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從1904年科舉末科甲辰科落幕、1905年被奏議廢止計算，科舉制作為生命力綿延長達一千三百余年的文官選拔機制，已然告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百年有余。然而，科舉同樣作為考試制度的古老幽靈，依然活在大部分中國人的噩夢之中。“狀元”、“金榜題名”、“名落孫山”這樣的詞匯，如今雖然被時代賦予了更為寬泛的意義外延，但仍能時不時勾連起國人對那種古老的考試傳統感同身受般的歷史記憶。

而與我們一衣帶水的日本，雖然只建立過科舉制的雛形，在歷史上并未有如中國這樣完整、完善、歷史悠久的科舉體系，但進入戰后重建時期，日本年輕一代也逐漸開始面對日益嚴格且無休無止的考試。也難怪日本漢學巨擘宮崎市定（1901-1995）于1963年出版《科舉》一書時，略顯頑皮地加上了“中國的考試地獄”這一副標題，一來是為了區別其于1946年出版的前作《科舉》，二來也順應了日本國內考試之風日盛的大環境。或許也正是因為東亞人基因里自帶著這種對考試愛恨交加的DNA，無論何時覺醒都能煥發出強大的生命力，這也成就了宮崎市定這本不乏傳奇色彩的學術暢銷書。

宮崎市定一生出版過三本書名含有“科舉”的著作，以時間為序分別是：1946年秋田屋《科舉》（后1987年平凡社東洋文庫再版時更名《科舉史》，下文統稱《科舉史》）、1956年東洋史研究會《九品官人法研究——科舉前史》，以及1963年中央公論社《科舉：中國的考試地獄》（下文統稱《科舉地獄》）。三本書雖然書名皆含“科舉”，卻是頗為不同的三本著作：《九品官人法研究》不僅為宮崎帶來了日本學士院獎的巨大榮譽，同時也奠定宮崎在日本漢學界無法撼動的地位；相比之下，兩本《科舉》則顯得短小精悍，雖然沒有力透紙背的新穎觀點，但卻無疑是歷史科普著作的典范，尤其是《科舉地獄》的暢銷也為宮崎帶來了崇高的社會聲望。

一

1938年，軍國主義在日本全島蔓延得無可收拾，內閣直屬的國策機構要求對中國進行全方位的考察，以便在全面占領中國之后可以迅速展開對中華帝國這個龐然大物的有效統治，其調查研究的方式和目的，與之前著名的《滿鐵調查報告》異曲同工。第二年，宮崎市定作為京都大學文學部副教授，受京大東亞研究所的委托，承接《清朝官制與官吏登用制度》的課題（與安部健夫一起），研究時限為兩年。

“東國儒英誰地主，藤田狩野內藤虎。”宮崎市定在京大受桑原騭藏、狩野直喜和內藤湖南親炙，于中國社會經濟史和制度史方面尤為用功，在撰寫此課題時，他大量參考了狩野直喜《清朝的制度與文學》的講義（幾十年后此書出版，宮崎還特地為其撰寫了導讀），終于如期完成研究。宮崎市定的研究報告雖極盡簡單易懂之能事，但仍不脫學人色彩，其學究化的研究主旨對于以侵略、占領、統治為目的的日本軍部而言毫無實質性幫助，只能被束之高閣。

1944年太平洋戰爭的戰火逐漸逼近日本，日本敗局已定。軍部面對急迫局勢，開始征召那些不符合征兵條件的男性，已然四十四歲的宮崎市定也被應征。在應征日期之前，宮崎市定關心的仍然是學術研究：他急迫地完成著手頭的工作，以留下遺稿著述的心態，在之前研究報告的基礎上完成了《科舉史》一書；除了《科舉史》，宮崎還在應召前趕完了《清朝國語問題的一面》的論文。在戰事緊迫、空襲不斷、忍饑挨餓、入伍在即的情況下，宮崎市定仍舊醉心于學術，難怪弟子礪波護感嘆他“真是鐵石心腸之人。”

