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青深一度”微信公號4月22日消息，在大同古城改造進行十多年后，正遭受著來自官方最嚴厲的質疑批評。

2019年初，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國家文物局下發《關于部分保護不力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通報》（下稱《通報》）。大同、洛陽、韓城、哈爾濱等多座歷史文化名城，因“歷史文化遺存遭到嚴重破壞，歷史文化價值受到嚴重影響”而受到通報批評，并被要求限期整改。

相較于其他幾座遭遇批評的城市，人們在談起大同時，仍然習慣將這里的改變與曾經的“明星市長”耿彥波聯系在一起，正是在他的力主之下，大同3.28平方公里的老城區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改建。

在深一度記者采訪時，有文物專家提出批評，耿彥波對于大同古城的改造，違背了文保工作“修舊如舊”的原則，過于“理想化”。有當地官員則表示，古城改造之后，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這座資源型城市的轉型發展。而站在大同民眾的角度，則認為在改造工程推進之后，民生環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場之上，對于一座古城的文保開發，學者、官員和民眾的觀點，矛盾的交織在了一起。

被批評的古城

3月25日，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國家文物局下發通報，包括大同、洛陽等幾座城市被點名批評。《通報》里的話說的“很重”，這幾座城市被指“歷史文化遺存遭到嚴重破壞，歷史文化價值受到嚴重影響”，如果限期整改仍未達標，將提請國務院取消歷史文化名城的稱號。

據媒體報道，這則通報的背景是，自2017年到2018年，住建部、國家文物局組織開展了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和中國歷史文化名鎮名村保護工作評估檢查。此次檢查，由各省上報各自歷史文化名城情況，再在每個省選一兩個城市抽查。《通報》中具體到大同的問題是，古城或歷史文化街區內大拆大建、拆真建假。

消息一出、輿論嘩然，一方面是歷史文化名城面臨“摘帽”的可能，這是史無前例的嚴厲警告；另一方面，耿彥波的名字也被再次提起，作為曾經的“明星市長”，他努力在大同構建起的這座“古城”，再次遭遇了嚴重的質疑。

時間回到2008年2月，耿彥波來到大同，當時這座“煤都”正面臨著煤炭資源枯竭和環境嚴重破壞的雙重挑戰。大同流傳著一句順口溜：“垃圾基本靠風刮，污水基本靠蒸發，游商基本沒人抓，市容基本無人夸。”

耿彥波試圖讓這座資源枯竭的城市找到轉型的突破口，他提出了“一軸雙城”的設想，以御河為中線，西邊建舊城，東邊成新區。將大同城內殘破的古城墻修復，并拆除城內3.28平方公里的老城區，建設成復古建筑群。

這一巨大的工程計劃投資500億，拆遷約10萬戶，其中，當時大同最繁華的商業街大西街、大同重點中學大同一中，以及城區占地面積最大的景點華嚴寺均在老城改造范圍之內。

“大同這次沖上去就沖上去了，沖不上去，歷史不會再給大同第二次機會了。”在后來那部讓他聲名鵲起的紀錄片《中國市長》中，耿彥波這樣闡述他的造城意義。

熱愛文物的市長

1995年3月，耿彥波擔任靈石縣縣委副書記、縣長。剛一上任，這位36歲的年輕官員就做出一個大膽的決定：斥資五千萬修葺王家大院，而當時，靈石縣一年的財政收入不過一個億。

這個消息震驚了整個靈石，有人把耿彥波稱為“瘋子”，縣里不少領導也反對此舉。但耿彥波依然堅持了自己的決定，他還把自己寫的那本《王家大院》帶在身邊，每次外出都要發放宣傳。

一位山西古建所的專家告訴深一度記者，1996年，第七屆中國民居學術會議在太原舉行，全國各地甚至外國的專家都匯聚于此，開會期間，靈石宣傳部部長主動來太原，邀請專家們去王家大院參觀。

“王家大院名聲鵲起，跟我們這個會議很有關系。”這位古建專家回憶道。“在我看來王家大院是耿彥波最成功的項目，那才叫原汁原味，基本上沒動。”

