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文作者瑞秋·韋斯特（Rachel West）是美國進步中心“從貧困到繁榮項目”研究主管。本文討論了美國日漸加劇的收入不平等在多大程度上為害其社會保障制度。

美國進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CAP）創辦于2003年，總部位于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是一家無黨派公共政策研究和倡議機構，在諸多經濟和社會議題上持自由派立場。其關注領域包括：司法公正、民主與治理、幼兒及少年教育、外交政策與安全、能源與環境、槍支管控、醫保、貧困，等。

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與公民社會項目”（TTCSP）2019年1月發布的《全球智庫報告2018》（2018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美國進步中心在“全球頂級智庫（美國和非美國）”分類排名中位居第13位。

本文原題“Here’s How Much America’s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Is Costing Social Security”，由美國進步中心網站2019年2月13日發布。原文附有的超鏈接酌情保留幾處。經授權翻譯；有技術性簡化和多分段，小標題有調整。

編發該文不代表我們認可其中觀點和立場，請讀者明察。

美國日益嚴重的不平等每年都在進一步拋棄普通工薪家庭。圖為當地時間2019年3月18日，美國紐約，民眾在華爾街舉行窮人游行活動，該運動旨在引起人們對貧困、種族主義、住房和醫療等問題的關注。 視覺中國 圖

第116屆國會就任僅幾周，民主黨接管的眾議院已將那條橫貫于美國選民的意愿與上一屆眾議院領導層和特朗普政府近年來施加給他們的政策間的巨大鴻溝暴露無疑。

國會民主黨人的一系列大膽議程——例如對富人多征稅、實施全民醫保以及擴大社會保障制度（Social Security，下稱社保——譯注）的覆蓋面——不僅在進步主義人士那里獲得了強有力的支持，而且這種支持是跨越黨派界限的。這一強有力的支持，對特朗普及其國會同僚2017年對富人和企業的巨額稅收減免、特朗普對《平價醫療法》（ACA）和醫療補助制度的持續破壞性舉措，以及特朗普和國會共和黨人對社保的持續削減而言，是一記迎頭痛擊。

也許沒有哪一項議題比社保更集中體現了選民的意愿與特朗普及其國會同僚的政策間橫貫的鴻溝：絕大多數選民希望政府擴大而非削減這一保障計劃的覆蓋面。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7年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95%的民主黨人和86%的共和黨人都傾向于維持或擴大社保的覆蓋面。然而，盡管在競選過程中承諾不會削減社保覆蓋面，特朗普總統的2019財政年度預算仍會在未來十年間削減720億美元的社保開支，這殘忍指向了殘疾人士。并且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紐約州共和黨人）和時任眾議院議長保羅?瑞安（Paul Ryan，威斯康星州共和黨人）甚至在他們的2萬億稅收減免政策墨跡未干之時便開始堅稱，為支付虧空累累的稅單，普通美國人理當正視社保的削減。

幸運的是，美國選民終于在要求擴大社保覆蓋面且呼聲愈發高漲的民主黨議員那里找到了支持者。他們的主張與國會領袖和2020年總統競選人向富人更多征稅的愈發猛烈的呼吁完全合拍：將增加福利與一些增加收益的常見方法結合起來，如提高工資稅上限，這樣擁有更高收入的人士也需要像其他工人一樣全年繳納社保。這是一個超過三分之二的美國人都支持的舉動，反映出選民和持進步立場的政策制定者的共同愿望：優先考慮普通工人和家庭而不是超級富豪，由此解決這個國家嚴峻的收入不平等問題。

日益嚴重的不平等不僅威脅到工薪家庭的經濟安全，令社保提供的適度福利更加嚴峻，還損害了這一制度的財務前景。本文將更新美國進步中心之前的一些分析，展現不斷加劇的不平等自1983年（社保最后一次經歷重大改變）以來對這一制度的財務狀況造成了多大程度的傷害。

我們首先展示了，包括百萬富翁、億萬富翁以及特朗普總統在內的富裕美國人是如何通過政策制定者解決日益嚴重的不平等問題的失敗舉措獲益的。其次，我們展示了，如果政策制定者將工資稅的征收保持在針對90%的收入，而不是讓富裕的美國人越來越多的收入每年都能逃稅，那么到2017年底，社保的退休和殘疾聯合信托基金將增加1.4萬億美元。最后，我們展示了，如果自1983年以來，工人平均工資增長能與生產力提升同步，而不是他們實際經歷的那種可以無視的增長，那么到2017年底，該信托基金的資產將增加5700億美元。

