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3月份，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澳大利亞學者張磊夫所著《國之梟雄：曹操傳》；今年2月，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將日本學者堀敏一的《曹操》譯出發行。近一年中，相繼有兩種海外漢學的曹操傳記問世，實是三國迷之幸事。這兩種傳記無疑因西方漢學與東洋漢學的傳統不同，而會有不同的風格；前者是英語世界中唯一一部曹操的學術傳記，后者是日本學界世紀初的力作。從兩本書的封面上，差別也一目了然——關于二者內容，是深入淺出還是系統完整，是否提供了新知與新穎的理論，宜有方家專述，而單看書籍裝幀，就很有討論的必要，我指的是堀敏一的《曹操》譯本，因為張磊夫一書，收在“海外中國研究”叢書中，從其多年沿用的制式書影，并無甚特別之處。
堀敏一《曹操》中文本則不同，大32開精裝，書衣黑底，不另用圖案裝飾。封面唯紅與黑，遠遠看去，書名蒼樸厚重的紅色隸筆從濃黑一片的背景中躍出，想來是有意要向讀者暗示1800年前亂世血與火的氛圍。這時候如果剝開書衣，可以進一步發覺設計者的用心，暗色硬封的對應位置勒出陰文“曹操”二字，凹陷效果做實了“入木三分”和“力透紙背”；而再翻過兩張襯紙，可以發現書名那兩個字仿佛是接連穿透了三個平面：拈起扉頁，可以看出若有若無的墨影，好像陰魂不散的樣子——硬封和扉頁如果套疊起來，又組成一次完整封面的單色版——而這墨影效果是怎么造成的呢？原來設計者利用了扉頁背面的空白紙頁，以濃墨反印了“曹操”那兩個字，好比是封面上寫紅字的人擘開暗黑，使了內力，最終將黑色印跡明白無誤地復寫在序言前這一頁白紙上，顯現出“隔山打牛”的神功。但要是這樣說，扉頁用紙還嫌稍厚，如果透光性更強，效果可能會更好。
計較起來，這本書在設計意圖與效果間的罅隙并不止這一處。定睛細看封面，自有更豐富的信息映入眼簾：責任者與出版者宋體的細細筆畫一上一下滲將出來，同樣用了紅字。封底照例依行業常態，有專業人士的薦語，也以密密麻麻的血色小字呈現——這些想來都在設計者的帷幄運籌之中，唯封底底部，不得不印上的白底黑色二維碼及條形碼，不免破壞了外觀的整體效果，宛如扮奸雄的一位戲曲演員，白臉勾好了之后卻去春風一度，頰上留了唇印子而不自知，匆匆上臺亮相：這兩種碼分明服務于品牌推廣與圖書銷售，對一個普通讀者至多只有一次性用途的，其實委之腰封就好，大可不必在黑書衣上戳上永久的印記。
當然，說書衣只有紅與黑，還是不完整的：回到封面，不必更湊近觀察，則見“曹操”兩個大字間還有金色小楷，字體和顏色都有凝練而經久不散的意味，對傳主率先進行一次評價：“三國志の真の主人公”。這金色還可以視為是色調的補充，起到調和的修飾效用。其間保留的兩個平假名，標明本書來自東瀛的出身。我挺贊同把曹操視為“三國志”真正的主角（之一），這種論點淵源有自，清代整理《三國演義》的毛宗崗，就在《讀三國志法》一文中提到了三國的三奇或三絕：曹操、關羽、諸葛亮。我認為，這是毛宗崗真正演繹他自己版本的三國：三角演義。那么，《曹操》一書封面和扉頁上“三國志の真の主人公”一句，究竟是出版方也包括設計者讀透三國之后所寫下的營銷詞，還是另有出處呢？本書在勒口之內，除版權頁外，中文譯本十分克制，幾乎再沒有譯者與出版者的其他說明，通覽全書也不知究竟。查日本亞馬遜網站上的刀水書房原版，見到類似仿宋體的大書名下有小字，一模一樣的話，知是中文本直接沿襲了原版的措辭。并且，看它由破折號引領，再看網站注錄信息及各處征引狀況，這并不是廣告語，而算是副標題。
