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看到這篇文章前一周，我采訪了作者和她的先生。經過兩小時的交流，我感受到了一對即將初為父母的高校青年學者在對待生育、育兒上的態度：有普通父母的期待、擔憂，也有研究者的理性思考。

如今，生育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代際傳承問題，但了解了作者以及她的先生在生育之前的深思熟慮后，我還是有些意外。不過，讀完這篇文章，我能理解作者。

作為女性，作者有與大多數準媽媽一樣的焦慮，比如孩子將來的上學問題，如何平衡家庭與工作，但作為高校老師，在一些問題上，作者比大多數媽媽看得更深，也更透。

作者在本文最后說到，“生兒育女是個父母和娃共同成長的過程。焦慮是無法避免的，我們不必放大焦慮，而忽視了孕育過程中其他的人生體驗。”

在生，還是不生這個問題上正在猶豫的讀者，推薦看看此文。

懷孕之后，同齡的親戚在聚餐時問我為什么不考慮生育之后當全職媽媽，我非常詫異。為什么女性要被期待成為全職媽媽？由于生理原因，懷孕生娃不可避免地需要女性來承擔，可是為何育兒也要全權交給女性來負責？

不少學業成績一貫優秀的女性在以分數為最重要衡量標準的學生時代感受不到性別歧視，而是到了生育之后才切身體會到多維度的性別化的期待和性別歧視。因為生育會造成明顯的性別隔離——母嬰論壇、教育論壇、母嬰用品商店、媽媽們聚在一起聊的話題，都在固化和加深這種性別隔離，這種看似自然形成、自我選擇的過程，也是社會建構的結果。

通過這篇文章，我想結合學術和個人體驗談一下生育決策，以及懷孕之后的生育焦慮。我認為，中產的育兒焦慮并非從娃出生之后開始的，在娃還沒出生之前就已經存在。

為啥要生娃？

最近兩年我和合作者陸續訪談了將近30位二孩媽媽，在談到生育決定時，是否生第一個孩子對她們而言幾乎不是個需要考慮的問題。但對于我而言，不生育的理由和生育的理由都有很多，大多數時候，不生娃的理由更加充分。

很多人把生育自然化（naturalised）了，認為這是在順從人的“天性”，并不是一個值得深究的話題。但避孕技術和生殖技術的發展，使得不生育、體外受精、代孕等等成為可能。過去很多人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現在需要進一步反思。人之所以為人，就在于超越了所謂生物性，發揮自己主觀能動性，創造價值。

Overall (2012) 在著作 Why have children: the ethical debate 里提到，很多人覺得生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不生娃則需要合理化自己的選擇。Overall覺得，正因為生娃會永遠改變自己的人生和娃的人生，并且娃的出世是個不可逆轉的過程，因此這比大多數人生選擇都更加重要，更需要審慎，需要去合理化。這點我很認同。正因為想做負責任的母親，也知道生育帶來的巨大人生改變，所以才不會輕易做決定。

生育是個倫理問題。在未生育時，我和伴侶以及身邊的朋友有時會進行生育相關的倫理討論。例如，明知孩子生下之后很可能有生理缺陷，是否應該生下來？如果女性在長期受家暴的情況下，企圖通過生育來緩和家庭關系，那么孩子出生后很可能會在脆弱的環境下成長，這樣的生育決定是不是不道德？我們把一個生命帶來世間，并沒有也無法事先征得ta的同意，把ta帶來世間意味著死亡是其終點，那么我們身為人父母，從某種意義而言是否是劊子手？是不是道德上有問題？

是否生育、何時生育是個很復雜的決策過程，這可以從生理學、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多學科去解讀，涉及到決策的關鍵人物很可能包括夫妻雙方和上一代。

生育決策包括很多非理性的因素，無法從單純的成本收益角度來分析。許多多老師在《中國家庭 | 在育兒上，為何我們不滿游戲規則，卻隨波逐流》一文中提到，父母對孩子的投入變得不計成本，不求經濟回報。在大城市的中產階級家庭，把一個孩子從出生培養到讀完大學，以至出國留學，需要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直接經濟投入，這還不算買學區房等間接投入。而孩子出國后很可能在國外定居，難得回國一次。在父母年邁之后，也很難身體力行照顧父母。這樣從成本收益的角度而言，是一樁“虧本買賣”。那么為什么還有這么多家庭趨之若鶩，要讓孩子讀國際學校，出國讀書？由于篇幅有限，在這里只是拋磚引玉，供讀者們思考。

