中結下了梁子：應素丹號召干涉希臘獨立戰(zhàn)爭的埃及屢次重創(chuàng)希臘起義軍了，而奧斯曼帝國自身的軍隊卻是“爛泥扶不上墻”，根本打不過希臘起義軍。曠日持久的戰(zhàn)事給了法、俄、英三列強干涉的絕佳機會，三國意圖通過扶持希臘獨立，削弱奧斯曼帝國，以進一步控制中東。

1829年，奧斯曼帝國軍隊被列強聯(lián)軍大敗，不得不承認希臘獨立。戰(zhàn)前奧斯曼蘇丹許諾的給予埃及的參戰(zhàn)獎勵——大敘利亞地區(qū)（包含今敘利亞、黎巴嫩、約旦、巴勒斯坦與土耳其的哈塔伊?。?，也因奧斯曼帝國最終戰(zhàn)敗而未實現(xiàn)，埃及只獲得了小小的克里特島，為此埃及還賠上了新式海軍的大部分艦艇，穆罕默德·阿里因此對帝國中央甚為不滿。

1831年，穆罕默德·阿里派其子易卜拉欣帕夏掛帥陸軍，經海路在巴勒斯坦的迦法登陸，此地奧斯曼帝國守備空虛，埃軍趁勢迅速進占了耶路撒冷，并控制了巴勒斯坦與黎巴嫩的沿海地區(qū)。隨后埃軍深入內陸，于1832年4月14日在霍姆斯南面擊敗了奧斯曼軍隊，并在兩個月后占領了敘利亞的首府——大馬士革，隨后埃軍于7月8日在大馬士革南郊再次重創(chuàng)奧斯曼軍隊。

是役后，敘利亞境內的奧斯曼軍隊元氣大傷，埃軍遂趁機接連占領霍姆斯、阿勒頗與安條克，并于7月29日在安條克附近的圣光山（土耳其語：Nur Da?lar?）再次擊敗了奧斯曼帝國的4.5萬大軍，兩天后埃軍推進到阿達納，停止前進，等待開羅方面的命令。至此埃軍已完全占領了整個大敘利亞。奧斯曼帝國大維齊爾（即宰相）于12月組織了8萬大軍試圖反攻，卻被埃軍輕而易舉地在科尼亞戰(zhàn)役中擊敗了，由此君士坦丁堡的大門已完全對埃軍打開了，穆罕默德·阿里離素丹與哈里發(fā)的寶座只有咫尺之遙了。

功敗垂成

但奈何“天堂太遠，列強太近”，英國與法國對埃及如此神速的進展大為吃驚，擔心其徹底摧毀已奄奄一息的奧斯曼帝國，引發(fā)權力真空，使得俄國乘虛而入控制南歐巴爾干半島與中東。英法遂要求埃及停止進攻，并威脅道，若埃及不從，將以軍事手段逼迫其就范。穆罕默德·阿里深知埃及雖能痛毆“西亞病夫”，卻根本無法與英法列強過招，不得不與奧斯曼素丹和談，接受其割讓整個大敘利亞給埃及。

表面上雙方暫時達成了一致，實際上兩方都對此結果甚不滿意。1839年，奧斯曼帝國軍隊向埃軍發(fā)動全面進攻，決心從埃及手中奪回大敘利亞，卻在6月24日的納希卜戰(zhàn)役中（土耳其語：Nizip，在今土耳其境內）大敗，奧斯曼帝國再次陷入崩潰邊緣。7月1日，奧斯曼海軍艦隊航行至亞歷山大，向埃軍投降。這一切令歐洲列強再次惶恐不已，他們害怕奧斯曼帝國的消亡會導致中東地區(qū)的力量平衡被打破，而埃及的崛起勢必影響到各列強在中東的既得利益，于是英、奧、俄、普四國于1840年組織遠征軍，干涉奧斯曼帝國與埃及的戰(zhàn)爭。

四國聯(lián)合艦隊迅速切斷了大敘利亞的埃軍隊與埃及本土的海路聯(lián)系，隨后聯(lián)軍登陸貝魯特與阿卡，從后方截斷了埃軍的退路，使其陷入了孤立無援的境地。1840年11月27日，在戰(zhàn)場上所向披靡的埃軍戰(zhàn)敗了，穆罕默德·阿里被迫與四國達成《倫敦條約》，將大敘利亞歸還奧斯曼帝國。穆罕默德·阿里功敗垂成，不僅沒能搶到至關重要的煤礦等礦產資源，還幾乎花光了國庫的資金，埃及新式陸軍與海軍的實力也被消磨殆盡。

埃及本就不甚強大的國力幾乎被兩次戰(zhàn)爭透支光了。戰(zhàn)后，穆罕默德·阿里只保留對埃及與蘇丹的統(tǒng)治權，維持埃及的事實獨立，名義上仍臣服于奧斯曼帝國。1843年，鑒于國內財政狀況惡化且社會矛盾突出，債務高筑，國庫空虛的埃及被迫放棄了關稅自主權和政府壟斷權，而已患上老年癡呆癥的穆罕默德·阿里對此束手無策。

