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利校園的撒拉柏劇場 

我們一行人遛達到伯克利校園的撒拉柏劇場 （Zellerbach Auditorium），我的眼睛立時濕潤了，忙戴上墨鏡“遮羞”。當年我在伯克利任教時，“舊金山中國文化中心”請我開課，并成立了“長城舞蹈團”，在籌備了八個月后，當年秋天“長城舞蹈團”在撒拉柏劇場首次公演。在劇場門口的售票處張望，我依稀又看到自己當年的演出海報，也憶想起演出完后在門口見到了張大千夫婦的情景：我驚訝得失語，因為知道他們夫婦晚上一般是不出門的，何況他們住在卡邁爾，離伯克利有一大段距離。我連聲道謝，大千先生摸著自己的美髯，大嗓門用四川話說：“西施姑娘跳舞哪能錯過！”一旁的圍觀者全都笑了。

江青的演出海報

這場演出在我1991年出版的自傳體《往時、往事、往思》書中，其中“難忘的演出”章節(jié)：“曲終人不見”有詳盡的描述，現(xiàn)在再看，還是那時的感受更真切也更細膩入微，怕現(xiàn)在是寫不出來了。于是決定將原文一字不改照錄——

“曲終人不見”

我的名字與“江上數(shù)峰青”仿佛有連帶關(guān)系，想來湊巧得很，這句詩的前一句“曲終人不見”，恰恰也與我的舞臺生涯牢不可分地黏在一起。其中以這次的經(jīng)驗為最：

1972年秋天，由十位清一色女團員組成的舊金山長城舞蹈團（我在舊金山中國文化中心任職時成立的），要在伯克利校園的撒拉柏劇場（Zellerbach Auditorium）作首次公演。從籌備到公演用了八個月的時間，而只演一場，這一場由啟幕到謝幕總共不足兩個半小時。謝幕后十五分鐘，劇場中的觀眾席上就已經(jīng)空無一人，我請舞臺管理員將大幕重新開啟，好讓我拾撿臺上零散的道具。從臺上往觀眾席上看去，原有兩千左右座位的劇場，此時比我在表演時看出去加大了好幾倍，顯得很空曠。突然像一把尖刀刺在腳上鉆心地痛，低頭一看，白天走臺時扭傷的左腳踝，現(xiàn)在已經(jīng)腫得和小腿一般粗了。我才想起幾個小時前，我在練習“占步”時扭傷腳踝跌倒的事。跌倒后坐在舞臺上，眼看左腳踝像發(fā)面一樣腫了起來，而且由紅轉(zhuǎn)紫。舞臺工作人員忙用毛巾包著冰塊將左腳包裹起來。然而我第一個反應(yīng)不是擔心自己的腳傷，而是考慮怎樣去應(yīng)付當晚的演出。演出中我擔當?shù)谋戎卣脊?jié)目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我上不了臺，節(jié)目就演不成。我用絕對的口吻對文化中心負責人說：“無論如何也不能延期。”這次演出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促成的，到下午為止演出票子已售出了八成以上，延期就等于取消，因為不可能再有經(jīng)濟能力和精力重新安排一切。那就不僅是我，而是所有參與者八個月的艱辛都將付諸流水。尤其舞者都是學生，平日每天上課，都是抽出晚上和周末的時間來排練。馬不停蹄的半年下來，大家都筋疲力盡，一旦延期就會像打足了氣的橡皮艇觸礁裂口，很快的連人帶艇一齊往下沉，再打氣怕也浮不上來了。

被工作人員抬去了校園中的醫(yī)務(wù)室，知道腳骨沒裂就放心了。央求醫(yī)生無論如何幫幫忙，讓我過去今晚這一“關(guān)”。醫(yī)生拗不過我，在搖頭嘆氣下給我在左腳上注射止痛藥，再用有彈性的厚繃帶緊緊綁住腳踝，還給了我一小包止疼片，就放我回劇場了。九位女孩見我回來都松 了口氣，我怕影響她們的情緒，裝著若無其事的樣子，獨自鉆進了化妝間做演出前的準備。上臺前，我想活動一下身體都不行。雖然打了止痛針，但只要左腳一著力，就疼痛難當。上臺前的三分鐘我將繃帶解除，勉強將失去了知覺腫脹的腳塞進鞋中。

