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宗頤先生說過：“善堂文化是潮汕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們提倡‘潮州學’，如果摒棄善堂文化的研究，就有遺珠之憾。”潮州總兵方耀，以本籍武將身份創辦汕頭同濟善堂，這個善堂承載著諸多近代重大事件，但史闕有間，善堂相關史實長期隱而不彰。2017年汕頭青年學者許壁鋒開始重建同濟善堂信史，筆者在此基礎上繼續推進，或對人們了解近代城市自治、潮汕善堂文化有所助益。

同濟善堂緣起

截至2001年，潮汕地區善堂數量仍高達300座，在中國大陸來說可謂絕無僅有。實際上，1949年以前各地存在過無數善堂，后來都未能得到恢復，唯有潮汕地區能在改革開放以后加以發揚光大，這種獨特現象的形成，既有地域因素，前人的創造性也不可忽視。

慈善界多將潮汕善堂起源追溯到宋代大峰祖師，將崇祀大峰的潮陽報德堂認作潮汕善堂的起點。學術界則尚有異說，鄭群輝認為潮汕善堂的歷史起點是清初揭陽的慈濟會堂，善堂大規模普及則在晚清時期。（鄭群輝：《潮汕佛教研究》第225-252頁）晚清潮汕善堂的大量涌現，與汕頭開埠有直接關系，這些善堂大多是為應對鼠疫等災害而成立，而時疫的傳播，又與汕頭的粵東航運中心地位密切相關。

目前所知汕頭市區最早的一家善堂是同濟善堂。同濟善堂的成立年份，以往多認定為1895年，創始人為吳創志。（《升平文史 創刊號 潮汕善堂專輯1》）這個說法可能來自潮汕聞人林仔肩。1948年，他在潮州《大光報》發表《吳創志傳》稱：

無何，汕頭瘟疫，……君樂善不倦，與知友議創同濟善堂，假座漳潮會館，開會時推予主席，說明汕頭開善堂之必要，眾以章程屬予，時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八月初一日也。堂創于漳潮會館東……（潮州《大光報?方志》第52期，1948年4月13日，標點符號略有更動。）

覆按早期史料，筆者發現林仔肩是把1895年的善堂“中興”當作創始。英國公共檔案館檔案中收錄的惠潮嘉道公函，可證明1888年以前善堂已經存在。公函稱：“中國同濟善堂前在該處，作為醫院養病，迭據德國領事官于光緒十四年、二十年、二十四年，以該處貼近洋人住屋，不準建造醫所容留病人，歷經請道札縣禁阻在案。”（吳滔：《紅線本可遷就：〈英國公共檔案館檔案〉所見清末汕頭的地產爭端》）

引文表明，1888年以前汕頭同濟善堂就已存在，地址在德國領事館（今外馬路149號汕頭市文化館）附近。1900年春丘逢甲撰寫的汕頭同文學堂《稟稿》稱：學堂“權就汕頭同濟善堂開辦”。由此可知，同濟善堂的最初地址在今外馬路129號。善堂負責人林仔肩于1899年利用善堂前座東西齋創辦汕頭嶺東同文學堂，1901年丘逢甲出任監督（校長）。

1914年《存心善堂成立及各處義冢碑》記載：存心善堂成立之初，“先借同濟外局暫為設壇之地，后因同濟外局另有要用，故又移駐于華佗仙師廟內。”據香港中文大學鐘佳華研究，“同濟外局”指外馬路129號，所謂“另有要用”，就是用來創辦同文學堂。（鐘佳華：《黨怵眾咋的日子：同文學堂風潮與丘逢甲的前途》，《客家研究輯刊》2002年第1期）

宣統元年（1909）六月廿八日《嶺東日報》刊登《同濟善堂董事暨司理同人公啟》，據鐘佳華引述，先由“方軍門恫癏在抱，捐資始創于鹽埕頭”，其后“經善人吳創志等鼓舞勸捐，竭誠維持。因鹽埕頭地方遼遠，乃契買鎮邦街之現局住處。”這份公啟完美地解決了諸多疑點：同濟善堂最初由方耀捐資創辦于“鹽埕頭”，汕頭在開埠前乃是小江鹽場的分場，外馬路中段原是曬鹽場；1895年，吳創志認為此地距離汕頭埠（老市）過于“遼遠”，于是在“漳潮會館東”購買新址，此即同濟“內局”。

