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地區戰火再起，以色列和加沙地區的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在近期爆發了新一輪的沖突。從三月份以來，加沙地區的武裝分子向以色列發射了600多枚火箭彈，而以色列則向加沙地區發動了260多次空襲行動。雙方的沖突共造成4名以色列人和23名加沙民眾死亡。在埃及的斡旋下，以色列和哈馬斯達成停火協議，停火協議于當地時間5月6日凌晨4時30分（北京時間9時30分）生效。

這次以色列和哈馬斯之間的暴力活動，很大程度上源自巴勒斯坦伊斯蘭圣戰組織（杰哈德）向以色列發動的火箭襲擊活動，進而造成了以色列和加沙地區的沖突升級。

如果我們把時鐘撥回2000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暴發之時（編注：發生于2000年9月底到2005年1月的巴勒斯坦人對以色列的反抗運動，起因于時任以色列總理沙龍強行要求參觀東耶路撒冷的伊斯蘭教重要圣地阿克薩清真寺。起義共計造成巴以雙方數千人死亡），會發現當時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法塔赫）與哈馬斯之間的關系，像極了如今的哈馬斯和杰哈德。此次巴以沖突或許能從法塔赫、哈馬斯與杰哈德這三個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彼此關系變遷的歷史中找到更深層的根源。

曾讓法塔赫無可奈何的哈馬斯

1987年巴勒斯坦民眾反抗以色列占領的第一次大起義促成了哈馬斯的組建。大起義爆發之后，穆斯林兄弟會駐加沙分支形成了兩派意見，一派認為應當繼續堅持慈善事業，而不要涉足政治；另一派則認為應當抓緊時機動員民眾，通過暴力手段來推動巴勒斯坦獨立事業。后一派觀點的代表人物，最終組建了哈馬斯。

從巴勒斯坦民族解放和巴勒斯坦獨立建國的角度看，法塔赫和哈馬斯是親密的“同志”和“戰友”，兩者都有著共同的政治目標，即驅逐以色列占領，建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家。但是從兩個組織自身的性質和雙方關系方面，兩者又有著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

哈馬斯在1988年頒布的《憲章》中明確提出，要通過暴力方式建立一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家，將巴勒斯坦地區視為伊斯蘭教的宗教財產，進而反對所有國際社會和有關各方介入和調停的巴以和談。法塔赫則長期主張要在整個巴勒斯坦地區建立一個“民主國家”，這與秉持伊斯蘭政治思想理念的哈馬斯大相徑庭。

從組織成員背景角度看，法塔赫的組織成員大多是長期流亡在海外的巴勒斯坦精英階層，其武裝斗爭的模式，大體上是希望通過“自外而內”的軍事斗爭，在未來“收復”被以色列占領的巴勒斯坦領土。而哈馬斯的成員大多數是來自于以色列直接占領下的加沙地區和約旦河西岸地區的巴勒斯坦民眾。這些巴勒斯坦人受到以色列占領軍和猶太定居點的擠壓，生活艱難。

這種理念和成長背景的差異，使得哈馬斯與法塔赫的關系一直磕磕絆絆，在阿拉法特回歸故土建立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之后，哈馬斯也保持著相當大的影響力和獨立性。2000年巴以和平談判破裂使巴勒斯坦民眾十分失望，以色列的長期占領及其國內右翼和極右翼政治力量的挑釁，更使得巴勒斯坦民眾傾向于通過暴力來宣泄憤怒。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爆發之后，哈馬斯通過激進的暴力活動迅速聚攏人氣。

當時的以色列政府為了遏制暴力事件，一方面不斷在加沙地區和約旦河西岸展開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抓捕大批的哈馬斯成員；另一方面，則要求當時的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領導人阿拉法特主動約束和抓捕哈馬斯成員，甚至在2002年6月派出大批裝甲部隊圍困阿拉法特在拉姆安拉的官邸進行施壓。

面對以色列的壓力，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中的主流派別——法塔赫也倍感無奈。一方面，盡管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但事實上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和法塔赫無法管控所有巴勒斯坦民眾，其權力不僅受到來自于以色列遍布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區的檢查站的掣肘，還受到亦敵亦友的哈馬斯的壓力。

另一方面，哈馬斯所實施的襲擊活動，實際上有著較強的民意支持，巴勒斯坦民眾對于以色列長期占領早已心懷不滿，發動襲擊的哈馬斯武裝分子被很多巴勒斯坦民眾視為“英雄”。

與此同時，回到故土的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內部，出現了日益嚴重的腐敗問題。到了2006年，曾長期拒絕參加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期待與法塔赫平起平坐的哈馬斯就成了巴勒斯坦民眾的新選擇。在2006年巴勒斯坦議會（立法委員會）選舉中，哈馬斯出人意料的獲得了多數席位，成為了巴勒斯坦議會的第一大黨。

