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7年夏天，上海社科院組織一批青年科研人員赴西北考察。我忝列其中，負責全程攝像。

在蘭州，我們到了一個由幾位志愿者維持著的公益幼兒園，在一個普通居民小區的一套底層的公寓里，總共也就十幾個孩子。我們送給他們一些學習用品。然后，很自然的，孩子們給我們表演了幾個節目。

在一個小小的房間里，七八個稚氣十足的小朋友，在我們面前跳起簡單的舞蹈，很認真地唱著：感恩的心，感謝有你……

他們很用力的舉起小手，在頭頂上，做出一個個心形。

剎那間，我像被什么擊中了一樣，后腦勺一陣發麻：我們這些人啊，憑什么可以讓他們作出如此這般的表達？我們拿什么來接受如此這般純真無邪的心？

你是不是想說，這也太矯情了吧？確實，當時的情形，分明可以說其樂融融：孩子們都很開心——只要有人來看他們表演，他們就很來勁了；而我們這些人，看著他們表演，分享他們的喜悅，同時沉浸在一種施予者的滿足感里。

可是，我只能說，我的感受也是真真切切的。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當時兒子剛剛一歲多一點，所以對于小孩身上發出來的信息都特別敏感。反正，那些孩子擊中了我心里的某個特別軟弱的地方，讓我羞愧難當，恨不能找個地洞鉆下去（要不是手里有攝像機，要完成任務，就一定從屋子里逃出去了），同時，也特別希望有人表示諒解，安慰我的無辜。

從那之后，那首歌也成了我肉中的刺，總是不忍卒聽。

二

不知從何時起，感恩成了一個常見的話題。報紙、廣播、電視、網絡，各種媒體，各種公益廣告、商業廣告，動不動就拿感恩說事兒。2006年，大陸歌手陳紅翻唱來自臺灣的《感恩的心》，在這一道感恩的潮流中翻起一朵不大不小的浪花。

而在陸續翻版進來的洋節日之中，好像就數著“感恩節”最沒有違和感了吧？（有人甚至建議，我們也設立一個自己的感恩節，殊不知傳統習俗中的“祝福”，或稱“祝年福”，已然帶有感謝上天和列祖列宗的意思。這里暫且置之不論。）那些洋節日進來之后，統一改造成了吃吃喝喝買買買的模式，感恩節總算在此之外，提供一個契機，引發一些感恩之情。我不否認自己也曾經被某一口感恩節雞湯灌得淚眼朦朧。

本來，感恩不應該有什么問題。問題在于，我們一不小心就會把一個觀念、一個口號、一個不知道從哪里來的東西搞成一場運動。有那么一陣子，感恩也有點那個意思，可謂雖不及亦不遠矣。

就像要搞素質教育了，就來一場一千臺鋼琴（而且全都是三角鋼琴）的大合奏，要教育孩子感恩了，就組織一千名家長，在廣場上，整整齊齊排排坐，每人腳下放一個塑料盆，讓各自的孩子給他們洗腳。這是他們在自己家里從未享受過的待遇。幾十年來的“獨生子女”政策，有效地顛覆了幾千年來的家庭倫理，早就有人覺得必須加以反撥、矯正了。這一場感恩的潮流倒也來得正是時候。至于為什么是洗腳而不是梳頭、捶背，或者更斯文一點，比如奉茶什么的，成了各種宣傳畫里表現“感恩”的標準動作呢？我猜想，多半是這個動作的體勢，可以隱約召喚起跪拜、磕頭之類的傳統記憶吧。其實，給人洗腳表示尊敬和禮遇，好像更是西方曾經有過的習俗，比如奧德修斯的奶媽給他洗腳，耶穌為門徒洗腳等等，中國歷史上好像沒這習慣，直到這幾十年里，忽然遍地都是足浴店——這又扯遠了。

反正，在整個人類史上，恐怕很難找出，有哪個民族，在哪個時代，像我們這里，在這些年里，有這么多聲音，組成了一場多聲部大合唱：要學會感恩！要懂得感恩！要感恩！感恩！感恩！