書稿完成后，宮崎將其交付位于京都的秋田屋分部（后轉至大阪本部），并由荒木敏一校訂。1945年3月至6月間，美軍出動近百架B-29轟炸機向大阪投擲數千枚燃燒彈，大阪商業區被完全炸毀，秋田屋本部葬身火海，但《科舉史》卻有幸因藏在金庫之中而免于兵燹。更幸運的是，宮崎市定趕在“一億國民總玉碎”之前，就等來了天皇宣布戰敗的“玉音”放送，他只跟隨部隊在愛知、千葉地區轉了一圈，便又回到了久違的京都。戰后他立即對《科舉史》進行校訂，終于在1946年出版了這本著作。因為時局艱難，出版社也找不到像樣的紙張印刷，只能以劣質的粗紙付梓。

可是好景不長，秋田屋因經營不善破產，根據當時的日本法律，公司剩余的財產歸債權人處置。或許在債權人看來，庫存的《科舉史》不名一文，宮崎市定決定出資收購剩下的存書，并以私人途徑出售。宮崎在學界的朋友無疑很給面子，他們紛紛以超出市場價格的“高價”購買此書。宮崎在近半個世紀之后出版的《宮崎市定全集·第十五卷》的《自跋》中坦言，自己購買《科舉史》庫存的“投資”最終全部收了回來，這次投資成功讓他信心大增，決定自己投身于學術出版事業，日后名震日本學界的“東洋史研究叢刊”其成立的構想便發軔于此，而“叢刊”的第一本出版物，就是讓宮崎市定名滿學界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科舉前史》。

1960年代，日本學界掀起一股再版作品風潮。同為京大同事的桑原武夫鼓動宮崎市定再版舊作。宮崎市定卻決定在三份舊作的基礎上刪繁就簡，花了近兩個月完成了一份新稿，并冠以了一個聳人聽聞的副標題“中國的科舉地獄”，由中央公論社于1963年作為“中公新書第十五冊”出版了，即《科舉地獄》一書。

令宮崎市定沒有想到的是，他的舊作雖被日本軍部認為是無用的學術研究，新作卻迅速得到了市場認可，甚至還登上了京大附近書店的暢銷書榜單——宮崎直言自己感覺仿佛做夢一般。彼時日本百廢待興，戰后重建如火如荼，人口出生率上也迎來了嬰兒潮（即“團塊世代”），在校學生和年輕人要面對越來越嚴苛的考試選拔——宮崎此書恰好切中了日本教育體系中的痛點。當然，《科舉地獄》的暢銷也并非全因為考試這一題材令人著迷，很多日本人將書名中的日文漢字“科挙”認成了“科學”，恰逢那時日本政府也在提倡“科學振興”的口號，所以很多人陰差陽錯也購買了此書。

《科舉地獄》的熱銷讓宮崎市定戴上了“科舉專家”的帽子，包括報紙、雜志、廣播在內的媒體紛紛結合日本本土的考試熱，對這本書作了大量宣傳。直到1992年5月，《科舉地獄》已再版五十次，總計銷量達到了十八萬兩千冊，在韓國甚至還出現了盜版——對暢銷小說而言，這一數字毫無亮眼之處；但作為一本學術書，能暢銷、長銷至斯，也難怪宮崎本人在自跋中都頗為自得。

《科舉地獄》的熱銷也帶動了舊版《科舉史》的再版。雖然《科舉史》在戰時寫就，成書倉促，印刷也難稱精良，但隨著宮崎市定其人其書的聲望上升，外加出版社秋田屋的倒閉，所以1946年版《科舉史》作為絕版書在二手市場上的價格水漲船高。1987年，在平凡社的邀請下，宮崎市定在原書的基礎上重新增訂再版。