百萬富翁和億萬富翁的第二個情人節

絕大多數在職美國人的每一筆工資都在為社保做貢獻。這甚至包括那些領取最低工資的工人，他們每小時掙7.25美元的聯邦最低工資，并且他們的工資已經10年內沒有增加。諷刺的是，政策制定者的選擇卻是放過那些美國的最高收入者，也就是那些負擔社保繳稅最輕而易舉的人。2019年，他們賺取的超過工資稅上限即132900美元的每一美元，都將完全免繳社保工資稅。

因此，盡管近幾年來，大約94%的工人將其全年收入的全部12.4%用于繳納社保稅（其中一半由工人支付，另一半由雇主支付），美國最高收入者卻只支付了他們收入的一小部分。這其中包括特朗普總統：如果他所聲稱的2016年收入是真實的，那么他只貢獻了他收入的0.002%給2016年的社保。換句話說，僅僅因為政策制定者沒有要求像他這樣的高收入者以與包括領最低工資的美國工人在內的其他人一樣的稅率繳納工資稅，特朗普囊中就多收了8600萬美元。而要彌補他所逃避的貢獻，另外需要將近22000名賺取中值工資的工人。

政策制定者為高收入者制定的甜蜜條款意味著最富有的美國人在2019年年初便可以慶祝他們自己的特殊節日。2月18日是百萬富翁的情人節，這是美國最后一位百萬富翁停止為2019年社保繳稅的日子。他們越富有，他們的禮物就越早到達：根據他2016年的收入，特朗普總統在新年剛過40分鐘就不再向社保繳稅。同樣，對特朗普富有的捐贈者圈子和他的“20億美元內閣” 中的許多人來說，他們花在社保上的時間只能用分鐘或天數來衡量。

這一禮物到來之時正值繳稅旺季，最富有的美國人將從上一屆國會價值2萬億美元的稅法中獲得第一年的巨額收益。稅法手冊凸顯了暴漲的工資是如何只反映了不平等現象一部分的。除了收入不平等之外，不平等的增長還孕育于財富和資本收入。對絕大多數美國人來說，財富和資本收入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然而對美國收入最高的1%人群而言，財富和資本收入占他們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

與此同時，在不平等等式的另一邊，超過40%的大量普通美國人正努力負擔食物、住房、醫療和交通之類基本生活費用。對許多靠薪水度日的工薪家庭來說，作為他們遭遇退休或殘疾時的經濟安全基礎，社保提供的適度福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

收入不平等對社保資金的三大危害

對美國工人及其家庭來說，八十多年來，社保為經濟安全奠定了基礎。2018年，大約有6300萬美國人通過這一系統收到退休、殘疾或遺屬福利。該系統提供的適度福利至關重要，對女性和有色人種的工人來說尤其如此。近幾年來，它為一半以上的老年人和大約80%的殘疾工人提供了至少50％的家庭收入。

退休危機日漸逼近，工資收入疲軟且最低工資減少，維持基本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的成本迅速上漲，——普通美國人的這些遭遇令社保提供的福利在未來幾年將變得更加重要。然而，一小部分高收入工人正遠遠逃離這些苦難和挑戰，因為他們的收入與普通工人相比正在不成比例地快速增長。2016年，美國前1%的工人掙得全部收入的13%，他們的家庭平均工資超過60萬美元，這相當于后90%的工人收入的將近20倍。

美國日益嚴重的不平等每年都在進一步拋棄普通工薪家庭。但如下事實加劇了這一困難狀況：當這些工人到達退休年齡或遭遇殘疾時，不平等也將損害他們的家庭所依賴的社保的財務前景。以下是不平等破壞社保資金狀況的三種主要方式。

首先，普通工人工資增長疲軟，抑制了工資稅收益。

從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工人平均工資的增長就不再像過去幾十年那樣與生產力提升保持同步。相反，即使有增長也是緩慢的。與此同時，來自產出的收益落入了首席執行官的錢包中，并且成了公司的利潤。

普通工人緩慢的工資增長，導致從工資稅流入社保信托基金的收益的增長比工資先前增長更快時仍要慢。同時也危及家庭的經濟安全并使他們更難于儲蓄，這使得一旦工人們到達退休年齡或遭遇殘疾時，社保提供的適度福利更加重要。

