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2018）是日本著名東方語言學者石濱純太郎（1888-1968；圖一）誕生一百三十周年，也是他去世五十周年。他的家鄉大阪的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為此召開了“石濱純太郎逝世五十周年紀念國際研討會”（2018年10月26日至27日），同時還舉辦了反映他的學問和人脈的著作和墨跡展（2018年10月22日至11月17日）。同為大阪出身的高田時雄教授刊行了由他選編的石濱遺文集《東洋學續話》（“映日叢書”第四種，臨川書店，2018年10月30日初版），作為石濱代表作之一《東洋學之話》（創元社，昭和十八年4月30日初版）的續編。石濱純太郎通曉梵、藏、蒙、滿、突厥、于闐等古代東方語言，以及英、俄、德、法等現代西方語言，在西域出土古代東方語言文獻的解讀上做出過開創性的貢獻，尤其是與羅福成（1884-1960）、羅福萇（1896-1921）、聶歷山（Nikolai Aleksandrovich Nevsky，1892-1937；亦作聶斯克或聶利山）、王靜如（1903-1990）等人一起并稱為中日俄三國西夏學的建立者。

作為大阪漢學塾泊園書院的學生，以及大阪制藥商人之子，石濱純太郎不僅在漢學方面接受過舊式的嚴格訓練，更是在思想上繼承了江戶時代以來當地町人學者尤其是富永仲基（1715-1746）那種重視自由批判精神的優秀傳統。羅福成的兒子羅繼祖（1913-2002）回憶自己在1940年代任教京都大學時，看到日本因戰線拉長而導致國勢岌岌可危，但是狩野直喜（1868-1947）、倉石武四郎（1897-1975）、吉川幸次郎（1904-1980）等前輩相知見到他時卻從不提及時局一字，“惟石濱先生敢瀝肝膽，私憂國力不支，后顧可虞，言次若戚戚不可終日者。使我深訝而苦無言相慰而深其鑒誠。以為所見東邦學人中能憂國是、披肝膽者殆無出先生右者”（《石濱純太郎先生》，收進王慶祥選編的《羅繼祖絕妙小品文》，時代文藝出版社，1998年，555頁）。其實石濱這種對待戰爭的開放態度與大阪的町人一脈相承（石濱曾以“市井賈人”自稱），僅以“憂國是”視之反而顯得簡單了。

2010年12月10日的《南方周末》刊有臺灣學者李弘祺先生寫的《日本有個泊園書院》，文中提到：“泊園書院到了第五位傳人，現代學術已經成了主流，因此他自己雖然仍然治中國舊學，卻專治西夏語，可見已經受到現代學風的影響，后來更成為關西大學的教授，替關西大學成立了東洋文學科。他勉力繼續維持泊園書院，但是已經時不我與，因此在他去世前，決心將泊園書院關掉，并將書院的藏書（超過兩萬冊）捐給了關西大學。關西大學接受了捐書，也成立了泊園紀念會，并每一年舉行講座，持續不斷，直到今年是第五十年。”不知為什么，李先生在文中沒有點出這個泊園書院“第五位傳人”的名字。其實他就是石濱純太郎。石濱的姐姐嫁給了泊園書院的第四位傳人藤澤黃坡（1876-1948），生下小說家藤澤桓夫。李慶先生在《日本漢學史（修訂本）》第二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里把“桓夫”誤寫成“恒夫”（321頁），“恒夫”倒是石濱長子的名字。

石濱一生發表論著甚多，但保存在漢語中的卻很少。除了《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四卷第三號（1932年1月）也就是著名的《西夏文專號》中所收《西夏語譯大藏經考》《佛說地藏菩薩本愿經卷下殘本釋文》和《西夏文八千頌般若經合璧考釋》（均為與聶歷山合撰，第一篇由周一良譯漢）之外，據我所知，還有《西夏文〈地藏菩薩本愿經〉刻本斷簡——伯希和搜集之一》（與聶斯克共釋，《學衡》第四十五期，1925年9月；與日本稍晚刊出的《西夏文〈地藏菩薩本愿經〉殘紙》[《典籍之研究》第六期，1927年8月]以及《西夏文專號》所收《佛說地藏菩薩本愿經卷下殘本釋文》內容相同），《靜安學社》（濱田麻矢譯，收進陳平原、王楓編《追憶王國維》，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382頁；原文刊《藝文》雜志第十八卷第八期，1927年8月），致王靜如書一通（原文應為漢語，《學文》雜志第一卷第一期，1930年11月，46頁；參看我寫的《〈王靜如文集〉未收的一篇文章》，《南方都市報·閱讀周刊》，2015年6月28日），《西夏學小記》（劉紅軍、劉克斌譯，收在孫伯君編《國外早期西夏學論集（一）》，民族出版社，2005年，297-299頁；原文刊《支那學》第一卷第四號，1920年12月），《西夏遺文雜錄》（劉紅軍、孫伯君譯，收在孫伯君編《國外早期西夏學論集（二）》，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3-8頁；原文刊于《亞細亞研究》第四號，1926年3月），《番漢合時掌中珠》（劉紅軍、孫伯君譯，收在《國外早期西夏學論集（二）》，132-136頁；原文刊于《史林》第十五卷第一號，1930年1月），《西夏學之一》（管彥波、侯麗杰譯，收在《國外早期西夏學論集（二）》，260-263頁；原文題“Si-hia-Tangutica I.”，刊于《關西大學文學論集》第二卷第一號，1952年8月），以及《西域文化研究》第二冊（法藏館，1959年3月初版）的前言（廣西師范大學李明華指導，張家森撰碩士論文《〈西域文化研究〉翻譯實踐報告——以嚴復的“信、達、雅”翻譯原則為指導》，2017年5月，68-72頁）。高田教授所編《東洋學續話》收進了《靜安學社》（81頁），并附聶歷山的《訪王靜安先生》（81-82頁）作為參考。聶文也由濱田麻矢翻譯成漢語，收入《追憶王國維》（363-364頁）。文末提到“文責由曇隱負責”，“曇隱”正是石濱純太郎的字號之一。

