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改革開放后，一批“文化人”出走體制內，投入到市場經濟的大時代，開始重新設計人生下半場。

在大時代下，這些“文化人”的個人命運發生了怎樣的轉折？作者張英在澎湃新聞·請講欄目推出“文化觀潮”系列口述。講述“文化人”所經歷的洶涌澎湃的改革大潮。

今天刊發的是小說《人民的名義》的作者周梅森的口述，講述他下海經商，炒股、炒地皮，房產開發到影視劇投資的每一次選擇與轉身。

和許多坐在書齋里安靜寫作的作家不同，周梅森是一個在路上的行動派。

1980年代，靠著幾篇報刊的短文章，周梅森從徐州老家一名煤礦工到南京的《青春》文學雜志編輯，又憑借寫作的實力和成績，成為了江蘇省作協專業作家，更是靠著早期的新歷史小說，形成了全國性的文學影響。

1990年代開始，中國社會進入市場經濟發展時期，先鋒派文學崛起，周梅森暫別他的寫實小說，投入到火熱的生活里去。在文學上，高爾基和巴爾扎克，對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兩個作家，都是人生經歷豐富、社會閱歷廣闊的人。

周梅森先是到徐州市政府掛職當副秘書長，然后創辦實業，下海經商，從修高速公路到開糧油公司，從炒地皮到開發房地產，從炒股、股權投資到影視劇投資，這三十年里，周梅森的每一次選擇和轉身，都與中國經濟變化發展和轉折吻合。

更難得的是，這么多年，周梅森一直在堅持現實主義文學立場，一直在堅持文學創作。他對中國社會發展變化的理解，他在不同行業闖蕩的經歷，權力、金錢、人性的復雜碰撞，都在周梅森《人間正道》等十幾部長篇小說里展示得淋漓盡致。

周梅森野心勃勃，自己能不能成為像巴爾扎克那樣的作家，因91部《人間喜劇》系列小說，完整記錄了18世紀上半葉法國社會的變遷與風貌，被譽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百科全書”的代言人。

要成為中國的“巴爾扎克”，周梅森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作為一名記者，我有幸在不同階段，看到周梅森的變化。

1996年，周梅森結束徐州市政府副秘書長的掛職，以長篇小說《人間正道》復出，造訪上海。那是我第一次采訪周梅森。采訪結束后，《文學報》總編輯酈國義請客，吳亮等人作陪，一起在外灘附近吃了個飯，聽他講述闖蕩商海的傳奇故事。

另外一次是2001年，周梅森在作家出版社出版《至高利益》《中國制造》《絕對權力》《我本英雄》等一系列長篇小說。剛好周梅森在北京開會，和他合作的出版社編輯張懿翎請我采訪周梅森。這時候，周梅森正是大紅的時候，很多小說改編成了電視劇。

之后就是2017年４月，周梅森的長篇小說《人民的名義》出版３個月，發行量高達183萬冊，十月文藝出版社辦了《人民的名義》座談會慶功，我再次見到周梅森，此時他已經從作家，轉變成為一名成功的影視制片人。

周梅森說：“大時代變遷的軌跡與我的人生是契合的，我始終是一位在場的作家。”

巴爾扎克讓我成為作家

我經常說，我這個人天生就是當作家的料。

1956年，我出生在江蘇徐州市韓橋煤礦的一個工人家庭。父親是煤礦的地質測量工，母親是礦山集體工，我的弟弟、妹妹都是煤礦工人。

誰都沒想到我會當作家。小時候，因為家里窮，買不起書，我經常到廢品站去淘舊書看，兩根冰棍兒的錢，就能買到好幾本課外書。當時，市面上的書也很少，基本上都是宣傳讀物，沒什么文學營養。

1970年，我14歲那年，上了礦區初中，以半工半讀的形式，進入了礦工行列。徐州煤礦當時缺乏勞動力。所以，別的地方叫學工學農，我們那叫半工半讀。國家每個月給我們九塊錢，半個月下井，半個月上學。