像感恩——更何況是對父母的感恩——這樣的倫理準則，實屬天經地義，“從來不需要想起，永遠也不會忘記”。如此大張旗鼓，嚷嚷著感恩，反倒讓人覺得有些怪異，甚至，不禁讓人有些懷疑，是不是這些個“恩”本身也有什么問題？

一定是哪里出了問題。

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在中國，對父母的感恩，一字以蔽之曰：孝。

這“五帝”中的最后一位，舜，正是孝的典范。舜的名下似乎沒有什么歷史性的、開創性的貢獻，這也怨不得他，因為輪到他的時候，該有的基本上都有了（況且伏羲、神農他們的功勞也不一定全是首領親力親為，古今皆然）。舜的事跡，最為后人所知的大概是他對父親和繼母的孝，到了一般人做不到的程度。他似乎就是憑感天動地的孝，才得以列入“五帝”（“五帝”有不同的說法，舜或在列，或不在列）。

后來，我們的老祖宗們發現，孝還真是個好東西。《論語》第一章第二則記錄孔子弟子有子的話說，一個人能做到“孝弟”，基本上就不會犯上作亂，非常有助于社會和諧。更進一步提出：“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這就給兼具形而上學和實踐含義的“仁”，確立了一個極其切近而實在的前提。《孝經》第一章，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則是明確指示了從“孝”到“教”（政教、教化）的路徑。

到了漢代，“在倫理上，則很有以一孝字包括一切的觀念”。（呂思勉《中國簡史》）從漢武帝開始，以孝治國。兩漢皇帝，除劉邦和劉秀之外，都以“孝”為謚號，如孝惠、孝文、孝武等等，以此引領風向。更有誘導作用的，可能還是官吏選拔中采用的“舉孝廉”。而在思想上，漢儒特別注重《論語》和《孝經》，作為主要教材。漢末，佛教進入中土，結合孝道傳教，成為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宣揚孝道，極盡能事，強調對父母的感恩、報恩，在意識形態上與世俗政教互相支持。

如此，孝道變成了一種統治術。于是，有人看不過去，出來唱反調了。最典型的大逆不道的言論，恰恰出自孔門后代，就是那個四歲讓梨、名列“建安七子”之首的孔融。他竟然說：“父之于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于母，亦復奚為？譬如物寄瓶中，出則離矣。”這種“父母無恩論”并非孔融首唱，但是他的調門響亮，引人矚目。這么一來，早已對他恨得牙癢癢的曹操可算抓到了借口，把他連妻子兒女一起咔嚓了。孝道之名，可以用來殺人，夠厲害了吧？

一直到了現代，孝道才受到了真正的挑戰。魯迅曾以“二十四孝圖”為靶子，使出了他的“投槍”和“匕首”，雖然他那篇文章的本意在于兒童教育——啟蒙與反禮教，包括反孝道，原本就是同一回事。在此之前，他著意“研究怎樣改革家庭”的文章是1919年10月寫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文章重復表明了他的期望：“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而在同年3月，胡適的長子出生。適之先生寫了一首白話詩《我的兒子》：“我要你做一個堂堂的人，不要做我的孝順兒子。”可謂異曲同工，標明了一個時代的風尚。有意思的是，雖然這兩位都明確贊同“父母無恩論”，強調父母對子女的責任，可是，我們知道，胡適和魯迅對各自的母親（兩人都幼小喪父）都非常孝敬，他們反對孝道，乃是他們所肩負的文化使命中的一部分。與這兩位相比之下，“五四”青年反叛專制家庭之激烈，“文革”小將斷裂親子關系之決絕，那才叫登峰造極——二十世紀真是一個革命的世紀，不管怎么樣，它已經過去了，但愿那些推倒了的東西不要重新翻轉過來才好。

