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二年（1127）四月初一，宋徽宗、宋欽宗及其后妃、皇子、公主被金軍俘虜北上。原宋哲宗皇后孟氏因遭廢黜，遷出大內，反逃過一劫，尊為元祐太后垂簾聽政，隨即下令尋訪流亡在外的徽宗第九子康王趙構。五月初一，趙構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建立南宋，改元建炎，是為宋高宗。

中興話題的肇始及其主題詞一覽

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下稱《要錄》，中華書局，1988年版，以下此書引文，一般僅注頁碼）卷四建炎元年四月甲戌，就在半個月前，侍御史胡舜陟建議元祐太后詔告天下，中國依然有君，康王行將繼位，“以破亂臣賊子之心”。汪藻在起草這份文告時首倡“中興”話語：

繇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為天意，夫豈人謀。（107頁）

汪藻不愧大手筆，以光武中興、重耳復國等典故熨帖設譬，大意說，趙構出自康王藩邸，繼承宋朝皇統，恰如漢朝之厄雖在十代，理應光武中興，晉獻公之子雖有九人，唯有重耳幸存，這正是天意，豈能是人謀！剛經歷靖康之變的亡國之痛，朝野上下切盼趙宋中興，是再正常不過的社會訴求與民族心理。

《要錄》是記述南宋高宗朝史事最稱詳贍的典籍，四十年前初學宋史時曾閱讀一過。近來得暇重讀，發現在紹興和議前的十余年間，盡管政治傾向各不相同，官僚士大夫議論政事幾乎言必說“中興”。即便從金朝遁歸的秦檜，紹興二年（1132）升任參知政事，也慷慨聲稱：“中國之人惟當著衣噉飯，共圖中興！”著實令聽者“心服其言”（979頁）。沒有必要繁瑣征引群僚奏議與君臣對話中涉及“中興”的所有言論，不妨將讀史所見的“中興”話題中的主題詞作一概括性說明。

“中興氣象”“中興王業”“中興規模”云云，議論“中興”愿景堪稱高屋建瓴；“中興基業”“中興大計”“中興根本”云云，關注的是“中興之業”的基本問題；“中興急務”“中興要務”“中興善政”云云，往往是對“中興之政”的具體建議。“中興之世”“中興之時”“中興之期”云云，表達了對“中興”的殷切期待；而“中興之會”“中興之運”“中興之機”云云，對“中興”祈盼時還強調了機運因素。“中興之功”“中興之效”云云，注重“中興”的功效與實績。“中興之盛”“中興之治”云云，應是對“中興”目標的終極向往。

在致力“中興”過程中，無論“中興之君”，還是“中興之臣”，首先應立“中興之志”，同時宜講“中興之術”，也都是當時的話頭。說到“中興之臣”，“中興之相”與“中興之將”尤為關鍵，甚至與偽齊暗通款曲的某榷場經紀人也指斥“劉光世非中興之將，呂頤浩非中興之相”（1263頁）。南宋肇建之初，李綱一再奏論“自古中興之主”（184頁）；紹興二年，張九成對策也大談“前世中興之主”（923頁）；時隔三年，李彌正轉對時縱論“古者創業中興之君”（1485頁）；紹興七年，朱松受召見時也曾建言，“自昔中興之君，惟漢光武可以為法”（1825頁）。所有這些“中興之主”“中興之君”的話題，僅僅是對宋高宗耿直的規諫與殷切的寄望，并未將其視為心目中的中興君主。

對南宋高宗朝的中興語境，已有研究者從歷史敘述的視角給以關注：

整個高宗朝廷的政治建設包括皇帝本人都在竭力把持有關“中興”的歷史敘述，為自己的個人行為辯護以保障自己的政治前途。（蔡涵墨：《歷史的嚴妝》，中華書局，2016年，30頁）

這一論斷總體成立，前引宣告宋高宗即位合法性的《告天下手書》也印證了這種歷史敘述。但作為一般的中興話語，其衍變的趨勢與面相卻是相當豐富與復雜的，仍有深入探究的余地與必要。

大體說來，整個南宋高宗朝，以1142年初“紹興體制”生效為歷史坐標，“中興話語”凸顯出不同的語境與走向。紹興和議前，朝野士大夫以“中興”為致力目標，自然而然地將其視作一朝“國是”，上奏或面對時頻頻援引這一觀念議事論政。在這一階段，“中興話語”僅僅作為一般號召性、具體建議性或相互探討性的話語系統，即便以皇帝名義頒發的詔書與策問，或者有宋高宗參與的君臣對話，也都呈現這種狀態。自紹興體制確立后，此前那種“中興”語境雖有短暫的延續，但不久之后，宋高宗與權相秦檜就全面操控“中興”語義的解釋權與話語權，將“中興”變為具有特定內涵的諛頌性話語，藉此將宋高宗型塑為“紹開中興”的“中興圣主”。下面略按年代軌跡來展現中興語境的這種蛻變過程。

紹興和議前宋高宗的“中興”論

建炎二年（1128），南渡政權首次開科取士，殿試策問以皇帝名義發出，援引了宣王中興與光武中興等史事，向考生征詢消弭內憂外患的方略。紹興二年科考策問，宋高宗又歷數少康、宣王、光武、肅宗等中興舊跡，要求士子考察前世中興之主的“施為次序”，哪些仍切用于當今世務，懇切要求他們“悉意以陳，朕將親覽”（《橫浦集》卷十二《狀元策一道》）。宋高宗之所以在殿試策里一再提及中興故事，無非向天下表明，他也希望實現與之比肩的中興大業。正如他在紹興二年四月一份詔書里所說，“朕寤寐中興，累年于茲”（933頁），不能說這種中興期待完全出于作秀。這年，徐俯建議宋高宗熟讀《漢光武紀》，“以益中興之治”。光武中興為炎漢再續近二百年國祚，顯然較之其他中興更為成功，也更應效法。不久，宋高宗手抄了《后漢書·光武紀》一卷賜給徐俯，以示采納了他的建議。自此以后，以光武故事作比，成為宋高宗朝中興話語的一大特色（參見何玉紅《南宋高宗朝科舉試策中的“光武故事”》，《史學集刊》，2018年第六期）。