1974年，我高中沒畢業，就變成了一名真正的礦工。擁有了自己的礦燈，自己的換衣箱和工具箱。青年對未來的美好想象，人生的詩意和浪漫全消失了，生活也變得沉重起來。

1970年代，當煤礦工人雖然辛苦，但也是令人羨慕的工作。當時，工人的社會地位很高；每月三十九塊錢的工資，一年一套工作服，再加上工作穩定，又是鐵飯碗，算得上是一個好工作。

我最早的文學夢，是在深深的礦井下萌發的。在我家鄉徐州煤礦，他們都知道我的一個故事。有一天，我在一個收破爛的老頭那里發現了一本書，沒頭沒尾，前面少了幾頁，后面少了幾頁，書脊也撕掉了。我看了一會，才知是《巴爾扎克傳》。

書里寫到，巴爾扎克一天到晚想發財，辦過肥皂廠，香脂廠，每次投資都失敗，失敗以后就找出版商預支稿費，拿了稿費繼續投資，又失敗，再寫稿還錢。一輩子就這樣過來了。這本書里有個細節，巴爾扎克在他的偶像拿破侖的劍鞘寫了一句話：“你用劍征服世界，我用筆征服世界”！巴爾扎克這句話，深深地震憾了我。

看完這本殘缺不全的書后，我想當一個作家，立志要做中國的巴爾扎克。后來還找一個會繪畫的同學，讓他對著書里的巴爾扎克照片，畫一張巴爾扎克素描，掛在我的小屋，用來激勵我自己。

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年輕，膽大妄為，就認識三千多個字，就開始寫小說了。我開始寫作是源于貧困和孤獨。當時，下了班也沒有什么別的娛樂活動，空虛又寂寞，讀書和寫作，就成為了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那時沒有稿紙，我下井的時候就專找包炸藥的紙。炸藥紙一般要涂一層蠟，涂蠟之前要切下來很多碎紙片，我就在那上面寫小說。

我人生的第一部小說，名為《煤鄉怒火》，總共25萬字。那片默默無言的煤海和滿臉煤灰，汗流浹背的父老兄弟，給了我最初的創作沖動。小說寫完后我寄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但沒有什么回音，多年以后，人民文學出版社把這部書稿找出來還給了我。

我父親反對我業余寫作。他怕我亂寫，會被打成右派，為此撕毀過我的稿子。那時，父親最喜歡的是我弟弟，弟弟像他一樣，也做了煤礦工人，老實本分，不管是家里的活，還是單位的活，都任勞任怨干得很好。

但看書寫作還是改變了我的命運。

1978年，我22歲，在《新華日報》發表了處女作《家庭新話》，這是我第一篇公開發表的文字。此后，我又在《新華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1979年，南京《青春》雜志社看中了我，破格招收我為編輯，我離開了徐州煤礦，登上了駛往南京的火車。

到了文學雜志工作，每天讀的是文學作品，見的人都是搞創作的，慢慢地我的視野也開闊了，寫作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可以說，《青春》是我的大學，在《青春》的五年中，我完成了一個礦工到一個作家的轉變。

《沉淪的土地》寫得是舊社會的煤礦傳奇故事，講的是民國初年傳統鄉紳地主與新興工業資本家斗法的故事。這部作品發表和出版，讓我成為了一名作家。這部長篇小說，在當時引起了震動，馮牧當年提出了“周梅森現象”：為什么周梅森沒有民國生活，沒在舊時代呆過一天，能寫得這么好？唐達成也曾說過，看來我們一些傳統理論要打破了，應該承認間接生活也是創作的源泉之一。

到南京工作的十年，我發表了一系列歷史題材與戰爭題材的作品，如《黑墳》《軍歌》《國殤》《孤乘》《沉紅》《大捷》等多部小說，其中3部小說被改編成了電影，這些作品讓我作為一個有才華的青年作家被承認，讓我獲得了第三屆全國中篇小說獎，也在文學界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1984年，我成為了江蘇省作家協會的專業作家，那年我才28歲。1988年，因為創作上的成績，我被江蘇省政府授予“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稱號。我在文學界成名以后，父親的觀念才漸漸改變了，承認了我的勞動價值，還經常把我寫的書給親戚朋友看，他心里還是為我高興的。

