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惑之年，大學副教授黃勇軍和妻子米莉，決定回邵陽隆回鄉下建一個鄉村書院。

在籌備三年，動工近一年后，一座藍白色書院佇立在隆回縣小沙江鎮的群山碧水間。隨之而來的是，書院中舉辦的“首屆鄉村書院與鄉村振興國際論壇”。

小山村里舉辦國際論壇，在隆回縣還是破天荒頭一回。但比這一論壇更為令人矚目的是鄉村書院的探索，究竟能多大程度上促進鄉村文化創新。

“幾年前，大人天天在家打牌，小孩時刻抱著手機，連個聊天的人都沒有。”因為地處偏遠山區，湖南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黃勇軍的家鄉隆回縣小沙江鎮江邊村里，百分之八九十的年輕人都在外打工，村里多是留守老人和兒童。而教育資源的匱乏，更極大地困擾著這里的村民。

這讓在傳統鄉村文化中沐浴成長的黃勇軍尤其難以接受。

他和妻子、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米莉決定，來干一件看起來無比艱辛的事：重建鄉村文明。最初的踐行是一座鄉村書院。

2019年3月，這座鄉村書院正式投入使用。

那個山村有沒有忘記自己最初的模樣

這是吳倩第一次去隆回小沙江鎮的花瑤聚居區。

作為中南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社會學學生，早前，她就聽她的老師米莉講過。印象中，這里神秘而有趣。

初春的隆回依然濕冷，尤其地處高寒山區的花瑤聚居區，海拔1300多米，即使在夏天，有時也需圍爐取暖。

地圖上顯示，他們所去的目的地小沙江鎮江邊村，距離隆回縣城都有90公里，乘車需兩個多小時。

3月23日清晨，去江邊村的路上一大早就被濃霧包圍。

這一天，由黃勇軍和妻子米莉組織的“首屆鄉村書院與鄉村振興國際論壇”在江邊村歸與書院舉行，來自海內外的60多名專家學者和媒體人士齊聚這里，就“扎根鄉土，探索模式，對話全球”為宗旨，從政策解讀、國際視野、理論探討、經驗分享、產業扶貧等多方面出發，探尋鄉村振興的新模式、新路徑、新活力、新視野。

小山村里舉辦國際論壇，在隆回縣還是破天荒頭一回。幾輛巴士車呼呼行走在山路上，直引得沿路的村民圍觀。

這個寂寂無名的小山村，已經很久沒有這么熱鬧過了。

最近五六年，黃勇軍每年回家，童年記憶里熱鬧非凡的村莊，如今被“老人圍坐一起抽煙打牌，小孩則緊抱手機不放”所取代。

黃勇軍的父親每次也總是向他感慨，村里到處都是打牌的，連個和他聊天的人都沒有。黃勇軍也記得，兒時的鄉村與現在截然不同，“大人有忙不完的事和活動，各種祭祀、紅白喜事、勞務什么的，小孩天天在山里到處跑”。這些典型的鄉村圖景，構成了黃勇軍的童年記憶。

鄉村在追逐城市文化的過程中，似乎忘記了自己本身的樣子。

那件小事重振農村文明勢在必行

鄉村振興是不是可以從文化振興開始，這引發了黃勇軍的思考。

幾年前，黃勇軍帶著女兒回老家搞社會調研。在一個山村里，他遇到了一個和女兒同歲，同樣就讀一年級的小女孩。

當時，黃勇軍指著貼在墻上的“天地君親師”讓小女孩辨認，結果對方竟然只認識一個“天”字，這讓黃勇軍驚詫不已。“我女兒讀了一個學期之后基本認識幾百上千字了，很容易就可以自己閱讀，但她只認識那一個字，我就覺得這個差別很大。”

黃勇軍認為，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是多種的，一方面是農村師資力量薄弱，難以吸引優秀的教師留下；另一方面則是現代科技對鄉村文明體系的沖擊。“我們那里有個火塘文化，大家天天圍在一起烤火，文化就這么一代一代傳下去。現在，大家都天天看電視或抱個手機。”

再有，黃勇軍認為，年輕人出去打工后，以前村莊的很多集體活動無法開展。而且隨著城市生活觀念對農村年輕人的影響，即使他們回到村里，也都逐漸習慣過小家庭式的生活，對公共事務興趣闕如，“我認為，這是農村急需振興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為社會學教授的米莉認為，從心理層面，農村人在面對城市文明時，“他們對比的對象是城市，他們不認為農村也有好的東西，反正就是很不自信”。