紹興二年八月，宋高宗褒獎韓世忠屢平游寇之功，借此號召內外將官“各務立功報國，共濟中興，以光史冊”（990頁），表明對內剪滅群盜流寇，確保南渡政權有穩定的立足空間，是宋高宗當時致力的“中興”目標之一。同月，左相呂頤浩主張在淮東戰略要地布防，邀擊隨時可能南侵的金軍，高宗附和右相秦檜“不戰何以休兵”的說辭，聲言“自古中興之主，何嘗坐致成功”（993頁），透漏出其時對金“休兵”在宋高宗與秦檜之間早已靈犀相通；至于他說“朕謂中興之治，無有不用兵者”云云（1036頁），不過是金朝拒絕其乞和之請下的無奈選項。

盡管對內“群盜”仍熾，對外“休兵”無望，“中興之主”自我形塑的輿論宣傳已然啟動。宋高宗在應天府即位告天之壇被稱為“中興受命之壇”。李心傳沒有記及這一尊稱何時由朝廷認定，但據《要錄》卷四十四紹興元年五月癸卯條，這天，宋高宗向宰執們展示由他下令新篆的“大宋中興之寶”，居然比宋徽宗制造的“定命寶”還大上一半，“新刻者其玉明潤”（798頁），顯然為慶賀登基四周年準備的。據《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五《寶璽》，其印文為“大宋受命中興之寶”，讓人有理由推斷，“中興受命之壇”的定名或應在其前后不久。紹興三年，高宗下詔舊相汪伯彥領銜編纂他開大元帥府時的事跡以付史館，紹興九年，汪伯彥不負所望，著成《中興日歷》，在同類書中最稱詳備。紹興四年七月，汪藻編成《建炎中興詔旨》三十七冊，或是以“中興”命名的首部官方檔案，宋高宗仍詔送史館存檔，儼然認可了“中興”之說。

以“中興”命名官方文檔既開先河，循例跟進者便不乏其人：紹興五年十月，右相張浚進呈《中興備覽》，論列亟應著手的要務；紹興七年二月，提舉廣南市舶林保獻《中興龜鑒》；次年二月，州學教授李昌進上應詔撰成的《中興要覽》；同年五月，布衣柴宗愈獻進《中興圣統》。這些獻書呈文盡管以“中興”命名，但都是建議如何才能臻于中興之局的。例如，李昌聲稱，倘若始終按《中興要覽》做去，將“不止恢復疆土而已”（1903頁）；柴宗愈在《中興圣統》里主張夏少康、漢光武可為標準，周宣王、漢宣帝、晉元帝、唐玄宗、唐憲宗可為鑒戒。凡此足見，圍繞中興話語，其時朝野官民仍擁有較充分的言說自由度，高宗還褒賞了柴宗愈。

紹興八年十月，宋高宗獨相秦檜，標志著君相聯手打造紹興體制已是不容爭論的最終決策。但鑒于朝野反對之聲不絕，宋高宗與秦檜便將與金議和定位為實現“中興王業”的重大部署，甚至為其抹上祥瑞的色彩。紹興九年，第一次紹興和議達成，金朝歸還河南陜西地，判大宗正事趙士?等奉詔北上祭掃北宋皇陵。五月，還朝復命時，趙士?等大肆渲染說，自兵興之后，皇陵下石澗水久已干涸，禮成之日，竟水流豐沛，“父老驚嘆，以為中興之祥”（2075頁）。豈料兩月之后，金朝主戰派發動政變；次年便公然毀約，派兵奪回河南陜西之地。宋金重開戰事，“中興之祥”也不再說起。

好在宋金實力此長彼消，在東、西戰場上，金軍不僅未撈到便宜，反而連居下風。紹興十一年二月，諸路私家軍奉朝廷之命，投入柘皋（今安徽巢縣西北）防衛戰中，發揮了聯合作戰的優勢，最終遏阻住金軍的攻勢，取得了會戰的勝利。三月，金軍被迫撤回淮北。但在高宗與秦檜以防衛戰促成和議的既定方針下，宋軍不僅未挾戰勝之威擴大戰果，反而奉命退回江南。有學者指出，柘皋會戰的勝利，“實質上恢復了朝廷的軍事指揮權，在南宋政權最大懸案的收兵權問題上績效卓著”（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中華書局，187頁）。四月，宋高宗斷然罷三大將兵柄，為向金求和掃除障礙。六月，他躊躇滿志地向秦檜為首的宰執班子自詡道：

中興自有天命。光武以數千破尋邑百萬，豈人力所能乎！朕在宮中，聲色之奉未嘗經心，只是靜坐內省，求所以合天意者。（2255-2256頁）

秦檜立馬呼應：“陛下圣德，畏天如此，中興可必也。”君相一唱一和，開始為“中興”話語蒙上“天命”與“圣德”的光環。其后，宋金戰事盡管時斷時續仍在進行，這對君相為實現所謂“中興可必”的政局，一方面緊鑼密鼓地頻繁遣使推動與金朝的和談，一方面處心積慮地加緊對岳飛的迫害。十一月十三日，因宗正寺建請，宋高宗下詔續修《玉牒》（次年秦檜以宰相主持續修工程），記載宋高宗朝的《今上玉牒》即動議于此，其目的“以備中興之盛典”（2282頁）。由此可見，宋高宗與秦檜已開始刻意營造盛世修典的“中興”氣氛。

就在同一天，岳飛父子與張憲卻以“謀反罪”投入大理寺詔獄。兩者對照，觸目驚心。說到底，自宋高宗獨相秦檜起，這對君相的“中興愿景”可謂堅定而明確：對外，與金朝盡快達成和議，以確保半壁江山的生存空間；對內，收奪諸大將兵權，讓大宋的軍隊必須姓趙，以緊緊抓住專制極權的命根子。隨著當年歲末的岳飛之死與次年歲初的和議生效，宋高宗夢寐以求的“中興”之局終于夢圓成真，“中興”語境也隨之急遽地蛻變。