最早炒股的作家

在南京的作家里，我應該是最早炒股的人之一。

1990年代初，社會上出現了全民經商熱。那時文學陷入低潮，社會上沒有什么人讀小說，文學雜志和文學出版物，印量很低，也沒有什么反響。

即使是小說改編成電影，版權也就800元。電影也沒有什么人看，更談不上什么社會影響。我從1983年到1993年，幾乎每年出一本小說，5部拍成電影，我們家十年的全部積蓄，卻只有8萬塊錢。

我想讓生活更好一些。我的朋友，山東煙臺的作家矯健把我帶入了商海。矯健比我大，是《膠東文學》主編，有才華，小說寫得好看，拿過兩次全國小說獎。

記得有一年，我寫了中篇小說《大捷》，《收獲》雜志李小林看了覺得不錯，讓我去上海改稿子。當時我住在上海電影制片廠，矯健也住在這個招待所里。有一天他神神秘秘地找我，手里提著一密碼箱鈔票，應該有二三十萬元，那是他通過股票交易套現的一筆資金，為了安全起見，拉我充當保鏢，一同去銀行把錢存起來。

那天，他請我吃了個飯，又一起去洗浴中心洗澡，價格很貴，每人三十八元。我當時很好奇，他是怎么賺錢的。他也沒有隱瞞，給我講了很多賺錢的方式，買國庫券，股票認購權證買賣。然后，我們就一起合伙，下海了。

我是江蘇省最早的10個大戶之一。當時，我們江蘇這幫作家，蘇童、葉兆言、黃蓓佳，個個炒股，都是我帶動起來的。一開始，我、蘇童等幾個人，我12萬，其他人８萬，合用一個賬戶投資。后來為了操作方便，我們就分立賬號了。

當時，我稿費一拿到手，就拿去買股票，在股市我掘到了人生第一桶金。那時炒股完全靠自學，我的炒股理論是：不聽內幕消息，不迷信K線圖，不買虧損股和ST。我炒股，一般都看大勢，不做今天買明天賣的短線，我就看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奉行價值投資。這些經驗，都是通過閱讀和自己股市上的摸索總結出來的。

后來，我和矯健一起做房地產生意，他當董事長，我當總經理，到廣東惠陽大亞灣搞房地產。后來，我們又到蘇州郊區蓋房子，在蘇州陽澄湖旁的一個小鎮子上。

從1990年到1994年，我做生意也算長了見識，和江湖上各色人等，各路英雄、騙子打交道，生意做得不大，體會不少。隨著國家宏觀調控，經濟危機到來，銀行抽回資金，受沖擊最大的是房地產行業，公司資金鏈斷裂，我們的項目也擱淺了，項目變成了爛尾樓。再后來，矯健迷上了地下外匯期貨，開始瞞著我炒期貨，不斷輸錢，以至于讓我忍無可忍，終至被迫和他分手，另立山頭。

我又到南京江寧祿口，在外秦淮河邊，買了64畝地，搞了一個叫文豪花園的別墅項目。這個項目，是當時南京最早的別墅區之一。我現在在里頭還有幾套房。

下海幾年，多少賺了一些錢。但我畢竟是個作家。金錢并不能夠讓我的靈魂安慰。

有一次在深圳，我遇到一個做生意的朋友，他和我聊起了我的小說。我當時突然就想，幾年的經商生涯，除了口袋里多了一點錢，心里空蕩蕩的。我當時就想，該回家寫小說了，中國不缺好商人，但缺好作家，我就轉身上岸了。

我回家寫小說，同時也繼續投資股市。

2005年，中國啟動股權分置改革。原來不上市的非流通股，現在要上市流通，那么就需要給那些持有流通股的股東，按比例給予對價補償。政策一推出，就出現了波瀾壯闊的大牛市。當年10月，金豐投資（現為綠地控股）啟動股改，我當時是金豐投資的第一大流通股股東，持有約70.25萬股，總價200多萬，因為A股連年下跌，我在這只股票上虧了不少錢。