兩部《科舉》歷經的一系列事件堪稱波瀾壯闊，從一開始研究報告被束之高閣，到1946版《科舉史》作為戰時遺稿被寫就，之后又險遭空襲焚毀，再到出版社倒閉，接著宮崎因回購《科舉史》投資成功而創立“東洋史研究叢刊”，然后再到1963版《科舉地獄》意外地暢銷不衰，1987年《科舉史》修訂再版……直至1993年1月兩部《科舉》被編訂成一冊，被收入《宮崎市定全集·第十五卷》。

至此，這兩部題材相同、內容各異的著作，跨越近半個世紀硝煙彌漫的陰霾與昭和重建的輝煌，終成完璧。

二

有趣的是，宮崎市定兩部《科舉》的中譯本都將于今年面世。其中浙江大學出版社啟真館已出版的《科舉》，是1963年中公新書版《科舉：中國的考試地獄》的漢譯；而后浪出版公司計劃在下半年推出的《科舉史》則是1946年原版、1987年修訂的前作。對照宮崎市定著作在近十年漢譯市場上的欣欣向榮，兩部《科舉》可謂姍姍來遲。

事實上，相比于《九品官人法研究》的精心結撰，以及宮崎市定有關唐宋變革相關的社會經濟史論著，《科舉》二書無疑只是宮崎在學術工作中的副產品，用他自己的話說，這兩本書除了在科舉制度誕生年代問題上有些許新意，并無見解獨特的學術觀點，其本身更像是掛名為研究的編纂物。但正是因此，《科舉》二書脈絡極為清晰，并沒有被圈定在以解決問題為宗旨的學術研究的窠臼中，相反卻能提綱挈領而又不失趣味性地將舊時代生員的科舉之路娓娓道來。以《科舉地獄》為例，宮崎市定先闡述了科舉作為統治者對抗貴族制的起源，之后按照考生的“升學路徑”，從備考、童生試（即宮崎所謂“學校考試”，含縣試、府試、院試、歲試）說起，一路進入正式的科舉（鄉試、會試、殿試），直到考生高中進士后、正式步入仕途前的朝考。正因為《科舉》二書并非是以“問題意識”先行的思路而寫作的普及型讀物，所以宮崎以輕松但不乏嚴謹的筆調，以一名生員的“升學”視角寫作了本書。

近三十年來中國本土的科舉研究成果豐碩，不僅有海量的專著、論文出版，同時還有定期舉辦科舉學會議，作為學科專業刊物的《科舉學論叢》自2007年至今每年都能刊布兩至三期，廈門大學也建立了以科舉學研究為龍頭的考試研究中心。但饒是如此，國內至今仍然沒有一部旨在面向大眾、深入淺出、精彩權威的科舉科普讀物。現有的科舉通史類著作，雖然體例完備、內容詳瞻，但卻不脫學術文體——引文繁復、論述抽象，過度偏重于以制度的源流、嬗變為核心的文獻考論，令普通讀者望而生畏。對科舉這樣在中國歷史上綿延一千三百余年、其制度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同時又不乏引人入勝的軼聞掌故的文官選拔流程而言，中文世界鮮有一部權威、通俗、好看的著作（去年出版的《科舉：不只是考試》或許是難得的例外）。

而宮崎市定的《科舉》則絲毫沒有學者架子，他大量引用稗官野史和筆記小說中的科舉掌故。這些小說家言式的掌故大都缺乏可信度，一般不被正統的科舉史著作所采用。但這些軼聞并非毫無史料價值，在反映科舉風俗、考試細節、時人觀感方面，這些野史小說中的記載不僅更為鮮活，而且對于讀者理解當時考生們的學習安排、考試心態，乃至考場細則，都極有助益。宮崎市定從兩方面運用了這些逸聞趣事，一類屬趣聞類，旨在增添讀者閱讀時的興味，如科場中的因果報應、大字不識的殿試考官、范進中舉等等；另一類則是通過大量細節性的描述，反映科舉考生的生存狀態，比如貢院科場的格局、考生在考場號舍中的艱辛、作弊的器具，等等。尤其是后者，宮崎在書中所呈現作弊工具的照片，使得當時的日本讀者大開眼界，很多媒體報道《科舉地獄》時，也將重點放在了科場舞弊的圖片和討論上。

