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明白“始皇帝”的來龍去脈，明白了什么是“皇帝”、什么是“始皇帝”，我們就可以清清爽爽地回過頭去，正眼看一看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皇帝到底姓甚名誰。

追究不清的姓氏之起源

回答秦始皇的姓氏問題，說簡單是很簡單，若說復雜，就確實需要多少花費一點兒筆墨，講述一些相關的知識，或者說談論一番認識這一問題的基礎。

然而，只要稍微展開論述，就會看到很多學術問題都會帶有的一項嚴重缺憾——你盡可以聽專家學者夸夸其談，但不能多問，尤其是不宜像小孩子那樣刨根問底不停地連續追問下去。好多事兒，都是你聽聽專家談他能談的就好了，千萬不要以為他肚子里還藏著更深切也更高明的見識，真的一求教，往往就會讓人家發囧出糗了。

不是專家無能，也不是專家不努力，而是歷史太復雜，早期的歷史留下的資料又太少，認識這一時期的歷史問題太困難了，這是誰都難以避免的尷尬和無奈。就姓氏問題而言，簡單地說，東周以來的情況，可供歸納總結的文獻記載已較豐富，因而從很早起，就有學者試圖探尋其一般狀況，得出了大體清晰的認識，但是仍不能十分透徹地說明姓與氏更早的淵源。

影響人們認識的主要難點，當然是缺乏足夠清晰的史料，但我覺得對相關文字內容的誤讀誤解，在某些方面，可能會比資料尠少給相關研究造成了更為嚴重的困擾。譬如，對商周銅器銘文中所謂“族徽”的認知，似乎就有重大差誤，至少我是不敢認同的。若然，依賴這些所謂“族徽”做出的對姓氏制度的解釋，自然也就失去了事實的依據。

商周銅器銘文中的所謂“族徽”，就是用一個特定的圖形標記來代表某一族屬或是姓氏（商周金文所謂“族徽”之“族”與姓、氏雖有差別，但不管怎樣，至少所謂“族”的核心構成部分，畢竟還是“姓”或“氏”所標志的血緣紐帶）。不過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晚近以來一些學人依循泰西套路做出的一種解讀，而不是銅器銘文本身能夠清楚“自證”的事情。所謂“自證”，就像大盂鼎銘文中本已記明這個玩意兒為“且南公寶鼎”，所以這種形制的銅器，就鐵定了是“鼎”，而那些被今人指認的“族徽”卻做不到這一點，沒有一個“族徽”的圖形能夠表明它就一定是象征著某一特定的族屬、氏族或者姓、氏。

商代所謂“族徽”圖形（據《殷周金文集成》）

盡管如此，至少在中國國內，商周金文的“族徽”說很快被絕大多數學者接受。由于商周銅器的銘文，大多都是就某一具體事件或者事項而撰述的，不易透過銘文來直接認識當時社會的總體情況，而所謂“族徽”的使用，在一定時期內是具有相當大普遍性的，因此，通過分析“族徽”所表征的族屬，可以比較容易地看到社會的總體性結構以及不同血緣、不同地域、不同政治體系之間的關聯，可以據此做出林林總總無計其數的大小文章。時至今日，相關的研究，愈演愈繁，已經依此構建起一個龐大的早期歷史解釋的體系。

現代社會，我們每一個人遇到各種問題，最好的應對辦法，是相信專家，聽從專家的見解。這是因為幾乎每一個領域都有人從事專門的研究，他整天就干那個，別的什么都不干，自然越專越精，以至這些領域之外的非專業人士，難以提出什么有價值的意見，只能老老實實地做個“吃瓜”群眾，這就是“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所謂“族徽”是古文字和上古史研究中的一個特殊問題，而對于古文字和依托于古文字解讀的很多上古史問題的研究來說，我就是這樣的“棒槌”，本來是沒有資格談論任何看法的。

不過若是轉換一個角度，我們也可以看到，在許多專業領域，有時會因權威觀點的屏蔽而形成某種認識的“盲區”，從而意識不到一些顯而易見的抵牾之處。

譬如，所謂“族徽”出現的時間，是在商代以至西周前期，至西周中期以后，就基本消失不見。這種狀況，太不符合基本的人情事理了，甚至可以說是匪夷所思的。因為所謂“族徽”是一個鮮明而又形象的標志，它所標志的族屬，只要沒有滅絕，絕大多數家族是不會棄之不用的，更不會驟然之間所有家族都同時不再使用這樣的標志。世間絕沒有這樣的道理。我們再從統計相關性來分析，伴隨所謂“族徽”的驟然消失，周人的金文出現了一個新變化：銘文字數大幅度增多，篇幅明顯加長。這意味著所謂“族徽”更有可能只是在早期銘文鑄造相對比較困難情況下所不得不使用的圖形符號，用以概括表述某些特定的內容。圖形符號表述的內容終究不如文字清晰具體，所以在長篇銘文流行之后，這些圖形符號自然也就退出于世。我相信，至少這些所謂“族徽”中的一部分圖形，必定是這樣的圖形符號。