當時，金豐投資的股改方案是10股送3.2股，我覺得不公平，對價應該在10股送4股，最起碼也要在3.8股以上。我當時在報紙上連續寫了三封公開信，《作家周梅森致全國流通股股東的一封公開信》《周梅森致非流通大股東并國資部門的公開信》和《周梅森致管理層的公開信》，呼吁中小散戶團結起來，在股東大會上投票否決大股東的股改方案。

公開信發表之后，我的電話幾乎被散戶股民打爆了，他們紛紛表示支持我的公開信。2005年11月28日，參與投票的流通股股東中，約41%的流通股股東對金豐投資股改方案投了反對票，從而使該股改方案沒有達到法定贊成比例而被否決。

這在當時是個奇跡：金豐投資成為全面股改后，唯一一家因中小流通股東維權被否決的上市公司。因為這事，我成為了當年中央電視臺年度十大經濟人物社會公益人物的候選人。

這些年，我在股市上的收益還不錯，后面的牛市我也都趕上了，賺了不少錢。足夠保障我在家安心寫作。

掛職市政府副秘書長認識官場

我沒想到會有機會去政府掛職當官。

那是1994年，我老家徐州正集資修三環路，一個地級市，為追求城市發展，率先修建三環路，帶動城市發展，很有遠見。這個過程中，政府搞了些集資，工資中有十塊八塊被強行集資用作修路，引起一些群眾的不滿。

那會我回徐州，對此不滿的人來找我吐槽。我覺得修路，改善交通，帶動城市整體發展，挺好的。我以前回家要3小時，現在40分鐘就到家了。沒想到有人把我說的話，傳給了當時的徐州市委書記李仰珍，他約我見面聊一次，還給我看了許多告狀信。我當時一看，覺得干部要干點事，真不容易。

見面不久后，我接到了徐州方面的邀請，去徐州掛職，擔任市政府副秘書長。那一年，我38歲。可以說，在徐州市政府的掛職經歷，改變了我對官場和官員的看法。也改變了我的文學創作道路。

我掛職一年多，看到了地方政府的運作機制，親身體驗了在種種復雜利益阻攔下，在當時舊的意識形態的阻擾下，基層官員想做點實事的不容易，也看到了改革是如何艱難起步的。之前，我對國家體制、官員階層的認識很模糊，甚至極端地認為當官的好人不多。我在掛職中看到，官場生活是非常復雜的，表面現象和命題采訪是靠不住的。這種感受激發了我，我希望自己能夠寫一些好官，反映他們真實的工作和生活狀況。

我掛職后，1997年，出版了長篇小說《人間正道》。寫這部小說，我沒敢給《收獲》雜志。因為我之前寫的是新歷史小說，都是純文學作品，這種寫官場、寫改革的政治小說，在當時是被文學圈里的人看不起的。

后來，《人間正道》被央視拍成了電視劇，社會反響強烈。這一次，我小說的版權賣了20萬元，但央視中國電視劇制作中心買了小說后，一直找不到合適的編劇，因為熟悉官場、熟悉正在改革深化的人就更少了。主任胡恩最后找我，讓我自己把小說改成劇本。我答應了。當時劇本稿費是一集1萬元，《人間正道》最后拍成電視劇26集，連帶小說改編權，我總共拿了46萬。電視劇播出的影響力，讓《人間正道》的小說也成為了暢銷書，書反復加印，一下子又賣了11萬冊。

從此，我成為了一個暢銷書作家，《至高利益》《絕對權力》《國家公訴》《我主沉浮》等長篇小說發表出版后，都被拍成了電視劇。作家出版社張懿翎給我出版的每本書，起印量不會低于10萬冊。

當時巴金先生已經90多歲了，他在杭州養病，在電視上看到了《人間正道》的電視劇，就讓女兒李小林給他讀《人間正道》的小說。巴金還問女兒，為什么這個作品沒有發表在《收獲》上？

當時，李小林是《收獲》的主編。就這樣，因為巴老的支持，我的《中國制造》《國家公訴》《我主沉浮》，這三部長篇小說都發在了《收獲》雜志上，每部小說都是兩期，占據了六期。那段時間我常去小林家里談小說，巴老還送我一本《隨想錄》。我那一時期的作品，基本是在《收獲》和《小說界》發表，出版是在作家出版社和人文社。

