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街是一條住著八十戶人家的小街，平整的青石板路徐徐鋪開，街兩旁大多是古舊平房。街上幾個年齡相仿的孩子，都出生于1958年。他們的父母，有的是大米廠職工，有的是舊社會的資本家、姨太太，有的是小學老師，有的是政府干部，有的是理發師……這是小說中的幸福街，也是作家何頓曾真實生活過的幸福街。

何頓的父親曾是湖南第一師范學校校長，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資派”，一家人從學校宿舍區被趕出來，搬到了這個后來改名為“幸福街”的地方。在那個年代，幾家人共用廚房和廁所，打水要去自來水站，鄰里街坊抬頭低頭總能碰見，住一條街的孩子成天到晚玩在一起。

《幸福街》的主人公正是何頓兒時的玩伴們。這些孩子在此后的近半個世紀中經歷“文革”、上山下鄉、改革開放、恢復高考、“下海”大潮……命運與時代交疊，跌宕起伏，最終走向截然不同的結局。何頓把親身經歷和小說人物揉捏在一起，寫一代人的集體記憶，借主人公之口，反思了一代人的命運。

寫作時何頓正在一場大病中。手術前夜，他陷在對死亡恐懼與對生命思索的復雜情緒里，迷迷糊糊中，幾十年未曾聯系的兒時玩伴突然在夢里向他走來。他們為何在人最空虛的時刻閃現？他想，如果能活著走下手術臺，就要寫自己這代人的故事。

手術后第五天，何頓就開始了寫作。身世坎坷但要強上進的資本家女兒、無學可上的惶惑少年、沉迷三俠五義的叛逆青年、回不了城的女知青、下海經商的勞改釋放犯……他太熟悉了，那些形象幾乎是“自己跳進腦海里，再流到鍵盤上”。

2019年春節，小說里、也是現實中曾經在初中學校里排演革命樣板戲《沙家浜》的劇組在長沙重聚。當年的女同學，早已升級為奶奶和外婆。她們圍坐在一起讀剛剛出版的《幸福街》，小說主人公之一陳漫秋的原型也在。陳漫秋因為出身資本家家庭，前途于她只有孤獨和黯淡，但一番波折后進入學校劇組飾演正面人物阿慶嫂，是她初次為自己爭取來一絲光亮。她們給何頓發來的視頻中，當年飾演“沙奶奶”的同學輕聲讀出陳漫秋蹲在一隅讀劇本的片段。一段還沒讀完，女同學眼里都含著淚了。

澎湃新聞：小說主人公均出生于1958年，跟您一樣大。您覺得這是怎樣的一代人？

何頓：我個人認為，我和我的哥哥姐姐那代人比起來，顯得更無知。

我在家排行第五，哥哥姐姐出生于1950年代初，他們在“文革”前接受過正規的小學和中學教育。即便在風聲最緊的時候，他們也會躲起來讀一些沒有封面的書，包括巴金的《家》、《青春之歌》等等，當時這些都是“禁書”。

我讀書時趕上政治運動，課本也改成了油印材料。我在小說中借主人公的口反思了當時“知識越多越反動”的想法，它確實對一些人造成了影響。

知青下鄉對我個人影響不大，因為我下鄉時已經是這場運動的尾聲，很快高考恢復，兩年不到我就考上了大學。但在我之前下鄉的知青，有些人被耽擱在那里許多年，就像小說里的桃桃和西西，她們的人生就被很大程度上改變了。

改革開放以后，市場經濟發展起來，有些工廠效益下降，一些小時候沒有好好接受教育、沒文化沒知識的人被迅速淘汰，有些人三十一二歲就下了崗。這時就出現了小說中黃國輝、張小山那樣的人，他們心思活絡、另謀出路，然而做事沒有底線，尤其在賺錢方面缺乏道德約束。

但并不是一個時代所有的人都不讀書。小說中的林阿亞、陳漫秋、黃國進，他們是自強不息、努力改變命運的人。1978年恢復高考，對于他們三人來說就是機遇。對我們這代人而言，考上大學、甚至考上中專，命運就徹底改變了，的確是知識改變命運。

不久前熱播的電視劇《大江大河》我也看了，我覺得很親切，很接地氣。里面的主人公和我小說中的人物年齡應該差不多，就是這代人的故事。

澎湃新聞：小說中兩個主要的女性人物林阿亞、陳漫秋，都是身世坎坷、但通過高考改變命運，這是一種理想的投射嗎？

何頓：她們都是真實的人物。那個年代的女孩比男孩聽話，愿意讀書，男孩貪玩。林阿亞、陳漫秋的“出身”不好，有些人被命運吞沒，有些人則是自強不息，林、陳都是后者，她們通過讀書改變了命運。

之前在一場講座上，有一位“90后”朋友向我提問，知識到底能不能改變命運？我想答案還是肯定的，我所經歷的歷史就是這樣的。

林阿亞就是我當年在生活中喜歡的一個女孩，乖巧聰明，她讀書就是因為好強、好勝。她出身在資本家的家庭，還是三姨太的女兒，在家里、在社會上都沒有地位，只能靠讀書來證明自己是個聰明女孩。寫她我是特別認真的，寫了好幾稿，生怕有任何輕慢、嘲諷的意思，生怕破壞了這個美好的形象。

