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我的同事和朋友鄧瓊偶爾下載到一篇有關陳垣早年事跡的舊文，轉給我看，說是“十分有趣”，一檢之下，果然有亮點。

陳垣與劉乃和合影（見《勵耘承學錄》扉頁）

作者是劉乃和。劉女士跟陳垣有著“不得不說的故事”，她寫的文章自不可輕。此文主要寫陳垣考取秀才的事，但結尾處又加了一筆，說他1903年參加過順天鄉試（庚子、辛丑并科），并考取了舉人——“但這次卻是替別人考的”。隨后解釋：

因為這時他已參加推翻清朝的革命活動，開會、宣傳、辦報、交通等等，處處需錢，而經費缺乏，于是接受了陳氏本家某人的請求，替此人去考試，說明如果考中，可以送幾百兩銀子，這是一筆不小的款子。陳垣和同志商量，說“我如果去考試，順手就可得個舉人”。因為他對八股文，這時已可以隨心所欲，想考取就能考中。為了當時革命工作需款，決定他再參加一次科考，結果替別人取得一個舉人。他這次“義舉”，得到一筆革命經費，這就是他為反清活動而參加的一次清朝的科舉考試，這是對清朝人〈的？〉極大諷刺，同時也得到同志們的極大贊揚，對反清活動做出貢獻。（《陳垣參加科舉考試》，《史學史研究》1992年第三期）

說穿了，就是陳垣曾在考試時作弊，替人當槍手。

好吧，我也在讀大學時作過弊（只是抄別人，沒能力幫別人），我很推崇的詩人溫庭筠更是槍手之王，在這一點上，我對陳老絕無“厚非”。在舊制度而言，科舉作弊是重罪，但我們今天不必理會。只是，要不要把作弊說得那么高大上啊？我作弊只是作弊，您作弊就是“得到一筆革命經費”“對反清活動做出貢獻”，差別這么大？

不過，這下我對此事就來了興趣。乃查檢手頭幾種陳垣年譜，發現問題并不復雜，就此文來說，劉女士顯然偽造了陳先生的光榮歷史。

據王明澤《陳垣事跡著作編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劉乃和稍后又寫過一篇《立志耕耘，追求真理》（《歷史文獻研究論叢》，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也提到代考的事，稱其所得款項用作了“農工商會”的籌備資金。

可是，照劉乃和《陳垣年譜》（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劉乃和等《陳垣年譜配圖長編》（遼海出版社2000年年版），這個陳垣參與籌辦的“農工商會”，目標不過是“宣傳社會改良”。這就算參加反清革命活動了嗎？

最大的問題還不在此。《陳垣年譜》《陳垣年譜配圖長編》都提供了一個“陳垣回憶”名義的文本：

這次考試曾有一廣東同鄉甄某請代考，因自己作文較快，便應允了。考試時，自己作兩篇文章，給甄某一篇。公榜結果，自己未中，而同鄉甄某卻得中第62名順天府舉人。得甄某酬金3000元，將歷年從家中支出的錢全部還清。父親很不高興，但也無可奈何。自己未中，究其原因，是自己的文章思想奇特，不合當時品味，越用心越南轅北轍。代別人作文，不下功夫，作普通文章，反而中了。（按：《陳垣年譜配圖長編》注明出自劉乃和日記手稿）

此文本與《陳垣參加科舉考試》一文的說法頗有不合：此謂代考事在1901年，而非1903年；此謂陳垣自己參加考試，同時為旁人代筆，而非專門代考；此謂幫同鄉甄某代考，而非本家某氏；此謂所得“酬金3000元”，而非幾百兩銀子。但就情理而論，兩種文本所指，應該還是同一事，否則他豈不成了專業槍手？這是難以想象的。而兩相對照，顯然這個來自劉乃和日記的文本才是老實的記錄。易言之，陳垣作弊代考，只是順帶為自己掙一筆外快，絕不是為了“得到一筆革命經費”而專門去替人考試。劉乃和那篇文章制造了一個相當低級的神話。

劉乃和替陳老設計的這個掙“革命經費”的說辭，讓我想起了黃裳先生。四十年代上海淪陷時期，黃裳曾用過至少六個筆名在淪陷區刊物《古今》寫掌故文字。此事他一直回避，有關文章也深埋不露，直到晚年才編入《來燕榭集外文鈔》，并在后記里說明：當時珍珠港事件發生，日偽勢力進入上海租界，他就讀的交通大學前途難測，想改去大后方的交通大學續學，正需旅費。這時周劭（黎庵）正籌辦刊物，“稿費從優，并極力要我多寫。在那種環境下要辦一種刊物，其背景不問可知。……他當然不肯說出其中奧秘，但我明白，這樣的朋友是惹不起的，但又躲不開。這時，我曾寫過電影劇本，托柯靈賣給他工作所在的金星電影公司；寫過小說，也托他向平襟亞兜售，柯靈是我熟識于文化圈惟一可信托的朋友，但都不成。實在走投無路了，這時周黎廠正逼稿甚緊，當時年少氣盛，不免有點狂，氣悶之余，就想如能從敵人手中取得逃亡的經費，該是多么驚險而好玩的事。于是下了賣稿的決心”（《我的集外文》，《來燕榭集外文鈔》，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