巴金晚年，仍然在關心著國家和民族的進步，已經90多歲了，還這么關心當代生活，這個對我是很大的精神鼓勵和支持，也讓我在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上，獲得了自信，不在乎文學圈對我的看法和眼光，我接連寫出了幾部描寫改革開放的政治小說。

《人間正道》因為被央視拍成電視劇，傳播范圍廣，社會影響大，也給我帶了麻煩。徐州當地很多官員，自動對號入座，非要說我小說里的人物，寫的是他們。甚至一名當時的省政府主要領導也對我不滿，40幾位廳級干部聯名寫信告我，給上級領導寫信投訴我，說我丑化他們，謳歌主人公，當時的省委副書記找我，要我修改《人間正道》。當時把我氣死了，這些人為什么專門找虛構的小說里的壞人形象來對號，那不相當于自首嗎？出版社壓力也很大。因為當時的新華社為此事發了內參。

徐州的這些官員一鬧，我在徐州也沒法掛職了。后來，省里安排我去江蘇省公路管理局掛職副局長。尤為欣賞我的領導，希望我去交通系統再看看情況，再寫部類似《人間正道》的小說。

但我當時的興趣都在寫小說上面，而且《中國制造》《絕對權力》發表出版以后，社會好評如潮，我的創作進入了高潮，除了寫小說外，我還要忙電視劇寫作，我就放棄了去江蘇省公路管理局。

我心里很清楚，我就是個作家，我所有的價值和成就感，都是文學給我的。我不想當官，按照我的性格，也當不了官，混不了官場。

離巴爾扎克距離又近了一步

《人民的名義》之前，我有８年時間，沒有發表出版小說了。

原因是我的政治小說的發表和出版，受到了當時大環境影響，另外，這幾年里我介入了影視劇，也當制片人和投資人。

我現在還有自己的電視劇制作公司。1997年，我的小說《人間正道》《天下財富》都被改編成同名電視劇，播出后反響不錯，但他們對劇本的改動太大了，如果按照我的劇本來拍，我覺得效果會更好。

拍到第三部作品，干脆連名字都改了，小說《中國制造》成了電視劇《忠誠》。后來，我就投資成立了自己的公司，我自己寫小說，自己寫劇本，自己找投資，自己拉班底，拍電視劇。

《國家公訴》《我主沉浮》《我本英雄》都是我自己投資的。導演我請，演員我請，賣給各家電視臺。與其受資本制約，我不如單干。在電視劇制作中，我的投資一般占51％，這樣就能在整個電視劇運作中說了算，我概括為“文學與影視互動，影視與資本互動，尋找最佳經濟結合點”。

現在，電視劇的主動權掌握在我手里。劇本，我寫的時候會一遍又一遍地修改，寫好的故事，讓人難忘的人物，精彩的臺詞。但我完成的劇本，不管導演還是演員，都不能修改。即使不合適，也是我來修改。我要對自己負責。

2015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影視中心副主任范子文到南京，找我寫一部和反腐敗有關的電視劇。他說，十八大之后，政治反腐成了舉國關注的大事，那么多官員落馬，但卻沒有一部像樣的作品。

我也覺得時機到了。為寫這部劇，在最高檢的支持下，我去南京浦口檢察院體驗生活，進行創作調研。小說里國家部委處長趙德漢“小官巨貪”受賄兩億多元的情節，是以國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長魏鵬遠為原型創作的。這名“億元司長”在2014年被逮捕時，檢察機關在他家中搜查出現金兩億余元，執法人員從北京一家銀行調去16臺驗鈔機，清點贓款，當場燒壞了4臺機器。

看了那么多案例，我心里有了把握。30萬字的《人民的名義》很快寫完了。我先把小說改編成話劇，后來又改寫成60萬字的同名電視劇本，前后共寫了100萬字。

《人民的名義》電視劇劇本出來后，原本談好的幾家投資方，看了劇本后都表示“題材敏感、 尺度太大”，怕電視劇不能通過審核，錢打水漂。當時劇組建了，人員到齊，馬上要開機了，突然少了兩千多萬元投資。后來，另兩家影視公司入股，《人民的名義》緩解了燃眉之急，電視劇順利完成。