除以上十一種之外，我還在錢稻孫（1887-1966）主編的日文月刊《字紙簍》所附漢文小刊《學舌》1931年3月15日第二卷第二期發現過石濱論文《西域出土之西藏本》（《大谷學報》第十二卷第一號，1931年1月）的漢譯（參看我寫的《〈字紙簍〉中的〈學舌〉》，《南方都市報·閱讀周刊》，2016年10月16日）。這篇文章沒有署譯者名，從那種高度簡括的譯風來看，應為錢稻孫所譯無疑（圖二、圖三）。石濱原文，后來收進《東洋學之話》（159-182頁）。以前讀石濱的好友石田幹之助（1891-1974；《東洋學之話》就是題贈給他的）回憶著名書商、文求堂主人田中慶太郎（1880-1951）的文章《回憶田中氏的一些往事》，見里面提到“大阪的石濱大壺先生經常開玩笑說，如果上京的話一是去東洋文庫拜讀，二是到文求大學來聽講，這都是絕對不能少的”（《日中友好的先驅者——“文求堂”主人田中慶太郎》，極東物產株式會社，1987年11月25日第一版，11頁），就覺得這位“大壺”肯定是指大阪佬石濱，只是未再細查。后來自己買到初版的《東洋學之話》（日本漢學家今井清的舊藏），見版權頁貼著蓋有“大壺”印記的版權票，這才確定的確是石濱本人。

老友周運前些年在中國國家圖書館讀民國報紙的縮微膠片時，曾在《華北日報》的《邊疆周刊》上面發現王靜如佚文多種（從文中出現的“北平研究院”“恩師伯希和教授”等關鍵詞判斷，作者就是西夏學家王靜如，并非同名之另一人），同時發現的還有王靜如的學生賈敬顏（1924-1990）翻譯的石濱純太郎的名作《西夏語研究之話》，題《西夏語文研究之發展——石濱教授講辭》，分上、中、下三篇連載于《華北日報》民國三十六年（1947）10月22日《邊疆周刊》第1卷第21期（圖四、圖五），10月29日第1卷第22期，以及11月5日第一卷第二十三期。此時的王靜如正在中法大學任教授兼文史系導師，而翻譯石濱文章的賈敬顏當時正就讀于中法文史系。據我所知，賈敬顏在他后來寫的文章中從未提過這篇譯作。

《西夏語研究之話》原本是石濱于昭和八年（1933）5月6日在京都帝國大學語言學談話會上所作的演講。此后，在同年（1933）10月11日的大谷大學圣典語學會，同月17日的大阪外國語學校的大阪東洋學會，以及昭和九年（1934）8月初旬高田派真宗本山專修寺的文化講座上，他也講過大體相同的內容，只是做了部分的修改和補充。講稿最后正式刊布于昭和十年（1935）8月第五卷第三號的《德云》雜志，后收入《東洋學之話》（183-212頁）。石濱在文中談到，國立北平圖書館收購那批靈武出土的西夏文佛經刻本之前，這批東西曾被拿到大連的滿鐵圖書館求售，只是由于當時負責的人不懂西夏文，再加上書商索價太高而作罷。我曾見拍賣會上有一封陳寅恪致傅斯年信，里面提到“此數日與王靜如君考西夏文略有所得，雖為機械工作而甘苦備嘗，然不足為外人道也。近見日本人函甚羨贊我所之西夏工作，蓋我所有之材料而彼無之故也”（中國嘉德2015春季拍賣會“筆墨文章——近現代名人信札寫本專場”，2015年5月18日，第2033號拍品，圖六），其中我所有而彼無之的材料，當然就是與滿鐵圖書館失之交臂的這批珍貴的西夏文刻本。

《邊疆周刊》創始于1947年6月4日，由世界科學社邊疆研究部（通訊處：燈市口椿樹胡同二號）主辦，每星期三出版一期，登在《華北日報》的第六版上，滿三十期為一卷，每卷最后還有一版首期，前后共出三卷。第一卷從1947年6月4日第1期到當年12月24日第30期及12月31日首期，第二卷從1948年1月7日第1期到同年8月11日第30期及8月18日首期，第三卷從1948年8月25日第1期到同年11月24日第14期。第三卷刊布期間，北平解放，《華北日報》被接管（最后一期發行于1949年1月31日），《邊疆周刊》也隨之匆匆結束。《華北日報》現已全部上網，可以在“抗日戰爭與近代中日關系文獻數據平臺”（http://www.modernhistory.org.cn/index.htm）檢索瀏覽。

周運發現的王靜如文章有以下十五種，均為兩卷本《王靜如文集》未收之佚文：

1947年第一卷：《蒙古與土滿三語系之共同性》，6月11日第二期；《蒙古語動詞之變化》，6月18日第三期；《今日外蒙之社會經濟》，6月25日第四期（外蒙特輯）；《今日外蒙之牧畜與農業》，7月9日第六期；《蒙古語否定詞及句法》，同上；《北疆的危機》，7月16日第八期；《歸并蘇聯之唐努烏梁海》，8月13日第十一期；《蒙古文言與口語》（署名“靜如”），9月3日第十四期；《蒙古語之支派》，9月10日第十五期；《蒙新北部幾個土耳其族之氏族社會》，10月22日第二十一期；《再建議大學添邊疆語言為必修科》，11月26日第26期；符翼書譯伯希和《中國西北高原史論（一）》（La Haute asie）誌語，12月10日第28期；《論邊疆研究之重要（與友人書代序）》，12月31日首期。

1948年第二卷：《說西藏問題  回憶熱振事件》，7月21日第27期；《論邊疆政策》，8月18日首期。

還有署名“王靖之”“靖之”和“景之”的文章，懷疑也是王靜如（號凈之）所作，由于沒有過硬的證據，這里暫不列入。《邊疆周刊》上的這些文章，對了解王靜如在1947年和1948年的學術活動有比較重要的參考價值，因為在我們目前所能看到的王靜如的傳記史料中，這個階段基本屬于空白。