其次，美國富人收入中有越來越大一部分逃避了繳稅。

隨著最富裕美國人的薪酬和普通工人薪酬間的差距愈來愈大，總收入中更大的一部分已經集中在了工資稅上限之上。任何超過此上限（2019年為132900美元）的收入均免征社保稅。這意味著，和薪酬分配更加平等時的收益相比，當薪酬變得更集中在富人手中時，社保收益會受到損害。雖然工資稅上限往往逐年上升，因為它與社會保障管理署（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的全國平均工資指數掛鉤，但最頂層工人收入的增長速度遠快于該指數。因此，2017年只有83.4％的總收入需要繳納社保工資稅，低于1983年（社保最后一次進行重大改革時）的90％（圖1）。因此，近年來，大約1.4萬億美元得以逃避社保稅。（本段中的數字132900，原文是132000，參照上文表述，疑有筆誤，故改。——編注）

由于工資稅上限與最頂層富人收入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高收入者——包括近15萬美國百萬富翁和億萬富翁——在每年年初就停止為社保繳稅，而普通美國工人則全年都在繳稅。2019年，最后一位收入正好為100萬美元的富翁于2月18日完成繳稅，這是開年后的第49天。

第三，底層和中間層之間的差距擴大了。

盡管經濟上的不安全感在今天的經濟中普遍存在，有超過40%的美國人在努力負擔住房、食品和醫療保健等基本生活費用，但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對低收入的工人和家庭為害尤甚。這其中包括領取7.25美元聯邦最低工資的工人，國會已經十年拒絕提高這一時薪。因此，自2009年以來，一名全年工作、每小時工資7.25美元的全職工人實際上已經因通貨膨脹而損失了13330美元，這幾乎是一整年的工資。從1979年到2017年，最低收入的10%工人的工資增長速度比其他任何一個十分之一工人工資的增長速度都要慢，而且不到中間十分之一工人工資增長速度的一半。最近的研究表明，未能提高聯邦最低工資加重了貧困，加劇了低工資工人面臨的退休危機，這使得社保提供的福利更加關鍵。

除了損害工人實現收支平衡的能力，低工資經濟的興起還使得社保的資金狀況更為緊張，使得這一計劃向工人提供退休福利的成本更高。這是由兩方面因素造成的。首先，如上所述，社保的工資稅是以工資為基礎征收的，因此更低的工資和更緩慢的工資增長意味著流入該制度信托基金的資金比工資更高和隨著生產力提高而增長時流入的資金要少。第二，由于社保提供的福利是漸進的——這意味著當工人退休或遭遇殘疾時，這個福利占低工資工人終身收入的比重要高于高工資工人——那么，當低工資工人的工資停滯不前時，他們的福利會不成比例地上升。換言之，與底層與中間層之間的差距保持不變時相比，當工資稅上限之下的不平等擴大時，社保的福利義務將比工資稅收益增長得更快。

不平等加劇在多大程度上損害了社保？

下面的分析會評估，如果不是因為自1983年（社保最后一次經歷重大變革）以來收入不平等在加劇，社保的聯合信托基金今天會有多大規模。為此，我們修訂了兩個最先出現在一篇2015年美國進步中心發表的分析中描述過的模擬情形，并更新至2017年即可獲得完整數據的最近一年。第一個模擬估算，如果政策制定者在1983年至2017年期間每年都確保90%的收入需要繳納社保的工資稅，而不是將其縮水至83.4%，該信托基金的資產規模將有多大。第二個模擬估算，如果工人的工資自1983年以來以與生產力提升相同的速度增長，而不是以現實中經歷的緩慢速度增長，資產將增加多少。這兩個模擬代表了對日益增長的不平等如何影響社保資金前景的保守評估。

我們估算，如果社保應稅工資基數自1983年以來保持在收入的90%，那么該信托基金的資產到2017年底將增加1.4萬億美元。僅此一項，就接近這一制度預期75年資金缺口的11%。此外，我們估算，如果工人的平均工資增長自1983年以來與生產力提升保持同步，那么到2017年底，這筆基金的資產將增加5700億美元。

結語

原來越多的政策制定者終于趕上了美國人對社保強有力的、長期存在的、跨黨派的支持。新一屆國會中，持有進步主義立場的議員正在留心人民的如是呼吁：既要擴大社保的福利，又要抑制已經傷害到這一制度資金狀況的那種毀滅性的不平等。同時，有助于實現諸如提高或取消工資稅上限的政策解決方案，同樣也在直面公眾愈發強烈的訴求，即：向那些最富有的美國人征收更多的稅，以便他們支付他們應付的份額。

作為總統候選人，特朗普曾利用美國人民對社保的壓倒性支持，做出不削減這一保障計劃的承諾。如果特朗普總統如同對待他對美國那些“被遺忘的男男女女” (“forgotten men and women”) 發出的許多其他誓言那樣認真對待他的承諾，特朗普和支持他的那些議員就應傾聽美國人民的意見，并一起努力強化社保并擴大社保的覆蓋面。

（本文由何準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