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大賽50強入圍作品

文 | 呂曉宇

一

吳宓都(U Myat Thu)對下午來訪的中國人不竟有些好奇。他保持每天盡量來學校一次，好像是他多年以來的習慣。穿過阿奴律陀大道，在檳郎和香煙的小攤前拐入五十一街。樹蔭遮去主路炙熱的喧鬧，居民樓前的吊線密集地垂落到觸手可及的高度。住家從窗戶吊線取物，省去買報紙和日用品的上下樓。如此的習俗竟多年未變，只是現在便利了廣告小販。五彩繽紛的廣告傳單夾在線端，如同風鈴搖動的響聲，摻在混著汗味和灰塵的濕熱空氣里，和樓房走道的陰涼霉味迎面而來。這一刻，吳宓都感到無比地熟悉，仿佛他從來沒有受到倫敦濕冷的折磨，仿佛他從來沒有待過監獄，仿佛他一直以來都是自由的。

藏身于居民樓的學校是他和幾位政治犯在六年前創辦的。那一年，吳宓都完成了他的第二次刑期。他仍然記得在那場反政府的抗議之中，僧者走出寺廟，加入游行隊伍前列時人群的沸騰。這場得名“袈裟革命”的運動后，他再次入獄，但比頭一回好過。與大多數異見人士一樣，吳宓都被押往以非人道條件臭名昭著的永盛監獄，the Lady (昂山素季)也曾被短暫關押于此。她那時的氣色比現在看起來自信，無所畏懼。犯人們默契地相互照應，長年累月中發展出一套傳遞信息和救濟糧的成熟體系。吳宓都在監獄里徹底疏離了大學時的工程學位，變成向犯人傳授政治學常識的公共講師。他給大家上課，把不同個體的遭遇置于宏大的政治歷史的敘事。吳宓都認為這和社會運動同等重要：不少異見人士在反抗之外，對基礎的政治理念知之甚少。他在轉型之前察覺到了轉型之后的公民教育問題，這成了出獄后創辦學校的初衷：給普通人一所政治教育的大學。仰光政治學院(Yangon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有兩層樓的“校舍”，樓下辦公，樓上授課。他們在這里招待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和政客。現在主持每周研討課的是越南裔的美國留學生，在康奈爾大學做緬甸政治的博士研究。對鄰國正在發生而沒有在本國的轉型，她抱有好奇。

或許那兩個中國人也一樣。但緬甸能為他們提供什么呢？我們太特殊了，夾在中印兩國之間，一百三十五的民族，五十四年的軍政府統治，涉世未深的平民政府，穆斯林和佛教徒的勢不兩立。所有人都說我們轉型了，但好像什么變化也沒有發生。不過，吳宓都對中國人的上門造訪心懷慶幸，至少把自己從冗長的會議中解放出來：學校平日也作政治團體會面的地方，今天他們正在商討國會中的修訂的法案。可這樣的討論到頭來也沒什么意義，還是the Lady來決定，而她還要依著軍方意思，他們保有最終的否定權。過去漫長明晰的對抗轉化到了瑣碎透不過氣的日常程序，那一股子激情和熱忱磨損殆盡。

我們這一代人的遺產是什么呢？也許是單身。政治犯長年牢獄之災的直接后果是錯過了結婚的年紀。因為這個，前政治犯間保持著固定的聯系，這是他們為數不多的人際紐帶。在過去的緬甸，政治犯不難找，每個人多少認識一兩個，可大家不愿承認。現如今，好像每個人都曾是政治犯，這成了光榮的歷史疤痕。今天是有疤痕的人聚會的日子。躺在二樓沙發上的蘇敏南（Soe Min Naing）從家鄉趕來。他算是我們中幸運的一位了，第二次出獄后，經泰國去挪威做了政治難民，但也未解決單身問題。他受不了北歐的寒冷，回到緬甸，但和多數以前的活動家一樣，并沒有被吸納進轉型的政治集體中。他們的邊緣身份沒有變化，過去和現在都是遠離權力中心。幸運的是，蘇敏南尚未失去他身上那股幽默和親切的氣息，他對所有人都敞開胸懷。說起未來的計劃，蘇嬉笑地說，堅守著絕望 (“Stay Hopeless”)。

