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DSGE）作為主流的經濟周期分析框架受到了尖銳的批評。一方面，根據該分析框架經濟學家無法預測金融危機，不免讓原先對宏觀經濟學充滿期待的普通民眾感到極度失望。另一方面，經濟學內部也對近30年來宏觀經濟學發展的方向進行了一次大反思和大爭論。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羅默認為DSGE模型框架最荒謬的問題之一是將經濟周期的原因歸結為無法解釋的外生沖擊，并稱其為宏觀經濟學的大“麻煩”。

在西方經濟學傳統中，經濟周期理論可以化分為外生周期理論和內生周期理論。外生周期理論認為，經濟周期是由經濟體外部的因素造成的；內生周期理論則認為，經濟周期的原因來自經濟體內部。要說明羅默所認為的宏觀經濟的這個所謂的“麻煩”，我們需要將時間向后拉回一個世紀，看看外生經濟周期理論是如何形成和發展的。

外生周期理論的鼻祖是瑞典著名的經濟學家維克賽爾（1851-1926）。為了說明外生周期理論，維克賽爾將經濟體比喻成一座搖擺木馬，提出了著名的“木馬”比喻。如同在外力作用下原本穩定的木馬會發生搖擺但最終仍會回到平衡狀態一樣，宏觀經濟也會在外生沖擊的作用下發生周期性波動并最終回到均衡狀態。在維克賽爾看來，經濟周期的原因是外在的沖擊，沒有沖擊就不會有周期發生。維克賽爾通過“木馬”比喻不僅形象地描述了經濟周期，還暗含著經濟周期的一個重要數學特征。那就是經濟周期無論從繁榮狀態還是蕭條狀態恢復到正常狀態后并不會立即停下來，而是要向相反的方向運動，直到達到經濟周期的另一個極端；并且不斷循環往復上述過程。這種經濟周期波峰和波谷交替出現的現象，被經濟學家稱為“周期性”。

然而，要通過理論模型或者數學工具將“周期性”描繪出來卻絕非易事。對于大多數的理論模型而言，當經濟處于非均衡狀態時，總會單調收斂并穩定在均衡狀態。將維克賽爾搖擺木馬思想理論化或者模型化的，是弗里希和斯拉茨基。弗里希因為對計量經濟學的貢獻而獲得了第一屆諾貝爾經濟學獎，而斯拉茨基是一位統計學家。二人都有極強的數學背景。弗里希和斯拉茨基發現在數學上一階平穩線性隨機差分方程可以很好地擬合經濟周期的“周期”性質。簡單地說，一階平穩線性隨機差分方程就是指某個內生變量的當前值等于該變量上一期的值乘以一個絕對值小于1的數，然后再加上一個純粹的外生隨機沖擊。在外生沖擊的不斷作用下，內生變量就會顯現出周期性波動的特征。而這一外生沖擊，被看作是內生變量發生周期性波動的“原因”。

弗里希和斯拉茨基的發現，為經濟學家提供了對經濟周期進行實證研究工具，也對經濟理論發展的方向產生了重大影響。首先這一發現促進了計量經濟學的大發展。在控制了已知的影響因素之后，計量經濟學將對被解釋變量可能存在影響但又無法窮舉的其他所有因素統統放入外生隨機沖擊中。被解釋變量對其估計值的偏離全部來源于外生沖擊。在實證研究方面，外生周期理論與計量經濟學方法存在天然的契合性。在經濟理論研究方面，借助隨機差分方程工具，外生周期理論戰勝內生周期理論成為宏觀經濟學的主流。從此之外，主流宏觀經濟學不再關心經濟周期產生的真實原因，而是將外生隨機沖擊設定為經濟周期的原因，進而把研究的重點放在了外生沖擊在經濟體內部的傳導機制方面。不僅如此，由于外生隨機沖擊的均值為0，這意味著從方法論層面上決定了宏觀經濟學模型無法預測經濟周期和金融危機。外生周期理論事實上并不關系經濟周期為什么會發生，也預測不到其何時會發生；這派理論所關心的是周期發生之后宏觀經濟內部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然而，并非所有的經濟學家都同意將經濟周期的原因簡單歸結為外生沖擊。事實上，在20世紀20年代，西方經濟學內部發生過一場內生周期理論和外生周期理論的大論戰。外生經濟周期理論的代表是弗里希，內生經濟周期理論的代表人物是莫里斯·克拉克（大名鼎鼎的“克拉克獎”就是為了紀念其父設立的），而當時代表性的內生周期理論是“加速數”理論。遺憾的是當時的“加速數”理論方程中存在變量個數多于方程個數的現象，因此存在無窮多均衡的問題。顯然“加速數”理論中的瑕疵無法逃脫弗里希和斯拉茨基兩位數學家的眼睛，盡管有包括薩繆爾森和卡爾多等經濟學家不斷進行改進，但“加速數”理論和內生周期理論仍然被逐漸邊緣化。現在西方主流的宏觀教科書中已經很難見到“加速數”理論的身影了。

時間回到距離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大約30年前的20世紀80年代，真實經濟周期模型（RBC）以及隨后發展起來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在理性預期和最優化框架下重新包裝了外生周期理論，并逐步成為新的主流宏觀經濟學模型。在此基礎之上，還發展出了被認為導致西方國家經濟實現“大緩和”的新共識貨幣政策框架。然而公眾并不清楚的是，這些復雜的理論模型并不像他們所期待的那樣可以預測經濟周期和金融危機。這套理論從方法論上就表明經濟周期和金融危機是不可預測的，宏觀經濟政策可以做到的就是坐等危機爆發之后再對經濟進行救助。

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遭遇了嚴厲的批評，也經歷了深入的改進。包含摩擦的金融市場已經成為該模型的標配，代表性主體假設也正在被異質性主體模型所逐步取代，甚至理性預期假設也可以借鑒行為經濟學的成果而不斷放松等等；但是，這些模型無論怎么改進，都少不了那些被當作周期波動來源的外生隨機沖擊。由此可見，經過不斷改進的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不過是更加復雜的外生周期模型。通過這些模型依然無法實現預測金融危機的目標。

然而，主流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并非一無是處。雖然不能預測危機，但是由于宏觀經濟理論的發展，人們現在對于經濟危機的傳導機制有了更加深入的認識。知道在宏觀經濟內部可能存在的薄弱環節，提前對可能發生的特定類型的外生沖擊進行預警并做好預防措施，這正是金融危機之后得到各國推崇的宏觀審慎監管政策的理論基礎。通過加強宏觀審慎監管并采取有針對性的防控措施，可以降低金融危機事后發生的概率。雖然不能完全避免危機發生，但在危機爆發之后采取盡可能適當的應對政策，將危機的破壞降低到盡可能低的程度。這些都依賴于宏觀經濟理論的不斷深入研究。

公眾對主流宏觀經濟學的失望，一定程度上源于對宏觀經濟理論的不了解，以及由此產生的對宏觀經濟學能力的過高估計。每一個經濟學科在發展過程中都面臨著不斷完善的過程，都對人們認識經濟現象作出相應的貢獻。只是如果我們是把預測經濟周期和金融危機作為終極目標的話，那就必須另辟蹊徑了。因為正如本文所說的，無法解釋經濟周期的原因以及無法對危機進行預測正是目前這套主流宏觀周期理論的真正“麻煩”。

（作者范志勇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