紹興體制下中興語義的蛻變軌跡：以殿試策論為中心

紹興和議體制確立了南北和局，卻是以南宋徹底放棄中原為代價的。這種時局能否稱為“中興之世”，且不說力主恢復的朝野異議者，即便一般官僚士大夫內心深處也未必真正認同。宋高宗與秦檜面臨的棘手問題之一，就是如何欽定“中興”的內涵與外延，在壟斷“中興”話語權的前提下，巧妙引導與大力鼓吹“中興”話題。具體說來，在輿情宣傳上，不僅要讓朝野普遍接受“中興之世”因紹興和議而業已實現，而且要鼓動官民歌頌禮贊這一“中興之世”，進而把宋高宗形塑涂飾成為“中興之主”。

于是，在諸多輿情場合，宋高宗對“中興”內涵進行了煞費苦心的解釋與宣傳。三年一次的殿試策問，既是皇帝向舉子征詢治國大計的重要渠道，也是當時政治輿情的主要風向標。不妨仍就此入手作一番考察。

紹興十二年是紹興和議確立后的首次科考，盡管此前數月的岳飛冤獄已令政治氛圍肅殺凄戾，但質疑和約之聲尚未銷聲匿跡。面對這種態勢，這年策問題在評價紹興體制開局形勢時還留有余地：

今朕祗承上帝，而寵綏之效未著；述追先烈，而紹復之勛未集。至德要道，圣治之所本也，而欲未得。散利薄征，王政之所先也，而勢未行。

從其承認“未著”“未集”“未得”“未行”云云，說明宋高宗其時尚未自信滿滿。但接著策問就直斥那些異議言論：

設科以取士，而或以為虛文；休兵以息民，而或以為不武。

最后，他告誡士子說：

子大夫所宜共憂也。其何以助朕，拯幾墜之緒，振中興之業。詳著于篇，朕將親覽焉。

從要求舉子們助其“振中興之業”，透露出宋高宗還未公然宣稱當下已完成了“中興之業”，還有提振的必要。

這年狀元策作者是陳誠之，他一方面鼓吹紹興和議是“以休兵息民為上策”，一方面建請高宗“行之以誠一，則振中興之業，又何難乎？”舉子楊邦弼答策說：“陛下信順以待天下，又得賢相，相與圖治，中興之功，日月可冀。”（2320-2321頁）他把吹捧皇上與權相接榫“中興之功”，也贏得了殿試第三的好名次。總的說來，這年策問與策論中的“中興”語境已向紹興體制明顯位移，但從振“中興之業”、冀“中興之功”的說辭，說明問策與答策都還未直接標榜“中興之業”與“中興之功”已然告成，宋高宗的自吹自擂與舉子們的阿諛奉承還有所節制。

紹興體制確立的頭兩年里，非議之聲仍未完全絕跡，整肅力度遂不斷加碼，不僅任何異議者都被迫噤聲，胡銓、王庶與張九成等政敵也遭到更嚴酷的貶竄。與此形成對照，受名位利祿誘引的阿諛之臣開始為“中興圣業”唱起了贊歌。紹興十四年五月，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葛立方竭力吹捧“中興大業”史無其比：

陛下決?定計，成此中興。親迎長樂之鑾輿，坐息邊陲之烽火，格天之業，夐無前比。

他進而建議朝廷，糾察那些“懷奸”份子，嚴禁他們“動搖國是”，“煽惑士流”，非議“中興”決策， 應將他們“流之四裔，永為臣子不忠之戒”。宋高宗下詔御史臺“覽察”（2436頁）。

自秦檜獨相，臺諫官都是其爪牙鷹犬。一月之后，御史中丞詹大方上奏，先是歌頌高宗“作新庶政，光啟中興”；繼而請求“明詔大臣，崇獎廉隅，退抑奸險”，確保“大小之臣，咸懷忠良，中興之盛，可立而待”（2441頁）。宋高宗隨即下詔，將這份公開號召整肅異己的奏議張榜朝堂。

五天之后，右正言何若再請甄別君子小人，“如是則一心徇國者，得以輔治，異趣而徇私者，不能以害治”，理由仍然冠冕堂皇：如此“中興之業，愈久而愈隆矣”。宋高宗隨即明示秦檜：“朕任臺諫，正要分別君子小人。若小人者，但時察而去之，斯不害治矣。”（2441-2442頁）

由此可見，紹興十四年夏，在動用國家權力迫害堅持異議的朝野士大夫上，宋高宗與秦檜已達成共識，故而在短短四十天里一而再、再三而地唆使或指令臺諫，將紹興體制反對派誣陷為“小人”，再以維護“中興之業”的名義作為嚴懲的理由。不言而喻，在宋高宗與秦檜的語境里，紹興體制與“中興圣政”是同一政局的不同表述而已，都容不得半點妄議的。

紹興十五年的殿試策并未直接涉及“中興”話題，策問的是如何讓“入仕者皆知趨向之正”（2467頁）。這也表明，盡管政治高壓已經酷烈，但在認同紹興體制上，朝野士大夫遠未達到“趨向之正”的地步，故有必要向這些官僚后備隊強調“趨向”的重要性。

然而，“中興之世”基調既然已在紹興十四年明確敲定，承風希旨之輩便在“中興”語境上進一步引申發揮。紹興十七年，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奉權相旨意彈劾政敵鄭剛中，便振振有詞道：“方今中興總攬權綱之時，而剛中乃爾怙權”（2548頁）。

紹興十八年的殿試策問重回以“中興之主”為論題，據《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策問開頭仍說：

朕觀自古中興之主，莫如光武之盛。蓋既取諸新室，又恢一代宏模，巍乎與髙祖相望，垂統皆二百祀。朕甚慕之。

光武中興結束了新莽之亂，延續東漢二百年天下，規制與疆域堪比劉邦創立西漢，確實讓宋高宗只有羨慕嫉妒的份兒，故而策問接著就追慕光武的話頭自圓其說：“愿聞今日治道，何興補可以起晉唐之陵夷，何馳驟可以接東漢之軌跡。”但紹興體制既定，中原恢復無望，策問便曲為之解：

夫既抑咸宮之鋭，謝西域之質，則柔道所理，必有品章條貫，要兼創業守文之懿，視夏康、周宣猶有光焉。

“抑咸宮之鋭”，典出《焦氏易林》，強調“恭謙自衛，終無禍尤”；至于“謝西域之質”，則用光武中興時“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詞幣以禮匈奴之使”的典故。兩者都是宋高宗把屈己求和說成“柔道所理”的自我辯解。他最后腆顏聲稱：我這“中興之主”比起夏少康中興與周宣王中興“猶有光焉”。