2017年3月28日，《人民的名義》湖南衛視首播，收視率居高不下，迅速火遍全國，成為當時最火爆電視劇，也成為全社會關心的話題。電視劇播出1個月，我在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同名小說，就賣了150萬本，出版社反復加印，后來發行量超過200萬冊。

《人民的名義》這么火，在我期待之中。一個原因是好久沒有這樣的作品出現了，因為反腐敗，社會需要這樣的作品，另一方面，我多年寫政治小說的經驗也幫助了我，分寸拿捏得當。可以說，中國沒有哪一個編劇、作家，像我這么了解政治，了解官場。

《人間正道》“對號入座”這場風波，讓我更深刻地了解了官場，促使我從更全面、更廣闊的視角來觀察社會，我選擇的小說題材，必須是站在國家和民族的立場上，從宏觀上發現問題，這樣我在下筆的時候就相當慎重，不能把自己偏激的情緒帶到書中。

多年寫作，我有兩個創作準則：第一，必須邪不壓正；第二，必須面對真相。那些從高處跌落的職務犯罪分子，極少干部一上來就貪污，大多數都是因為一念之差，或者是因為身邊人出事牽涉進去。他們不是魔鬼，也有血有肉，卻因為一個貪字，落得最后家破人亡。另一個就是現在檢察院先進的高科技，追蹤技術和辦案手段，讓這些貪官的任何罪行都無所遁形，證據確鑿，在事實面前只能認罪。

我有不少官場朋友和社會朋友，對下崗工人等社會群體也很熟悉。《人民的名義》里，很多故事和情節，不僅來自真實的社會新聞，也源自我自己的經歷。

我弟弟以前工作的煤礦破產了，后來調到一個廠，沒等到退休又破產了。現在，他夜里幫別人照看小超市，加上退休金，一個月收入一千八百塊錢。我的一個同學，從三十多歲開始擺攤烙煎餅，一輩子就這樣過來了，現在看起來比我蒼老將近20歲。生活里像這樣的故事多得是。

我感到悲哀。為什么？從20年前我就為他們呼吁，直到今天這個問題依然沒有徹底解決。直到現在，我不認為《人民的名義》多么了不起，為什么社會反響這樣大？還是老百姓擁護支持黨和政府反腐敗。腐敗最嚴重的不是貪了多少錢，而是人的墮落，是世道人心的失落。關鍵要改善土壤，改變政治生態，理順關系，讓能干的人得以發揮，讓正氣得以張揚。

現在對我批評最多的是我寫的政治小說不是文學，文學圈內對現實主義作品的偏見一直存在，一些重要的文學獎項的獲獎作品中，竟沒有一部反映當代現實生活的作品。那些批評者都視而不見，對關注當代、關注現實、關注老百姓的作品甚至漠視，堅持所謂純文學。我認為他們偏離了文學的基本立場，因此才導致了當代文學被不斷邊緣化。

歷史上很多時期，中國文學是一直在場的，文學能夠參與歷史進程，文學總是第一個喊出人民想說的話，但是西風東漸以后，文學和生活漸漸隔開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在它崛起的過程中，文學總不在場，那它會與人民越來越遠。起碼我不愿意做這樣的作家。

我下一部作品是《人民的財產》。《人民的財產》故事更加曲折復雜，結合了歷史、政治和金融，不是一個企業的故事，它是一個國家的故事，是一個民族的故事，是一個典型的宏觀敘事。

《人民的財產》電視劇一共60集，全劇有四條線，國企腐敗是主線，接下來是京州市的官場生態，實體經濟的困境，小人物的掙扎。深受大家歡迎的李達康遭到了報復，還闖了一場大禍……

我就是一個作家，文學才是我可以熱愛一輩子的職業。沒有這些年商海闖蕩，股市浮沉，官場掛職，沒有這些經歷，我不會寫政治小說這類題材，也不會有現在的周梅森。

我的文學作品，與中國的改革，大時代變遷，和社會發展的軌跡，和我的人生經歷是契合的，始終與社會生活發生關系，講述這個時代的中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