這是個很大的大問題。面對上述困惑和疑慮，假如我們拋開所謂“族徽”不談，并且也略過當代各路專家對姓氏起源問題的追索（我認為在更為科學合理地辨析清楚所謂“族徽”以及“氏族”之“氏”與“姓氏”之“氏”這一類問題之前，這或許也是一種相對穩妥的做法），單純審視傳世文獻所體現出來的兩周時期姓氏應用的實際情況，則宋人鄭樵較早總結云：“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通志》卷二五《氏族略》一）逮清人顧炎武，復詳細列舉相關事例，進一步闡釋說：“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氏一再傳而可變，姓千萬年而不變。”（顧炎武《亭林文集》卷一《原姓》）近人王國維論商周間社會制度的變遷，也認為“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此周之通制也。……訖于春秋之末，無不稱姓之女子”（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一〇《殷周制度論》）。

清康熙原刻初印本《亭林文集》

這種男女之間在姓、氏應用方面的差異，也就意味著在兩周時期姓與氏是同時并存的兩類血緣或是種群、族屬的標記符號。這姓和氏到底是怎么會事兒，我看今日各方專家們的論述，在很多關鍵點上，還只能是以理相測，更多的是借鑒各種西方社會學科理論所做的推論。史闕有間，這是早期歷史研究中沒有辦法的事兒。諸家所說，看似各有合理之處，但也都存有一些不夠透徹的地方。基于這一現實局面，在這里只能避重就輕（這在某種意義上其實也是避虛就實），看到什么說什么，看清楚什么說什么，簡單說明一下我所看到的秦國皇族的姓氏問題。

“嬴政”還是“趙正”

本篇一開頭我就談到，絕大多數普通讀者初識《趙正書》時，最吸引其注意的，大概應是“趙正”這兩個字。人們為什么會如此關注這平平常常的兩個常用漢字，是因為前面我引述的中學課本中“嬴政自稱始皇帝”的說法，表明“嬴政”這倆字乃是秦始皇的家姓人名。事實上，“嬴政”是秦朝滅亡以后，人們在稱謂其始皇帝姓名時最為通行的用法，例如西漢時人揚雄著《法言》，就有“嬴政二十六載，天下擅秦”云云的說法（《法言·重黎》）。大家看得、講得已經很習慣了，習慣了把這個家伙稱作“嬴政”，所以才會對“趙正”這一稱謂感到十分訝異。

“嬴”是秦始皇他們家的姓，這事兒見于《史記》明文記載。《史記·秦本紀》記述說，秦人的先祖大費，“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柏翳。舜賜姓嬴氏”。關于這種“賜姓”，許許多多相關的專家，努力做過種種不同的解釋，但在這里，我想拋開這些既有的認識，單純就《史記》文本所能直接看到的訊息，談一談自己簡單的認識。

按照上文所引鄭樵的看法，“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顧炎武則具體闡釋說，與國君公子等相比，“最下庶人，庶人無氏，不稱氏，稱名。然則氏之所由興，其在于卿大夫乎”（顧炎武《亭林文集》卷一《原姓》）。換一個形式來表述，概括兩人的看法，即他們認為，“氏”本來是一個世上沒有的符號，后來，大概是從擔任“卿”或“大夫”這些高級官職的人開始，才有了所謂“氏”。其作用，是給這些高官以一個特有的標志，用以“別貴賤”，也就是清楚標識這是一個具有高貴身份的家族。顧炎武云“氏”起始于卿大夫的看法，雖然還可以進一步斟酌，但“氏”名后起之說，卻值得我們高度重視。

“氏”既如此，那么“姓”呢？就秦人的“嬴”姓而言，如上引《史記》的文字所見，是由于大費為舜帝“調馴鳥獸”大告成功，致使“鳥獸多馴服”，才被舜帝賞賜給他這個“嬴”姓。這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中國古代所有的“姓”，如“嬴”姓的來由所見，恐怕和“氏”一樣，都是隨著歷史發展，演進到一定階段之后，才逐漸生成的。要是秦人原本就有自己的“姓”，還何須“賜姓”，又何以能輕易拋掉自己標志著祖宗血脈的“姓”去使用別人的“姓”？即人之初，“姓”本無，“氏”更沒有，而具體族屬得“姓”的緣由，本質上應當與得“氏”的緣由一樣，也是用以標志其特定的尊崇身份。