從上臺到謝幕這兩個多小時，我將這件“意外”一股腦兒地拋到九霄云外。演出時所有的動作，包括大跳、轉(zhuǎn)，我都不折不扣地做下來了，況且絲毫不覺疼痛。現(xiàn)在剛謝完幕，額角的汗珠還掛著呢，我就已經(jīng)感到不對勁兒了，左腳一著地就痛得揪心，是因為止疼藥失了效？還是因為“曲終人不見”？我支持不下去，吞服了兩片止疼藥后，匆忙卸妝，然后通知管理員，明天一早再回來清理后臺。幸好我的右腳沒壞，仍可踏油門開快車。回到住處，已近半夜。那時，我租了一間半地下室似的屋子，離秀麗的金門公園很近。大概止疼藥帶有催眠作用，我和衣倒在鋪著褥子的地上，就再也爬不動了。顧不了一天沒有吃飯的空肚子，這與“墮胎” 之后騰出的一個空洞，相比之下又算得了什么呢？也顧不上淋浴，就這 樣帶著舞臺演出時留下來的唯一的一點紀念——汗酸，入了夢鄉(xiāng)。

一覺醒來，向?qū)χ笤旱拇翱谕ィ炜者€沒有發(fā)白，知道此刻仍是深更半夜，但是睡在床上翻來覆去無論如何也睡不著了。覺得腹空難耐，起來弄了一點吃的，吃后仍感空得發(fā)慌。躺在那里，腦子里七轉(zhuǎn)八彎地使我突然起了一種恐懼感，我想到：舞蹈演出不僅是舞者跳舞，而是必須在服裝、舞美、燈光等的配合下才能產(chǎn)生舞臺整體效果，其中觀眾在現(xiàn)場也是一大要素，非要將這些因素統(tǒng)統(tǒng)組合在一起才能稱“演出”。而結(jié)果，由于自己在臺上表演，以致自己辛勞了八個月才作的演出連看都沒能看上一眼，就已煙消云散了。況且，我的創(chuàng)作就體現(xiàn)在這十個人身上，這十個人將各自東西，也就是說我的作品已經(jīng)被消滅了。

這和血淋淋的“墮胎”經(jīng)驗，在情感上又有什么不同呢？頭一次我開始逐漸地認識到：編舞構(gòu)思醞釀期是懷孕——充滿了期盼、興奮、滿 足、自信；到排演時是臨盆——痛苦的掙扎與搏斗，夾帶著勇氣和希望；而作品完成后應(yīng)該是誕生——無可言喻的自豪、喜悅、舒暢；可是作品發(fā)表公演后是墮胎——充塞著毀滅、沮喪、恐懼、虛空。冷不防地對萬里之外音訊全無的稚齡兒子成成的懸念，翻江倒海般席卷而來。那時已經(jīng)兩年多不見他，就是想也不再具體，渺茫得很，千頭萬緒的亂麻絞擰成了一股粗繩，蘸沾著“墮胎”后淌下的血水，在黑夜中無情地向我抽來。

