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改革開放后，一批“文化人”出走體制內，投入到市場經濟的大時代，開始重新設計人生下半場。

在大時代下，這些“文化人”的個人命運發生了怎樣的轉折？作者張英在澎湃新聞·請講欄目推出“文化觀潮”系列口述。講述“文化人”所經歷的洶涌澎湃的改革大潮。

今天刊發的是作家韓少功的口述，講述他下海闖海南辦《海南紀實》《天涯》的經歷及退休后回湖南的生活狀態。

在中國的作家里，韓少功是個少見的行動主義者。他本是長沙城里人，年輕時下鄉做知青當農民。

1988年，35歲的韓少功離開長沙，攜家帶口，和妻子帶著8歲的女兒，成為“十萬人才下海南”大軍的一員。他放棄了湖南省青聯副主席和湖南省政協常委的仕途，放棄了湖南作協穩定、安逸的工作，確立剛剛成立連辦公室都沒有的海南作協。

2001年，韓少功辭去省作協主席、《天涯》雜志社社長的職務，回到湖南，在插隊的汨羅縣偏遠山區，依山傍水而居，過起了養雞種田的生活。

他奔波在湖南和海南之間，天氣暖和的日子，呆在湖南鄉下，澆水種菜，天氣寒冷就回海南，讀書寫作。

和我住在同一個小區里的作家蔣子丹感嘆說，“我認識韓少功差不多40年，親眼見證了他從小韓變成了如今的老韓。他的人生修改過程，是我目力所及的人群中，很少有人能達到的成功過程。”

蔣子丹認為，韓少功的成功，不是官職高低，多大名氣，賺了多少錢，而是韓少功活得純粹，堅持理想，不忘初心，活得安穩，人生有定力，精神世界一直是熱血青年，沒有被外在世界改變。

“就回湖南下鄉蓋房子這件事，我不知道聽多少作家朋友興致大發地宣講過，但真去農村蓋了房子去過日子的人很少，而且沒虛度這些日子的人，更絕無僅有。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以流水般的剛毅和柔韌，朝著預定的方向堅定不移地前行，最后抵達自己的人生目標，不容易。從這個意義上說，韓少功不成功，誰人可稱成功？”

2016年7月，作者對韓少功進行了一次深度采訪，講述他的人生過往。

跨越過海闖海南

1988年，我離開長沙，一家三口，女兒那個時候才８歲，去了剛剛成立的海南。

我和老婆、丫頭，帶著被褥、臉盆、熱水瓶，乘上從長沙到湛江的火車。其實那個時候，老婆連工作都沒有，還沒有找到接受單位。大年初三那天，我們坐船到了?？谛阌⒏鄞a頭。我沒有給自己留后路。

我喜歡海南。之前，我們參加《鐘山》雜志組織的筆會，第一次來到了海南島，就被這里藍天白云大海所吸引了。我在一篇文章里寫過我對海南的印象：海南地處中國最南方，孤懸海外，天遠地偏，對于中國文化熱鬧而喧囂的大陸中原來說，它從來就像一個后排觀眾，一顆似乎將要脫離引力墮入太空的流星，隱在遠遠的暗處。

盡管那時候的海南街市破敗，缺水缺電，空蕩蕩的道路，連一個像樣的交通標志燈也找不到，但它仍然在水天深處引誘著我。我回長沙不久，聽說海南特區即將成立，將作為國家改革開放的試驗區，我就心動了，便鼓動葉蔚林等朋友一起前來創業。

當時很多人不理解我。我29歲的時候，就因為文學創作的成績，先后當選湖南省青聯副主席和湖南省政協常委，也是當時“干部年輕化”和“第三梯隊”接班人選。如果留在長沙，按部就班，再等幾年，前途會很光明。

而當時的海南，一窮二白，剛剛建省，人多工作機會少。沒有工業和輕工業的基礎，旅游業沒有起來，唯一的經濟產業就是農業。我把工作關系落在了海南作協籌備組，但當時機構沒有編制，辦公室只有8平米，還是借的省文聯的，一家人暫時借住在姐姐家。