關于姓氏的起源，《左傳》中有“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的說法（《左傳》隱公八年）。按照晉人杜預的解釋，所謂“因生以賜姓”，是指依據其出生的地點來賜予“姓”的稱謂；與此不同的是，“胙之土而命之氏”，則是指依據分封的地點來命名“氏”的稱謂（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卷一）。簡單地概括，這里顯示的“姓”、“氏”稱謂差別，不過是源自生地還是得自居地而已。司馬遷記述說秦人先祖大費蒙“舜賜姓嬴氏”，“賜姓”而謂之曰“嬴氏”，這本身已經透露出“姓”與“氏”在本質上并沒有什么不同，都是后生后得。

《四部叢刊初編》影印宋刊本杜預《春秋經傳集解》

下面就讓我們從秦國君主到底是姓嬴還是姓趙這一問題出發，來看“姓”與“氏”的關系。在《史記·秦本紀》的篇末，司馬遷寫有如下這樣一段文字：

秦之先為嬴姓。其后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終黎氏、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修魚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為趙氏。

具體區分開來，狹義地講，這里所說“以國為姓”，實際是指“以國為氏”，司馬遷的說法，并不十分清楚（參據鄭樵《通志》卷四《秦紀》）。據此，顯而易見，《左傳》記載的賜姓命氏制度，就其發生的次序而言，是先有“姓”，然后再從同姓之中析分出“氏”。具體就秦君之姓氏而言，則“嬴”為“因生以賜”之“姓”，“趙”為“胙土而命”之“氏”。

那么，按照太史公這一說法，是不是若從其“姓”就可以稱之為“嬴政”，若從其“氏”就可以稱之為“趙政”了呢？你要是說，反正他早就死了，我們想怎么叫就怎么叫，那就可以，可是假若考慮到當時的規矩是怎樣的，我們要是照規矩來說話，采用一個符合歷史實際的說法，那么，恐怕只能稱“氏”而不能稱“姓”。

關于這一點，宋人鄭樵，早就有所論述，這就是前面引述的“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云云那段話，繼此之后，鄭樵復舉述具體例證說明云：

女生為姓，故姓之字多從女，如姬、姜、嬴、姒、媯、姞、妘、婤、……之類是也；所以為婦人之稱，如伯姬、季姬、孟姜、叔姜之類，并稱姓也。奈何司馬子長、劉知幾謂周公為姬旦、文王為姬伯乎？三代之時，無此語也。（《通志》卷二五《氏族略》一）

請注意鄭樵舉述的例證里面就包括嬴姓。以后顧炎武、王國維輩復進一步詳細闡釋這一制度，基本上還是這么個說法。秦始皇當然是個男子漢，所以，若是依據所謂三代的禮制，自然不應有“嬴政”這樣的稱謂，稱作“趙政”才合乎規矩。

需要說明的是，司馬遷似乎并沒有稱周公為姬旦、文王為姬伯的說法，但他確實也沒有清楚、概括地講述過姓、氏的區別及其由來，造成這種局面的客觀原因，應與鄭樵所說“秦并六國，姓氏混而為一”的實際情況有關，故鄭樵復謂之曰：“自漢至唐，歷世有其書而皆不能明姓氏。”（《通志》卷首《總序》）顧炎武對此，也有同樣的說明，而表述的文句，更為清楚，即謂：“自秦以后之人，以氏為姓，以姓稱男，而周制亡，而族類亂。”（顧炎武《亭林文集》卷一《原姓》）

根據鄭樵和顧炎武上述說法，自秦始皇一統天下時起，“姓”和“氏”似乎已經混而為一，但我理解這也不等于想怎么叫就怎么叫，了解到“氏”是從“姓”中析分出來的符號標志，同時也了解到此前并不是家家都有“氏”名，我們也就很容易理解，在姓氏混一的大秦帝國，對于天下絕大多數人家而言，已經有“氏”的一定還是沿用舊有的“氏”，以“氏”為“姓”，而原本只有“姓”而沒有“氏”的人家，就還是使用舊有的“姓”，只不過現在不管是男是女，一家人都用一個共同的“姓”而已，所混而同一者乃是“姓”與“氏”這兩個符號的社會功用。

這樣看來，秦始皇不稱“嬴政”而稱作“趙政”或是“趙正”，也就是沿用其既有的趙“氏”為“姓”，不就符合秦朝的實際情況了么？因為如前引司馬遷語所云，“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為趙氏”，《史記·秦本紀》對這一趙氏的來源，還有更為具體的記述，乃謂之曰：

