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始創于1990年的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被譽為“中國考古界的奧斯卡獎”，會集中展示過去一年中國考古最新成果，也會呈現中國考古新理念、方法和技術。由中國文物報社、中國考古學會主辦的“2018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將于3月29日在京揭曉。

澎湃新聞專訪了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徐怡濤教授，請他評述入圍2018年度“十大”初評項目的建筑史料價值，以及建筑考古復原對公眾考古、考古研究的意義等，以下為訪談正文。

徐怡濤教授

太子城等四個遺址建筑史料價值高

澎湃新聞：入圍2018年度“十大考古發現”初評的20個項目中，哪幾個項目的建筑史料價值比較高？

徐怡濤：考古遺址大部分與建筑有關。就本次“十大”來看，遼寧北鎮醫巫閭山遼代帝陵遺址群、河北張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重慶合川釣魚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遺址、安徽鳳陽明中都遺址這四個項目的建筑史料價值比較突出。

遼寧北鎮醫巫閭山遼代帝陵遺址群的優勢在于帝陵地位比較清晰，遺存比較明確，保存情況不錯、格局完整，出土遺物比較豐富。但目前，整個陵園遺址還未完全揭露，發掘的只是一組院落，規模較小。遼代帝陵遺址的重要性應可得到考古界的認可，學術價值是毋庸置疑的。

河北張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位于群山之間的谷地，這里本來規劃建設2022年北京冬奧會的運動員村，考古工作所發現的這座南北400米、東西350米的城址，河北省考古研究所黃信領隊認為，這里是金章宗夏捺缽的一座行宮——泰和宮。這座行宮是目前唯一的系統發掘的金代行宮遺址。雖然金代不乏皇宮、行宮，但缺乏科學的考古揭示，特別是以往一些城市建設活動，對金代宮殿的遺址造成了嚴重破壞。所以，太子城遺址的考古工作，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太子城遺址大部分保存完整，讓我們看到了金代行宮的規制，其中一些已經發現的建筑規制，符合《營造法式》的制度。同時，也出現了一些以前未知的規制，比如說其后宮的建筑布局，太子城中共有三組后宮建筑，中軸線上是正宮，西側兩組跟正宮的格局相似，但在建筑尺度、建筑數量上，有明顯減少。太子城遺址的遺憾在于，目前出土的建筑遺物以瓦件為主，連石柱礎保存下來的都很少。泰和宮應毀于金蒙戰爭，被毀得非常徹底。然而比較幸運的是，遺址中發現了數個帶字的鴟吻，記錄了正吻的高度（七尺五、四尺五、三尺），這些尺度與《營造法式》中的記載完全對應，可以看出不同尺度的鴟吻用于不同尺度或規制的建筑，構成了等級序列。這是非常難得的發現，遺跡、文物和文獻，在一處交匯。太子城可以說填補了金代皇家建筑的空白，尤其是發現了金代后宮的規制，在考古學和建筑學上的價值都非常重要。

太子城后宮復原圖（太子城考古隊供圖）

重慶合川釣魚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遺址是釣魚城抗蒙的“戰爭指揮中心”。遺址位于山背面的斜坡之上，不在山頂平臺上。從其遺存來看，一些特點與南宋衙署的文獻記載吻合，如嚴州署（即今杭州建德市梅城鎮）。此處遺址可以為未來的南宋衙署研究，提供第一手材料。同時，范家堰遺址也有自己的特點，它是一座山城在戰時的衙署，與普通南宋衙署相比，具有一定的獨特性。重慶合川釣魚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遺址最重要的價值是見證了改變世界命運的、艱苦卓絕的南宋抗蒙戰爭，被譽為“上帝折鞭之處”，因此，此地具有世界級的歷史價值。