對轉型的失望像傳染病在緬甸綿延，大家積累了世代的期待沒能如愿實現，改革的速度趕不上希望的尺度，希望成了治理的墳場。組織“袈裟革命”的“8888 Generation”（取自1988年的民主抗議運動）成員考慮成立新的政黨，以迫切的方式推進社會“應有的變化”。民主運動的聯盟談不上分裂，但已經出現了不同的綱領和分支。吳宓都信奉羅爾斯的立場，都因不夠激進被當作是緬甸的“右派”。在學校這周的研討課上，大家熱烈辯論的同樣是政治參與的問題。2016年緬甸舉行合法公開的選舉，全國民主聯盟執政，在一片歡呼聲中，公眾卻少有關注發生在基層的選舉活動。大家認為，那些基層的“榮譽職位”沒什么權力，即使它們才牽扯到日常生活和地方法規。在選擇的自由增加之后，個體反而限制了自己的選擇。每一項選擇附加的成本，都會超出那些不是政治狂熱者的意愿和精力。新時代的利益結構漸漸形成，民主成為時興的說辭和口號。吳宓都要集中精神，才能停下這種失望在心中的擴散。過去是力氣被人奪去了，現在有了力氣的自由，卻不知道往哪里去使。

“如果昂山素季死了怎么辦？”

唐突的問題把他拉回到對面的中國人。他們看上去好年輕，難怪會這樣問。The Lady是凡人，當然有離開的那一天，我們想過，但誰都沒有切實的準備。在任何的時代和政體下，有一位強人總是令人擔憂：我們害怕他（她）被取代，或是不被取代。午后的悶熱退去，黃昏將至的時候，吳宓都起身將來訪的客人送出門外。他們在門口穿上鞋子，以中文聊天走下樓梯。五十一街此刻顯得出奇的安靜。年輕的僧人在圍欄里擦洗著身體，暮光斜照在他們黝黑的皮膚上，像打磨的銅器般光滑反光。成群的尼姑從小皮卡的后廂跳下車，一手端缽，一手挽著彼此，說笑著走過馬路。

如果在另一個時代，那晨間穿梭在街區的喇叭，會傳來軍政府的宣傳，而非是寺廟僧人的化緣。黃昏里的仰光掙脫開它歷史的不安，很難想象這里的街頭，軍警追打著抗議的人群，濺在地上的鮮血和紅艷的檳榔汁混作一團。很難想象，笑容可掬的僧人中會有“969運動”（反穆斯林的種族主義群體）的支持者，他們包圍清真寺和阿拉伯語學校，恐嚇孩子和祈禱者。很難想象，阿欣威拉杜（又名“緬甸本拉登”）鼓吹種族清洗的言論仍在繼續，the Lady的法律顧問吳哥尼（同為穆斯林權利運動領袖）在人來人往的仰光機場當眾被槍殺。他懷中的孫子幸存下來，另一顆子彈穿過前去追蹤兇手的出租車司機。這些說不盡的暴力和悲涼，在沉浸在日落金黃的仰光市，消融到差點就要遺忘的程度。

一片和煦的景象讓吳宓都分了神，他希望街區里的革命戰友們過得還好。公民社會組織成了他們的延續戰線的方式，分布在這里的幾條街道。有人去做女權，有人去做新聞自由，大家因各自的興趣分道揚鞭。吳溫丁基金會那人的英語不知道有沒有進步。吳溫丁恐怕是當代緬甸最著名的政治犯了，他協助the Lady成立民盟，作為黨內的“軍師”。和the Lady不同，他的刑期和待遇可沒因為個人身份有所溫和。吳溫丁活活在監獄里待了十九年，挨餓，毆打，被關狗籠，受盡了折磨。真是佩服這個堅硬的老頭，居然撐到出獄，又活了六年，到八十四個年頭才去世。真主還有偏袒正義的時候。