同濟善堂最初的名字叫做“同濟醫局”，簡稱“同濟局”，有時也叫“同濟善堂”“同濟醫院”。1883年5月28日香港《循環日報》報道：“……去歲經方鎮軍偕省垣紳士捐貲制造膏藥，延醫到汕頭設局贈醫……汕頭醫局創自方鎮軍……”方耀這時已高升廣東水師提督，尊稱也從“方軍門”改為“方鎮軍”，“去歲”即1882年。1941年，汕頭市社會局編制的《汕頭市慈善團體一覽表》記載，同濟善堂成立于“光緒八年”即1882年。（《社會季刊》1942年第一期）至此，我們可以完全確定，同濟善堂由方耀創辦于1882年，最初地點在“鹽埕頭”即今外馬路129號。

汕頭青年學者許壁鋒，經多年查閱文獻、地圖以及“田野”調查，確認今小公園安平路內“安錫巷”原名為“同濟局巷”，1950年代因附近有“打錫巷”而改現名。（許壁鋒：《同濟局巷百年滄桑》上、下篇，載《汕頭特區晚報》2017年11月22日、29日）經查對老地圖及實地勘察，可知“漳潮會館東”的位置，即今“安錫巷”無疑。“同濟局巷”后來也叫“同濟善堂巷”，見1930年代汕頭地圖。

同濟局巷東西走向，長度不到百米，北面編單號門牌，南面為雙號。據1933年《汕頭指南》，當時同濟局巷門牌編號為1-10號。澄海巨商高學能，清末曾買下同濟局巷一座住宅，樓高三層，后歸其子汕頭總商會會長高繩之使用。高繩之以商界領袖身份，辛亥革命后曾出任汕頭民政長。民國初年，高繩之胞弟高伯雨從香港回汕頭，就住在此處。1928年起，高繩之長子高伯昂長居于此，門牌為同濟局巷4號，數年后改為6號。（高伯雨：《聽雨樓隨筆》第三冊第27頁）。

方耀其人

歐洲商業城市都有自己的保護神，雅典的保護神就是雅典娜，汕頭的保護神則是天后（媽祖）。媽祖信仰起源于宋代，曾遍及中國沿海各地，老媽宮（天后宮）為汕頭城市的精神所寄，老媽宮戲臺建筑得美輪美奐，為的是演戲酬神。

晚清潮州總兵方耀則是汕頭的“保護人”。方耀通過清鄉重建城鄉秩序，疏浚韓江減少水患，使這個口岸城市保持持續繁榮。晚清時期，汕頭曾經很接近歐洲的自治城市。1865年，方耀領導汕頭商人創建六邑會館（萬年豐會館），負責維持汕頭的商業秩序與社會秩序，同濟善堂屬于城市自治的組成部分。方耀去世后，商人自治傳統仍然延續，辛亥革命后逐步走向終結。

1891年方耀去世，海關稅務司辛盛（C.L. Simpson）在潮海關十年報告中，濃墨重彩地為方耀唱贊歌：

在出身于廣東或在廣東任過職的許多有名望的官員中，沒有一個像方耀將軍一樣為汕頭的繁榮做了那么多事情。……1870年，他受命恢復汕頭周圍地區的秩序。……直至許多村落被摧毀，數以千計的人喪生，才恢復一點象樣的秩序。……時間似乎證明了他的政策有道理。因為從那以后，到處一片平靜，人民感到了安全，能夠將注意力轉移到耕種土地，從事和平生產上來。一度荒廢的田地重新耕作，荒山變成了梯田。甚至無數河濱泥地經過圍墾、排干，使之生長出豐富的作物。……他還發起為全地區建立幾百所免費教育學校的計劃。由于他辦了這些造福本地的事情，他榮獲穿著“黃衣”（按：黃馬褂）的獎賞。1871年，潮州洪水泛濫，他集資加建河堤，使用外國機械疏浚河道，并且為今后的保養工作建立了基金。隨后十年，他仍然留在此地。在保證了內部和平之后，他的注意力轉移到海防工事上……（《潮海關史料匯編》第27-28頁）