安徽鳳陽明中都遺址是明初建設的廢都，朱元璋本來要把鳳陽當作首都，但是還沒有建好就不得不改變主意，定都南京。之后靖難之役朱棣登基，遷都北京，由此明朝先后建設了三座紫禁城，分別位于鳳陽、南京、北京。鳳陽明中都遺址的意義就在于，它是明朝最早營建的皇宮，能把三個故宮的建筑演變聯系起來，解答明初官式建筑的淵源與演變問題。由于朱元璋是在南方起義建國，所以建筑史界普遍認為，明初皇家建筑風格源自南方系統，永樂皇帝遷都到北京，就把南方建筑樣式帶到北京，進而形成一套“明清官式”，一直延續至清朝。但是，從現存北方元代建筑和明初建筑的形制繼承關系來看，這種觀點似乎有可完善之處。通過安徽鳳陽明中都遺址中所發現的明初建筑規制，再比較南京、北京的明代皇家建筑特征，開展對比研究，我們就可以深入探討明初皇家建筑形制的來源和演變問題，把宋元明清的建筑脈絡更好地銜接起來。

以上四個考古項目，其中三個和皇家建筑有關，另一個與重大歷史事件有關，是今年十大考古發現入圍項目中建筑史料價值最突出者。

澎湃新聞：這四個項目哪些有望入選2018年度“十大考古發現”？

徐怡濤：若從“十大”評選角度來看，這四個項目都是歷史時期項目，尤其是遼寧北鎮醫巫閭山遼代帝陵遺址群、河北張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重慶合川釣魚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遺址，時期比較接近，個人認為，從平衡各時期考古發現的角度來看，不太可能全部入選“十大”。

安徽鳳陽明中都遺址與以上三者時代相隔較遠，且是皇家建筑，歷史價值突出，所以，個人認為入選的可能性比較大。另外三處時段相近的遺址，個人認為太子城的價值更突出一些，因為它更為完整、系統地揭露了一處金代皇家建筑群，填補了空白。且恰逢冬奧會，這個遺址已經確定要整體保護，成為遺址公園，地處冬奧會雪上項目賽區的核心，將成為冬奧會時展示中國歷史文化的窗口，具有國際影響，加上其本身極高的學術價值，很有可能入選2018年度的“十大”。釣魚城目前正在申遺，地方的支持力度很大，個人覺得重慶合川釣魚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遺址入選“十大”的可能性，不小于五成，也有希望入選。

綜合各種因素來看，四個項目中，按入選的可能性，安徽鳳陽明中都遺址最高；之下依次是河北張家口太子城遺址、重慶合川釣魚城范家堰遺址、遼寧北鎮醫巫閭山陵寢遺址。當然，我最希望以上四項都能入選，因為，充分承認和科學認識古代建筑，考古工作才能越做越好，在這方面，考古界需要一個具有標志意義的突破，期望我們不會等得太久。

建筑考古復原可以展示遺址的原有狀態

澎湃新聞：如何對只剩下地下遺存的考古遺址進行建筑考古復原？

徐怡濤：建筑本身有結構、空間、功能和人類活動，成為廢墟、遺址后，這些都喪失了，而展示遺址，本質是要展示它原有的結構、空間、功能和歷史，所以必須有一個復原研究的過程。復原是紐帶，通過復原可以讓遺址回到建筑原有狀態。如果簡單理解建筑考古復原，似乎是考古隊提供發掘平面圖，而建筑考古者只要把平面圖畫成立面圖、剖面圖，再做出建筑的立體模型就可以了，但實際上，建筑考古復原遠非這么簡單。

太子城考古發掘平面圖（太子城考古隊供圖）

建筑考古復原并非是繪圖工作，而是一項融合多學科知識，探索歷史真相的、艱苦的歷史研究工作。根據歷史學史料辨析和運用的標準，建筑考古所依據的證據可分為不同層級，最直接證據源于遺址本身的考古發現，間接證據來源于同時代或者同地區的各種類型的建筑史料。在研究中，我們時刻要注意對建筑史料歷史真實性的評估，越是擴大史料來源的空間范圍，信息的真實性可能就越低，而我們時刻要選擇可知史料里真實性最高的加以復原。由于建筑復原要從格局到單體，從單體到細部，所以工作量非常大。復原中要保證盡量真實，有直接證據最好，繼而是間接證據，一層一層展開，盡可能減少臆測或想象。