經過近六年的政治整肅與輿情宣傳，這次舉子在答策時凡涉中興語義都知趣地指向紹興和議與紹興體制。高中狀元的王佐熱捧道：“況陛下今日任用真儒，修明治具，足以鋪張對天之宏休，揚厲無前之偉績，則光武之治不足深羨。”他不僅把秦檜捧為“真儒”，更將紹興中興吹噓得比光武中興還了不起。董徳元的答策認為：東晉與中唐的中興，都“失于用兵故耳”，而光武中興“固無如是之失也”，將宋高宗休兵求和以致中興直接媲美光武中興。陳孺的策論也認為當下“中興之盛”已超過光武中興：

今日中興之盛，以言乎內治，則大臣法，小臣亷，百姓遂其衣食，萬物蒙其豐年。以言乎外治，則講信修睦，中外交歡，邊鄙無虞，五兵不試。東漢之事，未足慕也。

而后的任務就是確保“邊隙不生，遠人益服”，全力維護“中興之盛”（2553-2554頁）。

綜觀紹興十八年的皇帝策問與士子策論，不難發現：策問雖仍裝模作樣地以光武中興為效慕的標桿，士子策論卻徑直將宋高宗與紹興體制的評價攀比或超越了光武中興。宋高宗與秦檜厲行打擊迫害的高壓政策，對試圖入仕的舉子們已顯現其強大的震懾力，在這一中興語境下，他們明白應該怎么順著說。

宋高宗與秦檜顯然注意到舉子策論對中興語境蛻變的順應與迎合，三年之后，紹興二十一年殿試策問時索性避開對“中興”內涵越描越黑的解釋與辯護，自信滿滿地宣告“朕承中興之運，任撥亂之責”，也就是說，宋高宗已經撥亂反正，擔起了“中興之運”。舉人趙逵的對策先是歌頌“陛下以神器之大，方與元老大臣協謀比徳，以緝熙中興之功”；繼而指責“百執事之人，因循舊習，不與圣人同憂”。“緝熙”乃光大之意，也就是說“中興之功”已然告成；而“圣人”就是中興圣主宋高宗（2634頁）。

至此，中興語義在內涵上已定于一說，所謂“中興”即指紹興和議體制確立的紹興中興。

慶典祥瑞虛飾中興語境

當然，對“中興之業”與“中興之主”，無論曲為之解，還是強為自信，宋高宗與秦檜總有點底氣不足。于是，鋪張隆重的慶典與神神叨叨的祥瑞便大派用場，有關頌辭也都不約而同地與中興掛上了鉤。

紹興十二年四月，宋高宗生母韋太后與宋徽宗梓宮一起啟程南歸，她已拘留金國達十六年之久。八月，宋高宗親赴臨平鎮奉迎，儀仗隊用黃麾半仗兩千四百八十三人，生生將被俘的太后還朝搞成一場中興慶典。韋太后回宮次日，百官赴殿門拜表恭賀，為慶祝皇太后“回鑾”，朝野獻頌者多達千余人，其中近四百位文理可采者都“推恩有差”。大理正吳?之頌號稱壓卷，吹捧“於皇睿明，運符中興，綿于肅清，乾夷坤寧”（《三朝北盟會編》卷二百二十三），直接把高宗歌頌成“運符中興”的“睿明”之主。

其后，宋高宗與秦檜每年都變著花樣舉行盛大的禮儀或慶典。據《要錄》卷一百四十八紹興十三年二月乙酉條注引呂中《大事記》，就有如下典禮：

十三年初，謁景靈宮，合祭天地，建金雞肆赦，班鄉飲酒儀。

十四年，作渾天儀，復教坊樂工。

十五年，行大朝會禮。

十六年，制常行儀衛，耕籍田，郊備祭器，設八寶，作景鐘，閱禮器，奏新樂。

十七年，祠髙禖。

十八年，圖景靈宮，酌享功臣。

十九年，定蠟義。（2383頁）

這里，對紹興十六年的“作景鐘，閱禮器，奏新樂”，略述其詳。宋高宗下詔鑄造的景鐘高達九尺，屬于紹興新禮器系列，專供天子親祠上帝時撞擊之用。據《中興小紀》卷三十二，景鐘鑄成，宋高宗特命秦檜撰制銘文，“以為萬世不朽之傳”。秦檜在銘文里吹噓宋高宗“徳純懿兮舜文繼”，“貽子孫兮彌萬世”，在進《景鐘銘》表里更不吝諛辭：“中興天子，以好生大徳，既定寰宇，乃作樂暢天地之化，以和神人。”由此看來，為宋高宗涂飾上“中興天子”光環的首秀演員還得數權相秦檜，高宗報以“詞翰甚美”的點贊。紹興新禮器全部鑄成，宋高宗與秦檜率百官赴射殿行禮如儀，觀瞻新禮器，聽撞景鐘，奏紹興新樂，一切仿效北宋治世的皇祐故事，借以抬高紹興中興的歷史定位。

對包括撞景鐘在內的系列慶典，晚宋呂中在《類編皇朝中興大事記講義》（下稱《講義》）卷一《統論·中興國勢論》中評論說：“當神州陸沉之時，而舉前世之繁文曲典，以蓋其茍安之跡，安能中興乎？”這一追詰當然一針見血，但倘若借助西方政治學的觀點，剖析也許更具穿透力。美國政治學家查爾斯·梅瑞安在其《政治權力》一書里指出，統治者出于維護其統治權威的政治需要，總是力圖喚醒被統治者對自己的崇拜與敬仰之情，這種喚起被統治者內心同感的手段稱之為“米蘭達”（miranda）。在古代政治里，鼓吹君主乃上帝派遣，能呼風喚雨等神話，或者彰顯君主威權的各種儀式與典禮，都可以稱作“米蘭達”（轉引自《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2019年2月16日《年度歷史圖書選摘》，丸山真男著、陳立衛譯《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第二章《人與政治》）。顯而易見，在前述隆重的慶典與下述祥瑞的神話中，宋高宗與秦檜正是以“米蘭達”來調動與誘導出朝野士大夫與普通民眾對“中興圣主”的崇拜與敬仰，進而擁護紹興體制的紹開中興。