方耀在汕頭留下了許多“遺產”，崎碌炮臺為其中之一。1874年，方耀主持疏浚廈嶺海、開鑿回瀾新溪，大大減少了水患，為汕頭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汕頭新馬路“紅磚樓”，即是善堂所屬同濟醫院，1926年為中華全國總工會汕頭罷工委員會本部。同濟善堂先后在汕頭各處辦理慈善、教育事業，與這個城市1882-1926年間的許多大事相始終。

方耀（1834-1891），廣東潮州普寧人，字照軒。他從青年時代即投身其父組織的鄉團，后發展為勇營，協助清廷平定天地會起義，以“軍功”累遷至副將。1864年，太平天國汪海洋、李世賢率軍南下閩粵贛邊，方耀受命帶隊防堵，積功升至南韶連鎮總兵，1868年署潮州鎮總兵，1877年調署廣東陸路提督，1879年回任潮州總兵，1883年署廣東水師提督，兩年后實授，為正一品武官。

明清實行嚴格的“回避本籍”制度，官員不得在本省任官（教職及武官例外），高級武官可任職本省但回避本府，也即方耀作為潮州人本來不能出任潮州總兵。當時潮州“盜匪遍地”、械斗不斷的治安狀況，讓滿洲權貴、兩廣總督瑞麟十分頭痛，被迫破例，借重方耀實行“清鄉”。

方耀在潮汕清鄉，敢下狠手，短期內被他懲處的“著匪”達三千余名。被方耀所殺的人，既有真正的匪徒、黑社會分子，也有一些是地方紳商、豪強。與此同時，他也以維持治安、疏浚河道的名義將一些豪強的資產充公。（陳彩玲：《方耀、方營與晚清廣東沿海地方社會》）

他沒收了林乾泰等家族在汕頭埠北面的塭地，分別撥給他所創辦的潮州金山書院與同濟善堂，形成金山地（中山公園）與同濟地（烏橋島）。方耀死后，商人在六邑會館一側建“享祠”以紀念之，1904年兩廣總督岑春煊嚴令清理地產，“享祠”遷到同濟地，今烏橋島上的“享祠”地名即來源于此。（王琳乾：《創建汕頭六邑會館的風波》，《如今風物冠南方》第153-154頁）據當時報紙報道，1903年已有同濟橋存在。（1903年6月2日《嶺東日報》）同濟橋跨回瀾新溪，連接同濟地與汕頭埠，最初為木橋，曾經漆成黑色，本地人叫做“烏橋”，1921年同濟善堂出資改建成鋼筋混凝土橋。“烏橋”俗名迅速普及，后來干脆把同濟地叫做“烏橋島”。

1887年10月27日，上海《申報》描述方耀上京陛見，由汕頭出發時萬商叩送的盛況，儼然汕頭“國王”：

方照軒軍門將入都陛見，……路經經汕頭時，潮州全屬紳商士庶悉皆立迓江干，排班鵠企，汕埠眾行商沐恩受惠、食德飲和蓋已久矣，見軍門節銊之式臨，無不臚歡踴躍，各處街衢懸燈結彩，輝煌達旦，群以恭賀軍門之北上。軍門登“富順”輪船時，紳商耆老衣冠叩送者千有余人，其便服者約計萬數，爆竹之聲遠近喧聞，水陸連綿不輟，一時觀者有如云屯霧沛，熱鬧異常，自開埠以來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軍門恩德感人已可概見。

城市自治與善堂盛衰

晚清時期，汕頭是國家權力最為薄弱的條約口岸。在十多個主要口岸中，廣州、天津、福州、南京為總督駐地（正二品），漢口則與湖廣總督所駐的武昌一水之隔；上海、廈門、寧波等為道臺駐地（正四品）；營口、臺灣淡水為同知駐地（從五品）。駐扎汕頭的官員只是鮀浦巡檢，從九品，比“七品芝麻官”還低三級。從地理上說，澄海知縣常駐澄城，潮州知府、惠潮嘉道駐扎潮州，按當時交通條件難以經常到汕頭理事。道臺雖在汕頭設立行署，實際只派一個洋務委員辦公，負責對外交涉。