百分之百的復原是不可能的，我們爭取要在現有條件下做到最高，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對相關史料來源進行更大的優化，發現更多史料。發現更真實的史料。因此，發展建筑考古學，不但對建筑史學有利，對考古學、歷史學也是有所裨益的。

建筑考古復原還有助于文物建筑和建筑遺址的展示和利用，有助于公眾理解過去的建筑。建筑遺址復原雖然做不到百分之百真實，但是總比只有夯土臺基的遺址更加真實、更加形象。從認知角度評估，公眾會對經過建筑考古復原的遺址更感興趣。但作為研究者，我們更感興趣的是復原本身的研究過程。建筑考古復原，是一個充滿多解的過程，我們最終呈現的只是一個最合理的結果，但過程中有許多變化，是曲折往復一步一步逼近真相的過程。只有經歷不斷的抉擇，最終得到的建筑考古復原結果才是有依據考證出來的而非“畫”出來的。

雖然建筑遺址原則上不能復建，但我們可以有很多手段表達真實，比如實體模型或電子模型，現在虛擬技術已比較成熟，可以實現讓觀眾沉浸在虛擬的建筑空間之中，未來，建筑遺址復原的展示形式將是有效融合研究與科技，強調體驗和參與的多元創新形式。

太子城復原圖（太子城考古隊供圖）

澎湃新聞：研究古代建筑對考古研究有著怎樣的作用？

徐怡濤：雖然考古發掘的大部分對象是古代建筑遺存，但考古學長期忽視對古代建筑開展系統研究。考古發掘的是建筑的殘部、局部，如果缺乏對建筑整體的認識，如何能正確認識建筑的局部？這就好比盲人摸象，如果不知道大象的樣子，那又如何能正確判斷摸到的是大象的哪個部位呢？

所以，我一直致力于融合建筑研究與田野考古，曾在北京大學舉辦過多次這方面的專題學術會議。建筑史學和考古學發展到今天，已經不能再以“地平線”來區隔。從學科角度講，保存狀態不同，研究方法不一樣，這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當大家各自已經發展到一定程度，到了應該交融的時候，我們就必須考慮如何將對古代建筑整體性的認知注入到考古發掘之中去了。

以前數十年間，兩個學科基本是成果階段的交流，考古發掘做完了，再交給由建筑史去做復原。現在，我提出的建筑考古復原的理念是，絕不能等考古挖掘結束后再去做建筑復原，建筑遺址的復原研究，一定要跟著考古工作同時進行，雙方的工作應緊密結合在一起，應形成一種新的工作模式。建筑考古復原能讓考古發掘做得更好，發現更多更真實的建筑歷史信息，而更好的考古發掘也能給古代建筑研究帶來更多、更準確的史料，使建筑復原的真實性越高，對古代建筑的認識越深入。這樣的模式，我們已在紹興蘭若寺、張家口太子城等遺址進行了初步的嘗試，取得了良好的反饋，未來，我們將和有學科發展遠見的考古單位繼續合作，繼續深入推進建筑考古學的學科理念。

太子城復原圖（太子城考古隊供圖）

考古應該向古代建筑借鑒經驗

澎湃新聞：您對現在的“公眾考古”有什么看法？“公眾考古”以后會向哪些方向發展？

徐怡濤：在新時代，考古面臨著很大的挑戰，考古的過程和成果如何能讓公眾受益，使之建立對中國乃至世界文化的認知、提升文化素養，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現在叫做“公眾考古”，北大也在探索，比如在考古實習過程中，北大師生會給當地村民講解考古的基本知識，但實際效果是很有限的。作為普通民眾，他們會問：為什么要考古？文化遺產跟我有什么關系？