這一結果不僅讓美國和以色列大為吃驚，也激起了法塔赫和哈馬斯之間的摩擦與沖突。最終，經過了2007年短暫的“火并”之后，哈馬斯成功占據加沙地區，并且建立了自己的地方政府，成為了與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遙相對峙的政治實體。

哈馬斯的轉變與杰哈德的崛起

哈馬斯主導加沙初期，其激進的政治主張很快轉化為對以色列的襲擊活動，而以色列的大規模報復也最終演變為多起大規模的軍事沖突。

從2008年、2012年再到2014年，多次大規模軍事沖突之后，哈馬斯意識到難以通過暴力方式來打破以色列的封鎖，而以色列也意識到難以通過單純的空襲活動來推翻哈馬斯在加沙地區的統治。以色列和哈馬斯反而形成了一個非常“默契”的政治局面：哈馬斯管控下的加沙并沒有出現更加激進的“基地組織”或者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分支，而哈馬斯事實上也對以色列逐漸采取了更加務實的對外政策。2017年哈馬斯通過了新的《綱領及政策文件》，其中明確提出要“以1967年邊界線為基礎建立獨立巴勒斯坦國家”，事實上接受了國際社會在巴以和平問題上的藍圖和努力。

與哈馬斯類似，巴勒斯坦伊斯蘭圣戰組織（杰哈德）同樣成立于上世紀80年代的加沙地區，其主要的目的是建立一個類似于伊朗的“政教合一”的巴勒斯坦國家。但是杰哈德與哈馬斯相比勢力較小，而且長期得不到中東主要伊斯蘭國家的支持和幫助；另一方面杰哈德領導層長期甘當哈馬斯的一個“小兄弟”，傾向于更加低調的姿態來保留自己在加沙地區的存在。

但是杰哈德的境況在過去數年逐漸發生改變。一方面，哈馬斯和伊朗的關系在2012年之后陷入僵冷。長期以來，哈馬斯和伊朗和敘利亞關系密切，甚至哈馬斯高層不少人都居住在大馬士革來遙控指揮加沙局勢，其軍事團體也大多接受來自于伊朗的軍事和經濟援助。甚至有一些西方分析人士將哈馬斯-黎巴嫩真主黨-伊朗-敘利亞稱為中東的“抵抗軸心”。但是在2012年初敘利亞內戰爆發之后，敘利亞反對派的政治和軍事團體大多是遜尼派，受到了來自于海灣阿拉伯遜尼派國家的支持。在此背景下，哈馬斯因為其遜尼派背景，也逐漸疏遠了伊朗和敘利亞政府，轉而同卡塔爾尋覓更加親密的關系。

在此背景下，伊朗選擇將援助轉交給與自己保持親密關系的杰哈德，獲得了較大援助的杰哈德因此逐漸擴充武器裝備，迎來了發展上的機遇。在2018年9月，杰哈德高層經歷了新的洗牌，更加強硬的領導人奇亞德·納哈拉上臺。隨后不久，杰哈德開始咄咄逼人地向以色列發動襲擊，將加沙地區和以色列之間的關系推到了一個非常敏感的程度。最終，杰哈德射向以色列的火箭彈引發了巴以間又一輪流血沖突。

如今杰哈德咄咄逼人的態勢，使得哈馬斯陷入了類似于法塔赫當年的尷尬的局面。

一方面，2007年以來長期受到以色列的封鎖，加沙經濟和社會環境十分惡劣，失業率甚至高達60%，亟需外部的大量援助。因此杰哈德的武裝行動，也代表著加沙地區民眾的憤怒和不滿，受到了不少民眾的支持，哈馬斯也不能表達反對意見；另一方面，一個日益強大的杰哈德，則很可能會挑戰哈馬斯在加沙地區的主導作用，甚至將哈馬斯也拖入與以色列的直接軍事沖突。就像當年以色列因哈馬斯的暴力襲擊向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和法塔赫施壓一樣，如今以色列視哈馬斯為加沙地區的實際控制者，要求哈馬斯約束杰哈德在加沙地區的軍事活動。

在此背景下，哈馬斯和法塔赫之間曾經的關系，似乎再次在杰哈德和哈馬斯之間重演了。未來，同樣的循環是否會再次出現，甚至引發巴以間又一輪流血沖突呢？希望答案是否定的。

（王晉，察哈爾學會研究員，西北大學敘利亞研究中心研究員，以色列海法大學政治科學學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