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繆王，……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為趙氏。

按照“胙土命氏”的規則，這位造父的后代不姓趙又該姓什么？他們不是趙家人又能是誰家的人？所以顧炎武就以為《史記·秦始皇本紀》稱秦始皇“姓趙氏”便是以這個“趙氏”為姓，這是司馬遷將“姓”、“氏”二者混而為一的結果（顧炎武《日知錄》卷二三“氏族”條）。其后清人洪亮吉更特地考述云：“此秦氏趙所由來也。”（洪亮吉《曉讀書齋雜錄》之二錄卷上）。日本學者瀧川資言考辨的結論，也說“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為趙氏”之事“是秦之所以氏趙”（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卷六《秦始皇本紀》）。

然而，實際的情況，并不這樣簡單，《史記》對秦始皇姓氏的記述，頗顯撲朔迷離。前引司馬遷語，謂嬴姓之后“以國為姓（氏）”，具體的“國姓（氏）”則有“徐氏”以至“秦氏”共十三個“氏”（案據鄭樵在《通志》卷四《秦紀》和卷二六《氏族略》中所做的考述，這十三個“氏”，并不都是“以國為氏”），而所說“秦氏”之“秦”應該就是秦始皇身在的秦國，那么，為什么司馬遷又會有“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而“為趙氏”的說法，前言后語，豈不明顯相互抵牾！

關于這種“以國為氏”以及與之連帶的另一種“以邑為氏”的原則，鄭樵具體解釋說：“一曰以國為氏，二曰以邑為氏。天子諸侯建國，以國為氏，虞夏商周、魯衛齊宋之類是也；卿大夫立邑，故以邑為氏，崔盧鮑晏、臧費柳楊之類是也”（《通志》卷二五《氏族略》一）。其實不惟“魯、衛、齊、宋”之國，“秦國”亦且如此；不惟“崔盧鮑晏、臧費柳楊”之邑，“秦邑”也是這樣。

司馬遷稱“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而“為趙氏”，其實這個“趙氏”的得來本來就很勉強。按照《史記·秦本紀》和《史記·趙世家》的記載，秦始皇這一家族雖與造父同祖蜚廉，卻是出自另一支系。他們這一支繁衍以至大駱、非子，才“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也就是說，并不是因為他們這一支居處于趙城，而是由于受封于趙城的造父深得周穆王（即《史記·秦本紀》所書“繆王”）恩寵，才硬蹭將上去，強搭著以趙為氏。

但也就在非子之時，秦始皇的這位直系先祖，實際已經西居關中的犬丘，后又為周孝王牧馬于汧、渭二水之間地帶，因“馬大蕃息”，周孝王令其“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 《史記·秦本紀》復記云秦嬴生秦侯，秦侯生公伯，公伯生秦仲。顯而易見，這意味著秦嬴、秦侯、秦仲，都是以邑名之“秦”為氏，不再沿用得自“趙城”的“趙”氏，此即顧炎武所說“氏一再傳而可變”者也。“秦嬴”這一名號，“氏”與“姓”并俱，其自身正很好地體現出“氏”與“姓”的關系。其后秦人至襄公被周平王冊封為諸侯，始以秦名國，按照以國為氏的原則，仍然還要沿承“秦”這個氏名，這也就應該是司馬遷所說“以國為姓（氏）”的那個“秦氏”，鄭樵即明確闡釋說：“秦，氏也。”（《通志》卷二六《氏族略》二） 其實春秋時期秦人對其君主以“秦公”相稱的情況，即已清楚說明他們是以秦國這個國名作為家族之“氏”的。

“秦公”鏄與秦公“秦公”鐘甲銘文（據中國國家博物館、寶雞銅器博物院編著《守望家園》）

顧炎武看待所謂“以國為氏”的問題，從表述的形式上看，與前引鄭樵的說法似乎有所不同，乃謂之曰：

最貴者，國君，國君無氏，不稱氏稱國。踐土之盟，其載書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荀偃之稱“齊環”、衛太子之稱“鄭勝、晉午”是也。（顧炎武《亭林文集》卷一《原姓》）

這里所說“踐土之盟”的“載書”，是春秋時晉文公一次盟會的盟書，見載于《左傳》定公四年。即使是按照顧炎武“國君無氏”而直接以“國”稱之的提法并將其視作普遍的通則，秦始皇也同樣沒有理由一定要以“趙”為氏。

