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對于朱西甯，臺灣文學愛好者都知道他是朱天文、朱天心的父親，也是臺灣文學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家。去年年底，在朱西甯逝世20年后，他的作品終于在大陸首次出版。2019年3月22日，是朱西甯逝世21周年的紀念日，我們特別邀請杭州作協秘書長陳曼冬為大家朗讀朱西甯早期作品《鐵漿》中的片段，并經授權轉載作家阿城為《鐵漿》一書所作的跋。

【朗讀書籍】

朱西甯/著，九州出版社·理想國 2018年11月版

這部短篇小說集收錄了作者九部短篇經典，作品大多寫于1960年代，還原了民國初年北方農村集鎮的傳奇人物與古老事件。

朱西甯先生的短篇小說集《鐵漿》在此岸出版，是件不大不小的事。不大，是說紙版書的閱讀者減量明顯，可能閱讀者少，所以不大。

但是不小。

因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去臺灣的機會比較多，又因與天文、天心、材俊的關系，面見朱西甯先生的機會也就比較多。朱家一大家子人，真是當代文學的一個命數，我從中學到很多。

我記憶中與朱先生交流，不是很多。我很喜歡聽朱先生講話，希望他能一直講下去，所以從不截斷朱先生的話茬兒。

聽說《鐵漿》在臺灣出版時還是之后，曾經與上世紀臺灣的鄉土文學論戰有關聯，但其情況我沒有資格和能力介紹出來。但是，今天讀《鐵漿》，并不會因為不知道當年的情況而降低閱讀中感受的力量感，這正是《鐵漿》的深厚厲害之處。而且，可以看出今天這邊的讀者接觸過的臺灣類型小說，深深淺淺總有《鐵漿》文字的影響，卻不如《鐵漿》的錚錚到骨。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小說的噴薄，現在想起來還是不可思議。但是總結下來，還是有一層膜，幾十年形成的膜，借用文物販子的行話，有一層“包漿”。包漿也是種積累，積累的卻是灰塵，痰涎，粘穢。以前過年之前，家家戶戶是要用熱堿水將器物擦洗干凈的，對包漿毫不痛惜。相比之下，在我看來，莫言的《透明的紅蘿卜》，是能穿透包漿看到的透明。另一個奇跡是李娟的寫作，沒有包漿的寫作。我要說的是，這之前，朱西甯先生的寫作，早已是透明，而且是以沒有包漿的狀態來寫包漿。再之前，是沈從文先生的寫作。汪曾祺當年在西南聯大沈從文先生的班上，寫成習作《老魯》，沈先生認可，推薦出去發表。現實是有包漿的，現實主義的寫作，自然是對包漿與透明的擔當。

但是我接著要說的，可能是一個盲區，也可能是避之唯恐不及，但時時吸引我的寫作現實：自然主義。

寫作上提出自然主義的，當然是法國的左拉。他對自然主義寫作是相當自覺的。影響所及，其實當時和以后，很多人的寫作被自然主義解放出來，相當程度上看，例如后來的意識流的自然寫作，例如英國的喬伊斯，《尤利西斯》，例如法國的普魯斯特，《追憶似水流年》，例如羅伯·格里耶等等。當然，沒有人這么看，而且認為自然主義沒有什么意義，尤其是在中文寫作范圍里，評價很不堪，甚至是“反動”的。但是，我們真的無時無刻把意義當眼鏡，透過意義的眼鏡看世界嗎？這是最基礎的一層意思。

人當然是探討意義的動物。原始宗教，例如薩滿，就是意義的開始，而且意義和現實互相等同。這個時期相當長，它的長，一是我們不知道它什么時候開始，二是它直到現在還存在。但原始宗教算不得自然主義，它的自然，是有意義的自然，所以自然不太自然。

當人開始了有自我意識之后的書寫，自然仍然是有意義的自然。但是，例如《詩》的“興”，是與詩的意有區別的，它常常只是引起詩的韻，與意義無關，好像是開幕前的入座。如果把興與意關聯，就是喻了。所以中國詩或歌的興，尤其是民歌，例如竹枝詞，例如陜北民歌，已經成熟地運用到自然書寫。