合伙辦《海南紀實》

我帶到海南的積蓄，很快就花得差不多了。

當時，正值文學低谷，文學雜志稿費低，圖書發行量也少。為了謀生，我和幾個湖南去的朋友，找了一個刊號，辦了一份雜志《海南紀實》。開始，我們想要創辦一份名叫《真實中國》的雜志，但最后被管理部門定名為《海南紀實》。

我們當時野心很大。在我們的規劃里，《海南紀實》只是一個起點，接下來還有出版社、函授大學、報紙等等，在申報《海南紀實》雜志社的同時，他們還申報了一家出版社，一家函授學院。只是出版社最終沒有獲得批準。

辦雜志靠一個人是不行的。我和張新奇、林崗、蔣子丹等幾個朋友一起弄的。當時編輯部是租的，在海府路的省干休所內，就一間小房子，兩張辦公桌。

此前，我在湖南省總工會《主人翁》雜志當過四年的編輯。辦雜志，也算是熟門熟路。根據市場調研的結果，我們把《海南紀實》雜志的辦刊方向定為新聞刊物，主打新聞時事和紀實文學。

辦雜志，熱點稿是“大菜”，還有社會問題社會現象的觀察解析，加上幾個頁碼的彩色新聞圖片，很快，憑著內部的樣刊，在全國書刊批發市場跑了一圈，第一期雜志印刷了60萬冊，在期刊市場上一炮而紅。

《海南紀實》一成立就是公司化，股份化運作，幾個員工，責權分明，待遇和個人勞動付出掛鉤。高勞動付出和高收入掛鉤，點燃了雜志員工的熱情，雜志發行人員像打了雞血，在全國各地出差推銷雜志。

我參考了聯合國人權宣言，歐洲人在開往美洲的“五月花”船上簽訂的《紅五月公約》，瑞典的社會主義福利制度等，起草了一份既有共產主義理想色彩，又有資本主義管理規則，并帶有行幫習氣的大雜燴式的《海南紀實雜志社公約》。

我們的第四條規定：“雜志社蔑視和堅決革除舊式‘大鍋飯’的寄生性，所有成員必須辭去原有公職，或留職停薪，或將公薪全部上交雜志社，參加風險共擔的集體承包，以利振奮精神專心致志，保證事業的成功。除特殊情況經主編同意外，任何人不為其他單位兼任實職?！?/p>

很快，我們的雜志就成為暢銷期刊。那時候，人民幣還沒有50元和100元的，最高面額是10元，發行工作人員用大麻袋裝錢。我們沒拿國家一分錢，在一年時間里為國家賺了幾百萬利稅和固定資產。

當時我們去稅務局交稅，當地稅務局說從未從報刊征過稅，不知如何辦。我怕風險，讓我們的財會參照當時的標準，交了幾十萬稅款。雜志發行量破百萬賺錢后，因為利益分配，也導致人際關系出現問題。

1989年，才辦了一年的《海南紀實》，因為當時社會大環境的緣故，最終?？?。

我當時有點沮喪，但也不悲傷，就回家寫小說去了。辦雜志也累，花時間很多，壓力也很大。

我回到了作協，當專業作家，寫了一些散文，就是《夜行者夢語》《心想》《完美的假定》《南方的自由》《海念》《為什么還要寫作》等文章，在小說之外，開辟了一條道路。

當主席辦《天涯》

1995年，我在家里寫《馬橋詞典》，即將修改完成。

那一年，海南省作家協會主席葉蔚林屆滿退休，主管負責人找我幾番談話，讓我接任主席。我不想當官。做行政管理不是我興趣所在，也沒這種才華。拖了一年多，上級領導找我談幾次，實在沒有辦法，最后才接手。

當時，海南作協一窮二白，就十幾個人。在作家協會的工作中，辦一份好雜志是最有意義的項目，其他的工作都應該為這個實體服務，否則作協幾乎沒有存在的意義。

當時全國的文學類雜志很多，省、地、縣都有文學雜志，普遍情況不太好，除了幾本好雜志發行量好一點，其它的雜志發行量就是一萬以下，無法維持基本生存，基本上靠國家養著，半死不活的。