換句話來講，也可以說司馬遷謂“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為趙氏”這樣的說法，是明顯違逆當時通例的，恐怕不宜信以為真。其實顧炎武“國君無氏，不稱氏稱國”的說法，本來也應是承自鄭樵，而鄭樵就是在駁斥司馬遷所稱秦始皇以趙為氏的說法時，表述了相關的認識：

按司馬遷云始皇姓趙氏，此不達姓氏之言也。凡諸侯無氏，以國爵為氏，其支庶無國爵則稱公子，公子之子則稱公孫。公孫之子無所稱焉，然后以王父字為氏，或分邑者則以邑為氏，或言官者則以官為氏，凡為氏者不一。今秦氏自非子得邑，則以秦邑為氏；及襄公封國，則以秦國為氏。相傳至于始皇，亦如商周相傳至湯武，豈有子湯、姬發之稱乎？……豈有秦國之君而以趙國為氏乎？漢魏以來，與此道異，（司馬）遷漢人，但知漢事而已。（《通志》卷四《秦紀》）

兩相對比，可知這里“凡諸侯無氏，以國爵為氏”云云的文句，應即顧炎武“國君無氏，不稱氏稱國”之說的來源。

至清人梁玉繩撰《史記志疑》，復沿承鄭氏此說，論之曰：

案：此《（秦本）紀》前云“非子蒙趙城姓趙氏”，《始皇紀》云“姓趙氏”，此論又云秦為趙氏。夫后人追溯所出，秦、趙可以互稱，若專言其姓氏，豈容混冒妄載。……秦不當氏趙。（梁玉繩《史記志疑》卷四至卷五）。

簡而言之，秦始皇這位天下第一個皇帝就是他們秦朝、秦家自己的人，不管是“趙政”還是“趙正”的寫法，都與當時通行的常規有違，其間應當另有特殊的緣由。

鄭樵嘗以為后世“秦氏”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家，便是“自子嬰降漢，秦之子孫，以國為氏焉”，而這遵循的，乃是“國亡則以國為氏”的通則（《通志》卷二六《氏族略》二）。如果是這樣，那么，我們對“趙政”或是“趙正”這樣的用法，也就愈加感到困惑難解了。——“趙政”或“趙正”這兩個字看似簡單，其實是把一個超乎尋常的非常特別的事項擺在了我們的面前，需要我們對它做出合理的解釋。

“秦并六國，姓氏混而為一”

從事學術研究的困難，首先就難在我們必須面對實際存在的問題，尤其是那些已經實實在在地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問題，而不是自我作古或自以為是地去師心臆造什么問題。

面對這一看似撲朔迷離的疑難問題，我們先要細心審看前人做過哪些解說。戰國時人撰著的《世本》，稱秦始皇“生于趙，故曰趙政”（《史記·秦始皇本紀》唐司馬貞《索隱》引《世本》）。后來東漢后期人王符撰《潛夫論》，大概就是沿襲這種解釋，謂秦始皇是因其“生于（趙地）邯鄲，故曰趙政”（《潛夫論·志氏姓》），東漢末年人高誘，也說“（秦始皇）生于趙，故名趙政。”（《淮南子·人間訓》高誘注）。可是，如上所述，在秦始皇之前，其父其祖，已經承襲了從居于“秦邑”時期起即獲取的“秦”這一“氏”名，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因其出生于趙地就又輕易改用“趙氏”的情況呢？

清初著名學者閻若璩以為：

余嘗問人，秦始皇何姓？或對曰嬴，或對曰姜，皆非也。此出自《史記·始皇本紀》：“生于邯鄲，姓趙氏。”蓋秦猶近古，深得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之義，猶皇（德勇案：“皇”應正作“黃”）帝以姬水成遂姓姬、舜生于姚墟遂姓姚是也。降至于漢，人皆識其為姓。陸賈曰：“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燕王旦曰：“尉佗入南（德勇案：此處脫一“夷”字），陳涉呼楚（德勇案：此處脫一“澤”字），近狎作亂，內外俱發，趙氏無炊火焉。”顏師古注：“無炊火，言絕祀也。”正指始皇之姓言。太史公遽謂“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為趙氏”，豈其然哉！（閻若璩《潛邱札記》卷二）

我想，對于很多沒有關注過相關問題的普通讀者來說，閻若璩這話，驟然之間，可能不會看得十分明白，下面容我來稍微做些解說。

清乾隆眷西堂原刻本《潛邱札記》

閻若璩在這里談到的“秦始皇何姓”，我理解是指與“氏”對言的狹義的“姓”，如其所云“嬴”、“姜”之稱，俱此類也，因而下文才會有“因生以賜姓”的闡釋。在明了這一點的基礎上，我們就會看到，閻氏這一認識的重要性，或者說這一看法的非同尋常之處，是他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實際上是向我們推出了一個十分重大的問題：這就是“趙政”或“趙正”這一姓名中的“趙”字，其本義是“姓”而不是“氏”。