生育也是女權主義研究和家庭研究中經久不衰的話題。Meyer（2001）強調女性在生育決策中應該有自主權。但在現實中很難區分女性的生育選擇是否真的是遵從自己內心的選擇。即使女性認為生育是她們的自主選擇，也很難辨析這到底是女性事后在回顧生育決策過程中的自我合理化，還是女性把社會對于她們的期待內化于心，認為生育是她們應該做的事情。

在我對二胎媽媽的訪談過程中，有被訪者認為生育是對家庭負責，而不生育顯得“太自私”。這種觀念在歐美也不罕見--生娃的認為不生娃的女性“自私”，不生娃的認為生娃的是被男權社會洗腦了。我們需要承認的是，首先，生與不生的理由都有很多，如果我們真的能設身處地站在別人的角度考慮，可能會發現我們能理解她們生或者不生的理由。其次，雖然媒體會宣傳“恐婚”、“恐育”，雖然婚姻推遲和生育推遲是個全球范圍的趨勢，但在中國，乃至整個世界，絕大多數女性最終還是會生娃。

在嚴肅地思考過生育話題之后，我為什么要生娃？這不是三言兩語能說清的。仔細回顧，最重要的原因包括四點：一、我和伴侶的工作時間靈活，這決定了我們可能可以做到工作、家庭兼顧。雖然我們有“非升即走”的工作考核壓力，但大學老師這份工作已經比大多數工作更加對家庭友好。

二、豐富個人體驗。所謂“無私奉獻的母愛”、“生過孩子才是完整的女人”都是社會建構，我一直嗤之以鼻。我也沒有強烈的生娃渴望，沒有覺得自己的基因優秀到值得傳世的地步，但也沒有很排斥生育。作為以自我為中心的獨生子女，我很好奇對一個人無條件付出的體驗，好奇這種體驗是否能使我接近“無我”的境界。

三、伴侶給力。我伴侶工作時間靈活，出得了廳堂，下得了廚房。他很喜歡孩子，喜歡做飯，也很樂意學習育兒知識，這可能會減少由于生育帶來的對我的母職懲罰（motherhood penalty）。像他這樣的中國男性還比較稀有，不生孩子對社會是種損失。

四、我的父母可以給予經濟和照料上的支持。像上海這樣的居住成本與育兒成本居高不下的城市，如果沒有其他的收入來源，光靠我們的固定工資，支撐自己過體面的生活尚且勉強，更不要說讓孩子有更多選擇了。我不希望孩子在希望出國度假、報各種興趣班，以及出國留學時，經濟問題會是個阻礙。希望她可以比我有很多選擇，生活得更加自由順心。因此經濟實力便顯得非常重要。

孕期焦慮

我所經歷過的孕期焦慮主要包括經濟焦慮、時間與精力焦慮、孕期不適焦慮和教育焦慮。

在懷孕之后，通過某手機育兒APP，我加入了一個微信群，群里都是即將在同一個醫院分娩的、預產期接近的準媽媽們。她們聊天的主題聚焦于產檢、身體與心理變化、購物分享、家庭關系等。她們的分享拓寬了我的視野。通過她們的推薦，我了解到了不少母嬰用品品牌。她們推薦的連褲襪基本都是淘寶賣幾十塊錢的，但推薦的嬰兒用品基本都是進口的。比如在孕中期，有的孕媽在群里發起嬰兒推車團購活動，團購的嬰兒車都是價格上萬的歐洲品牌。群里有位孕媽問是否能夠推薦性價比更高的推車，無人回應。也有孕媽在懷孕5個月的時候曬了自己買的價格8000元的嬰兒床，這和有的母親在育兒群里曬自己6歲孩子寫的英文日記有著異曲同工的效果--制造焦慮。這可能會讓經濟實力不夠但又想給孩子提供優越物質條件的母親感覺到焦慮與羞愧。

在懷孕之后，一位朋友發給我她的產前購物清單——一份有著200多項母嬰用品的excel表格。這還只是產前！這表格引發我的陣陣焦慮。一方面是經濟焦慮--買齊這么多東西得花我們多少錢？另一方面是時間焦慮——為什么我要花這么多時間精力去準備這些？ 我花同樣的時間，都可以投出幾篇論文了。而這些用品，以及有關這些物品的知識儲備在孩子長大之后就沒用了。我邊買邊跟伴侶邀功同時抱怨，諸如“看看我多不容易”、“為什么要我去買？為什么你不主動提出去買？”他表示愿意去買，但至于買什么，他并沒有知識儲備，還是需要我提供清單。我想了想，產前必夠物品，比如產褥墊、衛生巾等，都屬于產婦用品。于是產前購物這塊還是由我繼續負責。