《邊疆周刊》刊登的其他人如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柯智洛夫（Pyotr Kuzmich Kozlov,1863-1935，即科茲洛夫）、羽田亨（1882-1955）、松田壽男（1903-1983）、張星烺（1889-1951）、黃文弼（1893-1966）、金麓漴（即金啟孮，1918-2004）等撰寫或翻譯的較具學術價值的文章也開列在下邊——

1947年第一卷：張星烺《唐西域碎葉城及西遼都城今地考（一）》，6月4日第一期；張星烺《唐西域碎葉城及西遼都城今地考（二）》，6月11日第二期；張星烺《唐西域碎葉城及西遼都城今地考（三）》，6月18日第三期；榮達俊《蒙古人之的九九數》，6月25日第四期（外蒙特輯）；張星烺《唐西域碎葉城及西遼都城今地考（四）》（連載完畢），7月2日第5期；費勵《新疆重要地名釋義》，同上；榮達俊《新疆省的地名與自然》，同上；景之《新疆維吾爾語之方言與土耳其語》，同上；段克興《西藏的新舊糾紛》，7月23日第八期；黃文弼《烏仔別克的來源》，8月6日第十期；黃文弼《塔蘭其族之來源》，同上；周維新《維吾爾語動詞之變化（時性的變化）》，同上；黃文弼《北庭五城考》，9月10日第十五期；周智《西藏的文藝和美術》，11月5日第二十三期；段克興、張景蘇《西藏達賴班禪世系》，11月12日第二十四期；金麓漴《通古斯族之社會組織》，11月26日第二十五期；裴文中《甘肅史前文化與中國文化的關系（中法大學講演）》，安志敏記，12月3日第二十七期；伯希和《中國西北高原史論（一）》，符翼書譯，12月10日第二十八期；伯希和《中國西北高原史論（二）》，符翼書譯，12月17日第二十九期；伯希和《中國西北高原史論（三）》，符翼書譯，12月24日第三十期。

1948年第二卷：金麓漴《北亞薩滿教徒所崇信的各種“精靈”》，1月7日第一期；王靖之《北部蒙古族之社會組織（上）》，同上；伯希和《歷代西北旅行紀略》，符翼書譯，1月14日第二期；王靖之《北部蒙古族之社會組織（下）》，1月21日第三期；茂華《蒙古的喇嘛教（一）》，1月28日第四期；《蒙古人所寫的歷史》，賈敬顏譯述，2月4日第五期；茂華《蒙古的喇嘛教（二）》，同上；伯希和《西北古代之基督教（景教）》，易舒節譯，2月18日第六期；柯智洛夫《西夏古城喀喇科多發見記》，賈敬顏譯，2月25日第七期；王靖之《外蒙風云四十年（上）》，3月3日第八期；王靖之《外蒙風云四十年（下）》，3月10日第九期；加薩克維琪《蒙古達里岡崖考查記（一）》，金麓漴譯，3月17日第十期；加薩克維琪《蒙古達里岡崖考查記（二）》，金麓漴譯，3月24日第十一期；加薩克維琪《蒙古達里岡崖考查記（三）》，金麓漴譯，3月31日第十二期；伯希和《蒙古人的黃金時代（一）》（譯自伯希和《中亞高原史論》），符翼書輯譯，4月7日第十三期；蕭雷南《大理圣源寺楊黼祠記山花碑文斷句并求釋義》，同上；伯希和《蒙古人的黃金時代（二）》，符翼書輯譯，4月14日第十四期；易舍予《古代西北之猶太教及火祆教》，同上；伯希和《蒙古人的黃金時代（三）》，符翼書輯譯，4月21日第十五期；馬景援《外蒙人民共和國的國旗》，同上；伯希和《蒙古人的黃金時代（四）》，符翼書輯譯，4月28日第十六期；達爾斯基《外蒙古的新文化（上）》，安嘉洛譯，5月5日第十七期；伯希和《蒙古人的黃金時代（五）》，符翼書輯譯，同上；達爾斯基《外蒙古的新文化（下）》，安嘉洛譯，5月12日第十八期；伯希和《蒙古人的黃金時代（六）》，符翼書輯譯，同上；靖之《新疆坎井（喀爾茲）之來源問題》，5月19日第十九期；金麓漴《論北亞薩滿教徒之庶物崇拜（上）》，同上；伯希和《蒙古人的黃金時代（七）》，符翼書輯譯，同上；金麓漴《論北亞薩滿教徒之庶物崇拜（下）》，5月26日第二十期；伯希和《蒙古人的黃金時代（八）》，符翼書輯譯，同上；羽田亨《興胡名義考》，劉桂棟譯，6月2日第二十一期；伯希和《蒙古人的黃金時代（九）》，符翼書輯譯，同上；何仲華《說西夏史籍》，6月9日第二十二期；伯希和《蒙古人的黃金時代（十）》（連載完畢），符翼書輯譯，同上；松田壽男《西突厥之由來（一）》，劉桂棟譯，6月30日第二十四期；松田壽男《西突厥之由來（二）》，劉桂棟譯，7月7日第二十五期；王靖之《新疆現時問題》，7月14日第二十六期；松田壽男《西突厥之由來（三）》，劉桂棟譯，同上；班巴埃夫《額爾坤河訪古記（上）》，安嘉禮譯，7月21日第二十七期；義靖《章嘉呼圖克圖之世系》，8月4日第二十九期；班巴埃夫《額爾坤河訪古記（下）》，安嘉禮譯，同上。