這樣的說法，固然能夠開釋秦始皇何以違逆祖規不再以“秦”為“氏”的困擾，但不再姓“嬴”改而姓“趙”，卻給人們對古代姓氏制度的認識帶來一個更大的沖擊，即顧炎武所說歷“千萬年而不變”的“姓”，怎么想變就變、說變就變了呢？還有，復核《史記·秦始皇本紀》相關記載的原文是“生于邯鄲。及生，名為政，姓趙氏”，什么叫“姓趙氏”，這“趙”到底是“姓”還是“氏”？

有常規，還有變例；既有一般的情況，也有特殊的狀態。這種多面性和復雜性，給我們的認知帶來很大挑戰，而挑戰這樣的困難，恰恰就是歷史研究的魅力所在。一個非常特殊的問題，就這樣擺在了我們的面前，不管有沒有直接和明確的史料。

特殊的史事既然已經出現，我們就應該努力關注，看看在它的背后存在什么特殊的原因。在歷史文獻當中，我們看到秦國的國君以“趙”字冠加于人名的前面，不只僅見于秦始皇，也是始見于秦始皇。這真就像司馬相如所說的那樣，“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史記·司馬相如傳》）。在我們討論的這件事上，這個“非常之人”，就是秦始皇本人。

因為這個暴君太不一般了，想要啥就是啥，想干啥就干啥，不需要考慮人間的所有規矩，而是由著他來給別人定規矩。他憑空給自己創造了“皇帝”這個名號，他大筆一揮就廢除了行之已久的謚法，他喜歡十月初一過大年，千千萬萬小民就得跟著過這個從來也沒有人過過的年。后來看舉國上下那些大臣小民都叫他折磨得沒個人樣，誰都不再像個人了，他又干脆創造了一個很特別的自稱——“真人”。言外之意，似乎剩下的那些人就都是給他干活的牲口了（《史記·秦始皇本紀》）。不難想象，這樣的“真人”，再干出什么離奇的事情，就也都不足為怪了。

所以，閻若璩的解釋，是合乎秦始皇的性格特征和行為方式的。秦始皇不僅說改就改了“千萬年而不變”、按照常理也不能變的“嬴姓”，還改變了天子給子民賜姓的老規矩，自己給自己換了個新姓。好在他自己就是天子，還可以說是在依循“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的老規矩。至于他是狼心狗肺缺德的畜生，還是深仁厚澤的積德之人，那就公道自在人心了。反正像李斯那樣拍馬屁的臣子說他“圣德廣密，……被澤無疆”（《史記·秦始皇本紀》載會稽刻石銘文），“真人”這個稱呼好像也對付著說得過去。

進一步探求秦始皇成為趙姓人的具體時間，按照一般的情理來推測，這只能發生在秦始皇二十六年一統天下之際，也就是在他自封為“皇帝”的時候；或者在這之后不久一段時間內。這也屬于秦始皇開國建置的一項重要內容。至于為什么要這樣做，則只能與他出生于趙國這一特殊歷史因緣有關。

秦始皇這位千古一帝的出身，是頗有一些傳奇色彩的。他生物學意義上的父親，是韓國陽翟的富商大賈呂不韋。其生身之母，原本是呂不韋寵愛的美姬。秦始皇的社會學意義上的父親秦公子子楚，曾被送到趙國做人質。在這期間，一次子楚與呂不韋在趙都邯鄲喝酒。就像俗話所說的那樣，“酒是色媒人”。幾盞酒下肚，子楚不僅對這位美女產生了濃烈的愛意，非分之語，不禁脫口而出：請求呂不韋割愛相讓。呂不韋為了將來獲取更大的利益，戀戀不舍地獻上了這位寵姬。商人呂不韋既愛美人，又更需要依附權勢，心疼也沒辦法。

劇情發展至此，一直都很平淡，并沒有什么激動人心的波瀾，現在也誰都會編。不過真實的歷史，總是遠遠超乎無聊文人的想象之外。狗血的是，呂不韋已經讓這位美女懷有身孕。不管子楚看沒看出來，在意不在意，反正呂不韋在席上不會說，而這位美女除了長得美艷動人并且舞姿婆娑之外，腦子也很夠用，直到生下肚里的孩子，也沒告訴子楚這是誰替他做好了這前期工作。——這個孩子，后來長大了，就成了人世間第一個皇帝：他就是秦始皇。