當時《天涯》沒有影響，也遭遇了同樣的困境。我們當時查了一下賬，每期大概也就一兩千份，而且大部分是關在倉庫里。面對這種困境，雜志怎么死里求生，只能改版。

中國的文化傳統里是文史哲，不分家?！妒酚洝肥菤v史也是文學，《孟子》是文學也是哲學。英文里的“writer”，指的寫作人，不光是作家。我們要從文體上突破“純文學”的框架，把《天涯》辦成一本真正意義上的“雜”志。

我們也突破“作家”固有概念，凡是寫作的人都是“作家”。這樣，我們就發現“作家”，其實不是指所謂的純文學，其實是包含了所有拿筆寫作的人，是一個很大的群體。很多不同學科的專家學者，慢慢地成為了我們的作者。

我們把一些學者和作家放到一起，就誕生了“作家立場”這個欄目。我們希望展示作家真實的思想和真知灼見，不管是隨筆雜文，專訪對話、會議紀要，只要有品有料就行。

另外，我們把一些來自社會上普通人的寫作，他們日常的文體，比方書信、日記，放到一起，就有了“民間語文”這個欄目，文學并不是文人的事情，老百姓生活里日記、書信、便條，同樣是文學寶貴的一部分。再加上小說、散文、詩歌，注重文學與思想的結合，《天涯》成了一本真正意義上的“雜”志。

1995年底，改版后的第一期《天涯》上市。這一期，有方方、史鐵生、葉兆言、葉舒憲、孫瑜、昆德拉、張承志、李皖、華孚、蘇童、何志云、陳思和、杭之、鐘鳴、南帆、格非、韓東、蔣子龍、薛憶溈、戴錦華等人的作品集體亮相，社會上的反響還不錯。

《天涯》雜志改版第一期的征訂單聲明：“《天涯》不是一本紀實新聞性雜志，更不是時下形形色色的消閑娛樂讀物?！短煅摹芬缘懒x感、人民性、創造力定位，承擔精神解放和文化建設的使命，無意謀求暢銷，拒絕與低俗為伍。”

《天涯》之所以引發知識界的關注，就在于雜志的面貌和定位。海南是很偏遠的一個角落，但你的眼光要盯向全國，乃至全球。你關注的問題，是腳踏實地，是全社會普遍感受到的問題，就會找到感興趣的那部分讀者。

那時候的作協，不是什么參照公務員的管理，是一個面目很模糊的機構，是企業還是社團，還是事業單位，模糊不清。我們當時在體制上也做了一些改進，每個季度，做一次內部的民主考評，無記名互相打分，根據得分多少，與每個人獎金、級別晉升掛鉤，讓大家把工作做好。

我們是在一窮二白的情況下開始辦《天涯》的，從租房子，到籌集雜志的印刷經費，到全國去跑發行渠道，找郵局，跑民營書店代銷雜志，利用到各地開會的機會，去書店和代銷地收賬。什么都靠自己，一針一線、一磚一瓦地做，雜志就是這樣慢慢做出來的。

《天涯》改版兩年，就成為全國著名雜志，在讀書界贏得了“北有《讀書》，南有《天涯》”的口碑，奠定了自身在中國人文知識界的地位，在國外的影響也漸漸蕩漾開來。

退休回湖南種菜

人年紀大了，就越活越簡單，越來越安靜，不喜歡熱鬧喧囂的場所。

2000年,我辭去海南省作協主席和《天涯》雜志社社長職務，和妻子一起，回到當年上山下鄉當知識青年插隊的湖南汨羅農村。讀書、寫作、種菜，一年的大多數時間，在那里一直住到現在。

我是長沙人，父母都是職工，城市人。1968年，上山下鄉運動中，我們作為知識青年去農村插隊，地方在湖南汨羅天井茶場，距離我現在住的地方，有20公里。

我現在記得當時的插隊生活：每天一大早，大喇叭一喊，就要早起集合，和農民一起去黃土地里干活，除了中午吃飯時間外，上午下午都在干活，時間長達十幾個小時，每天都是疲憊不堪，坐著都能入睡。