以吳溫丁名義成立的基金會一直在幫助政治犯們和他們子女的生活。辦公室在對面街區的二樓，值班人從沙發上慵懶地起身，他總是穿著舊兮兮的隆基（緬甸男式筒裙），頭發也亂糟糟的。同他握手的時候手指像是搭空了，像里面塌進去一節。你察覺到他被截去的小指。層疊的舊書紙張堆滿房間的角角落落，待客的沙發和書桌空得突兀。墻上掛著四個日歷，分別紀念著不同的年月 。印著the Lady的日歷停在了2012年的春天。那年三月，她發表了《免于恐懼的自由》的演講，四月，在競選中正式成為國會議員。吳宓都還記得，那時候空氣里彌漫的，宣告一切都要改變的味道，恍如昨日。但到了最后，還是不能在緬懷中度日，我們還是要向前看，不是嗎。

二

“可惜你們錯過了日落。”

Andi穿著淺色的短袖，面前一杯冒泡的啤酒，身后俯瞰即將到來的夜景。泛太平洋酒店是仰光嶄新的地標，接鄰的商場和世界上大都市生長出的購物中心無異。一塵不染，光鮮亮麗，圣誕節擺設供人合影。大門前是Grab（東南亞打車軟件）的宣傳臺。Andi聽說這里空中庭院的酒吧是看日落的最佳去處。他剛到德國國際合作機構（GIZ，德國援外機構）仰光辦公室，開始適應熱帶風格的圣誕時節和公共機關的行事方式。

“前不久我們到內比都去和央行談合作，各個國際機構排著隊。每方都要搶著和政府合作，似乎手上有花不掉的預算。政府官員的處理游刃有余，按他們的意愿，把機構的擅長放在期望的位置上。”

Andi抿了一口酒，晚風漸漸帶走了積壓的暑氣，讓人放松下來。“可我不知道這個國家真的需要我們幫什么呢。”他抬手指向市中心，“你們來的前幾天這里有一場火災，你知道第一時間到現場的是什么嗎？不是消防車，不是警察，而是一架無人機。或許，發展中國家會以我們意想不到的方式發展。”

酒店在夜色中散發陣陣光鮮，地毯厚得出奇，仿造出踩在云端的飄然。等踏入出租車的那刻，雙腳才感覺重新落了地。

泰國餐廳，兩位導演已經等候多時。紅綠霓虹的就餐風格和印象中的東南亞更為接近。泰迪(Thaid Dhi)和杜生(Thu Thu Shein)結婚后，兩人在食指上分別紋上一枚戒指，黑色的紐帶與眾不同。當他們背井離鄉，踏上捷克國土的時候，無比幸運地感到至少還有對方。很快，他們察覺到了另一件幸事。中東歐的越南移民播散廣泛，街角的雜貨店緩解了對家鄉菜的想念。捷克電影學院（FAMU，歐洲的傳統電影高校，米拉昆德拉的母校）定期支持東南亞國家的電影人才到此進修，這幾年項目才停止。在這個前社會主義國家，泰迪和杜生不再受緬甸審查制度的約束，他們所看和所拍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這是段自由和孤單的年月。他們沒想著留下，完成項目后像逃離瘟疫一般，逃離了寒冷的布拉格。創造未來的自由比享用孤獨的自由更令人著迷。

他們撇開體制，在商業片方興未艾的緬甸，在政治過渡時期，成立了首個獨立電影節—“Wathann Film Festival”(Wathann意思是雨季，電影節在每年的九月，正是雨季結束的時候。漫長的雨季里出不了門，電影人多在家中剪片子)。電影節把不能在院線上映的作品推向公眾。他們為藝術的立場自豪，含著諷刺的口吻談起緬甸的同仁—“人權人類尊嚴國際電影節”：過度政治化的傾向，討好國際社會的面孔，起的名字好比是“Give me the money festival”。泰迪和杜生拒絕向電影節刻意加入“女權”，“公民社會”或“民主轉型”的專題，拒絕了不少國際團體的資助。

“這一波潮流很快就會過去的。現在是緬甸轉型，之后呢？可能又換了一個話題，換了一個國家。五年之后，這些熱忱可能就都沒了。”他們對國際社會的冷靜地嘲諷，沒有打算趁著風口占便宜，從溢出的情懷中分杯羹。即便如此，電影節的獲獎作品仍然是緬甸的禁片。

“你相信嗎，我們沒了出版的審查，電影的審查卻沒有改變。現在還不能出現接吻的鏡頭……你說The Lady那部電影嗎（呂克貝松導演，楊紫瓊主演的昂三素季傳記片），里面的旗子和緬語都弄錯了。完全是滿足外國視角的片子。”