1948年第三卷（未完）：《西藏文學甘珠爾故事之一（上）》，雅齋譯，8月25日第一期；奧布羅契夫《額濟納河旅行記（上）》，錢仲質譯，9月8日第三期；《西藏文學甘珠爾故事之一（下）》，雅齋譯，同上；《西藏之名稱》，劉桂棟選譯，同上；奧布羅契夫《額濟納河旅行記（下）》，錢仲質譯，9月15日第四期；柯智洛夫《蒙古諾因烏拉考查記（上）》，安嘉樂譯，9月22日第五期；《西藏文學甘珠爾故事之二》，雅齋譯，同上；柯智洛夫《蒙古諾因烏拉考查記（下）》，安嘉樂譯，9月29日第六期；石田幹之助《天寶十載丁籍所見的敦煌地方西域系住民》，繼學譯，同上；《喇嘛教圣地拉卜述略楞》，金麓漴譯，10月6日第七期；景新《春夏旅行吐魯番至阿克蘇路程紀略》，10月13日第八期；《西藏之歷法》，劉桂棟選譯，同上；金麓漴《新疆的滿族》，同上；景新《由于闐至婼羌之小路旅程》，10月20日第九期；景新《初冬由綏定至迪化旅程略記》，10月27日第十期；馬崇義《伊斯蘭傳入寧夏考》，同上；《冬季橫斷大戈壁略記（由且末至庫車）》，景新譯述，11月10日第十二期；《初冬由承化到塔城旅行略記》，景新譯述，11月17日第十三期；《初冬由奇臺赴承化旅程略記》，景新譯述，11月24日第十四期。

賈敬顏譯述的《蒙古人所寫的歷史》，也與石濱純太郎有關。據賈所述，該文是根據勞佛（Berthold Laufer，1874-1934）《蒙古文獻概要》（Skizze der mongolischen Literatur）及其俄譯增訂本，以及石濱《蒙古藝文雜錄》（連載于《東亞研究》）略施增訂編譯而來。這篇文章自然無法與《字紙簍·學舌》和《華北日報·邊疆周刊》完整譯刊的兩篇石濱文章相比，它們都是比較重要的學術史文獻，湮沒已久，后來也沒再出現過新譯。下面就將兩譯全部錄出，供研究石濱純太郎以及東方學史和西夏學史者參考。為了方便閱讀，凡原文文字有明顯錯誤，或標點有不合現在規范易滋誤會之處，均直接改正，不再一一注出。

西域出土之西藏本

石濱純太郎

《大谷學報》十二之一

近今藏學大盛，佛學家尤無不講。但觀文籍之多，已足為一“藏學書錄”（Bibliotheca Tibetica）。

言藏事者，初但有探險家傳教士之紀行紀聞；自槎馬（Csoma）氏力闡其學，始覺西藏不啻“佛國”。由是佛學家咸注力于《甘殊爾》《丹殊爾》，進及中國、蒙古、Ladakh所見資料。又逢中亞探訪之盛，藏學亦被其影響。顧所謂中亞，初不及俄屬，第新疆、蒙古、甘、陜西域而已。

西域探訪之成績，石田杜村（幹之助）氏嘗括為一表（見《思想》六八號）。其與藏學有關者：英之斯坦因（三次），法之伯希和，德之吐蕃探訪隊（Preussische Turfan-Expeditionen,四次），俄之柯茲洛夫，阿登堡（Oldenburg）,日本西本愿寺（大谷）隊。諸家均未深入藏土，然漢藏自古交通，新疆甘肅尤為文明之交會，故所獲轉勝入藏。入藏固亦有人，今且不論。

論得品之多，端推英法，令人瞠目；惜猶罕公于世。各國于所得品，雖有編號目錄，未易窺見全豹；藏文者尤遲遲。大抵亦英獨多，法次之，德又次，俄日少。中日亦有敦煌本流散，未詳也。英得西藏本，皆藏印度部（India Office），法則國立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德則民俗學博物館（Museum für V?lkerkunde）。

西域出土藏本，亦如同出之他本：唐為主，下迄元。自來藏本，元最古，今乃見元以上者。大都寫本；亦有版刻，第真言陀羅尼類小品耳。資料既富若是，而研究殊緩。余嘗一再得通觀敦煌本，每嘆藏本尤莫能讀。今從事于斯者：英有Barnett氏，Thomas氏，Ridding女史；比有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氏；法有伯希和氏，Bacot氏，Hackin氏；德之Francke氏，則已作古。研究之所以遲遲，藏文綴字有brda.nin與brda.gsar之別；古今體異，新舊譯殊。曩知者新譯，今出皆古體；文所含，復多歧。三四年來，漸見論文，欣喜取讀，彌苦太難；茲但略述所知大概而已。

其文有正楷易識者，有行草難讀者；大致仍不多殊后世。西域所出唯于闐字最與藏字合，因有人翻撼藏字輸從天竺之舊案。勞弗爾譏為病中土耳其斯坦熱（《東洋學報》八卷，大谷勝真介紹其說），Vidyabhushana亦未以為然。察其議論所由起：i母有左右相反兩寫法；綴字則唇音每轉顎音，寫梵字音而亦然，知不僅古體之異；又向以古體必添da.drag而今體省者，亦未盡然；有氣音與無氣音，或交互并見；語首輕音者或變語根亦為清音；語首有今之所無，亦有今存而古省者；連文常自左而右，而有單字上下相疊者；字間或不僅一點而二點者。由此諸端，推藏字起源，可更上溯百年。然而勞弗爾諸人辯而斥之；要未可遽據寫本輕斷也。

藏字之本，所寫不必藏文。Thomas見有未知之語二種，疑其一為Nam語（原文見JRAS′26）；Francke亦舉一種（原文見SPAW′27）。寫梵音者，有真言或陀羅尼。寫漢音者，有《金剛經》《阿彌陀經》。其《阿彌陀經》有跋，記同寫諸經中，見《八陽經》《觀音經》《多心經》《大佛□□》《陀羅尼集》諸名。又有題《大乘中宗見解》者，以別有一漢字本，用藏字旁注漢音，遂得解讀；宮本正尊與Thomas聯名刊出之（宮本氏有專文見《宗教研究》，《大公報·文學副刊》曾為介紹）。尚有《千字文》之類，或藏字注音，或漢藏對譯。注音者，馬斯伯樂與羽田（亨）氏正研究；對譯者，伯希和已利用之；財津愛象氏，方據此類材料考求支那音韻史。更有未刊之藏字寫突厥文之本在德國，似八世紀物，凡九紙。法國亦有藏字突厥文之佛教論疏，德國又有藏文突厥文對譯之本；皆極可寶貴。Francke嘗專論書題漢字之旁注藏字，則羅氏所刊《文選》（《鳴沙石室古籍叢殘》唐永隆寫本）末尾藏字mun.svan亦即《文選》二字無疑矣。