天亮之后，回到醫(yī)務(wù)室做了理療，換了新繃帶，拄著兩根夾在腋下的拐棍，回到了劇場的后臺。各個化妝間內(nèi)，就像丟盔棄甲撤退后的戰(zhàn)場一樣狼狽不堪。朋友們昨晚送來的朵朵鮮花，也像吃了敗仗的小兵，個個低著頭無精打采，失去了昨晚“出征”前鮮活的神氣，有的還是 “傷殘”——歪了“脖子”、掉了“頭”。我把仍然散發(fā)出一陣陣汗酸味的服裝折疊好，塞入箱中，再把臭鞋、臟練舞衣、發(fā)網(wǎng)、頭夾、手絹、扇子以及分不出青紅皂白的化妝品，分門別類地扔在大大小小的紙箱中。邊收拾時邊想：會有再用的機會嗎？午后回到住處，悶得手足無措起來，學校有兩周的期中假期，我不必回校。上一階段每天不是上課就是排練，除編、排、跳之外，演出的籌備工作我一手包，每天忙得團團轉(zhuǎn)，恨不得自己能有三頭六臂。即使在家，一早一晚也是電話鈴聲不斷，都是為了聯(lián)系演出的事務(wù)。演出一完，鈴聲也靜寂了。腳壞了當然沒法練舞，其實腳不壞也沒心思，因為我對舞蹈的信心已經(jīng)開始動搖了，何苦呢？既抓不住，又看不到，更留不住，也填不飽。因為事前毫無精神準備，當孤寂、恐懼一齊來突襲時，我招架不住投降了——把窗簾像投降的白旗那樣，不管白天和黑夜，高掛在窗口上，讓自己躲避在一個昏暗的世界里，與世隔絕。昏暗之中我心神不定，坐不住也躺不下，偶爾揭開窗簾角，覺得窗外的陽光刺眼，刺得心煩，它不屬于我，我沒有勇氣面對“陽光”的世界。偶爾間有朋友打電話來問候我的腳傷和談演出觀后感，都要我趁傷多歇歇。全是體貼入微的關(guān)懷，但無人理解，我是一個剛“墮胎”的女人，墮胎后腹中的那個空位太大了，不是友情可以填補的。在分不出白天或夜晚的小房中，那個空位似乎成了洞。我如陷入深洞中的困獸，掙扎著拼命想爬上來，無奈洞坑太深，最原始的辦法就是填，于是八寶飯、紅燒肉、冰糖、面條……凡是能在住處找到的食物全部往洞坑中填。我填得狠，好像那樣才解“恨”，填得累了就躺下，起來了又開始填，填來填去，任你怎么填，永遠都滿不了。原來是個無底洞。兩周之后假期結(jié)束，我只好把降旗——窗簾拿開。在開車駛向校園的路上，我心里直嘀咕，怕學生看見我會大吃一驚，因為我的體重突飛猛進了十二磅。 我一跛一拐地走進課堂，才進門，就有學生把《舊金山論壇報》（San Francisco Tribune）上的舞評塞給我。大標題是“中國舞蹈團舞得靈快”（Chinese Troupe Dances Nimbly）。一看“靈快”字樣，我當然驚訝又好奇，接下去看，是這樣評的：“江青的獨舞靈快奔放，使人屏息止氣，而其表達力又能變化無窮。”（Miss Chiang, whose solo dances were breathtakingly nimble, exuberant and communicative in all their variety.）在教學時，無法避免在鏡中照見自己，看見腫起的烏青左腳踝和加大了的腰身，想到靈快兩字，不禁啼笑皆非。

1972年江青在撒拉柏劇場舞臺上

寫到創(chuàng)作和演出，不得不寫及當年與正在伯克利攻讀博士學位的現(xiàn)代詩人王靖獻（名字先取葉珊、后改楊牧）的合作，他是陳世驤教授的得意門生，人沉穩(wěn)內(nèi)斂，太太陳少聰敏慧體貼，深得陳太太梁美真喜愛。我和這對當年看來是才子佳人的夫婦在伯克利時期開始了愉快的交往。當時我想創(chuàng)作獨舞《哀》，迫切地希望通過作品來宣泄因母子離散、離鄉(xiāng)背井給我心靈上帶來的傷痛。將構(gòu)思向王靖獻談，并請他寫首詩，借以啟發(fā)之外，也想借助詩的意境，使自己不要故步自封在太狹隘的小天地中。他寫了，詩名《秋》：

站在濃霜上

示意，莞爾告別的

莫非是一時錯諤

便如此悲哀的秋天 ! 一時

覺得落葉和哀草

都已經(jīng)編好了，一枚

刻意的指環(huán)——

風和血在此交流

撞擊跌宕

滑落的嘆息

《哀》并沒有在撒拉柏劇場發(fā)表，主要感到作品不成熟，但，是我編的第一支現(xiàn)代舞《陽關(guān)》的前身。由伯克利開始醞釀《哀》至1974年紐約發(fā)表《陽關(guān)》，是我在創(chuàng)作上摸索、探討與掙扎的重要過程。

