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畢業后，沒有回國去繼續自己已有相對基礎的公益法律服務事業，而是在好奇心的驅使下，來到了印度，一個非常陌生的國家。在特別好的朋友或近親屬中，支持我這一選擇的不多。直到今天，還經常被同情，甚至有時被責問，即使不能留在美國，就在中國待著也好。這些建議都是出于好心，但這也經常提醒自己思考一個問題：中國正日益走向國際舞臺中央，但中國公民看世界的角度其實還很局限。

在老公不反對，原先單位負責人也相對支持的情況下，終于還是與印度結緣了。還記得當時北京飛德里的直飛都是夜航，凌晨落地，自己一個人是斷斷不敢的，原因跟大家了解得一樣，我對印度的了解也會受一些負面新聞的影響。于是，專門買了從香港轉機的機票，為的是能晚上較早落地。結果接我的司機跑到國內到達口，害得我等了半天，接上我時已經凌晨了。為了確保安全，我讓司機跟大學負責人通電話，確認后才敢上車。一路上，戒備心使我保持高度清醒，順便打量著車窗外的環境，感覺跟自己曾經生活過的北京有很大差距。

到印度后，情緒偶爾可能會低落，但是，好奇心讓我對自己的探索之旅充滿期待。

回顧四年來的感受，尤其作為一個在中國背景下成長起來的公民，我感覺，印度是一個第一眼讓人有點失望，但越相處越有味道的國家。看印度，真的有種“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的感覺。那復雜的多樣性，讓不同興趣的人，總會在印度找到適合自己的“款式”，也會給他們實實在在討厭印度的理由；而那無處不在的矛盾，也讓人有種玩迷宮游戲的幻覺，既迷茫又刺激。所以，對印度，請不要籠統地說愛或恨，要說你愛她什么，討厭她什么。

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將在下文中與大家分享三個有關印度的見聞。

在印度大學中全職任教的非語言類中國籍教授，我可能是第一位。大學是我觀察印度的第一平臺，而我的第一手觀察，相信也在拓展著中國對印度的觀察視角，豐富著相關領域的研究信息。

我所在的金德爾全球大學，是一所年輕的致力于探索世界一流大學的印度私立大學。這是一個來自精英家庭的年輕人匯集的地方，為我提供了一個觀察印度未來主宰者的窗口；這是一個在低效、官僚的印度社會中正努力實驗社會創新的地方，讓我有機會參與并見證印度社會變革的可行路徑探索；這還是一所定位于全球化的大學，讓我有機會近距離觀察，在印度人主導的語境下，他們是如何進行跨文化管理和運行的。

走近印度上層中產家庭的學生

我所在大學是印度最貴的私立大學之一，雖然也有獎學金等的支持，但能讀得起這所大學的學生，大多數來自上層中產階級家庭，如來自大學教師、中學校長、律師、企業高管，或擁有家族企業的家庭，也有來自政府、議會、法院等高級職員甚至是部長的家庭。在印度教書近四年，直接教授了近300學生。近距離觀察這些家庭的學生，感覺他們的知識面很廣，權利意識很強，表達能力突出，總體上比較有修養。有些學生，獨立思考能力和分析問題的能力也很強。

這些“90后”的孩子，成長于印度的經濟開放后，也見證和參與著印度日趨成熟的民主，尤其習慣了印度最高法院日趨強勢的社會治理地位，對法律和法院在民主運行中的關鍵作用已當作必然甚至是信仰。權利本位主導著這些孩子的思維，不僅影響著他們的個人行為和思維，也影響著他們對社會各種問題的解決思路。這種極強的權利本位，對于預防印度再次陷于威權政治，是基礎性保障。但是，其負面的作用也日趨明顯。比如，因權利沖突引發的騷亂越來越多；對于社會領域很多問題的解決，過多依賴法院牽引，局限性很大。更重要的是，過度從權利視角看問題，年輕人的社會責任感容易停留在虛幻狀態：他們可以很容易批評政府在弱勢群體保護方面哪兒做得不好，但他們卻很難想出一個可行的解決問題的思路。我有一門課，名叫“律師在社會變革中的作用”，期中考試是讓他們運用課堂所學，解決身邊的一個小問題，包括通過實證數據和訪談，找出問題的癥結，并設計出一個可行的解決方案。我發現學生們特別喜歡談大問題，而且很容易陷入權利分析。引導他們實際上解決一個問題，并不容易，只有極少數的例外，如此當這些學生成為決策者時，這種思維方式恐怕難以避免。