澎湃新聞：您在小說里寫了很多具有年代感的細節，從喇叭褲、舞廳、到鄧麗君的流行，為什么花這么多筆墨？

何頓：我希望通過細節來讓讀者回想那個時代。每一個細節都經得起考證，因為那就是我的親身經歷。

喇叭褲，舞廳里的交誼舞，萬寶路的煙，就是八十年代在中國，至少是南方市場上興起的潮流，從香港、廣東、臺灣、福建這些沿海省份向湖南、江西這些內陸省份擴散。

我們一幫朋友開始跳舞的時候，就像小說里的張小山一樣，提著兩個喇叭的收音機，穿著喇叭褲和西裝，在長沙市的大街上跳舞。那還是1979年，剛剛改革開放，我們算是膽子很大的。有一種被壓抑了很久突然被釋放的感覺，人變得奔放、狂野。

澎湃新聞：剛才提到張小山這個人物，他心思活絡，租工廠的禮堂開舞廳，之后下海經商，一度風光無限，最后卻黯然收場，這是一個典型的時代故事嗎？

何頓：改革開放初期，社會氛圍剛剛有所松動，大部分有工作的人，比如我們這些進了工廠的，仍把希望寄托在單位上，或者還在觀望。而第一批出來做生意、開店的，不少是當時沒有正式工作的人員。

所以張小山這樣的人物出現是很正常的，因為他被單位除名了，他要活下去；后來追隨他的黃國輝，也是不得不從單位離開之后，才加入的。

八十年代末，張小山這樣的個體戶們開始騎摩托車、買大彩電，這對留在體制里的人是個巨大的刺激。

但九十年代以后，這批人就沒戲了，因為知識結構不行、知識準備不夠，做不大、做不好。相反，許多知識分子“下海”以后，經營得風生水起。到九十年代中后期，一大批當年做生意的人就進了麻將館，那已經不是他們的時代了。

這種淘汰非常殘酷，但也是很正常的。社會發展還是要靠知識和文化。張小山、黃國輝他們就是這種結果。

澎湃新聞：也有讀書的人物，比如高曉華，有雄心壯志，然而最后的命運也讓人唏噓。

何頓：高曉華的雄心是單純可笑的，他甚至想發明一種機器來消除人類腦中的自私自利，這是違反人性的。當社會氛圍改變之后，他覺得自己失寵了，陷入焦慮，還要寫信誣告別人。我想通過高曉華的命運，來預示一種荒誕的結束。

澎湃新聞：小說給許多人物都“安排”了閱讀史，比如說“出身”不好的陳漫秋說，是書給了她生活的勇氣，她讀《復活》《紅與黑》《基督山伯爵》，“書都翻爛了，封面也沒有了”，還要搭車去縣城新華書店，讀《悲慘世界》《浮士德》《獵人筆記》。如何設計每一個人物的精神資源，和您自身的閱讀經歷有關嗎？

何頓：陳漫秋讀的這些書，就是我的哥哥姐姐們當年悄悄讀的書。這就是那個年代的真實故事。

再比如，小說里的黃國輝是讀武俠小說，他崇尚肝膽相照的義氣，但最后也因盲目地“仗義”幫助犯法的朋友而葬送了自己。他在某種程度上是“文盲文化”的縮影。

我小時候是受哥哥姐姐的影響才讀了一點書。我父親是湖南第一師范的校長，家里還收藏了一些書。小時候對我影響比較大的是《水滸傳》。六七十年代宋江被批評為“投降主義”，當時以批判的形式出版了這部書，我父親就買回家來看。古典資源對我的影響比較深，但主要也不是從文學作品中來的，而是在茶館里聽人說書，聽老人家講故事，《說唐》、《水滸》這些。

澎湃新聞：您曾說小說中的何勇的原型就是自己。何勇和林阿亞因為其中一方考上大學而分開的結局，也是那個年代“知識改變命運”的注腳嗎？

何頓：何勇是個中規中矩的人，我是我們這代人中中規中矩的那一類。

何勇和林阿亞的結局是再普遍不過的，在我們那個年代，高考以后許多年輕人和戀人分手，尤其是像他們這樣，一個考去了大城市讀大學、一個留在小縣城，這是無可奈何的。

但何勇家早年曾幫助過林阿亞，幫她爭取上學、高考的機會，我生怕將林阿亞寫成一個忘恩負義的形象。如何駕馭這兩個人的故事，我左右搖擺了很久。我寫林阿亞1984年讀研究生時回到家鄉，仍然對何勇抱有希望，直到他看到何勇已經有了新的生活，才徹底放棄。這個故事也有原型，它是我們身邊一個女知青的真實經歷。

我想說的是，在這個故事里，沒有誰是壞人，它并非某一個人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