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揭示了主流經濟學的重大缺陷——對貨幣和債務重視不夠、關注不足，進而引發了有關貨幣和金融問題的反思和爭論。

這些反思涉及的主題包括：貨幣和債務作為一個主題在思想史上的演變，在經濟學科當中地位和角色的轉變；經濟學家如何理解和刻畫債務的角色及其與貨幣、銀行和金融之間的聯系；債務在經濟理論（經濟周期理論、經濟增長理論、分配理論等）當中的作用；經濟當中的貨幣創造；貨幣、債務與金融危機機理；如何應對和管理貨幣和債務；應當利用什么理論框架來研究現實當中的債務和金融風險問題；等等。

在此背景下，澎湃商學院特開設“貨幣與債務經濟學”專欄，邀請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李黎力博士撰文來總結這十年來的各種反思和爭論。李博士一直致力于西方貨幣和金融思想的引介和研究工作，其著作《明斯基經濟思想研究》（商務印書館）曾獲“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經濟學優秀博士論文獎”。我們希望李黎力博士這一系列“貨幣與債務經濟學”專欄文章，對讀者更好地理解貨幣和債務問題有所裨益。

最近“現代貨幣理論”（Modern Monetary Theory，下文簡稱MMT）在學術界內外吸引了廣泛關注和討論，也引發了巨大爭議和論戰。該理論并非新生事物，其誕生可以追溯到20世紀90年代，其起源則至少可以溯及到20世紀初。它在十年前這場“大衰退”之后便復興流行起來，并在最近因為美國政治討論而被推向“風口浪尖”。筆者早在十年前攻讀碩士經歷該理論的復興期間就已將該理論引介至國內，但卻鮮少受到關注。要想真正理解和正確評判這種本身便帶有“異端”色彩的宏觀經濟理論，我們首先必須了解其歷史演變軌跡和核心思想主張。作為筆者“貨幣與債務經濟學”系列的第一篇文章，本文試圖扼要理清MMT的“歷史”脈絡，歸納MMT的“現代”命題。

一、MMT的歷史概述

從思想史上看，MMT是對20世紀初“貨幣國定論”的復興和發展。

通常認為，德國新歷史學派經濟學家克納普（Georg Friedrich Knapp）在1905年發表的名著《國家貨幣理論》（已由筆者譯出，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開創了“貨幣國定論”（Chartalism） 的先河，為后續的研究作出了奠基性貢獻。

幾年之后，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學者米歇爾-因內斯（Alfred Mitchell-Innes）發表的兩篇關于貨幣起源和性質的經典論文，闡釋了貨幣信用論，補充和發展了貨幣國定論。

該理論深深地影響了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930年出版的《貨幣論》。在該書中，他贊許性地引用了克納普及其貨幣國定論，并簡要闡明了其國家貨幣理論的立場。

接下來，復興貨幣國定論的先驅是勒納（Abba P. Lerner），他在1947年的《美國經濟評論》（AER）上發表了題為“貨幣作為一種國家的產物”的論文，扼要重申了該理論的核心思想，并在此基礎上開創性地闡釋了“功能財政”（functional finance）的思想。

更近些時候利用和發展了貨幣國定論的，則是在這次危機當中贏得很高聲譽的美國已故經濟學家明斯基（Hyman Minsky）。他在1986年的代表作《穩定不穩定的經濟》中，系統闡述了“大政府”的制度安排以及“最后雇傭者”（employer of last resort）計劃設想。

自20世紀90年代以降，以雷（L. Randal Wray）、莫斯勒（Warren Mosler）、米切爾（Bill Mitchell）、基恩（Steve Keen）、福斯塔德（Mathew Forstater）和凱爾頓（Stephanie Kelton）等大部分隸屬于后凱恩斯主義學派的經濟學家，不僅支持和復興了老的貨幣國定論，而且在現代貨幣體系背景下系統地總結和發展了這一理論，吸收了諸如內生貨幣方法和部門收支分析等要素，提出了新貨幣國定論（Neo-Chartalism）或稅收驅動貨幣方法（tax-driven-money，TDM），即如今的MMT。