到農村生活，有些人不一定合適。農村生活條件還是蠻苛刻，比如家里有老人或自己要經常去醫院看病，不方便；如果要有孩子上學，也不合適。我搬到汨羅的時候，孩子已經讀大學，獨立了，也沒有老人需要照顧。

我家坐落在一處三面環水的水庫邊。房子是兩層小樓,上上下下七八間房,一個大涼臺?；藘汕K錢買了一片荒地，自己找當地農村施工隊蓋房，入鄉隨俗，蓋成與農民老房子，紅磚墻、黑瓦、木頭門窗。屋里的家具，都原生態的，樹皮沒有刨去。

院子里搭起了架子，還種了楊梅樹、橘樹,也有黃瓜。讀書寫作累了，就穿上膠鞋，開荒種地，不打農藥，不施化肥，自己去當地學校公共廁所的糞池，挑糞澆水施肥。蔬菜長蟲了，戴上老花鏡，用手捉蟲子，然后養雞、喂鴨。

我現在半年在湖南鄉下，半年在海口家里。我在鄉下也上網、打電話、讀報紙，和外界聯系。每天早上6點左右起床，喂貓，喂雞，把這些吵著要吃的家伙侍候好。白天遇到干旱或漬澇，就得常常挑著糞桶潑菜，施肥。有時地上沒有太多的事，或者天下雨沒法上地，我就可以整整一天，在家讀書寫作。

幾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農村發生了很大變化，經濟上富裕了，生產工具、生活水準、交通條件等各個方面，都比以前好太多了。當然，也有問題：當年的鄉村社會結構也趨于解體，青年人大都出外打工，村里缺乏活力，鄉村文化處于凋敝中。

最先幾年，住在鄉下，地方又偏僻，也擔心安全。當地有幾個小混混，整天干些偷雞摸狗的事，村里德高望重的老者便警告說，別人家你們去得，但韓嗲（村里人稱韓少功為韓嗲）家你們絕對不準去。我這里就非常安寧了。

有些貧困鎮，就應該去想辦法幫幫忙。比如我們那里有幾個村的基本設施不行，很多地方都不通路。這十多年，我想了很多辦法幫他們找扶貧單位，把基本建設搞好，當時農民就很高興。

村民們經常來我家串門。他們聊天的時候，不管什么神神鬼鬼的事，都會說給我聽。張家說有一種辣椒特別好，問你要不要苗。李家會問你海南什么樣，國外怎么樣。王家閨女要考大學了，問你哪個大學好，或者問能不能開個后門……

開始大家都不認識，但一來二去就熟了。我老婆對種菜、養雞、栽花弄草什么都非常有興趣，夏天也下水游泳，八景水庫的水好得不得了。當地農民問我，為啥這么喜歡游泳，我回答，在城里游泳價格貴，水質堪憂，水庫游泳又不花錢，游一次就賺一次，感覺好得不得了。

除了水庫里的水質好以外，我們生活用水更好，從對面山上引下來的山泉水，清涼甘甜，城里的水簡直沒法比。我們在這里種菜、種樹、養雞，旱了要抗旱，澇了要排澇，經常忙不過來。

農村的經濟發展快，現在很多農民開私家車，農村的人也不會營養不足，都是發胖、糖尿病、脂肪肝等以前富人營養過剩帶來的病。我看到的另一個問題，世道人心，道德淪喪，當然這個問題不光是鄉村，城市也有，笑貧不笑娼、笑貧不笑貪。

住在農村，要耐得住寂寞。長沙一位書商到我家來過后，被山水風情迷住，在我旁邊蓋了一個房子，花了將近100萬元，但前后只住了60天，書商的老婆實在忍受不了鄉村的簡單生活，賣了房子舉家逃離農村，回長沙去了。

提前退休，無官一身輕

2011年2月，我卸任海南省文聯主席和黨組書記兩職，57歲那年提前退休，無官一身輕。

我開始當海南省文聯主席是名譽性的職務，不用管實事，后來兼黨組書記就很實職。我就想，要為這個單位做幾件事，其實都是硬件設施建設，比如房子問題、位置問題、票子問題，我叫它們“五子登科”的事情。