市場化時代，選擇過多也會帶來焦慮，購物非常損耗精力。比如光是嬰兒口水巾，就至少有幾十種品牌。這跟我出生時的計劃經濟時代非常不同，因此父母無法提供建設性意見，只能依靠朋友和網絡。

微信群里還經常談論到家庭關系，不少孕媽展示了公公婆婆在孕期給了多少經濟資助，從幾千到幾萬不等，也有孕媽提到在生育之后不愿意花太多時間帶娃，提到“我才不會幫他們（公婆）帶孩子”——這些都很值得玩味，仿佛孩子是公婆生的，仿佛育兒純粹是上一代的責任，仿佛上一代出錢出力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一方面年輕父母會抱怨與上一代的育兒理念有沖突，另一方面又離不開上一代的幫忙，這種相愛相殺的代際捆綁，其實也從側面反映了父權觀念的延續（孩子是為公婆家傳宗接代）以及國內價廉物美的幼托機構的缺失。

微信群里會傳播各種“生育神話”——孕期喜歡吃酸的生男孩，喜歡吃辣的生女孩；肚子圓會生女兒，肚子尖會兒子；補鈣補得多了胎兒頭骨會硬，不容易順產；喝椰汁可以凈化羊水。初看有點啼笑皆非，但細想，“生育神話”流行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為在國內，孕期無法通過正常渠道知道胎兒性別。由于在獨生子女政策下選擇性墮胎的普遍存在，探測胎兒性別在法律上是被禁止的，這在全面二孩政策下仍然沒有改變。

原因之二是通過百度基本無法獲取有效的孕期知識。在懷孕前，我們被動攝取了有關母愛如何無私等信息，但是很少有機會被動獲取孕期可能會出現的生理不適，除了電視劇里懷孕的女主角經常出現的妊娠期嘔吐。我在孕期出現的恥骨聯合痛、妊娠期胃食管倒流等癥狀，在懷孕前聞所未聞。只能通過咨詢醫生、查詢英國的NHS（國家健康服務）官網，以及一些英文論文來獲取知識。但是對于英文一般的女性，如何獲取靠譜的孕期知識，是個問題。國內的醫療部門很有必要加強靠譜醫療信息平臺的建設。

教育焦慮與上海的基礎教育入學政策有關。一些熱門公立小學規定，孩子與父母的戶口必須在劃定片區內滿5年方可入學。這意味著孩子在1歲之前，父母就必須準備好學區房，這使得很多夫妻在懷孕前后就考慮置換學區房事宜。

雖然我和伴侶從小學到高中讀的都是當地最好的學校，但我非常排斥應試教育，經常厭學，也不太信任公立學校。他在求學之路上也有不愉快經歷，但抗壓能力比我強。根據自己有限的人生經歷，我希望孩子能少走一些彎路，規避一些失誤，順心成長。但我們家附近并沒有優質的公立與私立基礎教育，這就使得孩子究竟應該在哪里讀書，是讀對口的普通公立小學還是考國際學校，變成糾結的問題。

我發現緩解孕期焦慮有兩大方法：一是把注意力放在工作、興趣愛好等方面，少去關注育兒論壇和孕媽群，不要購買過多母嬰用品，也不要糾結孩子六年之后的上學問題。因為過來人表示有準備的不少東西事后證明都用不上，孩子也不一定會按照你設想的劇本來生活；二是多參加醫院提供的育兒培訓，學習育兒知識。這一點，我接觸過的國際和平婦幼保健院和長寧婦幼保健院都提供不少免費的課程，家屬也可以陪同聽課。每次產檢伴侶都會陪我去。為了做負責任的父母，我們在醫院聽了十幾節課，并且在一家孕期會所付費進行了準爸媽的育兒培訓。丹麥的研究（Maimburg et al., 2010）表明，參加孕期培訓，有助于順利分娩。

Overall (2012) 在書里提到，如果要等到完全準備好才生娃，那很可能這輩子都不會生了。生兒育女是個父母和娃共同成長的過程。焦慮是無法避免的，我們不必放大焦慮，而忽視了孕育過程中其他的人生體驗。

[作者沈洋系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助理教授、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助理研究員。文章首發于微信公眾號：知識分子(The Intellectu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