二、貨幣國定論的主要理論觀點和邏輯

貨幣國定論建立在對貨幣起源、本質和作用的不同理解和描述的另類貨幣歷史觀的基礎之上。

主流貨幣理論基于交換的貨幣歷史觀，突出強調貨幣的交易媒介職能，認定這種職能是貨幣最重要的屬性，因而從該職能出發基于交易推斷貨幣的起源和演進。在他們看來，貨幣起源于私人部門，它只是作為便利市場交易而存在。貨幣的演進是以市場為導向的，是私人部門為克服物物交換所固有的交易成本而自發產生的反應。由于貨幣只是便利商業的“潤滑劑”，從而不具有特殊的性質以賦予其某種重要的作用，因此貨幣是中性的，貨幣分析常常處于“實際”分析的從屬地位。這種主流貨幣觀被稱為貨幣金屬論（Metallism）。

然而，貨幣國定派堅決反對主流的這種個人主義的、非社會的和“自然的”貨幣歷史觀，認為這種描述只不過是臆斷的猜測，缺乏制度細節和歷史經驗，為此他們提供了另一種社會嵌入的、更具歷史依據的貨幣歷史觀。這種歷史觀據稱不僅更好地契合了歷史和人類記錄，而且能更清晰有力地闡明貨幣的性質。與主流貨幣理論不同，他們的主要興趣在于貨幣的記賬單位職能，從債權和債務關系中尋找貨幣的起源，強調記賬單位被用來作為量度債務的計價標準。

在他們看來，首先，貨幣起源于債權債務關系，具體源自這樣一種債務形式，即在平等社會向等級社會轉變期間權力機構強加于下層階級身上的債務（罰金、費用、貢物、稅收），這些債務用權力機構所確立的記賬單位來（或貨幣）表示。因而，貨幣源自公共部門，出于量度債權債務而產生。其次，貨幣的本質是一種制度化的社會關系——債權債務關系，它以權力機構確立的記賬貨幣標價，因而貨幣從本質上必然與中央權力機構——“國家”相關聯。再次，貨幣首要的是充當一種抽象記賬單位的職能，然后用作支付手段清償債務，而交易媒介的職能則是伴隨且依賴于最初的記賬單位的職能而產生的，充當交易媒介的事物只是一種國家管理的記賬單位的實際體現。最后，由于貨幣體現的是一種復雜的社會債權債務關系，因而它不可能是中性的，而是重要的，它會真實地影響到實體經濟。同時由于它是一種社會創造，而不是一個自然的現象，社會因而可以利用它去實現公共目標。

在這種替代性貨幣歷史觀的基礎之上，貨幣國定派闡述了貨幣國定論的核心思想和理論基礎——貨幣國定觀與債務層級觀。

其所秉持的貨幣國定觀認為，貨幣是一種國家的產物，國家確立記賬貨幣（money of account），決定了所有貨幣物（money thing）用來標價的記賬單位，并且無需受具體材質限制而指定對應于該記賬單位的貨幣物，從而界定了“國家貨幣”體系。在該體系中，所有的貨幣物，無論是法定貨幣還是信用貨幣，均用記賬貨幣表示，并且它們只有在國家接受后方能成為貨幣。即國家不僅創造記賬貨幣，而且還指定對應于記賬貨幣的貨幣物。

人們通常認為，貨幣的國家屬性取決于國家實施法定貨幣（legal tender）法律的權力。國家根據記賬單位發行自己的貨幣，然后通過頒布法律要求該貨幣在指定的公共或私人支付中接受。然而事實上，在貨幣國定派看來，這種貨幣國定觀并非源于法幣法律的規定，普遍接受性并非取決于貨幣的法定貨幣地位，而是取決于社會債務關系的層級次序結構。貨幣本質上是一種社會債務關系，而債務由于接受程度不同而具有一個層級結構體系。強制征稅并且決定以何種方式納稅的主權權力，解釋了為何國家貨幣是最令人接受的債務形式。

