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李北宏（曾任《上海教育》常務副總編輯）

復旦大學葛劍雄先生曾在報上發表《1949年以后教授的評級和工資》一文，各網站隨后紛紛轉載，影響不小。讀罷，以我所了解的情況看，以為基本是屬實的，然而，也有些地方則和我知道的有所出入。葛劍雄是譚其驤先生的學生，如他在文中所說：“進校以后，我從老師們，特別是從譚其驤先生那里聽到過關于上世紀四五十年代大學教授工資、職稱的一些事情。”不過，有關1956年復旦工改情況，由于譚其驤先生不是復旦當年工改委員會委員，情況不一定了解太多。

生物系“八仙過海”與歷史系“七君子”

試舉其中一段：復旦當時有所謂“八仙過海”“五子登科”，是說二級以上教授中文系有八位，歷史系有五位。不過最終公布結果與校內評定并不一致。其中，周谷城原本在校內定為二級教授，據說公布結果前，市委的小汽車開到了校黨委，結果周谷城就成了一級教授。中文系吳文祺教授經常生病、不大做事情，結果被定為二級教授，而且“文革”時也有人保護他。大家都說吳文祺有貴人相助，后來才知道他是中共早期黨員。這些事情在教授中引起了不平。其實，解放后復旦已經歷過幾次運動，政治方面的考量對教授評級有相當大的影響，所以，這次教授評級的結果與教授的專業水平并不完全相符。1956年以后到“文革”結束之前，再沒進行過教授級別的調整和評定。

對上述文字，我所知道的卻是有些不一樣的。記得上世紀80年代初，我從上海師范學院（現上海師大）畢業，在教育媒體工作。那時候社會思想解放，家父李振麟也放得開，周末常和我聊陳年往事。有幾次就談到過1956年的復旦“工改”，他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為他也是復旦工資改革委員會委員。出于職業習慣，我做了些記錄。

父親告訴我，復旦大學工改委員會主任是蘇步青（民盟），副主任是王零（黨委）、盧于道（九三）、周予同等。委員中有物理系王恒守，生物系談家楨、張孟聞，歷史系周谷城，哲學系胡曲園，新聞系曹亨聞，體育部周達云等，委員多是19世紀末或20世紀初出生，工改委員會共有二三十人。他作為年輕教授（1914年生）代表也被吸納。當時，一級、二級教授經工改委員會討論并提出意見，由校長同意后報高教部審批。三級至六級教授、副教授則報請校長批準。當然，這些都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

上文中提及的“八仙過海”指的是中文系發生的情況就與家父告訴我的有出入。據父親說，“八仙過海”其實指的是生物系的事情。當時生物系高手林立，大牌教授不少，比如盧于道先生重慶時期已經在復旦當生物系系主任并參加民主運動；吳定良先生是人類學家，名氣相當大，是民國時期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全國81人，復旦僅有2人，另一位是蘇步青先生）；談家楨先生是摩爾根大弟子，成名很早。按理說，生物系應該至少出兩個一級教授，可是北京的政務院下撥名額有限，于是生物系僅入圍8個二級教授，他們是談家楨、盧于道、吳定良、王鳴岐、張孟聞、焦啟源、孫宗彭、劉咸，于是在教授群中戲稱為“八仙過海”。可最終發榜只有7人獲評二級，劉咸先生改為三級教授。這就是“八仙過海”的傳說。

家父還提到，當時還有“七君子”一說（諧稱于上世紀30年代的“七君子”），這是指當年歷史系有7位教授被評為一級或二級教授。他們是：周谷城、周予同、陳守實、蔡尚思、譚其驤、王造時（上世紀30年代七君子之一）、胡厚宣（后調至北京中科院歷史研究所）。

中文系和外文系的評級風波

葛劍雄文中有“1956年以后到‘文革’結束之前，再沒進行過教授級別的調整和評定”，此話和實際情況也略有出入，應該是“評定”沒有，“調整”還是有的。據了解，中文系在1956年評級時，郭紹虞曾經和朱東潤私下交流說，“這次我們兩人都評二級，應該也就可以了”。可公布名單時，郭紹虞是一級，朱東潤則是三級。朱先生很為不滿，自嘲說：“從不自高自大，但等高等大，在任何人面前都不覺得自己比別人矮。”當年評定協商期間，朱先生曾向家父反映過情況。朱先生是英國留學生，學貫中西，評三級確實有點對不住人家。以后復旦確實也糾偏了，在上世紀60年代（“文革”前）將朱先生調整到二級教授。“文革”期間的1967年至1978年，我們家和朱家同住復旦廬山村，分住5號和6號，記得70年代初的早晨，家父和朱先生經常在院落內交談，朱先生的字有骨子，和郭紹虞各有千秋，朱先生還曾贈幾幅墨寶給家父。

