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勞動婦女與消費女神的“三八”戰事

如今，“婦女”一詞似乎已被污名化，年輕女孩唯恐避之不及，國際勞動婦女節被商家改造成“女神節”、“女王節”，成了另一個“剁手”的購物狂歡節。今年最“硬核”的反擊，恐怕是某大學一條熊熊燃燒的女生節橫幅的照片，以及一張言辭激進的朋友圈截圖：“……昨晚我點燃了XXX后面的兩條女生節橫幅，這一行為的目的是希望引起大家的追問與反思，婦女節是為了紀念芝加哥紡織女工爭取同工同酬、離婚權、墮胎權的斗爭，而不是XXX讓你們消費性別符號而且部分愚蠢的女性還自以為享受到了性別紅利……”評論區擊掌有之，贊其“真女權”，批評有之，或言此舉嘩眾取寵，或言歷史事實錯誤（實為紐約女工爭取勞動權利和選舉權），或言危害公共安全，或言挑撥性別對立。

2015年央視春晚小品《女神與女漢子》、近年來層出不窮的女德班、2018年央視《開學第一課》的“娘炮之爭”、2019年春節關于“女性吃飯不上桌”的討論，這些年性別議題每每成為輿論焦點，既折射出社會意識的覺醒，也為各路媒體自媒體提供了足夠多的爆點和流量，而婦女節無疑是輿論對抗集中爆發的會戰之日，各路人馬加入對節日解釋權的爭奪。

梁文道在《“婦女” 兩個字，什么時候才能被正視？》一文中回溯了婦女節的歷史，從紐約紡織女工的勞動權利斗爭，到“二月革命”前夕圣彼得堡的三八游行，再到新中國成立后馬上宣布我們也要慶祝三八節。梁文道認為，真正改變女性地位的是讓女性享有平等工作的權利；婦女節的意義遠遠高于虛假的消費主義。兩句話涵蓋了圍繞婦女節的兩大核心議題，勞動權利與消費主義。

今年2月，人社部、全國婦聯等九部門印發《關于進一步規范招聘行為促進婦女就業的通知》，依法禁止招聘環節中的就業性別歧視。這則致力于平等就業權利的通知亦招致諸多批評，主要觀點是簡單粗暴禁止企業在招聘環節詢問婦女婚育狀況，只會誘導企業干脆不招未婚未育的女性，引發更大的就業歧視。姑且不論這種觀點是否成立，人社部等部門“依法禁止”折射出屢禁不止的現實。《新京報》的微信公號在婦女節這天推送了圖文《女人是鐵做的》，梳理了 “女神”、“女王”吹捧背后真實的就業現狀：全國婦聯調查顯示，超8成女大學生受到過一種或多種招聘性別歧視；全球范圍內，女性的薪酬比男性約低20%；隨著職位升高，女性一步步缺席；隨著家務勞動的增多，在中國，每生育一個孩子，母親的工資率下降7%。

不平等的就業現狀之上，卻是消費主義的繁榮表象，正如梁文道所言：“一個堂堂‘三八婦女節’今天在我們這里，淪落成為一個‘女孩子必須每天換一種口紅，否則就做不了女王，當不了女神’的詭異節日?！鄙碳也贿z余力地將婦女節改造成購物節，“婦女”聽起來不夠年輕與誘人，那么就用 “女神”、“女王”。商家通過廣告的狂轟濫炸不停培養女性的消費意識。而人們對物品真實使用價值的消費，也逐漸讓位于商家虛構出來的符號價值，人們購買的不再是實際的商品，而是“符號”、“感覺”與“認同”。

微信公號“溫血動物”亦區分了“真正的”與“虛假的”兩種獨立女性在消費領域的表現。真正的獨立女性認為：“物品無法定義一個人，消費要與自己的收入匹配，自己需不需要比商家想不想讓你需要更重要。人是在勞動中得到解放的，而不是在消費中。人靠自己的成績定義自己的價值，而不是奢侈品?！倍摷俚莫毩⑴詣t是：“買買買，做精致女性，寵自己，男人才會愛你，優秀的女人都應該有一個LV，包包就是女人的身份象征，買包包，做獨立尊貴的女人。”該文進一步寫道，男女不平等的社會并不是簡單地對女性不友好，如果對所有女性都不友好，那么自然人人都知道要為自己而抗爭?，F實是對虛假的獨立女性太友好，對真正的獨立女性太不友好。