在伯克利馬不停蹄地轉(zhuǎn)，腳轉(zhuǎn)腦轉(zhuǎn)心也轉(zhuǎn)，可想又可嘆的往事太多了，依依不舍的心情下，我建議去登山看夕陽。一天下來走不動了，只能以車代步，車在前行輪在前轉(zhuǎn)，而我的記憶跟著上山的路卻在向后拼命飛轉(zhuǎn)：這里不都是我似曾相識的地方嗎？在東亞系任教的鄭清茂、陳秋鴻和女兒欣欣三口子的窩不是就在附近？溫文爾雅的數(shù)學家陳省身的家在哪呢？語言學家趙元任和他“怕”的另一半楊步偉的屋子又在哪里？記起當年被邀，在趙家吃自助晚餐，第一次見到他們的女兒卞如蘭由哈佛來探望父母，和她一見如故。趙太太飯菜一上，我完全忘了自己是客人，就本色畢露地拿起了盤子——舞蹈演員體力消耗量大，個個都是不折不扣的飯桶。不料趙太太毫不留情地大聲喝斥：“怎么后生先上？懂不懂規(guī)矩？”那天的確我最年幼。趙先生忙躲閃開，我在一旁灰頭土臉恨無地洞可鉆。好心的卞如蘭為了解圍，在旁來了一句：“愛有幾深，怕有幾深。”逗得我噗嗤一下笑了，結(jié)果引來了趙太太的一瞪眼。

車繼續(xù)走在山路上，天色漸漸暗轉(zhuǎn)下來，我不禁聯(lián)想到與趙元任先生有關(guān)的另一件事：一次，董浩云先生約我去趙元任先生家作客，他走在伯克利的山路上，邊走邊自在得意地哼唱著趙元任作曲、劉半農(nóng)作詞的歌《教我如何不想她》——

天上飄著些微云，

地上吹著些微風。

啊！

微風吹動了我頭發(fā)，

教我如何不想她？

此曲一字不差地由他口中唱出，當年著實令我萬分驚訝，至今清晰記得。在“地上吹著些微風，天上飄著些微云”的狀況下，我們在山頂下了車，整個灣區(qū)盡收眼底，此刻此地，“微風吹動了我頭發(fā)，教我如何不想她？”

“她”是誰？六松山莊——陳世驤教授和太太梁美真的住所。“她”身在何處？絞盡腦汁再也記不起地址，只清楚記得在風景優(yōu)美的山上，家有六顆松樹，由露臺上望出去，美景無邊無際。啊！

在伯克利任教不久，就與陳世驤教授、梁美真伉儷來往了，他們伉儷喜歡也關(guān)心年輕學子，陳先生在伯克利主講中國古典文學和中西比較文學，并在校內(nèi)協(xié)助籌建比較文學系。跟他們夫婦走動較勤的，是伯克利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的研究員史誠之先生和Theresa夫婦，這兩對夫婦總有很多彼此感興趣的話題可以交換意見，對我這個小輩也愛護有加。

不料，陳先生于1971年5月因心臟病突發(fā)逝世，當年謠傳他是被“保釣”活活氣死的，悉心培育的學生個個醉心于左翼運動，他們夫婦苦口婆心做了大量工作，但學生都不得要領(lǐng)，個個非要休學當“保釣英雄”。好像只有王靖獻、陳少聰夫婦堅持在陳先生指導下修完博士學位。

在我看來，這群熱情澎湃的陳先生弟子，是政治上的理想主義者——偏激而又盲目地對 “文化大革命”抱有幻想式的崇拜。我向“保釣”朋友們潑冷水，將自己在大陸的生活經(jīng)歷以及各類運動所見所聞無不詳盡地一一數(shù)來。當然冷水是潑不涼燒得發(fā)紅幾乎要噴火的腦袋的，潑了上去，不但熱氣騰騰上升，也引起嘰哩呱啦臉紅脖子粗的激辯。還有人在激辯中情急之下罵我“反動派”。

陳世驤先生的驟然逝去，給了梁美真巨大打擊，本來就嬌小玲瓏的她，不出幾天就瘦成皮包骨了。他們夫婦伉儷情深，一想到他們，腦中就出現(xiàn)定格畫面：陳先生抽著精美的煙斗，陳太太小鳥依人般偎依在陳先生身旁。記憶中自從我認識梁美真，好像她就沒有在外工作過，把家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凈凈井井有條，自己也永遠打扮得整整齊齊光鮮利落，直感上她的傳統(tǒng)唯美風格，跟當年嬉皮士大本營伯克利的年輕朋友們不修邊幅的風格落差很大，外表看來有點格格不入。梁美真原籍廣東，成長于天津，在法國教會學校念書，來美國后曾經(jīng)在夏威夷生活過一段時期，生活習慣上比較洋派，也比較講究：生活、飲食、儀態(tài)、禮貌上，給人一絲不茍、略為拘謹?shù)母杏X。