三、新貨幣國定論（即MMT）的主要理論論點和政策主張

以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為主體的當代貨幣國定派系統地總結和發展了貨幣國定論，將其納入到現代貨幣體系框架下進行考察，提出了所謂的新貨幣國定論或MMT。換言之，MMT是對老的貨幣國定論在現代貨幣體系下的發展和應用。他們從剖析現代貨幣的性質出發，引申出一系列關于政府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以及就業政策等方面同傳統觀點截然不同的理論論點與政策含義。由于他們尤其關注對現代貨幣的考察，因而MMT對于理解當今經濟、現代貨幣體系以及政府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更為重要。他們的主要出發點在于，大部分現代經濟體都是在高能貨幣（high-powered money，HPM）體系的基礎之上運行。高能貨幣是清償稅款并處于債務金字塔頂部的貨幣，因此它同時也是銀行貨幣（即信用貨幣）用來兌換的貨幣，并且用于體系清算（私人銀行之間或私人銀行和中央銀行之間）。在他們看來，只有正確理解高能貨幣是如何經由經濟體供應的，以及它對貨幣體系的作用，我們才能揭示現代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全部含義。

1.現代貨幣、稅收和政府支出

現代貨幣是在某種國家權力的背景下存在的，國家一方面對公民具有征稅的權力，另一方面有宣布它將接受什么來納稅的權力。因而，國家界定了現代貨幣，它是其償付處所承諾接受的作為清償對其債務的支付手段。

現代貨幣因而是國家貨幣，本質上是一種“稅收驅動貨幣”。國家征稅旨在創造人們對國家貨幣的需求，從而使貨幣發行權力機構得以從私人部門購買必需的貨物和服務。倘若征稅的目的在于創造對貨幣的需求，那么在邏輯上和操作上，稅收的征集就無法在政府提供其所要求的用來納稅的工具之前發生。換言之，政府開支在先，而課稅在后。這可以理解為，政府支出為私人部門的納稅“融資”，而不是反過來，私人部門的納稅為政府開支融資。

這意味著，主權貨幣體系下的政府開支并不受一國“籌集”稅收收入能力的限制，事實上，主權政府不受任何操作上的財政約束。

2.赤字和盈余

政府支出向居民提供了高能貨幣，如果私人部門想要貯藏一些，那么根據部門收支核算邏輯，赤字必然發生。換言之，在一個私人部門-政府部門的兩部門經濟當中，在流量層面，政府赤字對應著私人部門盈余，而政府盈余則對應著私人部門赤字。就此而言，政府赤字具有一定的被動適應性，私人部門凈儲蓄的意愿“導致”了赤字的發生，對貨幣的市場需求因而決定了赤字的規模。

如果在核算期間，政府支出少于課征稅款，那么私人部門持有的凈金融資產必然減少。換言之，在存量層面，政府債務對應著私人部門的資產。這意味著，政府盈余總是降低私人部門的凈儲蓄（或凈資產），而政府赤字則使其增加。倘若政府盈余增加，那么私人部門赤字必然增加，凈私人儲蓄的不斷減少為政府盈余融資，從而逐漸提高私人部門的債務杠桿。這不僅帶來金融脆弱性，而且還通過“財政拖累”拉低經濟增長。相反，政府赤字通過確保總開支足以產生帶來私人合意儲蓄水平的產出和收入水平，從而為私人部門儲蓄融資。因而持續的政府赤字，對于一個想要避免經濟緊縮的不斷增長的經濟體來說是必要的。

并且事實上，當政府獲得盈余時，它們并沒有“得到”任何東西，因為課稅只是“毀滅”（或“回籠”）了高能貨幣。這可以從政府開支和征稅的具體操作中明顯看出：政府支出只是通過開具國庫支票或貸記私人銀行賬戶，而當財政部收到一張納稅的支票時，它便借記開具這張支票的商業銀行賬戶。

3.高能貨幣、借款和利率

財政政策會對銀行體系準備金余額產生巨大影響，從而通過準備金效應作用于隔夜利率。具體而言，政府支出向銀行體系注入高能貨幣，增加了整個銀行體系的準備金，從而給隔夜利率帶來下行壓力。而政府征稅則減少高能貨幣，“毀滅”準備金，導致整個銀行體系準備金不足，從而提升隔夜利率。總之，自由決定的財政部行動通過其直接的準備金作用影響隔夜利率。

為減輕財政政策的準備金效應，央行可訴諸于公開市場操作。為吸納超額準備金的注入，央行在公開市場上供應債券出售。借助這項行動，它實際上向銀行的無息超額準備金提供了一種有息的替代選擇，并且阻止了隔夜利率降到其邏輯上的零下限。債券買進則相反，當整個銀行體系的準備金不足時增加了準備金，因而減輕了對隔夜利率的一切上行壓力。因此，政府發行債券不應被視作是政府的借款或貸款計劃，而應被看作是一種維持利率的操作。