泰迪說起話來，微低著頭，講到自己興奮的地方，不由地開起玩笑，抬起頭交換眼神。杜生的語氣認真得多，她側過身子，手比劃起來，像是把結實的刀有條不紊地切下，安穩地落在砧板上。兩人說起話來，間歇時望著對方，然后露出默契的微笑，心里又不約而同地想起了什么。

“你們如果對緬甸現在的電影感興趣，應該去認識一下我們現在支援的那個導演。他在拍一部關于父親的紀錄片。他父親原是軍隊的高官，民主運動的時候倒向民眾，后來被判了幾年，如今又當上了國會議員。不過紀錄片是關于軍旅生涯的。他那時候和游擊隊交火的時候曾經誤殺過一位母親，把她懷中的嬰兒救了下來。紀錄片是兒子和父親一起重回當年的戰地，尋找那位女嬰的故事。隨著調查的深入，其它目擊者的回憶，這場父親口中一直所說的‘意外’比想象更復雜……紀錄片的名字嗎？叫做《那不是意外》。你們明天見這位導演吧，他就蹭住在工作室。今晚他去陪女友看電影了。”

宋末昂（Soe Moe Aung）留著莫西干的發型，穿著紅短褲在陽臺上招手。他談起話來輕松得多，茶幾下面墊著一幅鐮刀斧頭旗，是從老撾弄回來的人民革命黨旗。他遞過來參加的電影節上的宣傳，打開些快要剪完的片段。他的父親戴著一頂棉帽，在前往北方的路上。父子倆在房間商量交通工具，導演說，為了安全還是汽車吧。不，汽車走不了那些路。父親堅持的摩托成為了最終的選擇。父親身著襯衣在競選的樣子像是換了一個人，闊談當年自己的選擇，the Lady也出現在鏡頭前。沒有變的是父親似乎永遠不會妥協的眼神。望著北方的路，望著選民，望著自己的孩子，沒有改變那股子堅決。“

那時候他和克欽的獨立武裝交戰，晚上打伏擊，開槍后沖進屋子，游擊隊的人跑了，只剩下一個中槍的婦女，坐在血泊中，還有口氣。她懷里的孩子大哭著，沒有受傷。他們不敢久留，塞給那女人藥后，迅速撤離了。父親良心不安，晚上輾轉反側，第二天叫上弟兄們冒險回去。那女人坐在原處一動沒動，咽了氣。懷里的嬰兒哭得全身發紫。他們立馬給女嬰喂了些隨身帶的煉乳，送去了臨近的醫院。父親從我小時候經常講起這個意外……為什么取名‘不是意外’？那是因為在那段歷史背景下，這恐怕不是個人的意外遭遇。”

改變全家命運的并不來自于父親的那場伏擊。1988年，已是指揮高官的父親回家時，被母親叫到一邊。她當時在醫院做護士，擲地有聲地對父親說，你們的軍隊在殺平民。這不可能。那你明天到醫院里自己來看看吧。父親隨母親去了醫院，見到被抬進來的抗議者。醫生護士去門口掛標語，勸說軍隊不要攻擊醫院，同樣遭到了槍擊。正在父親在醫院的時候，子彈穿過窗戶，碎玻璃聲伴隨尖叫。從醫院回來，父親倒向了民主運動，被判作政治犯。他在監獄里的時候，母親被醫院開除，只好給其他人家打短工，后來去新加坡當護士，才供養起我們一家人。所幸孩子們都還有出息，讀書好，可能除了我之外。

我沒完成在新加坡的學位，就出來打工了，東學一點，西學一點。那時候被找去越南的工廠打工，招工的人是個混賬，收走了緬甸工人的證件，天天找他們出氣。喝醉酒了過來拳腳相加，把人揪出來罰站整天，一動不能動。我也被這么對待過，現在想想，不知道那時候為什么要忍受。他現在不來緬甸了，要是來了，肯定有人想把他干掉。拍電影都是我自己學的，我回緬甸先去做了電臺主持，后來跑去新德里的電影學院學的導演。印度要便宜些。回來緬甸，電影真讓人失望。你們要去看電影嗎，沒必要看國產片，除非像我，是陪女友。哈哈。有一次，我太生氣了，看完電影醉醺醺地在留言板上洋洋灑灑寫了幾千字的評論，把導演通透地罵了一頓，第二天早上起來發現自己成了網紅，估計再不好意思見那導演了。對了，你們要去電影節的話，可一定要去釜山，他們的啤酒免費。