如果錙銖必究，這就是中文本的另一個瑕疵了，在版權頁上并沒有交代副書名，而使“曹操”兩個字孤零零地刊載在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中，使本書與陳舜臣的小說，以及列在坊間各種“中華歷史名人叢書”、“影響中國歷史的著名帝王大系”、“歷史人物系列叢書”、“中國皇帝皇后百傳”等等通俗書籍中的《曹操》相重名。是不是會引起混淆且不說，但觀察近年來學術著作的流行做法，正副標題更合乎讀者的期待。兩個書名層次不同，句式相異、性質判斷有差別，彼此照應、相互牽制，由兩者間的張力生發意義，由距離感觸動修辭效應，這的確會比更古早階段只有一個簡潔的書名、乃至僅以主人公的姓名為題的做法更有效果。更要緊的是，這是日文版原有的，而中文版不免不夠完整。
如果求全責備，日文本封面也不是沒有問題。纖巧的字體與中文本的隸書相比，當然與傳主時代相去稍遠。封面上用的圖案倒是后漢時代的武士俑——明確將說明文字標在封面下方，就漢文讀者對書籍封面的印象來說，不免有點冗余。甚至也有副作用：這位騎悍馬執長槊的武士，出土于甘肅武威，那是三國時的西涼，先有董卓在那里發跡，再是馬騰、馬超父子據此割據，都算是曹操勁敵。曹操傳記的封面，請了一尊西涼武士來，迎面相對書名，是要封鎮傳主呢？還是想拆臺搗亂報復呢？抑或曲解為用西涼武士表明魏王武功卓著，平定了北方？
日文版的裝幀要素與書籍之關聯頗可再三推敲。但從形式上說，使用考古文物作封面圖案標示出處，畢竟是謹嚴的做法，也合乎史學及現今版權的規范。但由此我們來看中文本，遂又有一個問題浮將上來：書衣上那力透紙背的“曹操”二字，有什么出處呢？這個問題，書中同樣也沒有任何交代。
計較起來，兩個字都不規范。“操”字右下將“木”變形成了“尒”——“操”有個異體字作“撡”，當與此有淵源。而“曹”字，成了“曺”，出頭的兩豎少了一豎，令人想起《儒林外史》中那個著名的吝嗇鬼嚴監生，臨終要將兩根燈草拔掉一根方肯咽氣，吳敬梓的靈感莫非來自“曹”的這一偷懶寫法不成？或者寫“曺”字的始作俑者難道是嚴監生家的老祖宗？
但其實，“曹”字不止有這兩種寫法。曹字早見于卜辭，甲骨文從二“東”一“口”會意，以門口兩個燈籠（東）表示雙、偶之意，所以后世也引申為類、群、輩；在金文中，“口”變為“甘”即今曹字下的“曰”，但到了漢代，以今所見隸字字形來看，并不十分穩定，字形上漸次略省：
可知曹字有多種寫法。歷代碑碣上所記異體，即所謂“碑別字”，更有：
加上“曹”和“曺”，計有二十種不同的字形，足足是孔乙己所謂“回字有四樣寫法”的五倍，其中參差各態，譬如《鮮于璜碑》那一體，其上遒然一橫捺，可視為美國總統特朗普發型之淵源，很是神似。據此并可知，“曺”“曹”二形屬這個字在歷史上不斷簡化過程中較常見的形態，才不是多一根少一根燈芯的事兒。今通行“曹”字則可見于《張景碑》（159年立）和《曹全碑》（東漢中平二年（185）十月立，萬歷初年出土于陜西省合陽縣。1956年移立西安碑林）。
而漢碑上的“曺”形似乎更多，或許這就是后來幾乎只有“曹”、“曺”二形并行的原因。如今，韓國漢字就擇用“曺”為規范字，而不像中、日、新各國，悉用“曹”。
從今所見上古碑碣文字，尤其是《熹平石經》和《正始石經》的情況可知，“曺”并不只限于《康熙字典》所謂。不過，其中的《正始石經》在此還是值得重視的，因為它的年代雖然比上文所列其他漢碑更晚了幾十上百年，但須知它正是曹魏時期所立的，確切說來，是魏廢帝齊王曹芳正始二年，按古、篆、隸三體刻《尚書》《春秋》，立于太學的。其碑文風格工整精絜，論者以為可以視為當時標準書體。雖欠實據，但僅在“曹”字的問題上，料想作為天子之姓，當確實是比較固定與正式的寫法。后漢時已多寫“曺”體，所以肯定不算一時特別的缺筆避諱，而況缺筆避諱的史料依據只能溯及唐初，常見的也只是缺末筆；另一方面，當時司馬氏尚未曾專政，如若要說刻石者或書寫者出于政治立場別有用心，故意將曹氏的“曹”缺胳膊少腿，這陰謀論也不能成立。