紹興十八年閏八月，福州奏報盛夏大旱之際忽降大雨，侯官縣竹子結實如米，采獲近萬斛，饑者得食，這是“天子圣德所感，上相爕理之效，實為中興上瑞，伏乞詳酌施行” （2566頁），用所謂“中興上瑞”為宋高宗與秦檜臉上貼金，于是，“圣德天子”下詔將此奏議交付史館，載諸史冊。

紹興二十五年十月，衢州通判周麟之上言：

今天子受命中興，功光創業。近者太廟生靈芝，九莖連葉。此尤瑞應之大卓絕而創見者，宜令有司考故事，特制華旗，繪靈芝之形于其上，以彰一代之偉績。

宋高宗當即下詔有關部門照此辦理。不久，秦檜之孫秦塤與禮部侍郎王珉等權相親黨相繼奏請將各地報來的瑞木、嘉禾、瑞瓜、雙蓮等等，“并繪為旗”，高宗也無不采納。李心傳在記錄這些“中興祥瑞”時，有意轉引了何俌《龜鑒》的說法，一切都讓秦檜頂缸：“檜乃敢有欺君之心。檜之心直欲掩蔽災異，緣飾祥瑞，以文中興，而為固寵之資耳！”（2768頁）然而，所有“特制華旗”的詔命分明是宋高宗親頒的，中興祥瑞的連臺鬧劇自然也都是這對君相聯手執導的作品。

紹興二十年五月，專記宋高宗“中興之跡”的《中興圣統》修成，隆重供奉在陳列歷代宋帝塑像的景靈宮天興殿之西。“奉安”大典，由秦檜之子、知樞密院事秦熺為奉安禮儀使。禮畢，宰相秦檜率百官拜表慶賀。秦熺、湯思退、周紫芝、林機，孫仲鰲、丁婁明與周麟之等在朝官僚都進頌獻詩禮贊中興。周紫芝頌詩云“禮行廊廟喜書成，重此商周說中興”（《太倉稊米集》卷三十三《恭進奉安中興圣統慶成詩》），將本朝中興比以商周中興。這種莊重的慶典，旨在借助盛大的儀式讓天下臣民對慶典指向的主體與主題形成一種神圣、崇拜與敬畏感，主體當然就是捧為“中興之主”的宋高宗，主題就是他的“中興之業”。

從朝野獻呈的詩文看中興語義的蛻變

紹興和議后，朝野士大夫不時主動進獻論表詩頌，其中也頗能折射出中興語境的移步換形與義隨勢轉。

紹興十二年，漢州陳靖獻上《中興統論》，以布衣特補右廸功郎。據《玉海》卷六十二《藝文·論》，其書提“三始、五要、八實之說，深明治體，論事之外自為文章”，應該仍屬建議性的，未必就是諛頌之作。次年，左廸功郎何俌獻《中興龜鑒》十卷，下詔特遷一官。據《浙江通志》卷一百八十二引《兩浙名賢錄》，說他“裒少康、周宣王、漢光武、晉元帝事可施行者，為《中興龜鑒》上之”，足見也是獻策性論著。據此推斷，在和議初成的頭兩年里，盡管秦檜從未停止過對政敵的迫害，但總體態勢屬于單個定點打擊，中興語義仍未定于一尊。

紹興十四年四月，宋高宗批準秦檜“乞禁野史”的動議；十一月，秦檜黨徒楊愿奏請，必須讓“沮講和之議者”與“騰用兵之說者”，無論朝野都“洗心自新”，不許“窺搖國論，詿誤后生”，宋高宗將其奏“揭示廟堂”（2456頁）。這兩個決定，不啻是一個信號，表明朝廷在朝野上下對和議持異見的士大夫著手全面的清算，也意味中興語境急遽逆轉，言說者再也不能自執己見而各唱各調。自此以后，所謂中興語義，大體包括確定不易的幾層內涵：首先，紹興和議業已紹開中興；其次，宋高宗就是中興之主，秦檜則是中興之相；再次，紹興體制與紹興中興只是同一語義的不同表述；最后，妄議紹興體制就是破壞中興大局。至此，中興語境已完全蛻變，朝野士大夫在奏議詩文中也隨之跟進。

紹興十三年，權中書舍人劉才邵詩云，“共說中興似光武，南都賦合繼東京”（《檆溪居士集》卷三《早朝行宮奉呈諸同舍》），已將紹興中興與光武中興相提并論。十五年，他以黨附萬俟卨被秦檜趕出朝廷，出知漳州，為能回朝，他在元旦賀表中將宋高宗捧為中興圣主：“性由天縱，道本生知，紹列圣之宏規，開中興之寶運。”（《檆溪居士集》卷三《賀元旦大朝會表》）

紹興十七年十二月，婺州舉子施諤獻進《中興頌》，另上《行都賦》與《紹興雅》十篇，為紹興中興大唱頌歌，宋高宗特許他永免應試證書。

紹興十八年，歌頌中興的大合唱漸入高潮。敷文閣待制張嵲賦閑提舉宮觀，獻上了中興頌歌，序文強調只是為了留下歷史記錄：

我宋中興，皇帝陛下得賢圣之佐，成昭明之業，而不被之聲詩，薦之郊廟，協聲依詠，以樂和平，汗青書策，以示得意，使后世何稽焉？（《紫微集》卷一《紹興中興復古詩并序》）

他在頌詩里諂媚宋高宗“過于堯禹”，強調從夏朝少康到東晉元帝的所有中興，都大動干戈才獲致的；“方之皇帝，爝火太陽”，意即比起皇帝您，他們簡直就像小火把相比紅太陽。宋高宗很受用，下詔嘉獎，豈料他隨即去世，無福消受龍恩。

周紫芝進呈了《大宋中興頌》，序里描繪了一幅中興盛世圖：“寢兵以來，海內清平，文章華煥，考之詩書，皆所未有。”他也另有一套吹功，說宋高宗“方之舜禹，未或遠過”；還不忘表態，說作為“寒生均與斯民蒙被圣澤，敢作頌詩以申歌詠”（《太倉稊米集》卷四十三）。