三

認識阿東的第二天，我們管他叫“總統”，之前的稱呼是“律師”。他同我說中文的一刻，我以為他是緬甸華人。阿東的個子不高，短發，臉部削長尖瘦，因為中文名的緣故，更像是閩南人。他斜挎著包，每說完話，嘻嘻地擠眉弄眼。見面講的兩三句話，雖然都是不正經地回答，我卻被他身上說不起出來的神秘氣息吸引，有迫不及待要繼續了解下去的直覺。他無意間提起今天是他們克倫族的新年集會。

“能帶我一起去嗎？”我問。

阿東的眼神躲閃到一邊，露出來酒窩說，“你是真的想來？”

我們出了大樓，穿過街巷夜市的水果攤、衣服攤、燒烤攤，到了天橋下的公交車站。下班往返郊區和市區通勤的人疲憊地站著等車。公交車是韓國的二手車，扶手旁首爾的公交路線圖還沒刮去。走道狹窄，挪不開腳，下車的人過來，要側過身子傾到別人的座位，才能容得下兩人的腳步。車內圍著一圈綠色的熒光燈，把每人的神情罩在魔幻詭譎的光影里。

阿東轉回英文，說他的中文是在澳門學的。大學畢業后，逃離了家人，賄賂政府機關拿到護照，再一路從邊境賄賂過去到了泰國。從泰國飛澳門可以落地簽，上飛機的時候又被泰國海關敲了一筆。澳門是舉手投足皆為陌生的地方。他找到一份不怎么需要說話的洗盤子的活兒，開始起早貪黑的工作。艱辛磨去了其余的情緒，偶爾閑下來的時候，他在澳門大大小小的街頭不停歇地走，像是要彌補在逼仄的空間里耗去的時間，直到他全身疲乏地熟悉了整個城市。中文招牌逐漸有了指代的意義，他的英文變好了，粵語比普通話流利。阿東成功地換了工作，在澳門的大酒店里做招待員，迎賓，管家，安保，他的同事里有越南人、大陸人、泰國人和他，唯一的緬甸人。八年過去了，他各門語言的轉換越來越嫻熟，不同的客人以他的中文名、緬文名、英文名稱呼他。

阿東專門服務酒店的貴賓和熟客，他是“資深鈴侍”，應對那些尊貴客人在住期間五花八門的要求。其中一位朝鮮的客人，英文熟練，會說中文，為人憨厚，白天多是在酒店，晚上的時候出門。每到過年，他遞給身邊人過度慷慨的紅包。阿東過了一陣才知道，這位客人是金正男，金正恩同父異母的哥哥。不久后，他再沒有從馬來西亞回來。同事們很傷心，失去了一位不麻煩的老主顧，還有那沉甸甸的每年定期而來的紅包。

“在澳門做的這么好，為什么回來了？”

阿東向我點頭，“是做的好，也到了可以長期留下的時候。可是緬甸居然大選了。我那時候正好拿了行業中的專業獎，是澳門第一個非中國人獲獎。拿著獎金的錢買了機票回來。啊，我們到了。”

公車緩慢的移動讓我一度覺得這是不會結束的路途了。“我們跟著前面這女孩走就行。你看她衣服和背包末端的細布條，這是我們克倫族的特色。”人群都朝著一個方向匯集，郊區的燈光暗淡多了，只有遠處的目的地像是一簇篝火，染紅了天空。

夜市的四列攤點分開大道，延伸到看不見的地方，中間的余地留給川流不息的人群。阿東轉過頭，他的嘴唇在動，卻聽不見冒出來的話。算命攤，舞蛇者，小販們兜售帽子背包和鞋襪，小吃攤拎起各類的炸物，炒飯，撣族面條，兩個小孩跑過來，圍著我們打量了一圈，要走了手上的可樂。“那是我小時候去過的教堂。”我總算聽清了阿東的話。“我叔的店就在前面，我們去打個招呼。”