三年以后，幾件事情都做完了，我再干就是混了，就跟省委提出要走了。他們說你還沒到退休年齡。我說我已經當了十年，按照你們規矩連續兩屆也夠了，最重要的是我能干的都做完了，再做就是混官了，不要害我。他們也開通，尊重我的意見，所以我57歲就退下了。

我現在每天早上6點起床，晚上11點之前睡覺，就像一個鄉下人一樣。讀書、上網、寫作，串門聊天。在鄉下，我寫出了《暗示》《山南水北》《革命后記》《日夜書》等眾多小說和散文隨筆。

《修改過程》是我最新的作品，也是給大學同學們的禮物，是一本寫給同學們、同時代人看的小說。這本小說最早源于當年湖南師范大學讀書時同學們的建議。我的同學們老鼓勵我，寫寫我們大學的同學，20年前我也寫過，甚至寫過8萬字，后來覺得不行，就把它廢掉了。

年紀大了，沒有了家務和工作的困擾，人到了耳順之年，大學班級的同學會，開得格外勤，班級同學聚會也多了。好多人幾十年不見，都很珍惜彼此見面的機會。短短幾天里，就把同學們這幾十年的工作和生活，人生的變化都了解了。

77屆大學生的人生軌跡，暗合了新中國與時俱進的巨變，一起相伴相隨走下來，社會天翻地覆的變化，人生歷程里的跌宕起伏、酸甜苦辣，全部都經歷了。這些是我經驗中的一塊，丟掉有點可惜。

我現在年紀大了，經常回憶往事，《修改過程》是以幾個人物的故事，來寫我們這代人的命運變遷，表現歷史的嬗變和人們的真切感受。作為社會人的角色扮演者，到我們這個時候是謝幕的時候了。

回想一下，我們這代人，除了個別掌握重要權力外，紛紛退回到自己的私人空間，退回到兒孫滿堂或者是獨自面對的孤獨寂寞，包括生老病死、悲歡離合、愛恨情仇，都到了做總結的時候。

我的《日夜書》和《修改過程》寫的就是這代人陸續退場階段的故事。

我們這一代人，大多數人生于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青春期經歷了“文革”、知青上山下鄉，改革開放恢復高考，又幸運地上了大學。畢業工作以后，趕上了出國留學、打工移民，體制改革社會巨變，國有鐵飯碗被打破，有人下海經商成巨富，有人官場春風得意，有人下崗吃低保。

從沒有書讀到知識大爆炸，從點油燈寫信到移動互聯網時代，從糧票、布票、肉票吃不飽肚子，從物質匱乏到豐盛過剩，自己要管父母養老送終，自己的孩子卻大多數都散落天涯，逢年過節才能見面。

人到了60歲以后，對世界、家國、人生的看法可能會有反思，檢討。原來非常莊嚴、神圣的事物，現在看來沒有什么了不起，原來微不足道的不起眼的人和事，現在可能覺得有意義、有趣味。原來特別在意別人對自己的看法評價，現在可能真覺得無所謂了。

我在鄉下住了快二十年，我漸漸融入當地的生活，和當地幾公里村落里的老人、兒童都認識了。當地政府會請我給村干部講課，當地的小學初中請我去講寫作，這些年，我還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給周圍的村莊搭橋修路。

這些年，城市化發展很快，農村的改革停滯不前，年輕人和中青年骨干勞動力都進入了城市，只剩下年紀大的老人和還在接受九年制義務教育讀書的孩子。中國69%的人口和90%以上的土地還在農村，他們的未來會不會變得更好？“新農村建設”和“城鎮化運動”能否解決農村的可持續發展？這些都是我關心的現實問題。

農村現在最主要的問題，是農業生產的附加值偏低，種地收入太低，導致農村人才流失，而且年輕人不愿意回農村，這是農村現在最大問題。歸根到底，鄉村振興需要經濟建設、文化建設，都需要高素質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