見證印度社會創新探索

印度治理運行受到很多問題的困擾，如腐敗和低效。印度的復雜權力制衡模式和碎片化抗爭性政治，也讓印度的制度性改革面臨很多挑戰。這種官僚和低效在高等教育中也體現明顯，印度裔諾貝爾獎獲得者Amartya Sen就尖銳指出，印度公立大學的運轉，就如同政府的一個部門，官僚而低效。其實，印度的官僚低效，不僅僅體現在公立大學的治理上，還體現在印度高等教育的治理結構上，這種低效影響著印度大學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根據印度大學撥款委員會（UGC）的數據，截至2017年2月，印度有789所大學，37204所學院，11443個獨立研究機構。但在QS, THE和上海交大的世界一流大學排名中，印度從沒有大學進入前100，偶爾有一兩所進入前200，也都在150—200名的區間。從政治和法律上來說，印度私立大學是有成長空間的，但因受制于這種腐敗、低效的治理環境，真正具備世界一流大學的發展潛力很小。

在這樣一種社會背景下，在世界一流大學牛津、哈佛、港大等讀有學位的庫瑪校長，放棄香港教職，回到印度開始實踐他的印度世界一流大學夢。通過參與和見證金大的成長，我發現，印度自下而上推動的社會變革雖然不容易，但也有其不同于中國的特點。

就像印度其他初創企業那樣，印度私立大學初創早期受制于低效、腐敗的官僚系統。這種拖沓的官僚化程序和腐敗，會給初創者帶來很大消耗，包括資金和時間上的成本。如何辦成事，還能探索出一條有尊嚴地和政府互動的路徑，是初創期的關鍵考驗。一旦沖破初創期的官僚羈絆，私立部門包括私立教育的靈活性優勢就會大大體現。這也是與印度很有歷史感的公立大學相比，金大在國際知名度方面迅速上升的原因。

印度對私營部門沒有體制內外的政治限制，等一個私營企業或私立大學突破初創階段的羈絆，發展到一定規模時，他們在印度社會就會有很大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印度憲法治理中的政治保護，如權力制約、言論自由、司法獨立等就會給他們創造安全感和發揮作用的空間。對印度私立大學而言，他們在世界一流大學競爭中能夠走多遠，限制他們的不是政治，而是情懷。很多私立大學過度商業化，是他們走不遠的核心制約。在印度，如金大這樣有情懷的私立大學近幾年正在逐步增加。

所以一位在日本多年的印度人總結說，印度沒有什么正常運行，但都可以改變（Nothing works but everything can be fixed）。印度社會的失靈部分，來自于政府的低效和不被信任；但印度社會的活力，來自私營部門，因為他們的成長，沒有政治“天花板”。

感受印度人主導的國際化

在金大當老師是我在海外的第一份工作。在一種跨文化的環境下工作，使我對跨文化的思維和交流有了更敏感的認識。因為這所大學是一所國際性大學，它還為我提供了一個觀察印度人主導國際化工作氛圍的窗口。

Amartya Sen曾有一本書，叫《愛辯論的印度人》，里面分析了很多印度文化的因素，從中我們可看出，多元化共存是印度文化的根，而能滿足這種多元化共存的現代政治制度就是民主制，所以批評印度不切實際選擇民主制的說法是有局限的。

以我所在大學的工作環境為例，非常寬松，也很多元化。在課堂授課方面，大學從沒告訴國際老師，哪些該講哪些不該講，評價的標準是授課質量。大學老師的觀點非常多元化，比如關于印度最高法院2015年的法官任命制度的判例，大學分成各不相同的派別，校長和一些老師是支持派，政府與公共政策學院院長與其他一些老師是反對派，還有一些中間派，他們都在印度媒體上撰文來表達各自觀點。在印度人看來，這一點也不奇怪，這就是印度文化的根脈。在老師的引入方面，印度籍老師也是各種背景的都有，國際老師來自25個國家，特別自由主義的和特別反對自由主義的都有。每天大學都分享所有老師在當天媒體上發表的文章，各種觀點都有。

作為私立大學，金大并不刻意跟隨政府的主調走，而是發揮私立主體的自主空間，去做他們認為“對”的事情。比如，印巴關系緊張，印俄關系很淡……大學就努力引入這些國家的老師，并積極發展跟這些國家的大學的交流。在大學的日常運行中，老師也會挑戰大學的某些決策，如印度政府要求大學收集印度老師的身份證信息和國際老師的護照信息。教務長的信一發出，就有老師給全校公開回信，指出大學不是要配合政府做這些侵犯隱私的事情，而是應該提起公益訴訟中止這一行為。他還明確表示，自己會拒絕提供這一信息，大學可以選擇開除他。

當然，很難說這個大學代表印度國際化整體水平，但它也是一個比較好的事例，即展現印度有過海外經歷的精英階層主導國際化的管理能力。這或許從某種程度上也能說明，為什么在硅谷的印度精英可以在多元文化的國際大公司的管理上游刃有余。

最后，我想說，在美國待了近三年，在印度待了四年，比較而言，印度是個很有廣度和深度的國度。如果四年前認為自己的決定是“勇敢”的話，四年后，我應該為這個決定感到自豪。

（作者張文娟系印度金德爾全球法學院副教授，國際合作助理院長，金德爾全球大學印中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本文轉自“中印智慧橋”，文章出自故事集編委會：《中印“學”緣——中印學生留學故事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11月。原題為：“張文娟：在印度大學做老師”。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