張嵲與周紫芝之流原是草偃風從的無節文人，奉諛獻媚無足為怪，史家鄭樵竟也來趕場，卻令人驚愕。他在《夾漈遺稿》卷一《題夾漈草堂》詩里可自稱過“布衣蔬食隨天性，休訝巢由不見堯”的，這次趕場卻比張、周兩位還早。正月十一，年還沒過完，他便以草萊之臣上書道：

陛下誠格上下，孝通神明，以天縱之圣，著日新之徳，君臣道合，一言而致中興，自書契以來未之聞也。（《夾漈遺稿》卷二《上皇帝書》）

他的主旨希望朝廷支持他編成《通志》，倒也無可厚非。但一涉及時政話題，鄭樵也顯然接受了業已蛻變的中興涵義，不僅認同君相道合而致的紹興和議，而且視為史無前例的中興大業。他最后表態，“微臣遭遇右文之世，寧無奮發之情”，意思說，我遇上了發展文化的大好時代，豈能沒有奮發報答之情嗎！聯系前一年，在《上宰相書》里，他對秦檜也表達過類似見解，“以為宋中興之后，不可無修書之文”，他是把編好《通志》作為呼應紹興中興的文化工程來看待的。作為大史學家，《通志》自有其價值，但在野的鄭樵對中興的表述已與定于一尊的中興語義完全合拍，無論是自覺認同，抑或是無奈順應，都足以表明：借助政權強力，宋高宗與秦檜對中興語境已成功干預了輿論的走向。

權相秦檜與中興語境之關系

中興語境的強制性蛻變，秦檜是自始至終主導其間并熱衷其事的。他的目的主要有三層。一是通過對中興內涵的威權性規定為紹興體制打造合法性；二是進而以維護紹興體制為借口，嚴厲清算與整肅對紹興和議及其權相專政持有異議的所有政敵；三是借助牢牢掌控的中興話語權，在將宋高宗抬為中興圣主的同時，也將自己形塑為中興圣相。他的這些用心隨著中興語境的逆行也都如愿以償。

紹興十二年，周紫芝向權相上祝壽樂府，稱頌秦檜以和議致中興，不知怎樣才能報答這無上功德：

從來定亂必以戰，公以不戰為中興。兩朝歲活數百萬，報公福祿知難名。（《太倉稊米集》卷二十七《時宰相生日樂府三首并序》）

紹興十五年，宋高宗為秦檜御書“一徳格天之閣”六字匾額，張嵲向權相獻賀詩說，“中興如問君臣美，萬世昭時六字傳”（《紫微集》卷一《賀師垣賜御書一徳格天之閣牌》），也以中興君相來歌頌宋高宗與秦檜。諛媚秦檜為輔佐中興之相的詩文連篇累牘地送入秦府，其中仍有周紫芝：

南北交歡萬國寧，不將黔首比金繒。時人未會新盟意，要與昭陵作中興。（《太倉稊米集》卷二十九《時宰生日詩三十絕》）

紹興十八年，中興頌歌最高潮時，周紫芝上《大宋中興頌》，特別頌揚高宗“尊用元臣，以扶昌運”，“天子曰都，是任良弼”。張嵲也阿諛宋高宗獨相秦檜決策議和事：“與之共圖中興之事，君臣一德，如魚之有水。”（《紫微集》卷一《紹興中興復古詩并序》）

紹興十九年，秦檜黨羽張邵上奏，獻媚秦檜是“我朝賢相，道義忠節”，還說在金國時秦檜為宋徽宗起草致金帥的長信，請將其稿本送史館存檔，“以彰陛下任用之當，所以能致中興之盛”。秦檜借機表白，說信稿證明“講和本出徽宗圣意”；高宗也自噓“兼愛南北之民，以柔道御之也”（2582-2583頁）。在營造以和議致中興的語境上，這對君相堪稱心照不宣。

當然，在中興話語權上，除了借徒黨之口，若有機會秦檜也絕不忘自己發聲。紹興二十二年三月，他對高宗說：“陛下今日中興，內外無事，所乏者循吏爾！”（2654頁）既以中興太平來粉飾時局，又以任用循吏為自己安插黨羽打掩護。他還以中興的名義提醒宋高宗堅守和議體制。紹興二十三年七月，秦檜對高宗回顧和議來之不易：

臣伏惟陛下，昨自軍興之初，為宗社生靈計，躬至軍前，權與和好，因上格天心，中興國祚。臣至愚極陋，繼亦將命，出于自請。當是時，豈意有今日依乘風云之幸。蓋捐軀殉國，萬一近似，乃得與今日休兵保邦之大議，非偶然也。（2691-2692頁）

據《中興小紀》卷三十六，紹興二十五年八月，秦檜奉承宋高宗說：“陛下成中興（國）之功，而知民疾苦，蓋兼漢孝宣、光武之事業。”對秦檜的阿諛，宋高宗故作謙虛道：“朕何敢望二帝？然志所深慕。”

對如何掌控中興語境的話語權與解釋權，秦檜盡管主導在前，卻完全契合宋高宗的當務之急，他倆不僅一拍即合，也始終配合默契。宋高宗與秦檜君相一體，出于政治需要，管控輿論，夸飾中興，其后果十分惡劣。對自詡中興的夸夸其談，胡寅早在紹興八年就提醒過：

淺士短識，久誦中興，智者寒心，方憂極弊。若不及時大有變革，改紀國政，以趨事功，而因陋就簡，日復一日，至于智者無以善后之時，正使（張）良、（陳）平復生，不能為陛下計矣！（《斐然集》卷十一《戊午上殿札子》）

其時，宋金議和還是進行時，胡寅就警告：侈談中興無異自我麻痹，必將導致“無以善后”。及至紹興和議確立，為專斷中興話語權，經宋高宗默許與授權，秦檜一方面嚴禁對紹興體制發聲妄議，一方面誘導對紹興中興歌功頌德。李心傳《要錄》引《林泉野記》描述說：

又命察事卒數百游市間，聞言其奸者，即捕送大理寺獄殺之。上書言朝政者，例貶萬里外。日使士人歌誦太平中興盛治之美，故言路絕矣！（2772頁）

于是，在紹興體制下，和議之前對中興內涵不同理解與各自言說的局面一去不再，“太平中興盛治之美”成為不容質疑的中興語境，誰也不敢越雷池半步。這種侈談中興之弊已遠超過胡寅當年的警告，其危害正如呂中后來所說：