沉沉浮浮，中國書寫中，自然主義的因子，總能找到痕跡。《金瓶梅詞話》，則是我認為自然主義書寫成為體例的經典。書中的性行為自不必說，當代不少學者開始研究書中的服飾、首飾的細節，就是因為其中的書寫采取了自然主義的描寫。《紅樓夢》在這方面也是強項。

至于當代的小說，我的閱讀有限，除了前面提到的汪曾祺的《老魯》，再舉李劼人寫于一九三五年的《死水微瀾》這部我的父輩們經常談論的小說。李劼人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四年在法國，翻譯過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和莫泊桑等人的小說，沒有翻譯過一九〇二年去世的左拉的小說。左拉的自然主義寫作和左拉對解剖生理學的研究有關，以至于他最初的長篇被評為“糜爛”“墮落”。郭沫若評李劼人為左拉式的小說家，應該是指李劼人的小說與左拉的《魯貢—瑪卡爾家族》相類，是現代批判現實主義的意思。批判現實主義當然是有意義的。但李劼人真的是這個意思嗎？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李劼人按要求改寫《死水微瀾》，改來改去，他的兒子還是提醒他：在分析歷史事件時加強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在一些問題和人物的處理上避免流于自然主義。這些改來改去改不掉的東西，其實正是李劼人寶貴的狀態。

在這一點上，朱西甯先生的《鐵漿》也引起我的注意，我注意的是我閱讀契訶夫的《草原》時引發的一種東西。《草原》是講一個孩子隨大人穿越了一個大草原，無窮的穿越細節，無窮的環境、氣候細節，無窮的農人活動細節，之后，到了草原的另一邊，小說隨之結束。結束了？結束了。什么意義？不知道，好像沒有，但是我被感動，而且直到現在，想起來就感動。

俄國的蒲寧、屠格涅夫是有這些東西的，托爾斯泰反而沒有。托爾斯泰過于注意調整文本的意義，因此容易成為教科書。左拉是冷的，蒲寧、契訶夫是有溫度的憂郁，我個人認為是有溫度的自然書寫吧。

《鐵漿》中的《劊子手》有這樣的段落：“師徒倆一走動，大伙兒就趕緊擠著讓路，以至于一個孩子生著凍瘡的腳后跟被誰給踩上了，要命地哭喊著，還帶著罵。”

這個描寫，與其在說明擠的程度，不如在說擠的結果。但是這個結果，與擠的目的沒有關系，不合對現實主義的意義的要求，屬可刪的性質。但這個描寫，是可刪的嗎？

如果可刪，那就類似自然的一部分可刪。創作是作者狀態的文字構成，不是美容或減肥吧？

中國的修辭中有“刷色”。蘇東坡在頌揚千古人物時，忽然說“想公瑾當年，小喬出嫁了”，此橫出的一筆，即是刷色：與主題無關，與意義無關，卻突然有了溫度。中國藝術在這方面是有很強的傳統的。五代趙幹的《江行初雪圖》，畫江中洲、舟上的勞作者，注目著此岸騎驢而行的華服者，眼中并沒有羨慕嫉妒恨，就是一個自然的興趣。我還記得當初上山下鄉，村里的女子們，注視著剛進村的女知青，上上下下打量的眼神，飽含著興趣。

《鐵漿》是現代漢語文學中強悍的代表作，尤其其中的《鐵漿》這一篇，當然有著很強烈的寓意，是讀者都能解讀出的，上世紀應該有不少評論揭示其意義。在此，只是提出我個人對《鐵漿》在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譜系中的一個冷門解讀判斷。是為跋。

二〇一八年十月于北京

【延伸閱讀】

朱西甯/著，九州出版社·理想國 2018年11月版

這是作者長篇小說經典，以華北老黃河為背景，講述了鄉里鬧旱災而引發的傳言，以及雜耍班女子與土匪頭子的愛情故事，頗有中國古典小說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