方耀敏銳地看到了汕頭的權力真空。他從1865年把汕頭華商納入控制之下，并在此后進一步鞏固了權力，通過會館控制汕頭商業。近代汕頭最主要的外銷商品為潮糖，方耀委派他的師爺方眉峰主管汕頭糖商局。同濟善堂的創辦，方眉峰也有參與。（《方眉峰公永思錄》）。方耀去世后，其子方廷璣先后擔任汕頭洋務委員、商務分會董事，代表方家在汕頭的利益。

萬年豐會館還擔負著市政道路建設、維持治安的任務，儼然自治市政府。1905年，汕頭埠擬開辦巡警，其經費與章程，均在會館“會議一切事宜。”（1905年1月5日《嶺東日報》）同濟善堂類似“民政局”，從事社會保障與救濟，也置諸會館管理之下，由會館48行行商每年選舉24人作為“值月”，每月2人輪值，并從中公舉4人為總理。（1903年4月6日《嶺東日報》）

1891年方耀去世，方眉峰年老，善堂的經營漸入消極，到1895年發生鼠疫時，吳創志、林仔肩等紳商負起責任，發動募捐，擴大施醫贈藥規模，短期內呈現出上升勢頭。

作為汕頭市區第一個善堂，同濟善堂擁有大量土地資產，本可大有作為，但除了救治瘟疫水災、創辦同濟蒙學堂（后發展為同濟中學）與同濟醫院外，活力不足，到1930年代已淡出人們的視野。與此同時，創立于1899年的存心善堂迅速崛起，成為汕頭慈善界代表，并帶動潮汕地區城鄉更多善堂的涌現，重要的原因是：存心善堂以大峰祖師信仰為核心發展慈善，順應了清末民國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民間信仰潮流，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善男信女。

1903年9月21日，《嶺東日報》刊登“同濟善堂告白”稱：“同濟善堂原系專理地方急公好義等事，不得與僧道往來，并不得接入堂內居住，又不得代出信往外題化。……儒門之人，不曉釋道之禮。”這種深閉固拒的態度阻礙了善堂的發展。與之相反，“大峰祖師”系統善堂自19世紀末起，在潮汕地區大肆擴張勢力，涌現不少杰出領導人物，在1928年國民政府“破除迷信”運動中，用巧妙的抗爭手段爭取到國家保護而實現“正統化”。改革開放以后，海外華僑掀起回鄉熱潮，推動恢復善堂以辦理家鄉公益，“大峰祖師”系統善堂由此普遍“復活”。地域特色文化的形成與延續，很大程度上依賴杰出人物的主動創造與正確應對。

馀論

汕頭是近代客家認同形成最重要的節點之一。1903-04年，汕頭同文學堂發生土客沖突事件，林仔肩、丘逢甲因聘用教員問題發生糾紛，最終以丘逢甲辭職宣告結束。同文學堂教習大埔人溫丹銘，受此事件極大刺激，數年后又被黃節《廣東鄉土歷史教科書》所激怒，遂撰寫系列文章推動客家認同，依托汕頭《嶺東日報》這個媒體平臺廣泛傳播，及后再經羅香林等學者文人的努力，把“客家”這個原來局限于廣東的概念，推廣到廣西、江西、福建、臺灣甚至四川。

汕頭外馬路129號，為同濟善堂、存心善堂、同文學堂這三個機構共同的誕生地；1926年第二次東征勝利后，周恩來在此處召集東江各屬行政會議，專家認為這次會議“具有人民代表大會性質”，屬于重要的政治制度創新。因此，這個舊址具有四重歷史意義。

筆者認為，文物界應擺脫“貴古賤近”心態，打破“中心-邊陲”偏見，對近代歷史事件發生地、重要機構創始地的價值加以重新評估。我們今日生活、制度、觀念的很多方面直接繼承自近代而非古代，許多觀念、信仰與制度其實源自“邊陲”地區。歷史學、文物研究的重心應該“下移”，時間上更注重近代，層次上更注重區域與基層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