外文系戚叔含教授先是定在三級與四級之間，所以他自己戲稱為“不三不四之人”，到后來揭榜定為三級（戚先生早年獲斯坦福大學文學碩士，很有學問，和家父相熟同為農工黨成員，年紀相差16歲，父親稱他為“戚公”）。當時在評職稱時，孫大雨比較活躍，孫先生建政前是“大教聯”主要干事（負責人）之一，在反對國民黨政權方面沖鋒在前，建政后他感到被邊緣化，心生不滿，得知自己不在一級教授入圍范圍，很有怨氣，遂向家父反映（家父和他清華先后同學，小9歲），并直接找王零談。他說：“蘇步青一級，我也應該評一級。全世界翻譯莎士比亞最好的是德國和蘇聯，在中國我翻譯莎士比亞是第一，和德國的同一個水平。”但最終他還是評為二級教授，于是大為不悅。孫大雨先生的舉動，有為了薪水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認為自己的國際水平不被認可而產生的抗爭，身上的傲氣盡顯。孫大雨有學問，自視甚高，好勝好斗認死理，有點狷狂，這種性格會吃虧，1957年的“反右”印證了這一點，他被毛澤東欽定為右派，關進提籃橋監獄6年。

同是評級，復旦確實嚴苛得多

家父由于是工改委員會成員，黨委王零找他談話：“評職稱要看學識，還要看年資，以及黨派等因素，你還年輕，又是工改委員，西光同志說這次‘壓你一級，以后再解決’”，并問是否有意見。家父當時的回答是：“服從組織決定。”

在工改上，上海第一醫學院、上海第二醫學院的教授明顯占了先機，這也是針對實際做出的選擇。因為當時一醫、二醫許多教授同時還是大醫生，在醫院行醫工資相當高（有保留工資這一塊），或者自己開有醫院或診所，這些人如果在評級上低了會對高校教學帶來問題。比如院系調整前的同濟大學醫學院裘法祖教授開有中美醫院，又是名牌教授等。于是，上海第一醫學院評上16個一級教授，上海第二醫學院也評上6個一級教授。而當時復旦雖名師眾多，因名額限制，普遍將教授級別壓得較低，而北京則寬出不少。家父說，他和盧鶴紱、索天章都是1914年的。盧先生早在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時已經出名，被美國人譽為“發現原子彈秘密的人”，他學識是領先的，但是如果在復旦，則很難有機會。這是因為復旦名額比北京少得多，而且有論資排輩因素。盧鶴紱就是因為被借調到北京培養原子彈科技人員，在北京被評為一級教授的。北京大學大學僅文科就有7人獲評一級教授，于是復旦的二級教授劉大杰先生聽說游國恩先生在北大評到一級，立刻很不服氣。。

1956年工改，復旦評出6個一級教授，加上不占復旦名額的盧鶴紱教授，一共是7人，分別是：陳望道（1891年）、蘇步青（1902年）、陳建功（1893年）、周同慶（1907年）、盧鶴紱（1914年）、周谷城（1898年）、郭紹虞（1893年）。計算下來，復旦評出的6位一級教授平均年齡在58.7歲，接近退休年齡了。如加上北京評的盧鶴紱教授，平均則為56.3歲，年輕了幾歲。

1956年復旦評級，教授、副教授一共評出150名左右。 按照當時上海八類地區（北京六類地區）定級的標準是：一級360元，二級306元，三級256元，四級218元，五級180元，六級160元。13級為中共高級干部，薪資160元，復旦黨委徐常太曾住復旦徐匯村30號，我家和他們家是鄰居住31號，他是13級干部，享受華東醫院醫療待遇。這次評聘教授也是空前絕后，以后數十年沒有再評過，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有了新一輪教授評定。

時隔33年圓了“一級”夢

有一個插曲是，1956年生物學家張孟聞先生“八仙過海”評了二級，1957年蒙冤成為右派，被發配到黑龍江大學。“文革”后平反曾到我們家及數位復旦老朋友處，談起想回復旦，但最終被婉拒。以后，華東師大黨委書記施平（北農大調來、浙大畢業）慧眼識寶，邀請他去華東師大。張孟聞在華東師大如魚得水，迎來科研第二春，并于1989年在華東師大被評為一級教授，恐怕這也是1956年評級后的唯一一名老人獲評此級別。另一位同樣想回復旦也回不了復旦、被施平覓去的孫大雨教授則最終沒有圓他的“一級”夢，不過，孫大雨先生有另一個安慰：他的反蔣政權歷史得到承認，成為光榮的離休干部。他以92歲高齡在華東醫院去世。

讓人想不到的是，1956年的教授評級以后和政治待遇掛鉤了。政府出于關心高級知識分子，在茂名南路、即原來的法國總會開設了“上海文化俱樂部”，三級以上教授可去參加活動，并且每月有15張就餐券，可以享受美食，在三年困難期間這不啻是一份大禮；三級以上教授可去華東醫院就醫（中共高干13級以上）；復旦工會二樓有小賣部，一定級別的教授憑卡可購買緊俏商品，如上海咖啡廠出的“上海咖啡”，群英（0.45元）、牡丹（0.49元）、紅塔山（0.56元）、中華牌（0.80元）香煙等，家父常叫我去購買，故有印象。這就形成一種特權，客觀上造成了不平等。教授評級異化了，它已經不僅僅是衡量業務水平，恐怕這是有違初衷的。

原標題為《聽父親李振麟談1956年復旦“工改”》載于《世紀》雜志2019年第2期，責任編輯：章 潔，新媒體實習編輯：鐘凱月。本文為《世紀》雜志版權所有，如需轉載，請聯系郵箱reflections@thepaper.cn告知，侵權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