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核武裝問題的緣起

日本核武裝問題的產生主要與以下三個因素相關：一是1964年，中國成功擁有核武器。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的成功，對一味地追隨美國對華敵視政策的日本產生了巨大沖擊。1964年12月，日本首相佐藤榮作在與美國駐日大使賴肖爾的會談中表示，“如果中國擁有了核武器，從常識看日本也應擁有” 。

二是日本核工業與核技術的發展。在1974年第四次中東戰爭觸發石油危機后，日本致力于尋找替代能源，于是走上了核能源開發之路。日本利用發達的工業技術，很快掌握了核材料的提純工藝，并儲存了大量可用于制造原子彈的钚。

根據日本官方公布的數據，截至2015年，日本共在海外和國內儲存具有裂變性的工業級钚47.9噸，僅國內儲存的10.8噸工業級钚經進一步提純，就可制造312～520枚原子彈。因此，日本被國際社會稱為可隨時踏入“擁核國門檻的國家”。

三是冷戰結束后，日本的政治和社會生態發生劇變，極右翼勢力的核武裝叫囂進入主流輿論，甚至訴諸國會進行討論。極右翼代表人物、航空自衛隊前幕僚長田母神俊雄公開提出了具體的核武裝構想，宣稱，“日本擁有核濃縮技術。建造核濃縮設施大致需要10個月，花費幾十億至百億日元。因此，短時間內建造核濃縮設施是可能的。如果政府做出決斷，日本1年內即可擁有核武器”。他還承認，經過與幾位退役自衛官的推算，日本的防衛費“每年只要增加1.5萬億日元（約合150億美元），就可以滿足核導彈、核潛艇等核武器的建設需要”，“可以建造搭載核武器的核潛艇和擔負護衛任務的核動力潛艇各4艘，建造3艘航空母艦及配套的艦載機”。

作為世界上唯一受到過原子彈轟炸的國家，日本國民的心中原本存在很深的“核忌諱”。然而，冷戰結束之后，受日本國內政治和社會生態的右傾化、朝鮮發展核武器、“中國威脅論”主流化等因素的影響，日本擁核的可能性前所未有地增強，成為威脅東北亞地區和平、中美戰略關系穩定的重大潛在挑戰因素。

中美對日核武裝的管控

不允許日本核武裝，是中國與美國最早形成的共同安全利益之一。早在1965年，美國總統約翰遜在與日本首相佐藤榮作的會談中，為打消后者的擁核意圖，做出了提供“核保護傘”的承諾。佐藤政府因此制定了“不擁有、不制造、不引入”的“非核三原則”，后又與美國簽訂緊急時刻允許美國運入核武器的秘密協定。

1971年10月22日，美國總統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訪華，與周恩來總理首次探討了日本發展核武器的可能性，并就不允許日本擁有核武器達成了共識。

在會談中，周恩來總理表示，希望廢除《日美安保條約》，使日本中立化，日本“因為擁有巨大國力和同盟關系，存在經濟發展和軍備擴張的可能”。對此，基辛格表示，“對日本不抱任何幻想”，指出，如果日本中立化，“建立獨立的國防力量，就會對周邊國家構成威脅。當前的美日關系實際上在束縛日本，如果美國采取放手政策的話，反而會導致中日關系緊張”。美國當前的對日政策是反對核武裝，支持有限再軍備“‘核保護傘’是為應對日本的核打擊準備的。美國只會為本國動用核武器，而不是為了日本。不過，日本實際上具備迅速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如果日本再度強力擴充軍備的話，那就意味著中美傳統關系（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中美聯合對日）的復活”。因此，可以認為，中美兩國在1972年雙邊關系破冰之時，對于阻止日本發展核武器就形成了較多的共識。

在冷戰的中后期，這種共識在實踐上表現為：中國在一定程度上默認了美國的“日美同盟瓶蓋論”，默許美國為日本提供“核保護傘”，以達到制約日本發展核武器的目的。

冷戰時期，美國不允許日本核武裝的政策基本上是一貫的。早在尼克松政府時期，美國就規定與日本的軍事合作分工，即美國提供“核保護傘”與遠海作戰兵力，日本重點發展反潛能力，負責周邊近海通道的保障，與美國海軍形成互補。