后來這位專家又參與了靈石縣另一項目規劃設計，他也第一次見到了耿彥波本人。“當時是半夜12點，我們都睡下了，城建的人找來了，說耿縣長找你們看方案。”

到后來耿彥波調任榆次，這位專家又與耿彥波有過一次相遇，他回憶當時的情景，耿彥波的腰已經彎成了九十度，“他就彎成這樣跟我說話，沒過多久就去北京做手術去了。”

耿彥波從不諱言自己對文化古建的熱衷，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表示，傳統文化不能光存在于典籍，還應該體現在文物上，保護文物是他的使命。而且以一個官員的身份，他也認為，文物有價值，文化是可持續發展的，是可以共享的。

造假了嗎？

3月25日，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國家文物局下發的通報批評中，大同被指出的問題是，古城或歷史文化街區內大拆大建、拆真建假。對于耿彥波而言，“造假文物”的指責他并不陌生。

在大同的改造過程中，老城片區由古城、鐵西，十里河、城南四個城市組團構成，古城就依托于城建而形成，城墻總周長為7270．7米，城墻里面是兩塊歷史文化街區，即廣府角歷史文化街區和鼓樓西街歷史文化街區。在這其中，不乏仿古形式的商店和民宿。

但有專家指出，這些新建的民宿并不是大同雁北地區的房屋樣式，而是仿照晉南榆次那邊的類型。具體差別就是雁北地區房屋都比較矮，但是晉南的房屋挑得很高。

據深一度記者了解，在拆遷的過程中，有一些呼聲，要求保留當地名人的故居。大同曾有一位彭姓名醫，從民國時期到解放后，在雁北地區頗為有名。文革時期，他的大宅大多分給了別人，只有一處作為妻兒住處留存。在2008年古城重建時，這位名醫的兒子專門給政府遞交了材料，希望父親的故居能以當地文化歷史名人故居保留，但按照他自己的說法：“像我父親這種級別的人太多了，政府顧不過來，就很客氣地收了材料，但還是拆了。”

“他在文物保護和古建方面的造詣，到王家大院算頂頭里，拿那一套來搞大同，其實不太行。”在大同政府部門內部，也有不同的聲音存在，一位曾在文物局任職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一個古城，你要城里有人居住，有老人，有生活氣息，這才叫古城，你把人都遷出去，這哪叫古城，這就是個死的古城。”

“只能說他是個很理想主義的人，你看別人誰這么干？”這位曾在大同市文物局任職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重修大同古城的過程中，存在著諸多實際操作上的難題，但沒有人敢當面提出。在耿彥波的設想里，曾經想恢復古城外護城河“河中有水，水上行舟”的景象，修建一條渠，引來活水，最后引到當地的桑干河去。但這對于缺水的大同來講，工程量是巨大的，在實際測量中才發現，古城的東南角比西北角高了20米，想要流動，就先得“填坑”，最后，這個設想不了了之。

“哪里爛了就保護住，讓它不要再繼續爛下去，不會把塌了的東西補起來，再做舊。”一位古建專家介紹道，文物保護的工作原則是“修舊如舊，具體到城墻的修建，一般是在原墻體的基礎上包一面，但耿彥波要求將舊城墻完全包在新城墻里。

對于城墻的修復，耿彥波有自己的理論，他曾說：“就是現在新修的城墻，幾百年后也是文物”。這引起很多文物專家的爭論，“造假文物”的名號也因此而來。

前述山西古建所專家說，學界與大眾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似乎很難統一，“站在我們的角度講，肯定是不能這么做的。站在弘揚中國文化這個角度講，不能說他合理不合理，專家可能不認可，但老百姓喜歡這個東西。”

在兩部委的通報批評發出后，反對的聲音同時出現，有人指出，“修舊如舊原則“如何操作，有什么標準？沒有實施細則，法規落實起來就是空的。以大同這樣的條件，如果還不改變城市的整體面貌和營商環境，很難吸引外來投資。

變化的口碑

“作為大同人，從小住的小區里就有一段兩三米高的土垛子，這就是古城墻遺址。誰會來看這種東西？不拆真建假，旅游業根本沒法發展。”