關乎史地，Hackin刊有《十世紀之梵藏匯典》（Formulaire sanscrit-tibetain du Xe siècle,1924）一書，前半似名匯，后半可稱西藏史要。Thomas亦廣覽藏本，搜得（1）Ha za（2）Sa-cu（3）Nob（4）Khotan諸名，大為史地之考證；所引有一卷子，存二百五十四行，記藏事：當文昌公主之崩及金成公主出嫁至于逝世，其間七十六年，連載無間斷；洵藏史中大典也。卷子在英，而法國有其更前之一段，Bacot方為考讀。Thomas又考一卷子，所言乃一入竺支那僧之事。若能考得此僧之名，不亦盛歟！   

佛典自占多數，今聞見所及，已十余種；他尚多贊頌陀羅尼類。云有唐代之《甘殊爾》（伯希和文見BEFEO VIII），則又經典史上一大資料也。

此外雜書甚多，研究似尚有待。聞中有占鴉聲、占夢之文，關系民俗學，是非僅語言學所克通之矣。Thomas著手一藏本Ramayana之研究，此于Ramayana起源之說，大有可期。木簡亦不少，Denison Ross研究之，尚未聞其結果也。

西夏語文研究之發展——石濱教授講辭（上）

賈敬顏/譯

現在我將要敘述一下西夏文研究之發展。然而我個人還不能到了解的程度，故所談的，僅僅是以我和我的朋友聶利山（N. Nevskij）君所研究的情形為中心，略加介紹而已。至于比較詳細的研究史，可參照聶君的論文（一），今不贅述。茲先從西夏歷史說起。

西夏在宋元時，建國于中國西北部和宋遼金元諸國鼎立，儼然建國約二百年左右。最后見亡于成吉思汗。而成吉思汗也因再三出兵征討，終于在戰爭中途中狩獵之際墜馬受傷，遂在西夏亡后而歿（二）。因此遂造成了一個很有趣味的傳說（三）。說是當初有人勸成吉思汗說：西夏王妃為一絕世美人，何不奪回納之后宮。后來戰爭果然勝利一如其愿虜得王妃，而大汗竟為美人而死。這件事情雖系是一個傳說，然而足以表現西夏國民的精神。西夏曾經受過宋、遼、金、元四國的冊封，又眼看著遼亡金衰宋疲元興，經過了很長的時間。所以學校文物制度卻能確立，又創造文字翻譯儒釋二教的經典，以及藏文佛典等等文化事業，皆從各方源源而入。甚至還夾雜著當時在塞外比較文明的回紇族的文化成分。其疆域適跨有今之甘肅、陜西、寧夏、綏遠四省，和中國內地、蒙古、西藏、新疆為鄰，國都中興府（《元朝秘史》作額哩合牙，《蒙古源流》作亦兒該），適當寧夏中心。

前面說過西夏文化是混雜了各方面的原質而成的，到現在還不能有徹底研究的結果，所能知道的僅是中國和西藏輸入的文明成分而已。因為經過了二百多年的獨立國，雖然傾覆于蒙元時代，但其文化并不因此而喪盡。居庸關的石刻，莫高窟的碑文，迄今巍然在望。都是以西夏文和其他文字并記的，同時他們也刊行了所謂河西字（即西夏字）的大藏經（四）。喧揚于世的敦煌石室遺書中并沒有西夏文的發現，于是有人說西夏兵革之際，其勢力遠達此地，遂將石室封閉。記得并不清楚好像遺書中確有過類似的西夏字是的，或是如前所說的那樣情形也未可知。但是伯希和（P. Pelliot）先生在敦煌搜查的結果，竟在其他的洞窟中發現了西夏文的經卷。又千佛洞壁畫上的題識也有用西夏文的（五）。所以說最低敦煌一地當為西夏文字流布的地方。德國新疆探險隊不知在什么地方也得到了一點（六）。如此說來其流傳更遠了。由上所說的例子看來，西夏文化年代的久遠以及在地理上的廣被可想而知了。這些遺物除了少數帶漢文的以外其余的都無法解釋，而西夏的歷史除見于中國正史或其他雜書中的零簡記載外，其他則一無所知。西夏所遺留的碑文、古錢，從前皆說是蕃文蕃字，并不加注意。自從東西各國學者在中亞探險之后，遂將大批的西夏文材料運往各地，里面還發見了一個字典，于是“西夏學”也因而興起。