四

有一次，不知道什么緣故，子夏問孔子：“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的回答大致是說：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要是在大街上碰到了仇人，就不要轉身回家去拿家伙了，必須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上去就干。（《禮記·檀弓上》）一向溫柔敦厚的老夫子的這個回答著實有些出人意料吧？后人把這理解為“禮”的要求，抬高其權威性，超乎孔子本人之上。其實，孔子回答子夏的時候，大概并未想到它會變成一則教條。孔子從來都沒有這么僵化。他經常鼓勵別人聽從自己內心的聲音，比如，為父母守孝三年，有人覺得太久，他就說，短一點也不要緊，只要你心安就可以了。

到了隋朝的時候，山東即墨人李某在斗毆中殺死同鄉王某，“棄家亡命”，當時王某的兒子君操六歲。到了貞觀初年，李某覺得事情過去了，回到鄉里，“詣州府自首”。王君操“密袖白刃刺殺之，刳腹取其心肝，啖食立盡，詣刺史具自陳告”。他當堂陳述：“亡父被殺，二十余載。聞諸典禮，父仇不可同天……”州官判處死刑，上報，“太宗特詔原免”（事見《舊唐書》卷一百三十八）——孔孟之鄉的年輕人就是不一樣，一邊做得出白刃殺人、啖食心肝的事情，一邊也知道引經據典：王君操所說的“典禮”，應該就是上面引述的《禮記》。而唐太宗是親自給《孝經》作過注的，他會赦免王君操，也一點都不奇怪，因為，在這里，復仇就是報恩。太宗赦免復仇，實則意在鼓勵報恩。

大凡尋常人等，容易感情用事，容易走極端，何況是報恩、復仇這種事情。更何況像王君操這樣的二十多歲、血氣強盛的年輕人，根本用不著禮法的鼓勵，也顧不得律法的約束，總要快意恩仇，做個了斷再說。正因為如此，古往今來的戲劇、傳奇、小說、電影，不知道演繹了多少報恩和復仇的故事。然而，現實總是比虛構更精彩。王君操復仇算是一例，更加驚心動魄的是司馬遷筆下的刺客豫讓。

晉人豫讓是一個游士，“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后來，趙襄子滅智伯。豫讓為智伯報仇，改名換姓，混進趙襄子宮中行刺，未遂，被捕。趙襄子認為是“天下之賢人”，把他放了。不久，豫讓“漆身為厲，吞炭為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于市，其妻不識也”。然后再次埋伏行刺，不幸還是被擒，最終“伏劍自殺”。（見《史記·刺客列傳》）

豫讓為智伯報仇，自稱“士為知己者死”，就是為了報答知遇之恩。豫讓先前事范氏和中行氏，智伯“盡滅之”，豫讓就沒想過為他們復仇，因為這兩家都沒有賞識、尊寵豫讓，而智伯卻以“國士”的禮遇對待他。另外，整個過程中還有兩個有意思的細節：其一，豫讓拒絕朋友的建議，不愿意委身臣事趙襄子而伺機刺殺，他說，那就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他要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將以愧天下后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其二，他臨死之際，要求劍擊趙襄子的衣服，以戲劇化的形式，虛擬完成復仇，如此，“可以下報智伯矣”。

所以，豫讓的報恩、復仇，乃是他認定自己作為“士”，尤其是“國士”，必須完成的天命。他將由此實現自我，給后人樹立榜樣。在他的意念之中，整個事情的重心不是在智伯或趙襄子那里，也不在事情本身，而是在于他自己。

總之，報恩、復仇，在豫讓這里，已然變成了實現另一個目的的手段和形式。而王君操雖然以遵從典禮為名，還得到唐太宗的背書，他的行為之極端、出格，終究令人生疑，總覺得哪里有點不對。

五

利用孝道作為統治術，鼓勵報恩，縱容復仇，終究還是要不得的。畢竟，復仇不同于自衛：自衛是在當下以暴制暴，而復仇是在事后以惡報惡。再者，讓平民百姓可以自行動用武力解決問題，容易出亂子，搞得法綱混亂倒還在其次了。有鑒于此，唐朝后來的皇帝，比如玄宗，碰到類似的情況，就不像太宗那樣“特詔原免”了。到了宋代，轉向文官政治，尚武之風逐漸衰退，更不允許私自復仇，換句話說，平民百姓還能做的，簡直就只有報恩了。