后來這孩子一即位成為秦王，便尊稱呂不韋為“仲父”，用現在老百姓的話講，也就是管呂不韋叫二大爺（《史記·呂不韋列傳》）。沒人說得清這是不是跟知道了這人才是他生物學意義上的親爹有關。不過后來東漢的孝明皇帝直接把秦始皇稱作“呂政”（《史記·秦始皇本紀》），揭人家前朝皇帝受孕出身的瘡疤，就太不厚道了，也有失堂堂天子的身份。

世上那些非凡的人，不僅會有非凡的出身，往往還會頗有一些非凡的經歷，秦始皇也是這樣。秦昭王五十年，就在這個小孩剛生下來還不滿三年的時候，他社會學意義上的爺爺派大將王齮兵圍邯鄲，危城之中的趙人，想要痛下殺手，殺掉秦國的人質子楚。又是呂不韋，花錢幫他買了條生路，逃脫出去，跑到了圍城的秦軍那里。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老婆孩子實在顧不上了，只好扔在了邯鄲城中。史稱“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這母子倆兒重又公開身份，來到秦國，已經是六年以后的事情了（《史記·呂不韋列傳》）。

好了，講這個故事，是想讓大家知道，這六年時間，秦始皇這個沒爹的孩子總得有個身份吧？因為趙國當政的要殺他，可想而知，他必須另換個假身份，而他的媽媽既然是“趙豪家女”，所以最有可能的做法，便是以和這個“趙豪家女”同屬一家人的身份，留在這個家里。那么，這位未來的秦始皇帝會用什么姓氏呢？最有可能的，便是用一個和他媽“趙豪家女”一樣的姓氏，而這個“豪家”，也許就是與趙國國君同一家族的“趙氏人家”的人。

這并沒有什么具體的根據，只是一種推想，甚至可以說是一種猜想。史闕有間，還能怎么做呢？秦始皇后來采用的“趙姓”，嚴重違逆當時通行的用法，理應有一個特殊的緣由，所以我不能不這樣想；就是想得多了一些，也只能這樣想。我推想，正是基于出生于趙國并且還在少年時代匿身于趙國甚至趙氏人家的特殊經歷，才致使當上始皇帝的他，把自己的“姓”，改成了“趙”。如前所述，《史記·秦始皇本紀》的寫法，是說他“生于邯鄲。及生，名為政，姓趙氏”，這很容易給人一種他一生下來就“姓”了“趙”的印象，但所謂“胙土命氏”是得把這塊土地封給他，而不是你生在這兒這地兒就算你的了。

也就是說，在秦始皇二十六年一統天下之前，秦國君主這家人的姓氏，是“嬴姓”，“秦氏”（更早在秦嬴之前，“姓”當然還是“嬴姓”，卻強賴著勉強用了一段時間“趙氏”）；大致從秦始皇二十六年時起，“姓”改成了“趙姓”，“氏”則還是秦氏。看起來好像是轉了一圈之后又重歸于“趙”，但此“趙”非彼“趙”，是“姓”不是“氏”。

由此看來，前人稱秦始皇為“嬴政”，是因為不了解相關姓氏演變實況而行用的一種錯誤說法。核實而論，若從其姓，可稱作“趙政”或是“趙正”；若從其氏，則亦可稱作“秦政”或“秦正”（《漢書·賈山傳》所載賈山在漢文帝時進上的那篇《至言》，就是名始皇曰“秦政”，作“秦正”者如《毛詩正義》卷首唐孔穎達序）；甚至還可以像漢明帝一樣，從其生物學意義之實而呼作“呂政”。不過，我們研究歷史，不是要回到歷史中去生活，弄清楚歷史是怎么回事兒也就行了，不必那么較真兒復古；況且錯誤的歷史，也是既成的事實，故不妨從便就宜，將錯就錯繼續胡亂叫。“嬴政”，懂的人更多，人們也更習慣。

藝文印書館影印阮刻《十三經注疏》本《毛詩正義》

前面論述過程中引述的鄭樵、顧炎武的研究結論已經向我們表明，中國古代的姓氏制度，正是在秦朝開始發生巨大變化，即所謂“秦并六國，姓氏混而為一”。若是按照我在上文提出的看法，這個劃時代的轉折的形成，或許與秦始皇不顧舊制給自己賜姓改姓具有一定的關聯，秦始皇此舉甚至可能在這一轉折過程中產生過至關重要的影響。歷史的發展，就是這樣詭異。一方面，秦始皇援依古制，“因生以賜姓”；另一方面，他又悍然毀棄了“姓千萬年而不變”的傳統。僅僅這么個胡亂弄法，所謂“姓氏混而為一”，恐怕也就是必然的發展結果了。