電視媒體不乏普及考古成果或文化遺產價值的節目，著名的如《鑒寶》、《國家寶藏》等，但這些節目在考古文物圈內，都有一定爭議。如《國家寶藏》，每個國寶由一個流量明星守護、演繹，其創意明顯有讓國寶“蹭”明星流量之嫌。編導的潛臺詞似乎是，國寶是沒多少人愛看，要想提高收視率，不能靠國寶本身的魅力，而要靠明星的包裝，既然人們愛看明星，那就讓他們在看明星時順帶也看了國寶。這種創意是否尊重國寶的價值且不說，編導不擔心那些流量明星哪天出個丑聞，如找了翟天臨代言某個國寶，他出丑聞了，編導準備怎么裁剪后播出？

我們應該思考一個問題，為什么公眾對考古不太感興趣，而對盜墓這么鐘情呢？我們認為，這是因為盜墓有“神秘”和“財富”兩個元素，可以滿足大眾的好奇心和同理心，例如成龍的電影《功夫瑜伽》，里面的考古學家又會功夫、又有艷遇，其實這是娛樂圈為了迎合大眾需求而塑造的考古學家，和真實的考古學家一點關系沒有，但真實的誰看呢？了解考古的人都知道，考古工作既不神秘、也不能謀求個人巨額財富。而當很多人發現考古跟盜墓不一樣，一下就對考古失去了了解的興趣。所以，要讓公眾正確認識考古，當務之急應要讓公眾找到對考古的興趣點，這個興趣點必須建立在真實基礎之上，否則，即便學術可以等同于娛樂，歷史真實也不可能等同于虛構，如果失去歷史的真實，那么考古學也就沒有存在的意義了，又談何公眾考古呢。所以，公眾考古的主旨，應是讓公眾喜歡上真正的考古，而不是用各種噱頭，用蹭流量等方法圈“粉絲”

另一方面我們發現，在公眾認知上，古代建筑的處境比考古遺址要好得多。比如故宮，它都不需要做任何宣傳，就會有大批觀眾去看，甚至要以限流的方式防止過度參觀。又如，同為清代皇家園林的頤和園和圓明園，頤和園的參觀流量是圓明園無法比的。為什么會有如此反差呢？或許可以這樣來理解，大眾基本感受不到遺跡的價值，但是保存完整的古代建筑就完全不同，公眾可以感受到故宮的宏偉，可以感受到頤和園的美麗，所以，從來沒有“公眾古建”這樣一種說法。但其實，考古和古建在相當程度上面對的是同一個東西，只是保存狀態不同，埋在地下的就沒人看；保存完整的，即使是在非常偏遠的村落，也會有人去。由此可見，文化遺產的完整性，決定了它被公眾感知和接受的程度。

如果要向公眾宣傳考古遺址的價值，就應向古代建筑借鑒經驗，當我們發現公眾的認知規律后，增加遺址的歷史還原度，就可以提升公眾對遺址的接受度、感知度，就能培養公眾的興趣了。所以，建筑考古復原在這一層面上還有很重要的作用。

但這里還有一個關鍵問題，故宮每年有上千萬人參觀，這些人都看懂故宮了嗎？這個就是故宮要解決的問題了，如何把故宮的價值告訴這上千萬人。而考古的問題是，誰來看？首先要解決吸引人來看的問題，古建和考古遺址在展示上，尚處在不同的階段。

為什么我一直強調建筑考古的重要性呢？對古代建筑的研究，不但可以促進考古學的發展，還可以為考古遺址的展示提供科學參考、激發觀眾興趣。考古學離不開對古代建筑的研究和復原，建筑考古學將是考古學未來發展的一種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著力點。至于公眾考古以后的發展方向，需要多學科的積極參與，需要多學科的研究投入和多維度的展示。總之，考古從象牙塔走向公眾，展示其社會價值之路，其實還很漫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