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世界范圍內的擴散、消費文化對身體的攻占，身體的重要性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能見度”極大提高。此種身體景象復與女性主義的高漲、福柯身體理論的創立摩蕩相扇，“身體”遂成世界學術界一個重要議題。然相較哲學、社會學、文藝學等學科，身體在史學領域的問題化或曰對象化經歷了一個遲滯的過程，因此“身體史”概念遠未沉淀為一個成熟的范疇。論者往往各以一己理解賦以不同內涵，大多數人更僅僅是將之作為一個詞語而不是作為一個概念使用。何謂身體史？身體何以有史？這可以從身體是如何走進歷史學的談起。

自西方近代哲學之父笛卡爾確立身心二元論，身體和意識便被視為兩種完全不同的實體。他認為我即“我思”，意識才是人的本質；身體只是肉體，與意識互不關涉，完全受物理定律支配。這在今天看來并不科學，但在當時卻正以其科學性隨著現代社會理性主義的影響而廣被接受。理所當然，身體成為自然科學（含醫學）研究的對象；“人”成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人”只是意識主體而與身體無涉，這樣，身體就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被排除了。到20世紀上半葉，現代性遭遇當代困境，“后現代社會”來臨了。作為后現代社會意識形態和一種“廣泛情緒”，后現代主義開始了對現代性、現代理性的批判，笛卡爾式的現代性身體觀念自然受到質疑。人們（譬如福柯）發現，在社會規訓與懲罰機制這部權力機器中，身體被卷入政治、經濟、文化領域，身體并不只是肉體、只是一種純粹的自然存在；也是一種社會存在，是權力、社會、文化傳統作用的客體，是其建構的產物。那么，通過身體研究社會文化也就成為可能，于是，“身體”就被迎進了人文社會科學的殿堂。20世紀80年代以來，身體逐漸成為各人文社會學科中的基本元素和重要維度，衍生出身體現象學、身體政治學、身體社會學、身體形態學、身體美學、身體敘事學、文學身體學等分支學科（一般統稱為身體研究、身體學）。歷史學研究范圍涵蓋人類生活的所有領域，自籍各學科研究方法為方法。自然科學興起則有“史學科學化”歷程，社會科學鼎盛則有史學的“經濟學轉向”、“社會學轉向”、“人類學轉向”。后現代思潮濫觴自必有包括史學的“身體轉向”“語言學轉向”等在內的所謂“后現代轉向”——“身體史”便緩慢顯影了：福柯本人的《懲罰與規訓：監獄的誕生》、《古典時代瘋狂史》、《性經驗史》就是身體史最早的“影像”。理查德·伊萬斯《懲罰的儀式：德國的死刑（1600～1987）》、喬治·維加埃羅等合著的三卷本《身體的歷史》等亦為典范之作。

隨著身體史在西方史學界的生發，西方漢學家櫛其風沐其雨遂發而為“中國身體”史研究嚆矢。如高彥頤《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白馥蘭《技術與性別：晚期帝制中國的權力經緯》、馮客《中國的性、文化與現代性：民國初期醫學與性別認同建構》等。港臺地區與國外學術界互動頻繁，對身體史關注較早。20世紀90年代中期臺灣“中研院”史語所就成立了生命醫療史研究室，舉行了一系列專題研討會，突出成就主要在哲學領域，在中國古代身體觀研究方面。率先在史學領域高舉身體史大纛并以獨到探索對中國身體史研究作出開創性貢獻的則是黃金麟，其《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985～1937)》把近代中國的身體放在歷史和國家的雙重影響下加以考察，論述了身體的國家化、法權化、時間化和空間化四個方面，并認為這四個方面相互滲透、存在著“規訓的互補性”，深刻揭示了近代中國的身體生成史。介紹到大陸后對史學界身體史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大陸對西方身體理論的譯介基本是在進入21世紀之后，同時產生了一些闡釋性論著。在這方面用力最勤者首推汪民安。同時，西方漢學家、港臺學者的身體史研究著作也逐步被引介。在此背景之下，歷史學者開始將目光轉向身體史，故馮爾康在世紀之初將之列為近年來大陸社會史研究的九大趨勢之一。但馮氏也指出，嚴格說來“自覺意義上的身體史研究至今尚未展開”，直至最近論者尚謂“稱得上身體史的作品甚為稀少，不僅缺少基本的理論自覺，具體的實證研究也幾乎付諸闕如”。盡管如此，大陸身體史園地還是出現了一些“熱點”，如楊興梅、楊念群、李喜所、侯杰等對“纏足”、“剪發”的研究。此外，和國外、港臺學術界一樣，由于醫療史特別是醫療社會史與身體史研究的相關性，一些醫學史著作也受到關注。有的研究者甚至將論題與身體史直接“對接”，如楊念群《再造“病人”：中西醫沖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余新忠《晚清的衛生行政與近代身體的形成——以衛生防疫為中心》，這當然就是不折不扣的身體史研究了。這里還應當指出，中國當代社會消費文化語境下充斥的各種“身體圖景”和歷史學內部的革故鼎新也是身體史進入歷史學家視野的動因之一。