偌大的房子在人煙稀少的山上，梁美真一個人住，夜深人靜時更感害怕，她急切地需要人陪伴。大家你推我讓之后，最后將擔子放到我肩上，原因很簡單，別人都有家眷，只有我是孤家寡人，又是女性，陪伴她方便些。當時的情況下，我不好意思也無法推托，責無旁貸地答應(yīng)搬過去一小段時間，要求大家輪替。

搬過去之后，陳太太感到我稱呼她“陳太”顯得生分，一定要我直呼她英文名：Grace。她心地善良，身心都很年輕。每天練習瑜珈，精心保養(yǎng)身體和管理花園，花很多時間，講話細語慢聲、進食慢咽細嚼，同時她還有潔癖。當時工作上：我任教伯克利之外也任教舊金山州立大學舞蹈系，同時“舊金山市中國文化中心”也請我任課，任課之外成立了“長城舞蹈團”，需要排練節(jié)目。舞蹈進修上：除了每天堅持自練基本功，還抽空在大學里選現(xiàn)代舞課，晚間和周末常去柯蕾葛絲舞團（The Xoregos Dance Theater）上課，當年查爾士（Charles Weidman）和安娜（Anna Sokolow）常在舞團客座，聞名已久，當然得上大師班。Grace希望我跟她學養(yǎng)生，由練習瑜伽開始，可以幫助我將生活節(jié)奏慢下來。她的好意好心我完全理解，但當時我哪有可能慢下來，連坐下來吃飯都覺得是在浪費時間，幾乎都是一面開車，一面囫圇吞棗地讓食物下肚，飽了就行。

一段時間后，知道沒有人會接我班，這對我負擔壓力太大，尤其是沒有充分時間陪伴Grace，常常會有愧疚之感。于是我提議找伯克利學生免費來家住，交換條件是分擔家務(wù)和陪伴Grace下山購物、看戲之類。很快有外國學生來應(yīng)征，而且與Grace相處和諧。我松了口氣，還了自由身。

沒有多久，史誠之先生也謝世了，在國外好像沒有什么親人的Theresa，與Grace 一樣無兒無女。我和她們二位當然是忘年交，有機會時也會三人一起聚，仍然記得Theresa的拿手菜：叫化雞和鍋貼豆腐，色香味俱全。

有時我們會一同去斯坦福大學莊因、夏祖麗家作客，每有這樣的聚會，鄭清茂、陳秋鴻夫婦也會參加。夏祖麗的烹飪技術(shù)和莊因的書法在灣區(qū)都首屈一指，莊因為我揮毫題字有求必應(yīng)，祖麗更是毫無保留地教我燒飯煮菜。回想起這些溫馨的片段，心中甜滋滋，胸中暖洋洋！

江青在蕭亦玉伯克利家中，墻上掛著莊喆的畫作

如今Grace和Theresa兩位忘年交早已相繼去世，何年？何地？何故？我一無所知，也曾經(jīng)打聽過，但無人說得清楚。當年獨領(lǐng)風騷的伯克利“大家庭”，居然也個個搬離的搬離、失散的失散、遠行的遠行了。“人”哪里尋去？站在山頂，在夕陽余暉中望著灣區(qū)萬家燈火，金門大橋埋在一片燈火中，眼前燈海茫茫，頓覺人海也茫茫，霎時不禁悲從中來，不正是我拍過的瓊瑤電影《幾度夕陽紅》中，她引楊慎《臨江仙》名句來描寫的人海滄桑嗎：“是非成敗轉(zhuǎn)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我問蕭亦玉：“怎么我認識的這么多伯克利朋友如今只剩下了你一個？”

“呵——不是的，你走前，會見到我的兒子、媳婦和我的孫兒、兩個孫女。”

果不其然，在宗元（Andrew）和亦玉（Helen）家中，見到了龍蓀（Eugene），樂融融的一家五口子。印象中弱不禁風當年在伯克利見到的小學生，如今成了三個孩子的父親，兒子比爸高，女兒比媽高。我對龍蓀說：“看到你，不得不承認，我老了……”

車在往機場的路上奔馳，心中老大不舍，希望不要又是一個四十五年又見伯克利，希望這只是暫別，希望再見伯克利！伯克利——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