關于防止日本擁有核武器，美國政府與軍方的立場高度一致，出發點則是維持日本的穩定和防止日本再度成為戰略威脅。1973年6月27日，美國太平洋部司令諾埃爾?加爾勒（Noel Gayler）與副國務卿肯尼斯?拉什 （Kenneth Rush）就日本在安全保障領域的作用交換意見。加爾勒對日本發展影響力超越美國的防衛力態度慎重，認為“重武裝會招致日本秩序混亂”，應該由美國主動提出責任分工和安全保證，引導日本的再軍備方向。拉什對此表示認同，指出，“如果不擁有核武器的話，日本的常規軍力就不會帶來威脅”。

冷戰結束后，隨著朝核問題的出現和升級，日本國內發展核武器的討論空前高漲起來。近20多年間，日本媒體中“如今讓朝鮮放棄核武裝無望，就應該允許日本和韓國擁有核武器”之類的主張不絕于耳，有些主張甚至出自重量級政治人物之口，并且把擁有核武器的戰略矛頭指向中國。

2002年4月，日本自由黨黨首小澤一郎就揚言，日本一夜間就可以制造數千枚核彈頭，以遏制中國的“過度膨脹”。2016年4月1日，安倍政府在以內閣決議形式向國會提交的答辯書中宣稱，“日本憲法第九條并未禁止日本發展和擁有核武器”。此前，日本防衛大臣中谷元還多次公開宣稱，“核武器不是‘武器’而是‘彈藥’，（日本自衛隊）可以提供和運輸，可以為運輸核導彈和核炸彈的戰斗機和轟炸機加油”。上述情形表明圍繞核武器的發展問題，日本政府在政治決策層面已經把半只腳踏入了核門檻。

然而，冷戰結束后，美國政府反對日本發展核武器的立場基本上沒有改變。日本擁核論的倡導者伊藤貫曾在著作中引述美國國防部高級官員保羅?加拉（Paul Gallas）在1994年的談話，“朝鮮的核開發已成為問題，即使以后朝鮮擁有了核武器，美國政府也不允許日本獲得自主核遏制能力”，“在東亞地區，不允許日本擁核是美國政府的對日方針。在美國，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支持這個方針”。

事實上，最能印證美國政府上述政策立場的證據就是，在2016年年初，因朝鮮進行氫彈實驗，日本國內的核武裝討論升溫之際，美國迅速向日本索還此前儲藏在日本的331公斤钚。此舉被日本媒體評論為“向日本傳達不允許核武裝的信號”。不僅美國政府如此，很多被日本熟知的美國“知日派”人士，如肯特?吉爾伯特（Kent Gilbert）、邁克爾?約翰（Michael John）等都在核問題上對日本人堅決說“不”。2016年1月，吉爾伯特在與日本右翼政治團體“龍馬項目”的代表神谷宗幣會談時，當后者探詢“日本核武裝的可能性”時，就直言堅決反對，“有核國家反對出現新的核擁有國，這是鐵律”。

中國和美國在1971-1972年在取得共識的基礎上，對日本擁有核武器實施了事實上的協作管控。這種協作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中國一如既往地不明確反對美國向日本提供“核保護傘”，并為防止朝鮮半島的核危機觸發日本的擁核連鎖反應與美國開展合作。2013年3月7日，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舉行的關于朝核問題的聽證會還披露出另一個情況，即中美兩國在討論朝鮮核問題的同時，還就日本的擁核問題保持著溝通和協調。

在這次聽證會上，擔任小布什政府副國務卿的羅伯特?約瑟夫(Robert Joseph)在回憶2006年朝核危機時表示，“中國對朝鮮的態度發生重大改變是在2006年10月，朝鮮強行實施首次核試驗之后。這次實驗無論對美國還是東亞都產生了巨大沖擊。我當時與賴斯國務卿一行首先訪問了日本，與安倍首相和麻生外相會談。安倍要求美國再度確認對日本的核保護承諾，并得到了美國的應允。緊接著到訪中國。中國首先對美國向日本確認核保護表達感謝之意，并呼應美國的期待，對朝鮮展示了強硬態度”。

另一方面，中國在外交和輿論上與美國密切合作，遏制日本發展核武器的動向。多年來，針對日本政治人物的擁核言論和日本發展核武器的跡象，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多次予以批駁和反對，中國的主流媒體也予以高度關注,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與美國形成“隔空”配合，對于遏制日本右翼的核武裝野心發揮了有效的鉗制作用。

比如，冷戰時期，美國、英國等國曾向日本提供了331公斤的高純度钚，其中的大部分為武器級。自從2010年起，美國能源部多次向日本索還，均被日本以研究需要為由拒絕。2014年2月，在第三屆核安全峰會舉行前夕，奧巴馬政府為迫使日本同意交還钚，一方面強烈要求日本于峰會召開前達成歸還協議，另一方面訴諸國際輿論對日本施壓。