雖然《科舉》兩書的性質是科普而非專著，但這并不意味著宮崎放棄了學術思考。宮崎在其盛年一直都致力于探討中國官僚制的制度變遷，《科舉史》出版之后，他決定順流而上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九品官人法展開研究。在《九品官人法研究·自跋》中宮崎明言，他在寫完《科舉史》后，對官僚體系復雜的制度運作產生了很多疑問，尤其是對“官僚隊伍的下級勞動者——胥吏”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于是想就高層官僚和底層胥吏各寫一本書，與《科舉史》形成“官僚-胥吏-科舉”的三部曲。

寫作晚于《九品官人法研究》的《科舉地獄》，正是在這一學術思路的前提下被重寫的。在全書最重要的《對科舉的評價》一節中，宮崎有機地將科舉制置于不同的政治語境之中，動態性地全面考察了其在歷朝歷代的得失優劣：科舉在隋唐是天子對抗貴族制官僚體系的工具，宋代皇帝則開始直接主持殿試，“天子門生”的出現預示著皇權的集約化，而在明清兩代科舉因其成為知識分子進入官僚體系的唯一路徑而走向巔峰，但卻又因官僚隊伍的臃腫龐大而步入衰落。在二十世紀中葉科舉學方興未艾之時，宮崎就能以如此長程、動態且超脫于科舉制度本體的政治史眼光來分析科舉考試制度，確實是舉重若輕的大家風范。

當然，本書寫作時代較早，宮崎市定可參考的文獻相對有限，書中也存在著一些常識性錯誤。如宮崎認為，會試的結果是根據考生三場考試計算平均成績后決定名次（116頁）——這顯然是錯誤的，明清科舉在很長時間內，只側重頭場的四書文（即八股文）考試，極度輕視二、三場的論、策，這幾乎是明清科場不成文的共識；有時考官甚至懶得批閱考生第三場考試的時務策。又如《科舉地獄》認為會試批閱結束后，考官會將前十本考卷奏呈皇上，讓后者決定名次、并確定會試錄取人數（76頁）——宮崎顯然將會試與殿試弄混了，所謂“前十本進呈”是殿試的標準流程，會試則一般無需進呈，偶爾進呈也是將優秀的落卷送入內廷供帝王翻看，以讓后者博得一個搜遺愛才的賢名；且會試后朝廷還要對考卷進行磨勘，若會試名次由天子定奪，誰若在磨勘過程中真磨出點問題來，豈不是打了當今圣上的臉？此外參看明清實錄，錄取人數的確定時間有時在會試前，有時在后，并無一定之時。

三

宮崎市定《科舉》二書雖在日本民間影響力甚巨，但由于內容太過普及向，對學界并未造成太深遠的影響。除1972年《圍繞蒙漢關系的蒙元治下的官職——科舉復興的意義的再檢討》和1974年《張溥與其時代》等少數論文中對科舉還稍有涉及外，宮崎之后的研究興趣基本與科舉無關了。

雖然學術影響的輻射力有限，但宮崎市定《科舉》二書在日本漢學界確有開科舉研究風氣之先的作用。在宮崎之后，包括荒木敏一、佐伯富、中島敏等一批學者紛紛出版了各自的科舉著作。近二十余年來，平田茂樹、高津孝、近藤一城等后一輩學者的科舉研究也被漸次譯介至國內。但無可否認，宮崎市定之后日本漢學界，仍以“科舉與文學”為主軸不斷深化著對科舉問題的探究。

受宮崎市定影響更深的，其實是美國漢學界。

1976年，流亡美國的德裔漢學家謝康倫（Conrad Schirokauer）將《科舉地獄》一書翻譯成英文。在此之前，美國漢學界只有柯睿格（E. A. Kracke）、何炳棣等少數學者對科舉進行過專題研究，此外也只有傅吾康（Wolfgang Frank）一本極為簡略的《中國科舉制度革廢考》（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1963）可供參考。