但在微信公號“飯統戴老板”那里，消費并沒有被“原罪化”：“幾千年積累的包袱和糟粕，需要由蛇行斗折的覺醒、摧枯拉朽的革命、經濟地位的獨立，以及一場場潤物無聲的消費運動來擊碎?！痹凇秼D女能買半邊天》的推文中，他們回溯了近現代中國女性的消費變遷史，展現了多種時空內多樣的消費面貌，從消費女性到女性消費，從掌控財權到精明消費，從縣城商圈到跟風消費，從五環焦慮到小城瀟灑，“一個女人的消費史，就是她的史詩，國家命運就縮影在這些消費史里?！倍缘匚坏霓D變，凝結到消費領域，就是一場場買買買的消費運動。“飯統戴老板”隱含的觀點是，大眾消費的前提是女性的經濟權利，而經濟權利又與勞動權利密切相關，“勞動的婦女”與“消費的女神”盡管不能等同，卻存在著一定的轉換關系。

微信公號“Philosophia 哲學社”則討論了“女神”與“婦女”的共同局限。為了對抗“消費的女神”形象，人們紛紛搬出“婦女能頂半邊天”和建國初期女拖拉機手中的“勞動的婦女”形象，但作者認為，當下語境中的國際勞動婦女節并沒有導向一個更開放更多元更真實的女性形象，只是對一個片面的，刻板的“勞動者”形象的加感嘆號的強調。婦女的形象依然是工具化的，只不過這次服務的對象不是資本家，而是社會，是國家?！跋M的女神”與“勞動的婦女”背后共同的邏輯是：“當女性作為一個統一的集體出現時，片面化的進程就已經馬不停蹄的開始了。”這背后是“女性”作為一個有著巨大異質性、但同時也在一定范圍內擁有相似生活體驗的群體所面對的近乎必然的困境。因此作者呼吁不能僅僅以一種精英主義的姿態局限在對消費主義的鞭笞中，而應該直面身體暴力、就業歧視等多樣的困境。作者呼喚對普遍性的話語秩序的超越，回到被異化的個體勞動乃至真切的身體暴力中，但同時認為，受到父權制和私有制的普遍性壓迫這件事本身，也足以構成女性群體的內部連續性。作者希望藉此解決多元性和同一性的沖突，并眺望一個新秩序的誕生。

【國際】美國穆斯林女議員奧馬爾的“反猶主義”風波

美國首位索馬里裔國會議員伊爾漢·阿卜杜拉?！W馬爾（Ilhan Abdullahi Omar）因“反猶主義”言論在政界和輿論界引發軒然大波。3月，在華盛頓一家左翼活動家聚集的餐廳所舉辦的活動上，奧馬爾表示“我想談談......這個國家的政治影響力，即人們可以推動對外國的效忠”，言語間暗示AIPAC（美以公共事務委員會）對美國政壇的操控。她強調，應該警惕游說組織對美國的政治影響，“我反復聲明說客在美國政治中造成的問題，無論是AIPAC，NRA（美國全國步槍協會）還是化石燃料行業，這些問題已持續太久了，我們必須著手解決”。

這不是奧馬爾第一次公開抨擊以色列對美國的影響。早在2012年12月，奧馬爾就在推特上寫道：“以色列已經催眠了世界，愿安拉喚醒人民，幫助他們看到以色列的邪惡行徑”，而今年2月10日，奧馬爾在回應記者格倫·格林沃爾德（Glenn Greenwald）一則質疑為何美國政客如此偏袒以色列的推文時表示，“這完全與本杰明（意指百元面值美鈔）有關”。數番言論，均意在抨擊以色列政府及其美國支持者的所作所為。

毫無疑問，美國和以色列的關系在美國政界是個敏感話題。言論既出，奧馬爾引來美國兩黨一致譴責，眾議院議長南?！づ迓逦鳎∟ancy Pelosi）抨擊奧馬爾“對以色列支持者使用了反猶主義措辭和帶有偏見的指控”，并要求奧馬爾就其傷害性言論立即道歉。特朗普則在推特上呼吁這位新當選的民主黨女眾議員從國會辭職，稱其言論“可怕”，標志著“黑暗的一天”。而面對指責，這位新議員展現了其咄咄逼人的棱角：在毫不客氣地回擊了特朗普后，奧馬爾又在3月8日接受采訪時稱奧巴馬是躲在“漂亮的臉蛋和微笑”后的“兇手”，進一步加大了民主黨內分歧。

奧馬爾是一名索馬里裔美國政治家，2019年1月，她拉希達·特拉伊卜（Rashida Tlaib）一起，成為當選為國會議員的首批兩名穆斯林女性。作為國會核心小組的一員，奧馬爾強烈反對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同時在以巴沖突上直言不諱，猛烈抨擊AIPAC等游說集團的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奧馬爾和特拉伊卜共同參加了親巴勒斯坦的BDS（抵制、撤資、制裁以色列）運動，而以色列政府則指責該運動由反猶主義驅動，意在否定以色列的存在。