過去我已說過，在淪陷區刊物發表過作品者甚多，包括葉恭綽、章士釗、夏承燾、錢鍾書一眾名流，楊絳的劇本其實也是在淪陷區公演的，張愛玲、蘇青就更不必說了。而黃裳此舉，性質大同小異。此皆屬于“純學術”或“純文學”，無礙于國家民族大義，不必上綱上線。但掙稿費就掙稿費唄，用得著說“從敵人手中取得逃亡的經費”嗎？當自己是“潛伏”，還要來一出將計就計啊？

這個“逃亡經費”之說，跟“革命經費”正是不約而同的曲辯，都屬一種迎合革命修辭的想象與自我想象。

此外，劉乃和那篇文章還說陳垣“對八股文，這時已可以隨心所欲，想考取就能考中”，也是替他吹牛。事實是，陳垣這次順天府鄉試未中，次年再參加開封鄉試，仍未中，這才放棄了科舉一途。

還要說明，將陳垣這次考試系于1901年或1903年，皆不確。據友人肖彤提示并提供《清代硃卷集成》電子本，檢其目錄，順天府“庚子、辛丑恩正并科”是在1902年“補行”的。肖彤另查《北京市志稿》（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該年中舉者的記錄有：“甄德傅，廣東新寧縣（按：今臺山市）人，監生。六十二名。”（第十五冊《選舉表》卷十“舉人六”）這就跟陳垣后一個回憶文本完全吻合了。

之二

陳垣平生最尷尬的事，也關涉“經費”問題。我說的，當然是1923年著名的“曹錕賄選”事件。

是年直系軍閥曹錕通過重金收買議員，當上了民國總統，人稱“豬仔總統”，而陳垣時為眾議院議員，是為“豬仔議員”。關于此事，《陳垣年譜》《陳垣年譜配圖長編》引錄了同一份“陳垣回憶”：

議員規定的有薪金，而由于連年戰爭，已多年未發。忽然有一次發了一張支票，說是補發歷年欠薪的，就收了下來。而過了些時候，就強迫收到款的人選舉。選舉后，社會輿論大嘩，才知是賄選，國會和議員都被人咒罵。（據北京師范大學檔案館藏1958年《材料匯報》）

這一自辯，我早就注意到，過去在《現代學林點將錄》陳垣部分已明確表示否定。“賄選”前后之怪現狀，上下矚目，南北交爭，陳垣身處政治與輿論的中心，哪有不知的道理？若說那筆巨款是“補發工資”，那至多只能讓議員盡其選舉的責任，無關乎選舉的對象，用不著非得投票給曹錕——而陳垣于此未作辯解，就情理言，他投了曹錕一票的嫌疑是很大的。

還有一個自辯文本，近些年始公布，是陳垣1952年的一份檢討，開頭說：

一九二三年的曹錕賄選案，我是參加的。曹錕要做總統，因為舊國會議員欠薪，他就利用補發欠薪的名義，凡參預選舉就在出席時交給你五千元支票一張。

不出席的除非出京，不然，就有警察督促。無勇氣離開北京的，就要出席。出席的得錢，不出席的得禍。

我是一個研究歷史的人，材料靠公共圖書館之外，總要自己多備一些書。當時因為有書數百箱，舍不得離開北京，就同后來抗戰時不肯離開北京一樣，都系這幾百箱書累了我。

又自己想，這是補發欠薪，受之何愧。且這是集體數百人的事情，又抱著“恥獨為君子”的思想，誰知這樣就上了大當。（《檢討卅年前曹錕賄選事》，《陳垣全集》第二十二冊，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這個文本，較前者近于事理，但仍嫌遮掩，依然缺乏說服力。

陳垣確是“一個研究歷史的人”，但那個時候，他也是一個做官的人，哪里會不懂“補發欠薪”的把戲？賄款總要找點名義的，難道會用“賄款”的名義雙手奉上？由于藏書問題不愿離京，倒是一個可信的重要理由，但不離京，不得不參加選舉，是不是就非得收受賄款呢？