從前文對西方身體史確立學理背景的梳理可見，身體史顯然不是與文化史、社會史、經濟史、醫學史和婦女史等并列的歷史學分支學科，而是一種以福柯、特納等的身體理論為分析工具的研究方法與范式。目的在于通過對權力、社會、傳統文化綰結下的“身體”遭遇的關注以揭示特定時代的政治、經濟、法律、教育、社會禮俗及其歷史變遷。因此，從身體史本然意義上講，并不是只要內容涉及身體或身體器官的史學論著就可以稱作身體史。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不是從身體學理論出發而是從歷史現象出發，就會發現這樣一個簡單事實——權力、社會、傳統對身體的規訓與建構總是基于先在肉體的。即是說，“身體”包括兩個層次：自然身體（即生物學意義上的肉體，或曰物質身體）和社會身體。顯然，上述身體史范疇并不能涵蓋歷史時期對人類自然身體的認識。那么，歷史學在借助身體學理論發現“身體”之后，是否還要堅持以身體學為本位的“身體史”概念？亦即是硬削史料之足以就身體學理論、方法之履呢還是借助身體學理論、方法擺脫既有限制、拓寬史學研究領域？如此講當然不是反對歷史學借鑒其他學科的理論和方法，而是指出：歷史學應該如何引進新的理論和方法？我們是否應該對“身體史”概念重加厘定？

國內最先試圖對身體史范疇予以闡釋的學者是侯杰，他在《身體史研究芻議》一文中認為身體史研究包括身體器官史、器官功能史、生命關懷史、身體視角史和綜合身體史五個層次。還有學者將身體史分成性史、兒童史、青年史、老年史等等。這些看法雖有其合理之處，但完全沒有揭示出身體之所以有史的學理邏輯。筆者認為，既然身體包括生物學層面的自然身體和社會學層面的社會身體；身體的歷史既是體質人類學意義上的進化史，也是權力、社會、文化傳統對其的建構史，則對應于身體的兩個層次，身體史的研究范圍至少應當包括身體科學史、身體社會史兩個方面。

身體科學史主要研究對象是歷史時期對身體生理結構、功能的認識，對身體損傷和尸體——失去生命的身體——生物學變化的認識，以及對尸體防腐知識的認識。身體科學史是身體史與生物學史、醫學史、體質人類學、考古學等學科的交集。身體社會史的研究對象是歷史時期社會各個層面與身體的糾結綰合，對身體的使用、懲罰、規訓與建構，以及此種境遇下的身體生成。此說法稍嫌抽象，茲舉數例說明：如中國纏足女性、歐洲束腰女性、緬泰抻頸女性、埃塞俄比亞戴唇盤的女性、秘魯抻顱古印第安人的身體——她們的小腳、蠻腰、長頸、巨唇、長頭并非身體的自然樣態，而是再塑身體的結果。此外，穿耳、穿鼻、雕齒、割禮，以及當今盛行之整容、隆胸，甚至是減肥、染發都是社會對身體的再塑行為。

身體社會史是身體史與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法制史、教育史、體育史、武術史、舞蹈史、社會生活史、物質文化史、城市史、性別史等史學分支學科的交集。當然，身體社會史范疇也還可進一步細分，如身體經濟史、身體政治史等等，這些分支就是身體史與經濟史、政治史等的交集。

身體史還有第三個層面即身體思想史，研究對象是歷史時期人們對身體的不同看法、觀點，如儒家身體觀、佛教身體觀、道教身體觀等等。身體思想史是身體史與思想史的交集。顯而易見，身體既是“生長”成的，更是權力、社會、傳統建構成的。綜括起來，身體史就是研究自然身體、社會身體以及人類身體觀的一門歷史學科。

這一定義和分類具有三個優點。一是全面性，涵蓋了身體的全部層面。二是包容性，如20世紀初江紹原《發須爪——關于他們的迷信》、賈逸君《中華婦女纏足考》，20世紀中期高羅佩《秘戲圖考——附論漢代至清代的中國性生活》、《中國古代房內考》之類著作本非身體史而屬于民俗史研究，但其既與身體密切相關，則身體史產生之后理應將之納入身體史學科視野加以考察；但是按照原西方身體學理論本位的身體史定義，上述論著是不應該算作身體史研究的。筆者對身體史的定義和分類則圓滿解決了這一矛盾。三是開放性，即使出現了新的學科，只要其與身體史相關，皆可加入到構成身體科學史、身體社會史、身體思想史三個分支學科的集合序列之中。身體史從而獲得了不斷發展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