秦檜始則倡和議以誤國，中則挾敵勢以要君，終則飾虛文以為中興，使一世酣豢于利欲之中，奉敵稱臣而不以為恥，忘讎事敵而不以為怪，其弊可勝言哉。（《講義》卷一《統論·中興國勢論》）

在某種程度上，正是這種虛飾的“中興盛治”決定了其后南宋國勢的總格局。

紹興更化與中興語境的定格

紹興二十五年十月，權相秦檜去世；宋高宗隨即標榜“更化”，史稱“紹興更化”。朝廷將如何定調紹興和議體制以及相關的中興語境，尤在朝野官僚士大夫的關注之列。宋高宗罷黜了權相秦檜的親故死黨，但根本不準備全盤清算。“更化”期間，最受倚重的御史中丞湯鵬舉，也曾奔走在秦檜門下，高宗卻看重他俯首帖耳地聽命自己，不久就讓他升為執政。由高宗親擢而繼秦檜為相的萬俟禼、沈該、湯思退，也都先后趨附過權相，但湯思退居然在相位上待到紹興三十年歲末。正如后人所說，這一局面完全是“一檜雖亡，百檜尚存”（呂中《講義》卷十三），這些秦黨余孽行事說話完全秉承著皇帝旨意而看風使舵。

對所謂“更化”，宋高宗定見在胸：為強化君權，對權相勢力自有必要適度打壓；但對秦檜參與打造的紹興體制卻絕不容忍有任何“妄議”，這無異自砸專制極權的通靈寶玉；中興語境既然與紹興體制休戚相關，在話語權與語義解釋上當然也不容許有任何動搖。就在接報秦檜死訊次日，宋高宗“傷悼久之”，為此明定了基調：

秦檜力贊和議，天下安寧。自中興以來，百度廢而復備，皆其輔相之力，誠有功于國。（2773頁）

次月，宋高宗賜謚秦檜“忠獻”，據謚法說，“慮國忘家曰忠，文賢有成曰獻”。太常寺進上謚議，在紹興議和與中興語境上準確傳遞了圣意：

故太師贈申王秦檜，光輔圣主，紹開中興，安宗社于阽危之中，恢太平于板蕩之后，道德光天地，勛業冠古今，雖備道全美，不可主一善名一功，而崇報之典，嚴于定謚，尤當先其報國之大節，傳道之顯効焉。（2776頁）

既然宋高宗高度評價了秦檜“紹開中興”的勛業大節，蟄伏在朝的秦檜余黨聞風而動，上言時便延續權相專政時的中興語境。同月，殿中侍御史湯鵬舉獻媚道：“陛下慎簡群材，鼎新百度，內外莫不歡欣，而和氣所以充溢，中興之治可以持守。”（2781頁）但質疑中興、“妄議邊事”者，卻頗有其人，他們不僅“鼔唱浮言”，甚至“獻章公車”，即公然上書。有鑒于此，次年三月，宋高宗下詔，鄭重聲明：

朕惟偃兵息民，帝王之盛德；講信修睦，古今之大利。是以斷自朕志，決講和之策。故相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其存亡，而有渝定議耶？

他嚴厲警告那些“無知之輩”：“如敢妄議，當重寘典刑！”（2787-2788頁）

據《中興小紀》卷三十七，這年歲末，宋高宗再次下詔，將秦檜去世前不久為御制《先圣先賢圖贊》撰寫的贊文在國子監勒石上碑，俾其與宸翰親書的《先圣先賢贊》同“為不朽之傳”。正如研究者所說，“贊文計劃是企圖恢復并鞏固高宗對1142-1144年的中興修辭的主導權”（《歷史的嚴妝》，131頁），足見在所謂更化中，宋高宗對中興話語權不僅從未松動，反而不斷固化。

也是這年五月，左相沈該將宋高宗即位三十年來的“玉音”匯編成《中興圣語》六十卷，作為討好今上“紹開中興”的大禮。九月，遷升御史中丞的湯鵬舉奏請高宗下詔吏部與刑部，將刑部判刑與吏部用吏的合用條例“修入見行之法，以為中興之成憲”，從人事任命與刑事法規上為“中興成憲”保駕護航。顯然，沈該與湯鵬舉所說的中興，與秦檜參與設定的中興內涵完全是一脈相承的。

惟其如此，當金主亮毀約南侵戳穿其中興幻像時，吳璘以四川宣撫使發布討金檄文，卻仍然延續了朝廷規定的中興語境：

主上紹開中興，宏濟大業，望山河而隕涕，瞻陵廟以傷心，蓋臥薪嘗膽之是圖，寧拯溺救焚之敢緩。然人命至重，佳兵不祥，靡辭屈己以事讎，姑欲安民而和眾。（3230頁）

直到次年五月，宋高宗與宋孝宗禪代之際，這種中興語境不僅維持未變，朝野士大夫也都習以為常而安之若素了。據《于湖集》卷二十，張孝祥這年上《賀太上皇帝遜位表》，贊頌宋高宗“巍巍蕩蕩，繇艱難馴致于中興，汲汲皇皇，在底定弗忘於無逸”；進《賀今上皇帝登極表》也說：“十一世而益，光邁建武中興之事，八百年其增，卜侈成周過歷之期。”張孝祥雖與秦檜之孫秦塤的同榜狀元，后人仍稱他“立朝之節，猶有可觀”（《講義》卷十二《科舉媚權相》），但在兩封賀表里，他也承認宋高宗底定中興之局，期待宋孝宗作為宋朝十一代國君，功業要超邁漢室第十代的“建武中興”（建武為光武帝開國年號），也隱然將紹興中興譬為光武中興。

進入孝宗朝，將紹興和議說成紹開中興，稱宋高宗為中興之主，在中興語境中已成定論。據《松隱集》卷三十《崇先顯孝禪院記》，隆興元年（1163），曹勛在一篇寺院記里揄揚道：“紹興皇帝，執符御宇，光啟中興。”乾道二年（1165），他在《乾道圣德頌》里稱宋孝宗“膺上圣之期，繼中興之統”，也確認“中興之統”開創者是宋高宗。