因此，財政部與央行之間有必要相互協調配合，以實現各自的目標。然而顯然，財政政策是自由決定、相機抉擇的，并且對準備金余額具有重大影響。而在一個正利率政策的時代，央行則別無選擇，它只能借助公開市場操作防御性地抵消這些準備金波動。因而，央行基本上以一種非自由決定的或被動的方式運作。

4.貨幣的價值和外生定價

由于貨幣政策是適應性的，而財政政策是相機抉擇的，因而MMT論者將維持貨幣價值的職責分派給了后者。稅收驅動貨幣賦予了政府貨幣以價值，而現實中貨幣的價值受流通中的貨幣數量和納稅總額之間關系的影響，即是承諾接受貨幣繳納稅收和相對于稅收總額貨幣發行的限制，才使貨幣擁有了價值。從這一角度看，稅收還扮演著調節貨幣購買力的角色。

然而這種高能貨幣漏出和注入之間的重要關系卻難以度量。在MMT論者看來，由于貨幣是一種公共壟斷，政府理論上可自行任意地直接決定其價值。即國家作為高能貨幣的壟斷供應者，有權力外生地確定它所提供的高能貨幣的價格，即在何種價格上從私人部門購買資產、貨物和服務。雖然對于國家而言，制定它所購買的所有貨物和服務的價格并不合意，然而它卻擁有這種特權。如下將指出的，MMT論者認為，貨幣壟斷者只需設定一種重要價格來固定其貨幣價值。

最后，MMT論者指出，并沒有必要像主流經濟理論所認為的，通過創造失業“緩沖儲備”來維持貨幣的購買力，利用失業來可抗擊通脹，恰恰相反，充分就業政策可以成功實現這個目標。

5.失業與就業保障

既然政府赤字必將導致私人部門凈金融資產持有量增加，那么如果私人部門長期渴望儲蓄超過其投資從而產生需求缺口擴大的話，這個需求缺口就只能由政府來填補。凈儲蓄意愿的增加只能由政府赤字來容納和適應。因而，非自愿失業表明，私人部門凈金融資產的意愿持有量超過了由政府財政政策所容納的實際凈儲蓄。失業是政府的赤字太低以至于不足以提供意愿的凈儲蓄水平的明顯證據，是政府吝嗇貨幣發行的體現。

有鑒于此，MMT論者主張遵循“功能財政”的思路，實施“就業保障”（job guarantee）或“最后雇傭者”（employer of last resort，ELR）充分就業計劃。其核心在于，在為那些準備、愿意和有能力工作的人在一個固定的工資/福利待遇的水平上提供無限就業機會從而消除失業的同時，穩定貨幣的價值。借助這一計劃，政府僅僅確定公共部門勞動的價格，而容許所有其他價格由市場決定。只要最后雇傭者計劃的工資是固定的，它將足以為貨幣的價值提供一個穩定的錨。

此外，最后雇傭者計劃由于其緩沖儲備機制而增強了價格的穩定性。簡言之，當經濟蕭條時，失去工作的人可以在公共部門按照最后雇傭者計劃的工資獲得工作，總的政府開支水平隨即增加以減少經濟緊縮壓力。而當經濟繁榮，非政府部門的勞動需求增加時，最后雇傭者計劃的工人被私人部門以高于計劃工資的薪酬雇用，政府支出于是自動收縮，從而減輕了經濟通脹壓力。因此，公共部門就業充當著一個反周期收縮和擴張的緩沖儲備。

四、新老貨幣國定論論點總結

綜上可見，MMT試圖將貨幣和金融、投資、稅收、政府支出和赤字、通貨膨脹以及就業問題等整合到一個相互關聯的、統一的框架之中，從而回歸真正的凱恩斯。下表對這種理論的主要觀點和命題作了總結。在很大程度上，我們可以將MMT視為老貨幣國定論一些寬泛的理論命題在現代貨幣體系框架下的應用和拓展，從而產生一些具體的、特定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18CJL004）的階段性成果。作者李黎力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