這是在大同被通報批評后，一條新聞下的評論，也代表了不少大同本地人的支持。但在耿彥波大拆大建之處，這樣來自民間的支持并不多見。

2000年3月，耿彥波調任為晉中市榆次市委書記，即將離開靈石。彼時，“王家大院”在拉動當地經濟上的作用還未顯現，拆遷時則留有一些“積怨”。有人在靈石的天石新城放了三個花圈，意作為耿彥波送行。

坊間傳聞，當時有干部跟他說了這件事，耿彥波吩咐不要聲張，“這總不是個體面的事，捂住算了”。

“送花圈”的傳言也跟著耿彥波來到了大同，還有另一種后被證偽的傳言出現，耿彥波的一條腿曾被黑社會打斷，“老耿放話，準備著把另一條腿留在大同，也要拆。”

耿彥波確實堅持了對大同老城的拆遷改造，在觀望了一陣之后，大部分市民選擇了配合拆遷，先拆后給房，按照一比一的面積給安置房，并以低于市場價的價格多給二十平米。這對于一些想要改善住房面積的市民而言并不吃虧，而反對者們則多認為這是“掏空家底換新房”，最后也大多選擇了妥協。

2013年年初，大同惠民西城小區的居民集資給耿彥波買鞋，據報道稱，每個居民出一塊錢，“別人給市長送錢送禮，我們給市長送皮鞋。” 惠民西城是安置小區，很多平房拆遷戶都選擇了這里，低成本以舊換新住房，讓他獲得了不少平房住戶的支持。一位住戶給記者指點，一般來講，平房住戶大多住進了多層，而當時的樓房住戶則多選擇了住房升級，住進了高層電梯房。

耿彥波的民聲口碑在悄然改變，人們對他的稱呼從 “耿拆拆”、“耿指倒”，逐漸變成了“耿市長”、“耿黃牛”。

塔寺街社區是大同第一個開拆的社區，該地以前屬于代王府的封地，周圍有很多寺廟文物、古代建筑，但保護的并不理想，只有一座白塔保存相對完整。文物部門能力有限，便把職工家屬院安排在了白塔這一帶的平房里，以這樣的形式進行保護。

塔寺街社區穆姓主任回憶，拆遷過程中，她的上級街道辦領導就經常能接觸到耿彥波，“老耿走了以后，市長再來視察，陪同的就是區長了，不會有基層人員直接向市長匯報了。

除此之外，耿彥波也在努力調動起大同人對故鄉的更多心理認同。2010年前后，由大同兩個實業家牽頭當導演，耿彥波做監制，拍攝了一部反映大同風土人情以及古城重建的電影《塞外有家》。電影里，一個年輕人通過學習建筑文化，了解了奶奶故鄉大同的歷史。

電影本身的水準一般，但起到的效果很好,在外讀書的大同學生，在網絡上大量轉發這部電影，影片在豆瓣上的評分也“不可思議”的超過了8分。

紛爭

2013年2月3日，《大同日報》頭版刊發山西省委組織部“干部考察公示”，“確定耿彥波同志為（大同）市委書記人選考察對象。”四天之后，耿彥波接到調令，擔任太原市委委員、常委、副書記。

市長的突然調任，讓尚未收到工程款和尚未搬到新房的市民們心里沒底，此后正月初三到初十，連續7天，大量大同市民打著橫幅游行，甚至下跪，以表對耿彥波的挽留之情。

履新之后，耿彥波繼續著自己對于文保工程的執著。他在太原市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宣布了啟動明太原縣城保護復興工程。

耿彥波曾特意表態，要在保護的基礎上修繕，而不是文物造假。但這一次，爭議聲仍然存在。

位于太原西南方向的太山龍泉寺，作為文物景區重點工程，也在修復范圍之內。2014年，太山龍泉寺文物修復工程，主要包括唐舍利塔、東坪新寺和望都閣的復建，據知情人介紹，修復重點并非龍泉寺原址，而是在距離原寺300多個臺階的東坪上另修了一組建筑，前前后后占地約40畝，與龍泉寺一起形成了一個全新的景區。