六年后，已屆杖朝之年的穆罕默德·阿里因病去世，其子易卜拉欣帕夏繼承埃及省長一職，然而易卜拉欣帕夏和之后的繼承者們，沒有一個有穆罕默德·阿里帕夏這般雄才大略。他們要面對的國內外局勢卻日益嚴峻，他們除了對穆罕默德·阿里留下的基業(yè)做些小修小補，回天乏術。最終，埃及被英法從經濟上滲透，一步步喪失了經濟、軍事、內政與外交自主權，于1914年成了英國的保護國，埃及的“洋務運動”遂以失敗告終。

結語

穆罕默德·阿里改革的失敗，既是因為埃及自身的先天不足，也有地緣方面不利的原因。

埃及國土面積雖有100萬平方千米，但沙漠占到了95%，因而實際可用土地面積極為有限，埃及生產力的潛力實質上并不高。何況埃及這些可用的國土都呈帶狀分布于尼羅河兩岸，一旦其中有任意一點被切斷，不僅埃及的水源與交通等方面都會受到嚴重影響，而且埃及的有生力量就要面臨被分割包圍，逐個擊破的窘境。

與歐洲列強比起來，埃及極度缺乏工業(yè)化所需的各類礦產資源，只能依賴進口。礦產資源的匱乏一方面使得把持資源的列強將埃及工業(yè)化的“七寸”死死卡住，阻礙了埃及的工業(yè)化的進程，使其在面對列強干涉時無力自保。另一方面，資源匱乏逼迫埃及一步步走向軍國主義，以戰(zhàn)養(yǎng)戰(zhàn)，透支國力。

同時，看似一本萬利的改革，埃及民眾卻并不怎么上心，大多數(shù)埃及民眾的民族意識與國家認同感也沒有完全形成。在他們眼中，穆罕默德·阿里只是繼馬穆魯克與奧斯曼帝國后的另一個異族統(tǒng)治者，并不是埃及人民真正的領袖，埃及民眾對這場關乎埃及存亡的改革的重要性一無所知，對民族與國家的未來漠不關心。由此也不難理解，為何1824年穆罕默德·阿里強制推行兵役與徭役后，上埃及爆發(fā)嚴重叛亂了。

地緣方面，埃及不像日本孤懸海外，反而處于亞非歐三洲交會之地中東，這樣的海陸雙重樞紐自然是兵家必爭之地，域外勢力都要使盡渾身解數(shù)來摻和一腳。此外，埃及“離天堂太遠，離列強太近”， 歐洲列強離中東只有咫尺之遙，伸手就能夠到埃及。假使埃及要發(fā)展崛起，勢必要打破中東的戰(zhàn)略均勢，影響列強在此地的既得利益。因而當埃及即將成為中東霸主之際，列強們聯(lián)合起來絞殺了埃及，澆滅了阿拉伯世界實現(xiàn)近代化復興的最后希望。

參考資料：

1.Jean Batou (1991).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The Precocious Attempts at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Periphery, 1800-1870. Librairie Droz.

2.Tom Little, Egypt,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58)

3.Cleveland, William L,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2009)

4.Vatikiotis, P.J. 1991. The History of Modern Egypt: From Muhammad Ali to Mubarak.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ISBN 0-8018-4215-8

5. Panza, Laura; Williamson, Jeffrey G. (2015-02-01). "Did Muhammad Ali foster industrialization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Egypt?".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Fahmy, Khaled (1999-01-01). "The Anatomy of Justice: Forensic Medicine and Criminal Law in Nineteenth-Century Egypt". Islamic Law and Society. 6 (2): 224–271.

7.Kuhnke, LaVerne. Lives at Risk: Public Health in Nineteenth-Century Egyp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http://ark.cdlib.org/ark:/13030/ft5t1nb3mq/

8.M. Paul Merruau, L’Egypte Contemporaine de Mehemet-ali a Said Pacha, Paris, Librarie Internationale, 1860

9.Rivlin, Helen Anne B. The Agricultural Policy of Muhammad ‘Alī in Egyp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10.Fahmy, Khaled. 1998. "The era of Muhammad 'Ali Pasha, 1805–1848"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gypt: Modern Egypt, from 1517 to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M.W. Daly, ed. pp. 139–179,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SBN 0-521-47211-3

11.Fahmy, Khaled. 1997. All The Pasha's Men: Mehmed Ali, his arm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Egypt. New York: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ISBN 977-424-696-9

12.Dodwell, Henry. The Founder of Modern Egypt: A Study of Muhammad ‘Al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13.Marlowe, John. A History of Modern Egypt and Anglo-Egyptian Relations 1800–1953. New York: Praeger, 1954.

14.Pollard, Lisa. Nurturing the Nation: The Family Politics of Modernizing, Colonizing, and Liberating Egypt, 1805–1923.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15.Marsot, Afaf Lutfi al-Sayyid. Egypt in the Reign of Muhammad Al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