所謂中亞探險即是在東部土耳其斯坦（我國新疆省）作考古事業。這是世人皆知的沒有申述的必要，只略述關于西夏遺物發現的經過。獲得西夏遺物最豐富的是俄國，俄國科茲洛夫（P. K. Kozlov）大佐數度率領探險隊到中國西北部，其在蒙古四川探險之際（七）（1907-9）曾訪古至黑城（Kara-Khoto）。此地沒有經過他國探險隊發掘過，發掘時獲得一類似寺院式的書庫遺跡，里面充滿了西夏文的寫本和刊本。原來科氏是以地理學、動植物學的研究為主題的探險家，這時遂特別注意到考古學的研究，而科氏的探險隊亦以“西夏學”為特色，其所得之西夏文獻實在可說是豐富極了。作者近讀東大鹽谷博士（溫）的歐洲旅行談（八），知道羽田博士（亨）、石原學士等正在研究西夏語言中的史料，很有成就。我不知石原學士是誰，據說是很有成績。雖然我們所知道的甚尠，而并不抱悲觀。今捨此不論。以后科茲洛夫又在所謂蒙古西藏探險（1923-6）之際重來黑城，似乎所獲甚微。英國斯坦因（A.Stein）博士也于第三次探險中（1923-6）駕臨此地特作精密的調查（九）。收拾俄人所獲之余，數量雖不能和俄國相比也相當可觀了。又美國哈佛大學也遠行到黑城，據華納（L.Warner）說因余剩亦被人取盡（一〇），殆無所收獲。又兩三年前（西歷一九三〇年左右）以西藏和蒙古為題為世人熟知的斯文赫定（Sven Hedin）及黃文弼等組織的西北科學考查團也嘗一至黑城（一一）。當時的號召是在作人類發源地之探尋，但收獲情形不明。德國的探險隊在黑城得著幾個樣本（一二）。法國伯希和在敦煌多少有所發現（一三）。又日本大谷伯（光瑞）的西本愿寺考古隊也有一部分（一四）。除以上所說各國所搜集的西夏文以外在中國內地也陸續地出現。多流歸到收藏家的手里，更有經板的發現（一五）。日本除去大谷氏所搜集的一寫本外則一無所有，四五年前（一九二九）有人持西夏文經典百余冊向大連滿鐵圖書館求售，索價二萬元，因為圖書館的人不認識又以價值過高而作罷議。其后這些經典就被寶藏在北平圖書館里，曾經開過展覽會并且出刊論文集。我很后悔沒有寫一篇稿子送去來表示賀意（十六），前年（一九三一）我在龍谷大學服務的時候有人送來一冊西夏文佛經，好像是禿氏先生曾讀過一遍，說道石濱君說這個有價值，可是我沒有看就被拿回去了。不久聽說羽田先生買了十幾冊，我很高興地“翹首以待之”，立刻便在北白川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看見在玻璃柜中陳列著。該所印的記念明信片所印的并不完全，我向羽田先生請求借來研究，先生說應從番漢合璧語匯入手，一向我有一種壞弊病是想很快的去著手所以還須要去打擾羽田先生。這些佛典是唐的《八十華嚴》合并為十一卷。于是在百忙中專心努力去研究（六）。

以上是說西夏文史料之發現和所在地。現在再說研究的情形（十七）。最早之研究，應以法人曾在北京購得《法華經》數卷為其嚆矢。固然在前縱已知有石刻和錢幣的研究，但尚在爭論其文字是否是西夏文的問題，絕談不到語言文字的研究。法人毛利瑟（G.Morisse）對《法華經》稍稍作了點語言學的功夫，謂與西藏文類似，說是研究的初步也無不可吧！但這只是件極小的事。一九〇八年伊鳳閣（A. T. Ivanov）教授從科茲洛夫所得的西夏文搜集中發現了驚世的夏漢對譯對音字典的《掌中珠》（一八），這一薄冊子是蕃漢對譯的蕃字注以漢字，漢音注以蕃音，實在是一個不可缺的工具書。教授并附以羅馬字音和譯文，以蒙古西藏等語言比較其文法，于是西夏語學的研究始踏入正途。美國勞佛（B. Laufer）博士立即根據伊鳳閣的立說又與印度中國語系、西藏緬甸語系作比較的研究，寫了一篇論文說西夏文與玀玀、麼些文字最相近，若連結起來可成為一個系統，遂提議定名為西玀麼語系。這個學說于大體上可說是正確的，但其立說皆以伊氏音譯為基礎，須要詳細訂正的地方實在極多，聶利山君業已介紹過可資參考。這時羅氏兄弟君美（福成）、君楚（福萇）二君從其父叔言先生滯留日本京都。他們以《掌中珠》的影片，毛利瑟氏的《法華經考》，以及羽田先生所藏的《法華經》第七卷影片作參考來研究居庸關刻石，涼州感應塔碑文等等，作了些簡單的筆記文法（一九）。想是受了羽田先生的指導。羅氏弟兄大部是利用漢字的知識來研究，解釋字形較優于語言，無論如何這些勞作也是后者研究的根基。同時歐洲漢學家本漢底（A.Bernhardi）夫人和查哈（Erwin von Zach）博士也曾試用漢字作了若干的解釋，及至羅氏之書刊出后則都歸無用了。

西夏語文研究之發展——石濱教授講辭（中）

賈敬顏/譯

中亞探險所發見的遺文我始終是注意的，所以最初對西夏語也很關心，但以沒有特別的材料，故不能作高深的研究。友人聶利山君屢屢以此相勉，說俄國搜集的西夏文其龐大世無倫比，而在研究上并沒有什么成績可言，請君務必著手研究，于是我才以所藏的文獻暫作一種嘗試。恰好這時候神田鬯盦先生（喜一郎）由中國歸來以羅氏新刊的《八十華嚴經》的樣本二三頁相贈，我更向羽田先生索取《法華經》的影片，先生意在研究別的，無暇及此，慨然將全部影片的翻版送給我，因材料之增加遂使研究上得到前進。后聶君游北京會見伊鳳閣教授，將他所有的材料寫回來，我又得到伯希和所收集的照片，故能專心這門學問，每周都有研究成績報告。聶君由北京帶來的文書中有西夏韻書與附有藏音的殘片，他遂專心于西夏音韻之研究著有《西夏文字抄覽》一卷問世。這種研究實在是他的一大功勞呀！若說西夏文附以藏字發音似乎很容易。但是第一是對音時藏字為草書體的細字實在不易頒讀。雖然有傅蘭克（H. Francke，不是漢學家福蘭閣，注意）、巴克（Bacot）等的字典（二〇），而不懂得發音，若乳讀則就錯誤了。至于他的證據可觀勞佛博士在《中亞奧部》（Innermost Asia）的譯音便可明白了。聶君這西藏學專家都無法研究其譯音的錯誤，只僅僅隨意作些札記而已。當初我們知道英國得有夏藏對音文書的殘片，于是便向勞佛先生索要照片迄今沒有回信，而觀其成績真是擊掌稱快。又研究西夏文的漢字發音雖很困難，以北京譯音則不能有什么成果，遂須要去參考那時及附近敦煌石室發現的藏文漢文佛經上的譯音（二一）。研究的結果知道日本的漢吳音反較北京音便于參考，故傳至日本的漢字音也是不能忽視的。所以對于附有音的文字也應當加以注意。其時服務于列寧格勒大學聶利山的幾位朋友訪大阪，和聶君談到西夏文研究的情況并托他們代由俄國寄些材料，結果羅得克勒夫由研究院撮得照片寄來，并且允許我們兩人研究發表。

