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大眾對階層固化的焦慮屢見諸報端，“天價學區房”“興趣班比拼”“父母輔導作業被氣暈”等現象都反映了教育焦慮已逐漸彌散至社會各個階層。公眾與學者也日益認識到孩子早期生活條件和環境對其未來發展和能否成功的重要影響。學者Fogel和Grotte在一篇回顧1700年以來西方世界的健康與人類發展的文章中指出，“通過母親以及嬰幼兒和兒童時期經歷的研究發現，一代人的營養和健康會影響下一代人的體魄、健康和壽命。同時，更好的健康和長壽使下一代人工作更努力并工作更長時間，從而創造更多的資源和財富，進而用于支持再下一代人的成功。”

經濟學家Heckman（2007）提出勞動者的收入主要由其個人能力（包括認知能力、非認知能力和健康）決定，并指出童年期健康通過影響成年后健康、認知能力與非認知能力的形成，進而影響成年期勞動力供給和勞動效率，決定其社會經濟地位。國內外的一系列研究都表明，兒童期健康狀況差會降低其教育水平，導致慢性病早發，最終影響就業和收入。多個研究以中國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為自然實驗，研究發現這一時期出身的孩子受大饑荒影響往往營養不足、早期健康較差，與饑荒前和饑荒后出生的同期群比較，這些孩子成年后身高更矮、文盲率更高、就業率更低、收入更低，男性結婚更晚，女性的配偶教育水平也更低。

早期健康發揮作用的過程中存在兩個核心影響路徑，一是早期健康影響認知發展和教育獲得，從而影響職業和收入；二是通過成年后健康狀況影響其社會經濟地位獲得。

首先，貧困導致的營養不良會妨礙兒童的認知發展。Noble等人的研究證明家庭條件會影響兒童大腦皮層的發育水平，尤其是和語言、閱讀、執行功能和空間技巧等認知能力相關的區域。而認知發展的落后無疑會導致兒童學業成績偏低、學校參與度和輟學等一系列問題。難以獲得較高的教育水平必然制約這些孩子未來的求職和收入水平。

其次，健康的影響貫穿人的一生。英國的醫學社會學家馬默特指出，早期狀況影響成年后罹患疾病的風險存在三種途徑。一是潛伏期模式，即在某個關鍵時期發生的事對隨后生活中的疾病風險有長期的影響；二是累積模式，人的一生中都存在優勢或劣勢的逐漸累積；三是路徑模式，起點影響終點，而到達何處又會影響個體的健康。成年人健康不佳往往限制其職業選擇和晉升，甚至因病致貧。

本研究利用清華大學2012年“城鎮化與勞動力移民”調查數據考察早期健康狀況對個體當前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樣本覆蓋了除青海、西藏和海南以外的所有28個省（市、自治區）的147個區縣中的500個村居。30-60周歲之間的樣本量為8256。在刪除存在相關變量缺失值的個案后，分析樣本量為6726，刪除個案占18.53%。

本研究詢問了被訪者早期營養衛生狀況，14歲之前是否因食物不夠而挨餓（從來沒有、偶爾、經常）、14歲時吃魚肉和奶制品等蛋白質的頻率（至少每周1次、至少每月1次、幾乎沒有）、14歲時飲用水的主要來源（集中供水系統的自來水/購買瓶裝水、井水/泉水、蓄水池/雨水/河水/溪水/池塘/湖水及其他），14歲時使用什么樣的廁所（沖洗式馬桶、非沖洗式馬桶、其他形式，指院里或家畜圈、池塘或魚塘、海/湖/溪/河/溝等）。前兩個指標是營養狀況，后兩者是衛生狀況。

此外，我們還嘗試以成年后的身高做為早期健康的一個操作化指標。身高除了遺傳外，主要受兒童青少年時期的營養和疾病影響，因此在無法獲得早期健康直接測量時，成年身高往往被研究用來作為代理變量。由下圖可知，成年人中年齡越小，身高均值越高；而城市個體的身高均值一直比農村均值高2cm左右。由此可見，社會經濟地位導致的營養衛生對于身高存在顯著影響，而不僅僅來自基因遺傳。