我們脫離了主流人群，喘上口氣。臨街是磚木混合的房子，里面亮著燈，掛著售賣的衣服，女孩穿行在斑斕布料織成的林間，從外面看像是單獨列出的展覽。男人們坐在門口的藤椅上談天調侃，里面年長的一位，禿了頭，肚子圓鼓鼓，白色的挎籃背心松散地搭在身上。他正咧開嘴大笑，見到我們，從藤上站起來招呼。他伸過手來，英語的口音出奇地好，“Hello, how are you?”“Nice to meet you, Sir.”他聽此咧嘴笑得更開心，好像咯咯地鴿子下蛋，從嘴里撲通撲通地落下來。我脫了鞋，走進屋子，在自己身上比劃衣服的女孩們有些害羞，轉過臉去。阿東和叔叔在門口繼續聊天。店內的服飾比夜市的精細，顏色熱烈，角處的花紋掙脫了套路。

在這精細的色彩中，站立一位端莊優雅的老婦人，紅白相間的裙子，她以溫和而不可懷疑的姿態展示了在此的主權。她是阿東的嬸嬸，英文比叔叔更加標準。“是，我從前在聯合國難民署工作。”她從容地說。我懇求她繼續講下去。“家里人是傳教士，到泰國北部的教堂去布教。那里有克倫人，還有緬甸越境過去的克倫難民。他們需要通英語、緬語和泰語的翻譯，找到了我。”我懇求她講下去。“我為他們工作了二十多年，退休后開了這家服裝店。往返兩地，大多衣服是從泰國帶回來的。”她始終沒有挪動一步，右手搭在布料上，清晰從唇舌間吐出一字一句，皺紋均勻從額頭的兩邊落下，從中間生長出來的白發扎在腦后。我點頭和她道別，在門外穿上鞋。叔叔抬起右手，猛拍了一下腦門，對阿東說：“你是我跑去中國的侄子啊！我都沒認出你來，現在反應過來了。”

我們回到夜市中，那是我走過的最長的夜市，心想是不會到盡頭了。歌舞表演在大廳，從門口走進去的時候，經過一群孩子，這邊在整理克倫族的紀念品，那邊在敲打著碗作募捐和付賬。我沒有要買的意思，順著人群往里走，敲碗的孩子未經詢問，往我臉上戳了張克倫族紅白藍的旗子。

“我們中不少基督徒，獨立后作為中立的力量（特別是介于佛教徒和穆斯林之間），很多人在政府中任職。頓斯密斯（Smith Dun）將軍，開國后的軍事首領，那是我們克倫族人。但英國人和軍政府都忽視我們，其它少數民族有他們的領地，我們卻沒有。斯密斯在一年后被撤職，投入監獄，政府開始堤防克倫人。將軍勸說手下的克倫士兵不要造反，但還沒能阻止克倫獨立組織起來反抗。緬甸軍隊燒我們的房子，捕我們的族人，改我們的名字，就像他們現在對穆斯林那樣。”軍事行動之后，超過二十萬克倫人背井離鄉，十幾萬人居住在泰緬邊境的難民營，他們不敢去學校醫院，害怕被軍隊抓去。回到自己的國家成了提心吊膽的恐懼。阿東依然是笑嘻嘻的，“今天是新年。明天早上我們要升起自己的旗幟。”

一陣陣的驚呼聲從“大輪子”下方的人群里躍來。摩天輪不大，十來米高，有精瘦的男孩們爬上爬下，像猴子般穿行其間。我以為是這些不顧安全的冒險家們引來了看客。突然間有幾下短促的哨聲，底下的男孩敏捷地往頂端爬，等都到了上面，依次向右邊傾斜和晃蕩，“大輪子”這時候迅速轉了起來。坐客們開始興奮地尖叫，男孩們隨著輪子轉下來，在接近地面的時候急忙跳下來，拍拍手，撣撣身上的灰。等到輪子慢下來，三四個男孩抓緊時機沖上去，分別拽住一排座位，最前面男孩的雙腿騰了空，雙手吊在座位的欄桿，后面的男孩蹭地，雙腳扎進沙地里，盡量把各自的座位穩在底端。輪子停住，坐客說笑著走下，每一排懸在空中的座位都需要男孩們齊心協力把它們依次擺下來。我意識到這是人力的摩天輪。