因為陳垣這一公案，我對“賄選”問題稍稍有所留意。

劉楚湘系民國第一屆國會眾議員，也是堅決反對“賄選”者，其《癸亥政變紀略》是揭露“賄選”的實錄，輯錄一手資料甚多。他在《緒言》里稱“今次賄選，武夫竊國，貪夫鬻身，穢德腥聞，騰播宇內”，第廿七節“賄選公行”、第廿九節“賄選告成”，都直接摘錄了北京各報的大量公開報道，足見事件在社會上的暴露程度，何曾如陳垣所說，是在“選舉后”才“社會輿論大嘩”的呢？

《癸亥政變紀略》附有“北京賄選投票名單”與“移滬國會議員名單”；以后寓臺史家沈云龍稍加董理，又擬名為“賄選議員題名錄”和“津滬議員反對賄選之列名”（《曹錕賄選與“豬仔議員”》，《民國史事與人物論叢續集》，傳記文學出版社1988年版）。后者之中，在政學界有名望者略有：張繼、章士釗、潘大道、楊永泰、馬君武、馮自由、劉恩格、孟森、張相文（史學家張星烺之父）、褚輔成、劉景晨（史學家劉節之父）、田桐、鄒魯、湯用彬、林長民（林徽因之父）。此濟濟多士，陳援庵豈皆不與聞乎？

還有一位邵瑞彭，不在離京議員之列，但其事跡卻更為轟動。他將五千銀元的賄選支票拍照后寄予北京各報發表，并向北京地方檢察廳提起訴訟（《癸亥政變紀略》廿八“賄選鐵證”），故直至晚近，錢仲聯在論詩時猶稱許他“一紙討曹，聲振九閽”（《南社吟壇點將錄》，《當代學者自選文庫·錢仲聯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這事陳議員還能不知道？

手頭還有本方惠芳的《曹錕賄選之研究》（臺灣大學文學院1983年版），則是探討“賄選”的專著，以報刊材料為主，梳理了“賄選”的政治背景和過程，態度甚平實。其結論說：“在曹錕賄選整個事件的發展中（民國十二年六月至十月），表面看來，全國上下，不論政、軍、工、商、學界，莫不極度關心總統選舉的合法性、國會體系制憲之程序與自由、以及立法角色（國會議員）的品格能力等有關民主憲政之重大問題……”可見事件關系之重，影響之廣。又說：“曹錕賄選被稱為‘丑劇’、‘鬧劇’，當時國會議員稱為‘豬仔議員’，連曹錕憲法也有‘穢憲’之名。十二年之選舉、制憲等相關人事，皆因金錢誘賄的牽扯而為世人冠以罵名，遺臭數十載。然而曹錕、直系之行賄雖屬實，尚有洛派居于事外；國會議員受賄者雖眾，仍有約二百議員秉持正義，臨賄不茍……”又可見潔身自好者尚多，議員絕非毫無選擇的能力與自由。陳垣說“無勇氣離開北京的，就要出席。出席的得錢，不出席的得禍”，恐怕是夸大了危險。

還有一種情形，是參與了選舉而未受賄。如籍忠寅、徐傅霖都在投票名單內，但據說前者登報聲明不受酬報，后者也是在未受賄的情況下參與投票（韓玉辰《政學會的政治活動》，《文史資料精選》第三冊，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那么，陳垣即使留在北京，本來也可以做籍忠寅、徐傅霖的。

總之，“補發欠薪”“上了大當”云云，殊無法自圓其說。陳垣既收了錢，也投了票，非如去者之不帶走一片云彩，亦非如留者之出污泥而不染，自有虧于政治道德。

如此說來，不論是紅顏知己的“革命經費”說，還是老陳自己的“補發欠薪”說，都屬于粉飾形象之辭，近乎偽史的范疇了。

歷史學家在做學問時，最痛恨偽造歷史，然而歷史學家也是凡夫俗子，事到臨頭，他們也可能為了一己之利益或名譽而偽造歷史。這表明，為人畢竟是更難于為學的。

對偽造歷史，歷史學家自有明辨之責；那么，對歷史學家的偽造歷史，我們作為繼者，當然也有明辨之責——即便不是以更為嚴厲的標準。

附錄：舉人甄德傅遺事

肖彤兄查出了憑陳垣代考而中舉者名叫“甄德傅”，極為關鍵，足證陳垣回憶之可信，作為“陳垣研究”，本來已可了結。但我自然也會想，陳垣“犧牲自己”而造就的那位仁兄，后來怎樣了呢？

小友宋希於在網上檢索文史資料精熟無倫，我未及動手，他已大有斬獲：近人陳鵬超《愛竹齋文鈔》有序，末署“同年弟甄德傅祝三氏”（《愛竹齋全稿》，“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八十輯，文海出版社出版），可知甄氏字祝三。再檢“甄祝三”，又可知他在辛亥革命爆發后曾任廣東恩平縣縣長（鄭澤民《民國時期恩平歷任縣長》，《恩平文史》第六期，政協廣東恩平縣委員會文史組1985年版）。