上面三個圖分別展現了早期挨餓經歷、蛋白質攝入、飲用水來源、廁所樣式對個體接受教育的年限、第一份工作的社會經濟地位和目前工作的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工作的社會經濟地位以國際社會經濟地位指數（ISEI）進行測量，一般來說分數越高，該職業的社會經濟地位越高。圖中的每個條形柱代表了一個群體的教育或社會經濟地位均值，條形柱上標出了具體數值。藍色、紅色和綠色的條形柱分別代表營養衛生狀況較好、居中和較差的群體。三個圖都基本呈現階梯狀，說明兒童青少年時期從不或較少挨餓、蛋白質攝入頻率較高、飲用水和廁所等衛生狀況良好的個體，成年后的教育水平和職業地位都更高。

但是我們不能忽略其他因素的影響，比如早期營養衛生的效應可能也包含了父母社會經濟地位的直接影響。為了盡量控制其他因素的影響，并梳理清楚早期健康的影響路徑，我們采用了結構方程模型進行分析，該模型可以較好的厘清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如何通過健康、教育等途徑影響個體目前的職業地位（現職ISEI）。

研究發現，（1）家庭背景對子女目前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中，大約有3/4是通過影響子女的教育和第一份工作發揮作用的，1/4通過影響子女的早期營養衛生和健康發揮作用。（2）有趣的是本研究還發現，早期營養衛生對第一份工作的獲得無明顯作用，但對當前工作的社會經濟地位卻有顯著影響。這表明隨著生命歷程的展開，早期健康對成年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逐漸增大。這一滯后影響的原因乃是個體成人初期的健康狀況普遍較好，之后便隨著年齡增長而逐漸分化。這頗契合馬默特所總結的潛伏期模式，個體初入勞動力市場時，早期健康的影響隱而不彰，而隨著年齒日增，早期健康的影響逐漸凸顯。

因此，筆者認為需要在理論和實踐層面更加重視早期健康在分層過程中的作用，而不能僅僅聚焦于教育，否則有可能導致譴責“受害者”現象。倘若底層家庭的孩子早期健康狀況差，影響其發育和認知發展，即使獲得了與優勢階層子女同等的入學機會，也往往會在激烈的競爭中敗下陣來。此時，社會往往會把失敗歸咎于個人特征，如智商、努力程度等，這顯然不利于緩解“階層固化”和提升社會公平。

雖然中國的扶貧攻堅已取得巨大成就，但近年對甘肅、陜西的貧困農村地區的調查顯示，仍有不少孩子存在微量元素缺乏、貧血、感染寄生蟲疾病、近視但不戴眼鏡等問題。這些孩子的未來著實令人憂心。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認識到，兒童早期健康遭受的沖擊對未來發展會產生重要影響，然而這并不意味著這一破壞性影響是永恒或不可補救的，很多政策措施可以彌補這些負面影響。

已有研究發現代際健康傳遞存在地區異質性，如印尼的經濟發達地區的代際健康關聯度較低，而澳洲發達的社會保護制度消除了母親精神健康狀況對兒童青少年健康狀況的影響。

在“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口號甚囂塵上的中國社會，如何有效降低早期健康不平等不僅有利于提升未來勞動力的素質和生產效率，也可一定程度上減緩“階層固化”現象。

首先，實行“營養補給計劃”（如“營養午餐”）對于較低階層的孕婦與兒童很有必要，提升弱勢群體子女的早期營養攝入有利于降低未來的教育和社會不平等。其次，如何提高弱勢群體和較低階層家庭的衛生狀況和衛生習慣也是重要的干預措施。第三，僅僅提高貧困兒童的醫療服務是不夠的，更需要改善整個家庭的狀況。英國知名的經濟學家阿特金森（Atkinson）在《不平等，我們能做什么》一書中就提出，應該在不考慮家庭就業狀態和經濟條件的情況下為所有兒童提供津貼補助，包括現金轉移和兒童救助服務等實物福利。這不僅能提升兒童健康和發展狀況，也能避免其被“污名化”，貼上貧困兒童的標簽。第四，健康問題并不僅限于貧困家庭，我們需要避免兒童營養過度攝入問題，隨著經濟條件的提升，兒童肥胖現象凸顯，這一健康問題也會影響學生的學業成績、校園參與度等發展變量。“少年強則中國強”，只有擁有健康的體魄和健全的認知、非認知能力發展，我們的下一代才能肩負自我實現和興家強國的重任。

（作者洪巖璧系東南大學人文學院社會學系副教授，劉精明系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結構方程模型結果和本研究相關參考文獻可參見發表于《社會學研究》2019年第1期的論文《早期健康與階層再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