阿東認為我們要上去體驗的想法不可理喻，反復地問，Really? 他最終還是半信半疑地上來作陪。座位像鐵制的菜籃，中間一塊踏板，兩邊扶手和靠背都是單薄的鐵欄，沒有安全帶。你的手不由自由地牢牢抓住欄桿，和濕熱的夜晚相比，它散發出來異樣的冰涼。扶手處的欄桿被磨的光滑，座位則掛在一條銹跡斑斑的鐵桿上，關聯處沒有保險機制，如果座椅擺幅超過九十度，就有掉下來的危險。等我觀察過后，要后悔已經來不及了，我們的座椅到了半空，下面還有人陸續上座。

我們緩慢地到了高點，人坐滿了，哨聲再次響起，男孩們爬到了我們的旁邊，有人在攀住轉輪的邊緣，有人吊在座位的下面，離我們最近的戴著紅色的鴨舌帽，穿著深綠色的隆基，踏著脫鞋，座椅下的男孩雙腿撐在輪中的鐵欄上，用力往里一瞪，邊上的男孩用力往下拽，摩天輪轉起來了。我們下落的時候全憑重力，速度飛快，男孩跳了下去，天旋地轉，輪子上的涂彩，夜市的燈光，鼎沸的人群，對面緬甸女孩的叫聲，都卷進同一個漩渦。五圈之后，慣性消減，男孩們攀上來，穩住了輪子。我們在半空中，等著被一個個地放下來。

阿東在下面的人群中看到了誰，像是迅猛的針戳破了驚喜的水球，大聲地呼喊起來，那幾人抬起頭，指著阿東，同樣的水球炸裂。我們還沒到底，阿東迫不及待地從座位上跳下，過去和他們打招呼。我聽不懂，入迷地望著另一撥人上摩天輪。他們互留了電話，用力地握手告別。

“那是我表哥。天啊，我沒想到還能活著見到他。他原來有自己的一艘船，在邊境水域運貨。有人栽贓他，在他船上藏了毒品。那時候陷害人常這樣，和警察串通，收繳上來的毒品轉銷分贓。他船上有十幾斤毒品，如果不判死刑，這輩子恐怕都要在監獄了。我當時讀完法律，他的家人給我打電話。我給了盡可能的幫助，但沒報什么希望。現在居然能看到他出來！真是奇跡。你看我的嫂子多開心。”

我們順著談到了阿東的法律學位，在學生運動之后，政府擔心大學作為新的反抗據點，大力推行遠程教育，借著廣播和傳真來上課，阿東的學位也是如此而來。在軍政府時期沒有辦法成為真正的律師，阿東在十幾年之后重回到自己的專業，如今在大律師的名下作見習。

“你以后想做什么？”我問他。

阿東的神情變得嚴肅起來，嬉皮笑臉的元素頓時不見了。

“想做一些長期的改變。”

“我看，你是想回來選總統吧？”

阿東沒有否認，只是又回到嬉笑的狀態，沖我說，“不如在中國發展好。”

“但是緬甸才是亞洲在前線。你們有政治轉型，經濟開放，民族和宗教的沖突，國際人物和注意，積聚所有的問題和希望。亞洲在仰光。”

“不，亞洲在中國和印度。”

“可是緬甸，正好在兩者之間。”

阿東明天要去法庭，我們約在后天去看緬甸電影。“你一定有很多問題要問我。”在夜市的盡頭，阿東和道別時說。

兩天后的阿東看上去決然不同。他的頭發沾了發油整齊分野，白色的立領襯衫，胸口的口袋別著兩支筆，下身是細格的深綠色隆基，有力地在中間打著結。阿東的導師是當年會見吳丹的學生代表。