在西方，在基督教的傳統中，對復仇的態度也經歷過一些轉變。在《舊約》里，倒還主張“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申命記》19:21）——首先是有罪必受懲罰，以誡效尤，其次是懲罰必須得當；它強調的是律法公正，對于復仇未置可否。到了《新約》，就變成“有人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給他打”（《馬太福音》5:39）——要求完全放棄復仇，最終為了彰顯耶穌對所有人的恩典。

一點也不奇怪，基督教的愛（或者恩典）遭到了尼采的質疑：“上帝愛世人有一個先決條件，這就是世人要相信他；誰不相信這愛，他就給誰投去兇神惡煞似的眼神，以示威脅！……這愛從來沒有遏制他的名譽心和復仇欲念啊！”（《快樂的科學》第141節）他感嘆說，這樣的上帝，過于猶太化了：把愛也成了一種等價交換。因為得不到愛的回報，就此翻臉，未免大煞風景。尼采援引歌德的名言：“如果我愛你，這與你何干！”接著來了一句：“用這句話來評價整個基督教就足夠了。”（同上）

連上帝都不能遏制復仇的欲念，就更不用說世人了。然而，說到底，復仇也好，報恩也好，如果有可能的話，還是從中解脫出來為好。博爾赫斯說：“懲罰的理念，獎賞的理念，是與我完全格格不入的。這些理念在我看來甚至是不道德的。”（《最后的對話》）那么，報恩和復仇呢？它們真的那么道德、那么天經地義嗎？

據說，歌德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既不報仇，也不報恩，只有少數特殊稟賦的人才能做到（這是很久以前，在某個已故的當代作家的文章里看到的，可惜至今沒有找到歌德這句話的出處）。相比之下，不報仇，甚至以德報怨，還是比較容易做到的。至于不報恩，就讓人覺得難以啟齒了。可是，雖然有些不可思議，我一直覺得，歌德說的是對的，只不過，它實在已經遠遠的超出了世俗所能接受的層次。

正如好人之為好人，已然是好人的福報，而壞人之為壞人，乃是壞人的厄運，同樣的，施恩也是施恩者的自我實現，報恩（復仇）也是報恩（復仇）者的自我實現——兩者實際上都跟相關的對象沒有太大的關系，它們都只是需要一個對象來實現自我。

通常，施恩者總是較有能力、較為強勢的一方，而報恩者相對處于弱勢。處于弱勢的報恩者的報恩，倘若只是為了報恩而報恩，給人錦上添花，實在沒有必要，倒不如把自己曾經受到的恩德散發出去，去幫助比自己更弱勢的人，或者是那些處于自己曾經經歷過的困境中的人，如此一層一層散發開去，可以給更多的人雪中送炭。要不然，施恩、報恩，形成一個閉合結構，就好像借錢、還債，就此了結，那又有什么意思呢？更為糟糕的則是，譬如，甲曾經救了乙的命，甲方的子子孫孫就繼承了甲的功德，而乙方的世世代代必須感恩戴德、歌功頌德，那就近乎高利貸了。

想要打開這個閉合結構，倒是可以借用佛教所特有的一種修行法門：回向。有回向偈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佛門弟子、教徒、信眾通常（甚或是必須）把自己念佛、誦經以及其他功德回向給法界一切眾生，包括冤親債主，祈愿眾生離苦得樂，獲得無量福田，共成佛道，如此等等。

感恩的心，也不妨如此這般“回向”給所有人，尤其是給那些有需要的人。不要讓感恩成為一種負擔，一種責任，而是把它變成一種主動的擔當，變成“回向”世界的動力。由此，報恩者也就成長為施予者、饋贈者，從弱者成長為強者，而這也是最初的那一份愛心所能得出的最好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