然而，米莉認為，盡管中國目前仍在城鎮化進程當中，但這并不代表著鄉村文明就應該消失，“如果沒有鄉村，城市整個要完蛋”。在米莉看來，城市如今的不安全感，正是因為和鄉村文明割裂造成的，“在城市里小孩出去的話，我要時刻盯著，但在農村，我們可以完全不管，這種貼近自然的生活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在黃勇軍和米莉看來，重振鄉村文明勢在必行。

籌建書院精神文化重建需要學者參與

為了踐行自己的鄉村建設理念，黃勇軍和米莉決定建一座鄉村書院。

在他們的定位中，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書院，而是將承擔起鄉村文化建設、構建教育系統和鄉村產業建設等使命的一個綜合性平臺。屆時，參與這個工程的人才、資源、項目等，都將以書院為中轉站運行。

“如果說這件事情的意義或源流，我覺得更像在做梁漱溟、晏陽初他們當初做的事情，進行鄉村建設實踐。”在黃勇軍看來，政府主導的鄉村振興，更多是從硬件設施和經濟角度發力，而精神文化的重建，則是一個漫長且復雜的系統工程，更需要他這樣的鄉村學者參與。“我們和政府之間是互補的”。

書院最終定名為“歸與書院”，出自于孔子的“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與陶淵明的“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里面寄托了黃勇軍的鄉土情懷，和對儒家經世致用理想的踐行。

2018年5月，籌備3年后，歸與書院動工建設，并于2019年3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因為平時教學任務重，黃勇軍將書院建設全權委托給自己兒時玩伴，現如今是大老板的伍焱奎負責。和黃勇軍一樣，取得世俗上的成功后，伍焱奎決定反哺家鄉，將自己在深圳的很多產業轉移回老家，并協同黃勇軍籌建歸與書院。“這是一件好事，必須要支持。”

而黃勇軍的父母則承擔了監工和后勤服務的角色，建筑工人每天吃飯也都由老兩口負責。對于黃勇軍的舉動，父母覺得是好事，應該支持，唯一擔心的是，“沒有資金了咋辦？”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黃勇軍甚至還拉來了隆回縣原副縣長夏奕中，現已退休的他，是歸與書院的名譽院長，負責為書院建設出謀劃策，整合資源。

建成后，歸與書院共有4層，集合了學習、論壇、讀書等不同功能區，是一個傳道授惑、促進鄉村地方建設、公益助學、集國際交流等為一體的綜合性設施。

為了計劃的第一步，黃勇軍已組織志愿者團隊，為山村留守兒童的學習提供長期支教幫扶。

工學互補尋找農創產品，培植本土產業

在黃勇軍和米莉設想中，歸與書院還承擔了教化村民和撫慰城市的雙重意義：一方面在潛移默化中提升村民素質，形成一個不同于城市的鄉村文明形態；另一方面，這種鄉村文明也為焦慮的城市人提供一種精神補償。

但相比于單純的人為引導，鄉村自信的形成往往更需要建立在與之相匹配的經濟實力、文化實力等基礎上，因而黃勇軍也在探索書院對于促進經濟發展的可能性。

黃勇軍這樣定位自己：“我不是一個返鄉教授，而是一個返鄉務工人員。”

他認為，若要走得長遠，書院必須能夠自主持續運轉，除了一定的公益性活動，歸與書院還需要形成一個商業閉環。

在此次國際論壇中，黃勇軍提出“三創”團隊促進鄉村振興的想法，即尋找農創產品，培植本土產業，激發內在發展潛力；與湖南各大高校“雙創”團隊合作，為鄉村農創產品提供創意設計、包裝及推廣；與“文明社區”社創團隊合作，建立鄉村與城市之間更緊密的產銷結合。

黃勇軍夫婦在做花瑤研究時發現，由于地理位置優越，隆回能夠培育出品質優良的高山茶，甚至在虎形山瑤族鄉白水洞村至今還生長著百年古茶樹。但當時那里僅有為數不多的制茶作坊，且都采用手工制茶，規模很小。隨后，黃勇軍的哥哥黃勇民入股投資了當地的茶廠，黃勇軍夫婦也參與了茶葉品牌設計，幫助茶廠完成一系列包裝及推廣工作。

這是黃勇軍夫婦對于促進產業振興的個人嘗試，他們更寄希望于歸與書院在將來能夠體系化、規模化地承擔起這一職責。

正如此次國際論壇將國內各地以至國外的學者、商人聚于隆回山村，黃勇軍夫婦未來還將聯系擁有不同資源的來賓，與當地村民和產業建立更為直接的聯系。

個體情懷“我們只有往下走，往農村去”