我們立即審查材料的內容，其概要業于靜安學社的例會上發表過。并且研究預報亦已付印，不幸書店發生事故迄今沒有出版。由這種調查知道佛經不是譯自漢文而是由藏文重譯的，從來由漢文直譯的經典很少。于是我們的研究突然地生了一層清新的氣象，使精神振作起來，聶君更買到些藏文經典，煩櫻部文鏡先生謄寫翻譯，托武內教授（義雄）要東北帝大《甘珠爾》的影片，又向榊博士（亮三郎）借到京都帝大曬藍本。結果第一步把《八千頌般若》在中國發表了（二二）。未復著手最麻煩的是《五部經》，這并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須要參照梵文、藏文以及從藏文譯成蒙文的新舊兩種譯本，再加上漢文。好容易才把《佛說守護大千國土經》的四分之一譯成日文，但其余就完全不懂了。再者那個時候并增補西夏對音字匯，聶君將稿子留在我處就回國去了。他在歸國前這兩年的努力真令人欽佩，除去西夏文的研究外還作其他的工作特別勞碌，曾經有一天他的太太來告訴我說當他研究西夏語文時就好像瘋狂似的，簡直沒有辦法，我聽了這些話也閉口無言了。校對他的稿子將它出版那就是我的責任，而到現在還沒有作成心里實在慚愧。聶君后來仍繼續研究，并且時時發表研究報告和我們共同努力這門學問。

以上只是說我們研究的情形，后來查哈博士因潛心研究別的學問因便告訴我說愿把從俄國得來的材料借給我。拿來《孔雀經》一頁以求我的意見，今已交給廣瀨君了。俄國除了聶利山以外有得拉古諾夫（Dragunov）氏寫過一二篇論文但我不曾見到。又羅君楚歿后君美先生還是孜孜不倦的試作種種的考釋。前面所說的西夏文經典到北平（圖書館）后，周叔迦等也考釋過一點，而中國中央研究院王靜如先生遂應運而起。在文獻缺乏的這種學問中，居然能夠很快的編輯了龐大的《西夏文專號》（《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四卷第三號）和《西夏研究》三輯（第一、二、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甲種之八等），一躍而成了西夏學之首位，給像我這樣懶惰的人一個很大的刺激。

現在再說迄今為止發現的文籍（二四），大部分是佛教經典。無論如何也是以大藏經的翻譯為主，佛經也有譯自漢文本的或藏文本的。現在已然知道由藏文譯成的除《五護經》以外尚有《八千頌般若》及《般若偈》等，而在定州佛像腹中所出的佛經殘卷由譯文的體例看來也許是屬于藏本系統（二五），又聶利山君告訴我這些不是由漢文來的大概是由藏本所譯成的或許更有譯自其他外國語的。但迄今無所發見那就不得而知了。其次在佛經之外還有《論語》《孟子》,兩書都有注，注以外還有類似訓詁式的解釋，不知出于誰手，《論語注》好像是斡道沖的。更有《六韜》《孫子》《貞觀政要》《類林》《十二國》等等。《貞觀政要》顯然是古本，《類林》不知是誰撰著的，《十二國》記載春秋時代的事情，稍微類似《宋史?藝文志》所載的名目，想像是那些個的譯本。又發現有字書或韻書，《番漢合時掌中珠》《雜字》《字集》都是用折摺式分類體的。《文海》和《文海類編》，則一一分解字的組織附有反切頗類《說文》。《同韻》和《文海寶韻》是講發音的書頗類《廣韻》。其他尚有少數的律令詩文集等雜書。不僅文籍就是錢、牌子、官印亦陸續地出現。

西夏語文研究之發展——石濱教授講辭（下）

賈敬顏/譯

京都帝大東洋史研究室也買到二三個官印，牌子之珍奇者森本六爾君在巴黎居美博物館（Musée Guimet）得伯希和先生的許可拿來的照片是怪獸環形，在里面有馴鹿的刻畫（二六），斯基泰（Scythia）式的物件上書西夏文，而文字又不易解釋，實在有點奇怪。

傳說西夏的文字是李元昊創作的，我想或始于李德明。書體和漢字相同有篆書、楷書、草書，也有印璽文但以彎彎曲曲更不易了解。字形的組織好像是模仿漢字，但是非常復雜。根據《文海類編》所說（二七）用漢字方法分類研究其偏旁復雜得非常奇怪。據其分從、全、頭、偏、旁、減、幹、凡、腳九個原則的組織如不能解釋，則無法解釋了。大體上將所有的字省略都合乎這九個原則。《文海雜類》已有分析，除了由此著手外再沒有別的好方法了。許多的文字如“佛教真言”所用的和固有的名詞好像是另外作成的。

西夏文字的發音和語言的音韻我并沒有著手過，一者是因聶利山君最初已經研究，二是我手中沒有一本關于音韻一類的書籍，三是材料不足，與其費力妄作就不如等待著聶君研究的成績了。由于他研究《同音》字書，根據發聲可以區別為九類音，即重唇音、輕唇音、舌頭音、舌上音、牙音、齒頭音、正齒音、喉音、風音。所謂風音我們不大熟悉，就是含有l、r、?那種音，尾音和母音還不能夠十分明白。至于聲調因為有五聲韻表恐怕就是平、上、去、入四聲，而平聲為兩部。但是實際上好像是沒有入聲，說也奇怪因為文法過于簡單，倒可以明白。羅君楚先生說與漢文不同極近似日本文法，這不過是理想中的話，當然不能算作學術的論斷。與其說和日本文法相近還不如說和西藏文法相似比較妥當。音韻既然稍微明白后，便必需用比較語言學來考定它的文法。至于這點應當從西藏語譯來的佛經作精密的研究，同時又需要參照勞佛先生所建議的西玀麼語系那篇論文來研究。