竟是誰家之中興？

淳熙十四年（1187），太上皇宋高宗去世，宋孝宗上謚號“受命中興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受命中興”正是紹興體制確立后宋高宗刻意形塑的自我定位，如今受到繼承者的最終確認，他應該滿意閉眼的。其后直至宋亡，記載宋高宗朝的檔案典籍，冠名“中興”幾成慣例，諸如熊克的《中興小歷》，梁克家領銜的《中興會要》，留正領銜的《中興兩朝圣政》，太常寺匯編的《中興禮書》，佚名（一說陳均）的《中興編年舉要》（即《中興兩朝編年綱目》），呂中的《類編皇朝中興大事記講義》，趙順孫編的《中興名臣言行錄》，李壁編著的《中興諸臣奏議》與《中興戰功錄》，趙牲的《中興遺史》，佚名的《中興御侮錄》，陳骙的《中興館閣書目》與《中興館閣錄》等等，甚至連黃昇輯錄的南宋詞選也名為《中興以來絕妙詞選》。由此可見，宋高宗是紹開中興的中興圣主，已然成為毫無疑義的朝野定論。

《宋史·高宗紀》論贊部分比較夏少康、周宣王、漢光武、晉元帝、唐肅宗、宋高宗說，“六君者，史皆稱為中興，而有異同焉”：其中“晉、唐、宋則歲月相續者也”，宋高宗與晉元帝、唐肅宗都維系了王朝紀年的賡續不斷；而“少康、宣王、肅宗、髙宗則父子相承者也”，宋高宗與夏少康、周宣王、唐肅宗同樣擁有子承父位的得統之正。然而，《高宗紀》卻毫不假貸地斷言，“至于克復舊物，則晉元與宋髙宗視四君者有余責焉”，即宋高宗與晉元帝所謂中興，在光復故地上，與少康中興、宣王中興、光武中興與靈武中興相比，卻同樣負有不可推諉的責任。其論宋高宗云：

其始惑于汪、黃，其終制于奸檜，恬墮猥懦，坐失事機。甚而趙鼎、張浚相繼竄斥，岳飛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一時有志之士為之扼腕切齒。帝方偷安忍恥，匿怨忘親，卒不免于來世之誚，悲夫！

不妨將元代史臣的這一看法與宋季史家呂中評論秦檜作一比照：

今我朝中興，自紹興五六年以來，張、趙之議論已葉，張、韓、劉、岳之規模已定。政事日修于一日，國勢歲異于一歲。人事亦可謂盡矣。而天理不明，反在晉下。此檜所以為罪人之魁也。（《講義》卷十）

呂中不可能直斥宋高宗，只得拿秦檜說事，甚至不無偏激地認為，南宋中興還不如東晉南渡。在《講義·統論》里，他從中興規模、中興制度與中興國勢三方面系統剖析并深入闡述了對南宋中興的總看法。呂中未必不明白，所謂“紹開中興”的和議體制都是宋高宗“斷自朕志”，再聯手秦檜共同打造的，從而決定南宋只能與東晉那樣退居東南。

本文宗旨并非研判宋高宗是否“紹開中興”，即據元代史臣之說，宋高宗也廁身“史皆稱為中興”的君主之列。至于宋高宗與前代中興之君的成敗高下，乃至所謂紹興中興的規模、制度與國勢，也不在本文范圍之內。我們僅僅依據史書記錄，結合紹興和議與紹興體制確立前后的政局變動，考察中興語義在內涵與外延上是如何隨之移步換形的，在解釋權與話語權上又是如何從相對多元寬松轉向徹底專一獨斷的，通過中興語境的蛻變來揭示紹興體制的專制底色。

無論內涵，還是外延，“中興”原就是一個語義模糊的概念。南宋學者王觀國就活動在紹興年間，他在《學林》卷一《中興》里為其下過定義：“中興者，在一世之間，因王道衰而有能復興者，斯謂之中興。”也就是說，在同一朝代，能從統治衰壞而中途復振的，就可說是中興。至于復興到何種程度，才稱得上中興，即便同時代人，不同的個體、階層或政派在理解上未必會有完全的共識。惟其如此，宋高宗獨相秦檜以前，朝野議政雖然言必稱中興，卻各抒己見，未定一說，無寧說是朝政寬松與言路未閉的正常現象；而紹興和議以后，宋高宗與秦檜以政治迫害為手段，強力干預進而徹底專斷對中興的解釋權與話語權，正是專制極權理虧心虛的表現。

宗澤、李綱與岳飛都死于紹興和議之前，不妨回顧他們當年對中興內涵的理解。

建炎元年十月，宗澤對宋高宗說：“天下之民，延頸企踵，日望鑾輿之歸，經理中原，以建中興之業。”（《宗忠簡集》卷一《乞回鑾疏》）他無疑是把“經理中原”納入“中興之業”的。

紹興元年，李綱盡管已遭黜賦閑，仍在和詩里寬慰友人說：“舊國故都休悵望，中興恢復佇旋歸。”（《梁溪集》卷二十八《次韻陳中玉大卿》）他也是將恢復舊國故都與中興奏凱視同一體的。

紹興十年，岳飛取得郾城與潁昌之捷后進軍朱仙鎮，準備光復舊京，同時派奇兵深入河東、河北，志在恢復中原。大功垂成之際，卻收到強令班師的御詔。他在《乞乘機進兵札子》里懇請宋高宗：“此正是陛下中興之機，乃金賊必亡之日。”（《金佗稡編》卷八《行實編年五》）岳飛顯然把收復中原視為宋高宗的中興之機與自己的中興之功，孰料一年之后，竟死于宋高宗與秦檜之手。而紹興七年，宋高宗還對他信誓旦旦：“中興之事，朕一以委卿！”（《金佗稡編》卷八《行實編年四》）

宋高宗與岳飛，宋高宗與秦檜，都有過“中興”的對話，但中興語境與語義卻各不相同。在紹興體制下，鼓吹紹興和議“紹開中興”，那究竟是誰家之中興？看來只是紹興皇帝宋高宗的中興，而絕對不是宗澤、李綱與岳飛夙夜以求的中興，也決然不是“中原父老望旌旗”的那種中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