2014年2月17日，中國外交部對日本保有331公斤的武器級核材料表示嚴重關切，“敦促日本以對國際安全負責任的態度，切實遵守核不擴散義務，盡快歸還上述武器級核材料”，并把日本政治人物的擁核言論視為挑戰，予以譴責。與此同時，中國的主流媒體紛紛發聲，呼吁“日本須盡快交出武器級钚”“中美俄等大國要在核不擴散等大是大非上聯起手來，堅決斷掉日本社會對離經叛道的任何念想，不留模糊空間”。

2月26日，日本政府最終同意歸還上述武器級钚。3月22日，存放于日本的武器級钚終于出港起運，返還至美國能源部在南卡羅來納州的核材料存儲倉庫。

對此，中國軍控與裁軍協會秘書長陳凱認為，“日本政府非常不情愿，如果不是美國持續施加壓力，包括亞洲國家在內的世界輿論日漸高漲，日本可能還不會做出歸還決定”。

日本核武裝問題前瞻

日本在核武裝問題上的政策導向，既受到中國、美國等國相關立場和政策的影響，更取決于日本決策層對相關利益、風險和代價的判斷和權衡。

從中短期來看，促使日本產生核武裝企圖的因素主要有四個：一是支持其取得政治與軍事大國的地位；二是以較低成本對抗“中國威脅”、“朝鮮威脅”；三是追求外交與防衛自主，減輕或擺脫對美國“核保護傘”的依賴；四是滿足國內社會右翼民族主義的正常國家化訴求。

不利于日本實現核武裝的主要因素有六個方面：一是擁核會徹底破壞日本在戰后長期形成的和平國家的形象，政治和外交軟實力會嚴重受損；二是導致長期支撐日美同盟的“核保護傘”的支柱瓦解，同盟關系面臨重大變局；三是成為現有擁核國家尤其是中國的核威懾與打擊對象；四是擁核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大規模地增加包括核彈頭、運載工具、配套平臺等在內的建設支出；五是作為世界唯一的“原子彈被爆國”，日本在國民情感上有“核禁忌”，對核武器難以接受；六是難以擺脫國土地理與人口方面的安全軟肋。日本國土狹窄、處于地震帶、人口、高度集中、進行地面核試驗幾乎不可能，進行地下核試驗的地質風險極大。擁核后一旦成為他國的核打擊對象，日本整個民族生存都會成為問題。

對于發展核武器的利弊風險，日本政府和民間社會曾做過長期的探討，形成了比較明確的認知。主張擁核的田母神俊雄也承認，擁有核武器意味著日本不再能依賴駐日美軍而要擁有獨立的防衛能力，“必須考慮的是這樣做的代價”。軍事評論家潮匡人認為，“核武裝意味著日本脫離美國的庇護，除了會導致日美同盟解體之外，還意味著日本必須退出國際核不擴散體系。日本會因此面臨遭到《核不擴散條約》締約國制裁的經濟風險，陷入國際孤立的可能性很高”。

應該說，正是認識到上述風險，日本政府才在核武裝問題上長期引而不發。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可以完全排除日本走向核武裝的可能性。展望未來仍有三個風險因素，可能導致日本現行的核政策發生躍變：一是中日兩國走向戰略對抗，美國的“核保護傘”失效。2002年，小澤一郎的核武裝言論正是以中國軍事上“過度膨脹”，日本“變得歇斯底里”為前提的。而且，在冷戰后，日本國內對美國“核保護傘”有效性的質疑，一直不絕于耳。二是朝核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東北亞地區的形勢急劇惡化。近年來，日本民眾一直把朝鮮發展核武器和彈道導彈視為緊迫威脅，日本的右翼勢力鼓吹擁核，正是以朝鮮發展核武器為借口的。三是美國反對日本擁核的基本立場發生動搖或改變。

隨著特朗普政府執政，在日本核武裝問題上，美國政府的立場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松動。“在競選過程中，特朗普多次表示支持日本和韓國發展核武器，主要是為了降低美國‘維持全世界治安’的成本。”

2016年5月24日，特朗普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采訪時表示，“已經有那么多國家——中國、巴基斯坦、俄羅斯擁有了核武器”“從某種意義上說，你難道不希望日本而不是朝鮮擁有核武器么？”當節目主持人提醒特朗普，美國幾十年來的政策都是阻止日本獲得核武器時，得到回答卻是“也許是時候改變了”。