這樣一來，用“曺”倒是更加貼合曹魏時代的狀況，而況，隸字風格古直，也與魏武帝的個人表述風格十分合拍。就像王右軍的傳記書名不宜用美術字乃至涂鴉吧。所以前述日文版“曹操”筆畫纖細，我覺得不如用漢隸。據我的不完全統計，標題中有“曹操”二字漢文書籍共有五六百種。其中，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就有幾本書就注意用隸字，但是看起來，尤其是后出幾本，因為漢字簡化的緣故，要使用規范漢字，所以很明顯乃當代人的題簽。那么，堀敏一《曹操》中文本書名是不是也是現題的書法字呢？為何又用異體，而不用簡體字呢？我找到了一冊大象出版社2010年4月版張體義著《曹操墓風云錄》，發覺其中“曹操墓”三字之間大小雖略有差別，前二字與堀敏一《曹操》中文本書衣上的卻一模一樣。
2010年所出版的包含曹操為名的圖書有約五十種之多，要知道，此前的2009年及更早，每年都不過十來種。這是因為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召開新聞發布會，宣稱發現了曹操墓。這一考古發現入選了中國社科院評選的“2009年中國六大考古新發現”、國家文物局主辦的“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而其真偽問題卻有爭訟，學術圈內外紛紛熱議。《曹操墓風云錄》正應時而出，以曹操（墓）為賣點。同年出版另有《曹操宗族墓群》（任曉民編著，江蘇科技出版社2010年10月）一種，“曹操”二字似乎更為高古，尤其是“操”，右上三口呈倒置的“品”，與常見字形不同，可辨識度與美感都有點奇怪。經查方知，是取了湖南長沙馬王堆帛書文字，乃屬西漢時期，與曹操時代相去略遠。而其“曹”字，亦用異體“曺”，則出東漢《趙寬碑》（光和三年（180）刻，在今青海省樂都縣）。相形之下，《曹操墓風云錄》封面用字風格比《曹操宗族墓群》更顯一致，前三字同樣用了集字的方式。所以，并非堀敏一《曹操》中文本有意襲用《曹操墓風云錄》的題簽，而是這兩本書上的“曹操”所見略同：均來自東漢末年的碑銘：“曺”字出《曹全碑》（185年）；而“操”和“墓”用的都是《郭泰碑》字。
《郭泰碑》又常稱《郭有道碑》，查郭泰亡于169年，今碑雖是傅山依原拓臨摹另刻，而原碑傳是蔡邕（132-192）撰文并書丹，文在《文選》卷五八，中有句：“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言觀其高。”二字集于《曹全》、《郭泰》二碑，并不只是在風格上協調的問題，更有意思的是，兩塊碑都是曹操（155-220）在世時代書寫立石的，是他的同時代字。而又尤其是后一字，即曹操之名，是蔡邕所書寫的。曹操與蔡邕之間有忘年交，蔡邕是東漢末年的讀書種子，既是歷史學家、文學家，又是音樂家、書法家，前引《熹平石經》即傳說出自他的手筆。公元192年，蔡邕死于王允之手，堀敏一在書中也有提及，多年以后，大約是建安十二三年（207-208），曹操念及舊情，將流落在匈奴的蔡邕之女蔡琰以重金贖回，于是“文姬歸漢”，《悲憤詩》一作，乃至托名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詩皆賴此得以傳世。其實，“曹”用《熹平石經》字，“操”字用《郭有道碑》，全集蔡邕字，也不失為另一種選擇。若能起曹操于地下，他一定會很滿意能有老友的字給自己傳記作題簽吧。只是——還有最后一個問題——《曹操》設計者知不知曉這一段史事呢？也就是說，如今“曹”借《曹全》、“操”引蔡邕，這同時代字究竟是不是有意為之？還是無心巧合？以我自己剛剛從網上查到這兩個字出處的經驗，我懸揣，更大的可能性，是在書法字網站或字典上輕而易得的素材——假如是精心表達的意義，那就不應該不著一字，沒有在書上留下任何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