這次輿論風波讓諸多爭論浮上水面：首先，到底應該如何界定反猶主義？

在諸多媒體和政客的評價中，奧馬爾的言論被鮮明打上了“反猶主義”的標簽?！陡？怂剐侣劇返睦睢蔂柖≌J為，奧馬爾對美國的以色列支持者的批評反映了更廣泛的左翼反猶主義潮流，她聲稱美國對以色列的長期支持完全基于金錢，這掩蓋了“兩國和兩國人民之間長期的密切關系”。專欄作家布雷特·斯蒂芬（Bret Stephens）則在《紐約時報》上表示，奧馬爾對猶太國家的反對已經超過了“絕對必要”的程度，因此可以被界定為“反猶主義的”，而那些支持以色列的人“不應該遭受聲稱他們的同情被收買、他們的大腦被劫持或者他們的忠誠被分裂的指控”。

討伐之下，也有一些支持的聲音?！俄搸r》的喬丹·韋斯曼（Jordan Weissmann）便認為，奧馬爾的言論乃是基于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在美國政治中占據主導地位的事實，而非價值上的反猶太主義。事實上，當奧馬爾表示反猶主義的標簽時常被用于壓制對以色列的批評時，她立即被稱為“猶太仇視者”，這一攻擊恰恰映襯了她的觀點。調查記者壓力克斯·科奇（Alex Kotch）同樣在《衛報》上聲援，當美國政治“幾乎禁止”對以色列發表任何批評時，奧馬爾正在行使她批評的權利，且奧馬爾對AIPAC的評論和對BDS運動的支持是有道理的。

在哈佛大學政治學院教授斯蒂芬·沃爾特（Stephen M. Walt）看來，公正地批評以色列和不公正地批評以色列是有差別的。沃爾特在《外交事務》上的評論文章中指出，人們應該開誠布公地、冷靜地談論當今影響美國政治的各種力量：猶太社群既非一手遮天，也非毫無影響，而是介乎兩者之間——藉由各類組織和公共人物，他們像其他組織一樣共同參與政治混戰

沃爾特首先主張：以AIPAC為代表的以色列游說組織的作為均為正常的政治活動，并完全符合美國政治的利益集團基礎。他認為，以色列游說集團不是由其成員宗教或種族，而是基于政治議程定義的，其中既包括支持以色列的猶太人，也有許多非猶太裔的美國人。沃爾特反對將各類以色列游說集團夸大為受某一領導/政府操控的統一群體，而主張這些集團在特定議題上也存在分歧，并像其它利益集團一樣試圖采取多種策略達成目的，更重要的是，沒有哪個利益集團能真正成為常勝將軍，用“控制”來評價這些集團對美國政壇的影響實在言過其實。在此意義上，奧馬爾有關以色列游說組織的評論存在不準確和偏頗之處。

“但問題在于，”沃爾特話鋒一轉，引出了自己因在書中批評AIPAC等組織的部分立場而遭到“反猶主義”攻擊的經歷，“即使奧馬爾更了解反猶主義的歷史，提供更細致且充分的觀點，她仍然會受到抨擊——只要你批評以色列的行為，質疑美以‘一邊倒’的外交關系，或者不贊成AIPAC鼓吹的政策，你就會受到攻擊。”

這段話顯現了這次風波下更深層的問題：當今美國是否還存在一個能夠客觀地探討以色列政府和美以、巴以關系的環境？考慮到奧馬爾的特殊身份，這個問題更加復雜：在這位非洲裔、黑皮膚、穆斯林的女性政治家承受“反猶主義”的攻擊時，反巴勒斯坦、反穆斯林的輿論情緒同樣裹挾其中，對她的污蔑、羞辱和仇恨只會更甚。3月初，奧馬爾甚至收到了“刺殺伊爾汗·奧馬爾”的死亡威脅。

值得注意的是，當下針對奧馬爾的譴責風暴中，一場“和伊爾汗站在一起”（stand with ilhan）的運動也在社交網絡上悄然興起：其中包括巴勒斯坦人、非洲人、拉美人甚至猶太人，支持者手持“我和伊爾汗站在一起”的紙牌，聲援奧馬爾及其有關AIPAC的批評。某種意義上，這場運動已經超越了奧馬爾“反猶”爭端本身，更近乎對此次爭端背后美國政治和文化秩序一次微弱卻堅定的反擊：畢竟，當多種政治和文化偏見、利益和權力結構交織時，公正、平等和冷靜的“言論自由”往往只是空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