像在大同一樣，耿彥波也時常來到龍泉寺現場辦公，據參與龍泉寺工程的人士稱，最多時，他一星期就去現場兩次，從佛像的顏色，到臺階的數量，他均有要求。

寺廟方人員告訴記者，雖然不是修繕主體，但廟里的工作人員也被市長罵過。2015年時，耿彥波要求寺廟里的幾扇窗戶改刷為綠色。“第一次說了沒聽，第二次看你沒改就發脾氣了。”工作人員說，但實際上，龍泉寺的主體建筑保存比較完整，并沒有綠色的窗戶，他們也不理解為何要將窗戶換個顏色。“他就想一出是一出，要想起來就發脾氣，想不起來也就忘了。”

“東坪那邊完全就是新建的，我們認為根本不存在文物保護一說。”寺院方人士稱，龍泉寺現存的建筑是明清時期式樣的，且規模不大，“就是幾十二十來間房子，兩個大殿，觀音閣在上面，面積很小，神像也不大。”但修繕工程則要恢復其“盛唐氣象”——“它又不是平地上的，是在山里，依山傍水，干嘛非得弄個建筑群？宮殿式建筑群那都是在平原上。非得仿敦煌式的就好？”

龍泉寺在太山上，需要用機器接力運送材料上山，工程量巨大，2018年底，修復工程主體基本完工，交給了太原一家公司去運營。這也令寺院方頗有微詞。在他們看來，適當的商業化可以存在，但青龍古鎮的開發，破話了整體的佛教氛圍。“吸引了一堆賣小吃的，這是我們非常反對的，我們這兒要做的是山水風光和清凈，而不是過度商業化。

在另一邊，耿彥波離開后的大同，古城改造工程也在持續而緩慢的推進中。據媒體報道，耿彥波曾經力推的125項工程一度被叫停，直到2015年8月，張吉福調任大同市委書記，他表示：“要堅定不移地搞下去，態度決不含糊，古城修復決不能形成爛尾工程。”

在2008至2012年，大同古城4面城墻中，東、南、北城墻先后完工，僅剩西城墻還在建設。2013年之后，西城墻曾長時間停工，成了大同市中心醒目的“爛尾工程”。直到2016年3月才再次開工，并于當年合龍。

如今對于大同改造的批評再次出現，耿彥波也在年初卸任太原市長，各方人士仍然很難統一對他“造城”方式的看法。

“不能有意見，一有意見，就說你能干不能干，不能干讓別人干。”一位曾在大同做拆遷工作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自己也曾挨過耿彥波的罵，“他是個實干的人不假，老百姓覺得他好，負責任，啥都對。但不能他啥都專業，別人就都不對，不可能這樣吧？”

“不能說他急功近利，他是真想做點事，不然誰挨上罵、受上罪干這種活？”曾與他數次交集的古建所專家告訴記者，文物保護和旅游開發，其實矛盾還是比較大的。文物部門曾一度屬于最末流的部門，2000年前后，全省地方文物保護經費一共就幾百萬，經費多的地方，加起來也不過千萬。“好多地方的文管所只有一個人看廟”。

“他是個有眼光的人，能看出來這些東西的價值。”這位專家說。

大同一位本地官員則表示，繼任者認同耿彥波之前“文化立市”的思路，大同也的確在文化旅游方面有了一定的發展。隨著大同正月燈展逐漸形成慣例，每到春節前后，大批內蒙、晉南等地的旅客也紛紛涌向晉北。“安保之類的支出要增加，但的確這幾年略有盈余。”

在被通報批評后，無論大同政府還是耿彥波本人，都尚未對此有過公開表態。只有一篇言辭激烈的網文《堅定不移地把握大同發展的大趨勢》出現，稱大同近10多年的城市建設和文物保護及合理利用工作面臨全面否定，整個城市的經濟建設發展將何去何從？這成為擺在340多萬市民面前的一個嚴峻課題。

（原題為《耿彥波隱退之后，大同古城遭遇最嚴厲官方批評 | 深度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