吳丹是緬甸的外交家，年輕時單槍匹馬走進克倫獨立武裝駐地，試圖阻止內戰，后來戰爭爆發，他的家毀于戰火。1955年參加萬隆會議，共同發起不結盟運動。1961年開始了長達十年的聯合國秘書長任期，斡旋古巴導彈危機，中止剛果內戰，調解中東戰爭，吳丹把亞洲面孔帶入了國際事件的第一線。和吳丹關系緊密的民選政府被1962年的政變推翻，當權者奈溫忌憚國際聲望愈盛的吳丹。1974年，吳丹在紐約病逝，遺體回到緬甸的時候沒有任何官方人員出面。在葬禮的那一天，仰光群眾自發地走上街頭，觸發“葬禮抗議”，軍政府不得不出面鎮壓。

“我經常纏著導師讓他講講這樣的經歷。他認識所有人。”阿東有一套周密的計劃，來指導自己的職業和社交。他不正經的嬉笑里有了深諳世事的狡譎。從澳門回來到律所工作中間有一年的空隙，阿東騎著摩托車前往緬甸的各個角落，他手機地圖上的定位似乎插滿了整個國家。“我要去近距離的了解它，那是你讀再多也取代不了的。我在克欽省的時候，摩托車滑倒在山上，我暈過去了。醒來的時候克欽獨立武裝的士兵在身邊，是他們看到山谷的車燈救了我。幸好我是被他們發現，克欽人對我說，如果是當局的軍隊抓到你，你就麻煩了。”

“你想以怎樣的方式參與到國家的進程？”

我換了不同的方式問阿東。他意識到了。

“有一個民主的名字并不能改變我們。我們社會的轉型中各種的矛盾和沖突，是要長期和祛除口號的探索才能解決。現在大家都不去想這些。我想，我是對政治感興趣的，但更希望有一個觀察政治的位置。”阿東收斂起了笑容，他的臉變得堅硬起來，眼睛直直地盯住你。

電影票按座位階梯定價，我們看的電影是緬甸新興的本土商業片，涵蓋了鬼神、都市、三角戀這些恐怕能吸引最廣泛觀眾的主題。電影片頭，出現了整屏的緬甸國旗，大家陸續站起來，開始唱國歌。我坐著未動，阿東轉過頭來，一臉質問的表情似乎在說： what are you doing? 我只好站起來，等到結束和阿東笑著坐下。

果然，電影中沒有任何超越擁抱的親密動作。恐怖的鏡頭把我這個不可知論者嚇陷到椅子里，阿東以基督信仰毫無畏懼地看完了。電影的結尾，女主角的鬼魂原諒了害死自己以搶占男友的閨蜜。“這是佛教國家的主旋律。”阿東走出電影院的時候評價道。我們在公交車站說了一些互勉的話，直到午夜，阿東拖著隆基，跳上了載人的小皮卡，他揮手告別，轉過去和車上的人聊了起來。

在告別阿東的第二天，我在去機場的路上，出租車經過夜色下的仰光大金塔，比白天肅靜壯觀。

“你是哪來的？”

司機是和藹的老大爺，花白的平寸，棕色的短袖。

“中國。”

“啊，我在船上的時候去過，大連，上海，香港，這些地方我都去過。船上？是呀，我原來在歐洲的航運公司工作。我給船員做大廚，你知道，我們有東南亞人、印度人、中國人、白人，今天咖喱，明天拉面，這樣沒有規矩地亂來。我年輕的時候在酒店，后來到了船上工作…為什么換工作嗎？年輕的時候想去周游世界。原來的酒店是Strand Hotel。你們知道呀，對，那是英治時期開始最好的酒店。五十年代周恩來，劉少奇訪問緬甸的時候就是在那，后來好像又去了湖邊。那時候我們要招待他們吃飯，不知道中國人喜歡什么。我們現學現做了叉燒包和炒飯，每天換著菜式送去，結果他們很滿意。回國之后，我們收到禮物，那是新中國的工廠做的襯衣。是，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在我出海的之前。和你們一說，這些故事又回來了。我退休了，工作卻不能停。買了這輛二手車，在日本的話舊的只要幾千美元，到了這里兩萬。我有孩子，還有孫子孫女。”

“你覺得奇怪？這樣的經歷在緬甸沒什么奇怪。我們因為生活的緣故，走出國境，去越南，去泰國，去新加坡，去亞洲和之外的地方。我現在老了，于是回家了。信什么？我是穆斯林。瞧，你們已經到了。新機場多好。真主保佑你們。Zai Jian, Xie Xie。”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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