黃勇軍自陳，他這一套“鄉村振興”的模式，現實中并無參照物，都是自己多年理論和經驗方法的總結。“一部分來自于儒家，來自我們傳統的生活方式；還有一部分則來自兒時的鄉村記憶。最終，我們將這兩者融合到一起。”

接下來，黃勇軍還將以歸與書院為基點，共同發起、成立“中國鄉村書院發展公益基金”，“使之成為各類政治、社會、文化等資源能夠進入、對接到鄉村振興工作之中的獨特端口與有效平臺，為實現我國的鄉村振興事業貢獻實實在在的力量”。

黃勇軍介紹，該基金將以鄉村振興國家戰略為政策依據，通過企業贊助、愛心捐助、政府采購、專項資金、生態農業、文創產業、收費項目、文旅融合等方式，籌集鄉村書院發展所需的資金支持。最終建立成為政府、資本、企業、社會人士進入鄉村的獨特端口與最佳平臺。該基金計劃在5至10年內，以建設、參與或合作的方式，最終在全國打造、運營500家左右的鄉村書院。

如今，除了必要的教學任務外，黃勇軍和米莉的業余時間幾乎全部投入到了歸與書院的運營中。

按照常規，他們目前都是副教授，本應爭取發表更多的論文，或在行政道路上謀求發展，但他們從做廣場舞研究開始，似乎就一直與這種務實選擇背道而馳。

“當時很多人覺得我們不務正業了，你一個大學教授研究幾個大媽跳舞，這有什么好研究的呢”，黃勇軍笑著說。

這樣的質疑，在他們修建歸與書院時同樣存在。他們原本用于承接課題的時間被大量縮減，評定職稱更是無限延后，而書院建設的實踐性研究成果大多又不被學術標準認可，這對常人來說都是實實在在的損失。

但黃勇軍和米莉似乎并不看重這些，“我覺得在這個時代，我們只有往下走，往農村去，才能夠承載我們作為一個學者的情懷。”

對于這樣一個浩大的“工程”，他們更看重的是實踐過程本身。“我跟其他學者說，如果我們成功了，那是一個教科書式的成功案例；如果失敗了，也是教科書式的失敗案例，都是有價值的。”

記者手記

鄉村建設需注重經濟與文化互補

老實說，黃勇軍和米莉老師做的歸與書院，到底能否成功，達到他們重振鄉村文明的目的，我始終保持著審慎的樂觀。

近日的清明節，讓城里的學生們好好放了回假，正是熱鬧時候。然而，在我采訪時走過的許多鄉村里，從幼兒園、小學到初中、高中，此前常有學生“外逃”。農村的家長們選擇花費金錢，幫孩子打包行囊，趕赴城市。而對于大量學生“外流”這種現象，當地學校往往唯有無奈與諒解，他們也清楚，這一批批外流的學生，將給教學質量帶來連鎖性的下降。“一個好學生，有時能影響十來個孩子的學習態度。”

這實質上，隱含著農村家長對農村教育的擔憂。振興鄉村不僅僅是經濟上的，更是文化上的。

對于出身農村的黃勇軍和米莉兩位教授來說，他們性格的養成、價值觀的塑造，背后都有著童年鄉村生活帶給他們的刻骨銘心的影響。采訪中，黃勇軍不止一次回憶他那美好的童年，父慈子孝、鄰里和諧，再加上絕美的鄉村風光，完全一個理想國的畫面。

也因此，他們把此次歸與書院的建設，稱作建設一個理想國。他夢想重振鄉村文明，重新撿回那些遺失的美好。當然，他并不是一個復古者。

我認為，他們更想實現的是，用儒家文化結合現代文明，實現一個更高層次的鄉村文明。

這個工程無疑是浩大且繁雜的，不是短時間能看到成果的。各種客觀因素的限制，“項目”流產的風險也不小。這一點，他們也早有心理準備。

用米莉的話說就是，如果歸與書院成功了，就是一個教科書式的成功樣本；失敗了，也是一個教科書式的失敗樣本，都是有價值的。

的確，在國家大力促進鄉村振興的當下，除了地方政府的主導參與外，還更應該歡迎像黃勇軍米莉這樣的民間力量參與進來，各方力量從不同維度努力，形成合力，最終實現鄉村振興。

畢竟，鄉村振興，不是只有錢就解決了。

（原題為《副教授夫婦的鄉村文化建設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