根據美國哈德遜研究所研究員沃爾特?拉塞爾?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披露，特朗普政府對待日本核武裝問題上的政策立場似乎已出現分歧，“一些分析人士(幾乎可以肯定包括白宮所有高級顧問)認為，維持和平現狀最符合美國的利益。通過在美國的核武器和常規保護傘，為日本和其他國家提供可靠的保護，防止日本和其他國家核武器化。但是，包括總統特朗普在內的其他人可能認為，東亞的核武器化不是一場失敗，而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勝利。中國的地緣政治“野心”將被擁有核武器的日本、韓國甚至臺灣地區所遏制。美國可以從朝鮮撤兵并削減國防預算，同時，讓盟國為遏制中國付出代價”。

美國國內有關是否應許可日本擁核的爭論，并非自特朗普政府執政后才開始，在奧巴馬政府時期就已存在。2013年3月7日，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曾舉行關于朝核問題的聽證會，會議的主旨是：現在實際擁有阻止朝鮮擁核的非軍事手段者只有中國，而中國最擔憂的是日本的核武裝。因此，應通過提出日本核武裝的可能性，促使中國重視對待朝鮮的核武裝。而且，一旦朝鮮作為擁核國家，日本就容易出現核武裝動向。美國雖然是核不擴散條約的主導國反對日本擁核，但在朝鮮公然進行核武裝已成為現實的情況下，應該重新論證日本擁核的可能性。

迄今為止，美國政府關于上述政策的嚴重分歧及其影響尚未可知。這既可能是一種利用中國擔心一旦朝鮮擁有核武器、日本趁勢核武裝的心理，通過渲染日本擁核，迫使中國出手對朝鮮施壓的策略，也不排除一旦朝鮮擁核，就會調整對日核政策的選項。

但是，展望未來，日本政府已踏入核門檻的那只腳是不會輕易收回的。不同于國力貧弱的朝鮮，日本具備成為軍事大國的十足潛力。如果中美兩國在日本核武裝問題上的管控失敗，日本擁有了核武器，就可能導致整個東亞乃至亞太地區的安全架構發生顛覆性的變化。對于如此嚴重的后果，中美兩國應高度重視并進行深入溝通。。

結語

日本核武裝的可能性問題是對中美關系具有潛在顛覆性影響的問題。導致這個問題失控危險性增大的基本因素有三個方面。一是中國發展崛起產生的震蕩效應。在歷史上，新興大國的崛起大多會導致國際權力和利益關系格局的重構、國際秩序的嬗變和短時間的失序，一些地區的安全問題也會因此升溫乃至失控。

二是日本基于右翼民族主義的戰略自主意識和能力的增強。這種增強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日本意圖改變美主日從的日美同盟關系格局。有越來越多的日本右翼保守派人士認為，“同盟的缺點就在于限制己方的思考和行動”，“重要的不是一味地追隨美國，而應根據自身的意愿決定自身的行動，必須要有根據日本的利益活用日美同盟的視角”。2017年11月，安倍政府主動向美國游說“印太戰略”，并得到美國的響應，就是這種戰略自主意識的典型表現，也打破了此前美國出戰略、日本配合的一貫模式，頗有象征意味。

另一方面，日本對中美戰略協調的恐懼和極力阻撓。2008年，中美“G2”概念的提出曾使日本惶恐不安。2017年，中國“圍繞朝核問題的交易”同樣被日本右翼保守勢力視為噩夢，叫囂要“尋回獨立不羈的日本精神”。從日本的政策實踐來看，安倍在二次執政后，升級釣魚島問題，也明顯存在捆綁美國、離間中美關系的戰略意圖。

三是美國對華戰略自信的削弱和對日戰略的放縱。為平衡中國國力、軍力和國際影響的增強，美國基于戰略平衡的考慮，挖掘、利用一切戰略砝碼和資源，以日制華是其主要選項之一。從某種意義而言，美國的對華戰略自信的強弱與對日本軍事大國化和制衡中國政策的放縱程度是存在一定反比關系的。

基于上述因素的變化，中國未來與美國實現戰略協調和默契的難度會越來越大，中國將更多地依靠自身的資源、力量及其戰略運用。簡而言之，冷戰時期中美合作協調的一些機制遺產正在逐漸失效，崛起的中國正面臨如何更有效地維護國際秩序、重構地區框架的雙重歷史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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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題“中美關系中的涉日安全問題探究，刊于《當代美國評論》，2018年第4期。作者段廷志，系海軍指揮學院教授。“澎湃”經授權選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