宮崎市定的《科舉地獄》直接誘發了北美漢學界對科舉問題的新興趣。此書英譯之后，賈志揚（John Chaffee）、艾爾曼（Benjamin Elman）等學者接連對科舉展開研究。其最明顯的標志就是，賈志揚和艾爾曼都注意到了宮崎市定在《科舉地獄》中所提到的大量關于科場因果報應、托夢預言的軼聞。這些“不靠譜”的掌故之前只是作為博君一笑的奇談，被記錄在唐宋元明清人的筆記之中，并未受到學界的重視。但受《科舉地獄》的啟發，賈志揚和艾爾曼都對這些軼聞作出了非常精彩的文化史角度的闡釋，賈志揚在《荊棘之門：宋代科舉社會史》（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臺譯本名為《宋代科舉》）中將科舉的托夢預言看作是考生們私人性的祈禱儀式，而艾爾曼則從諸多科舉托夢預言的故事中直指明清兩代科舉考生們內心的焦慮。毫無疑問，他們對科舉問題的關注直接受到了宮崎市定《科舉地獄》的影響。

四

近二十年來，學術出版欣欣向榮，甚至可謂過度繁榮。而海外漢學研究的譯介，在引進了一批極具學術啟發意義的經典的同時，也很難避免泥沙俱下、良莠不齊的情況。相比之下，中國本土之外的科舉研究因體量較小、質量齊整，反而在引介時保持了整體上乘的質量。比如，魏希德（Hilde De Weerdt）、李弘祺等將科舉融貫在思想史、教育史中的著作，在科舉制度外部重新檢視科舉的思想史意義和教育史地位。尤其是李弘祺的《學以為己》（Educ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a: A History）系統探討了中國傳統教育中的教育內容、教育機構（學校、書院）、教育思想，以及隋唐之后教育其最為功利的應試目的——科舉。在這個意義上，《學以為己》這部近七百頁的大書，可謂是宮崎市定《科舉》的最佳拓展讀物了。

此外，社科文獻出版社·索恩和浙江大學出版社·啟真館還將于今明兩年接連推出美國漢學家艾爾曼的兩部科舉名著《晚期帝制中國的科舉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和《晚期帝制中國的科舉與賢良政治》（Civil Examinations and Meritocracy in Late Imperial China）；而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將在“日本宋學研究六人集（第二輯）”中推出日本學者近藤一城的《宋代科舉社會研究》。在學術全球化的今天，科舉研究的國別界限已然越來越讓人難以覺察。而伴隨著國內新一代科舉學者（韓策、李林、曹南屏）的崛起，科舉已然逐漸超越了科舉文學、科舉制度、科舉宗族/地區等傳統研究范疇，向更為廣闊的社會史、文化史領域拓展開去。

當我們回望宮崎市定這兩部短小精悍的《科舉》，宮崎在平實、洗練的政治制度敘事下所隱含的文化視野，對科舉在動態的歷史發展進程中所展現的功能位移和角色轉變的深刻洞察，仍有其學術史意義。雖然今天的科舉研究在制度細節、文獻考訂和領域細分上，早已超越了宮崎市定半個世紀以前對科舉所作出的提綱挈領式的綜述；但對于那些在考試文化中浸染甚深飽受苦難、同時對作為考試之祖的科舉感到興致盎然、卻又苦于沒有一本簡明易讀的入門讀物的中國人來說，宮崎兩部《科舉》無疑是不三之選了！

（感謝后浪出版公司歷史編輯部不吝分享宮崎市定《科舉史》未刊中譯本的序跋供我參考。此外還要感謝夏麗麗老師撥冗為我逐字逐句翻譯了《宮崎市定全集·第十五卷》的《自跋》部分，當然，文中相關部分如有疏漏之處，都是她的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