更有意思的是，希於又在孔夫子舊書網檢得《甄祝三先生榮壽特刊》一種。此系僅見的冷門文獻，標價甚昂，實亦無關于學術史。考慮到事涉史學大家，畢竟想其人的結局，猶豫之下，終購得之。

此刊封面題為《甄祝三先生九秩開五榮壽特輯》，民國元老于右任書跡，標明“民國48年出版”。略檢內文，原來1949年之后，甄氏流寓香港，此年正值“九秩開五”，即八十五歲，新會三村鄉同鄉及甄氏同宗遂組織宴會為他祝壽，隨后又征集詩文詞聯，輯為一編。此刊缺少一份甄氏生平事跡的介紹，但由詩文詞聯的片斷，可知他大約原籍新寧縣石海鄉（1952年隨三埠鎮并入開平縣），后應移居新會三村鄉——我猜測，有可能他很早就遷往新會，所以才會找來自新會的陳垣做槍手吧？

此刊有于右任、陳誠、張道藩、張群等黨國名流題字，但都是征集來的，他們大約只是給老人家一點面子，并無特殊關系。從事功來看，甄氏止于一縣之長，在政界只是個小人物。刊后所附“自由文壇名作家”甄陶所擬的《甄孝廉祝三九秩開五榮壽徵文啟》有云：“臺山甄孝廉祝三先生，系出中山，聲蜚服嶺。幼承家學，爭傳宿慧之資；長治儒書，蚤抱澄清之愿。名登國學，捷驥足于北闈；譽滿詞壇，紹鷗盟于復社。……洎乎帝制已隳，國體維新。先生贊助共和，服膺民主；當軸尊崇耆舊，選任賢能。舉八斗之才，予百里之篆。于是榮歸粵嶠，出宰恩平。琴堂賡弦歌之音，花縣振詞賦之藻。雖屬牛刀小試，已窺鵬翮初張。無如城狐社鼠，竊據中原，武士橫戈，文人側目。先生隱跡鳳頭，保和珂里，因而興辦學校，籌練團軍，以作育英才為心，以綏靖鄉村是務。由是閭閻共賴，郡邑同稱。振兩袖之清風，樹一方之碩望。繼而身罹國難，抗戰軍興，嚴夷夏之防，秉春秋之筆。動員武裝，堵波寇氛，竭畫藎謀，有足多者……”雖語焉不詳，亦可略窺其一生行跡。

甄祝三手跡

為他祝壽而作的詩文詞聯，大都有舊文學的根柢，但酬應之作，難當大雅，無甚可述。惟甄秉鈞有一首七絕：“丙申乙亥兩忘年（翁誕于乙亥年，予生于丙申年），海宇澄清預兆先（傳聞翁中舉時，石海鄉河水清澈見底云）。猶憶科場名顯日，連登鳧舄耀從前。”這是說，甄氏考中舉人時，老家的河水都變清了，小小一舉人，居然有“圣人出，黃河清”的架勢！而一想到甄氏所以中舉的底細，更不禁為之失笑了。

但話要說回來，他們這一次作弊，結果是李代桃僵，成就了甄德傅的舉人名分，今日視之仍是一樁幸事。我們當然無法設想，如果反過來，中舉的是陳垣，落榜的是甄德傅，兩人日后的命運會是怎樣的。但可以相信，這樣落榜的陳垣，這樣中舉的甄德傅，就是他們最好的命運了！這么說，當然不是因為陳垣掙到了一大筆“革命經費”，而是他最后成了近百年中國最杰出的史學家之一；反之，假使甄德傅未能中舉，想必是沒有機會做縣長的。那么，他們是各得其所，堪稱雙贏了。更何況，若按劉乃和的說辭，陳垣既因代考而得了“革命經費”，而甄德傅后來也參與了辛亥革命，可算殊途同歸，雙雙為反清大業作了貢獻呢。

很久以前，看過據井上靖小說改編的電影《敦煌》，記得那位西夏國君李元昊對反叛他的漢人降將說過一句話：“在歷史上留下名字的，絕不會是你！”甄德傅當然也不會在歷史上留下名字的，但他畢竟在民國史的巨流中冒了一下泡，還能為陳垣增添一個注腳。

此問題事涉瑣屑，無關緊要，但我卻別有一點體會：由鄧瓊提供的那份近乎湮沒的回憶文本開始，到肖彤檢出“甄德傅”之名，再到宋希於發現“甄祝三”及有關文獻，這一過程可謂治學之連環，也是治學之接力，而我始終是被動的，只是跟著他們的發現走。這具體而微地表明，做學問是“一連串事件”，學問不是可以一次性完成的，也不是可以一個人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