當然， 每一項重大的社會變化，都不會是偶然發生的，一定還要有更為深刻的淵源。我認為，周孝王令非子“號曰秦嬴”以使其“復續嬴氏祀”的時候，就已經顯現出“姓氏混而為一”的必然性。因為此時“姓”還就是“姓”，“氏”仍就是“氏”， 這里所說的“嬴氏”實際上指的應該是“嬴姓”，非子此前所冒用的“趙氏”本與其出自“嬴姓”這一點并行不悖，何須一定要改而以“秦”為“氏”才又得以承續“嬴姓”之祀？這可以看作是“氏”重而“姓”輕、“氏”實而“姓”虛、“氏”顯而“姓”隱的一種體現。顧炎武云“自戰國以下之人，以氏為姓”（顧炎武《日知錄》卷二三“姓”條），其進一步演化的結果，必然是“姓”趨同于“氏”。這一演化歷程的轉折性拐點，即鄭樵所說“秦滅六國，諸侯子孫皆為民庶，故或以國、或以姓為氏”（《通志》卷二七《氏族略》三）。所謂“姓氏混而為一”，更準確地說，應該是“姓”同一于“氏”。

在這一總體背景下看秦始皇改“嬴姓”為“趙姓”這一舉措的實際影響，在很大程度上也就等同于改“秦氏”為“趙氏”了，但這只是姓氏制度演變總體趨勢下所呈現的客觀結果，而不是其發生的緣由。逮秦朝滅亡之后，皇家的“趙姓”，以姓為氏，在表面形式上，與源出于趙城的“趙氏”，完全相同；與此同時，另一部分旁支族人，沿承舊規，仍是以國為氏的“秦氏”（附案秦檜或即源出于此，若然，則千年之前與趙家本是一家子人）。其實姓氏制度轉變所造成的這樣的結果，到漢代仍有殘留，即漢家天子固然是劉氏，可是漢亡之后，亦別有“子孫或以國為氏”，存其古道，成為“漢氏”（《通志》卷二六《氏族略》二）。

如此看待秦始皇改姓為“趙”這一史事，會有助于我們更加順暢地理解一些相關的令人費解的現象。

其實前面引述的閻若璩的看法，已經述及這一問題。這主要就是像西漢初年人陸賈稱“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語出《史記·酈生陸賈列傳》），還有漢昭帝時燕王旦所說“尉佗入南夷，陳涉呼楚澤，近狎作亂，內外俱發，趙氏無炊火焉”（語出《漢書·武五子傳》），他們二人以“趙”稱秦，孫吳韋昭以秦人曾行用“趙氏”來做說明（《史記·酈生陸賈列傳》唐司馬貞《索隱》），清人梁玉繩則以“秦、趙同祖，后人或可互稱”作解（梁玉繩《史記志疑》卷四），其實更早的時候，唐人司馬貞已經見到有同樣的說法（《史記·秦始皇本紀》司馬貞《索隱》）。可是對于漢人來說，“秦氏”近在眼前而他們行用的“趙氏”已去其甚遠，舍近趨遠，很不合情理；梁氏則并沒有能夠舉述其他氏族也有這種同祖互稱的事例，似亦難以取信于人。比較而言，還是閻若璩以秦始皇的“趙姓”來解釋，更為合理，即“降至于漢，人皆識其為姓”，所以才會出現這樣的說法；也正因為如此，西漢前期成書的這篇《趙正書》，才會把“趙”字冠于秦始皇的名字之前。若是仔細讀書，我們還可以看到，本來南朝劉宋時人裴骃早就闡釋說“趙氏，秦姓也”（《史記·酈生陸賈列傳》裴骃《集解》）。

話說到這里，要是想在歷史上找個人出來為史籍中對姓氏制度認識的混亂負責的話，那么，太史公司馬遷可能是難逃其咎的。因為“姓氏混而為一”的重大轉變發生在秦代，到了司馬遷生活的西漢中期，其舊有的狀況，已經模糊不清，所以《史記》中相關的記載，對“姓”和“氏”的表述，往往會有一些混亂和錯訛。顧炎武謂“姓、氏之稱自太史公始混而為一”（顧炎武《日知錄》卷二三“氏族”條），這還可以說是一種客觀的陳述，而鄭樵卻對《史記》這一缺憾不止一次地提出了嚴厲的批評，甚至徑以“司馬遷不通姓氏學”斥之（《通志》卷四《秦紀》），實亦良有由也。

（本文標題與小標題系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