到現在研究的狀態還不能算是完全，能夠知道的字僅二三千，能夠發音的有六七百字，目下聶君在研究音韻。我也盡力量來參照佛典的對譯，因為中央亞細亞新發現的許多語言皆以表音為主，所以研究的很進步。若拿來比較一下，西夏語文字的意義雖然明白而發音卻非常困難，所以靠語言學的研究也遲遲不進。據勞佛說它是屬于西玀麼語系，這西玀麼語又是非常難懂，故而更不易解決了。再者出版的困難也是進行上一大障礙，幸有羽田先生和石田君的協助才能順利地去進行。實在可誠懇的告訴王靜如先生，請他不必顧慮可將稿子寄來，在日本也欲繼續作下去，謄寫困難是很麻煩，幸有廣瀨君也參加研究這門學問正在努力進行中，我希望諸位先生們能給以督促或援助。

羽田先生曾叫我去試作《八十華嚴經》，我實際雖然也很努力，但以俗務纏身，才作了兩三日便害起眼病，所以也沒有脫稿。后來又有種種雜事的期望，都是阻礙的原因。無論如何我希望抑制那些欲望，趕快努力的作下去。作完之后預定要整個聶利山君的稿子將發音字典出版。最后我可以說西夏學萌芽于羅氏兄弟僑居京都時，再興于聶君在大阪，都蒙羽田先生的指教，可以說日本是此學的發祥地。最后還希望在諸位先生援助之下而不致成為一種絕嗣的學問。

（右為一九三三年五月六日石濱純太郎教授在京都帝大語言學座談會上講演辭，曾載于《德云》雜志[一九三五年八月]。譯文經吾師王靜如教授指正甚多[尤以名詞及日文音譯專名為甚]，謹此致謝。）

附注

（一）N.Nevskij: Aper?u historique des études tangoutes Si-Hia.[en Russe.]Bulletin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de l’URSS, Vll, série, Classe des Sciences Sociales, 1931, No.1. 中文譯名聶斯克《西夏語研究小史》，載《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西夏文專號》，民國二十一年出版，較原文易讀然缺注出處。補遺：又可參考A.Nevsky: A New Work on Tangootology.[in Russian.]Bibliography of the Orient,Nos.2-4（1933）。

（二）據《元朝秘史》。可參照那珂（通世）博士著《成吉思汗實錄》。

（三）見《蒙古源流》。

（四）這件事聶利山君與著者所作《西藏語譯大藏經考》，載《龍谷大學論叢》第二八七號，漢譯載于《西夏文專號》中。尚有王靜如先生《西夏研究》第一輯《河西字藏經雕版考》。

補遺：參照東京版《東方學報》常盤大定博士的論文，《支那佛教史學》第六卷第一號小川貫弌君的論文。

（五）拙稿《敦煌石室遺書》寫有一點，又見《西夏文字抄覽》序。

（六）詳見拙稿《西夏遺文雜錄》。

（七）拙稿《西夏遺文雜錄》有一點記載，比較詳盡的論文有查哈博士的Orientalistische Literaturzeitung，《西夏文專號》所載羅福萇《俄人黑水訪古所得記》。俄國所藏的西夏文殆得于此時。

（八）見《斯文》，后有單行本題名《王道以東》，內容相同。

（九）見《西夏文專號》向達《斯坦因黑水獲古紀略》。

（十）見Langdon Warner: The Long Old Road in China, New York, 1926。

（十一）參照《龍谷史壇》第九號載拙稿《西北科學考察團的文籍》。

（十二）見注六。

（十三）見注五。

（十四）見《西域考古圖譜》。

（十五）《西夏文專號》載羅福成《各家藏西夏文書籍略記》。

（十六）請參看《西夏文專號》。

（十七）以下參見聶利山《西夏語研究小史》。此文將注省去。

（十八）詳見《番漢合時掌中珠》。羅振玉早年得其照片九枚，后將大部分抄寫，但不足。所缺五頁我曾發表于《史林》上，王靜如轉錄成《西夏〈番漢合時掌中珠〉補》。

（十九）此時經羅福成之手將《西夏國書略說》增訂出版。

（二十）傅蘭克的論文見Epigraphia Indica，巴克的論文見于Journal asiatique。

（二十一）參照《大谷學報》第十二卷一號拙稿《西域出土之西藏本》。

（二十二）《西夏文專號》。

（二三）第二三兩輯為《金光明經》的對照研究，因著者過于急促，更以印刷的困難，附注多有錯誤，應當注意。

（二四）以下參照《西夏文專號》所載諸家目錄。

（二五）見《西夏文專號》王靜如譯文。

（二六）《考古學雜志》某期有一照片，拓片又見于《衡齋金石識小錄》。

（二七）載于《西夏文專號》，但為樣本，我想順序不是那樣，也有錯誤。樣本的相片附見聶君的論文，文載《狩野先生還歷記念支那學論叢》。九原則的譯文是由羅福成所譯成。

（二八）以后我所見的日本材料很少，后看見秋貞實造先生所存的馬具上的刻字很奇怪，出口常順所藏的一小斷片，黑田源次博士所藏的《高僧傳》首末四行的木板，這些東西都附記于此。

補遺：我曾見守屋孝藏《華嚴經》的寫本一卷，而《華嚴經》第四十一卷的刻本時有出現，我想許是影刻本。

（二十九）載于《西夏文專號》，聶利山《西夏國書殘經釋文》。

（附記：在文獻的檢索、下載和拍攝的過程中曾得到張治、宋希於、王東輝、肖彤等友人的幫助，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