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改革開放后，一批“文化人”出走體制內，投入到市場經濟的大時代，開始重新設計人生下半場。

在大時代下，這些“文化人”的個人命運發生了怎樣的轉折？作者張英在澎湃新聞·請講欄目推出“文化觀潮”系列口述。講述“文化人”所經歷的洶涌澎湃的改革大潮。

今天刊發的是演員劉曉慶的口述，講述她的演藝事業以及人生中的大起大落。

劉曉慶的傳奇，也是當代中國傳奇的一部分。作為一個女性，她在“文革”年代生長，經歷了反物欲的計劃經濟，物欲至上的改革年代，從事業到愛情到婚姻，她膽大妄為、我行我素，從下鄉知青到文工團演員，從電影明星到加入中國作協，從億萬富姐到階下囚徒，最后再次回到演藝圈的中心舞臺。

本文是作者早前（2012年）對劉曉慶的獨家專訪。

我的榮譽都是電影給的

中國電影一百年的時候，那時候我剛（從秦城）出來，正好碰到中國電影百年的紀念，當時我真的是好感謝電影這個行業，給了我很多很多機會和榮譽，我的一生都是電影給的。

在我不同的人生階段，電影從來沒有忘記過我。比如中國電影百年，各種各樣的獎勵，都有我在里面。我拍的好多電影入選中國電影百年經典片。

比方說老一代電影演員，他們受到時代的制約，可能最紅火的時候新中國成立了，原來的演戲道路斷掉了，必須改路子，從演城市愛情商業片改為演工農兵電影。

新中國成長起來的演員，像謝芳、王曉棠那一代，演到很好年華的時候，就碰到“文化大革命”，然后電影全部停了。“文革”之前畢業的那一批電影學院的優秀學生，浪費和耽誤了十年。然后我們這一代演員，就長大了。

我們這代演員，潘虹、徐松子、陳沖等這批演員，很容易，順順利利地，拍了幾部電影，就紅了。這里面，有我們自身的努力，也有改革帶給我們的幸運。我的個人成長史，實際上就是中國的發展史。

突然就紅了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還沒有娛樂這個詞匯。電影、文學、藝術是放在文藝戰線里頭的。從學者、媒體到電影圈里頭的人，都把電影當成藝術，視為主流意識形態的一部分。“文革”結束，改革正在醞釀，人們的生活剛剛有一絲松動，日子很單調，人也很單純。

那時候，明星和影迷之間沒有清晰的距離和空間，很多規矩和標準，要在20年以后才確立起來。當我的照片第一次登上《大眾電影》封面的時候，人們蜂擁而至，只是為了得到我的簽名，讀者來信用麻袋裝，我根本看不完，云里霧里的感覺遍布我全身。

在拍完《小花》、《婚禮》、《瞧這一家子》后，我發現自己不能出門了。在街頭飯館和朋友一起吃頓飯，樓上樓下和過道里，都圍滿了聞訊而來的影迷，根本無法下樓。等我在朋友的保護下殺出重圍時，身上的衣服被狂熱的觀眾撕爛了，墨鏡和帽子早已無影無蹤，腳上的鞋子也只剩下一只。

《神秘的大佛》問世后，這部武打片拿下了當年電影票房冠軍，電影學者、批評家和媒體認為這個電影不是藝術片，是一部商業電影，批評文章一篇接著一篇。在當時的文化語境里，扣上了這個帽子，等于徹底否定了這部電影。

我當時認為，觀眾需要思想性、藝術性都強的好影片，同時也需要一些娛樂性較強的好影片。就把自己的觀點寫成文章，談到拍《神秘的大佛》時的思考和辛苦，結果被編輯刪得一干二凈。

我當時想走演技派演員的道路。我覺得演員是演出來的，就像祝希娟，她不是很漂亮，但是人家就會演，《吳瓊花》只有她演最合適，當時我覺得要做這樣的演員。接下的《原野》，我在這部電影里演花金子，讓我成為了一個成熟的演員。

我渴望演一個真正的女人，我迫切需要一部影片來證實我的道路，我要盡最大的努力證明我并不是大家想的那樣沒文化、瘋瘋癲癲以及淺薄。后來的結果證明，《原野》接對了，讓我在表演上真正地開了竅。

當時，《原野》的作者曹禺，看了電影很感動，對我說：“很好，很動人，你演的比我寫的還要好！”

八十年代的個人奮斗

《原野》在電影界內部放映了幾場，看電影的專家學者反應十分強烈。中國香港地區、美國、加拿大、意大利都買了這部影片的版權，在威尼斯電影節上，《原野》獲得了“世界最優秀影片推薦”的榮譽。但受當時清除精神污染背景的影響，《原野》卻在國內停映了，不允許在國內發行。

《原野》被禁后，各種猜測、傳說不脛而走，最多的說法則是說我們拍了兩個版本，其中的一個版本是我拍了床上的裸體鏡頭。香港的一家雜志登了這些消息，日本的報紙又轉載了這個新聞。人們相信謊言比相信真理的程度要深得多，大家都堅信不疑，并且爭相傳播。

可事實真相是我根本沒拍過裸體場面。我不知道怎么樣才能使別人相信，也沒有人聽我的解釋。在流言滿天飛的日子里，我的“先進工作者”稱號在公布名單以后，被北影廠拿掉了。

后來，上海《文匯月刊》的梅朵、余之的提議，讓我寫一本傳記。我在北京西苑飯店開了一間房，拔掉了電話，花三天時間寫了《我的路》，發表在1982年6期《文匯月刊》上。

這期雜志被一搶而空，加印了兩次，還是供不應求。《文匯報》也開始進行連載。《我的路》發表后沒過兩周，《中國青年報》刊登了幾封讀者來信，標題是《我的路通向那里》，并專門發表了編者按，第一句話就定了方向：“《我的路》是一條個人奮斗的路。”

接著《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光明日報》、《新民晚報》先后都發表了批評文章，各省市報刊也全文轉載了《中國青年報》的讀者來信及編者按。許多人在文章里批評我“鼓吹機會，這是宿命論。”有幾家省報因轉載了《我的路》而受到上級批評，在報紙上做公開檢查。

原來想出版《我的路》的7家出版社，也取消了出版計劃。我沒想到，區區三萬字的《我的路》，會引起那么大的麻煩。我怎么也想不通，寫篇文章說說自己的心里話有什么錯誤。

現在回想，《我的路》真正引起反感和軒然大波的原因只有一個：我在三十歲就寫了一本自傳，讓電影界、文藝界、媒體的老同志不滿意、生氣了，覺得我太狂了，找借口教訓下我。

感謝改革開放，最后，隨著政治風向的轉變，我獲得了新生和解放，不僅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還接連演了電影《芙蓉鎮》和《紅樓夢》。

藝術重要，生存也很重要

1980年代，除了富起來的個體戶外，中國人當時的收入都很低。

我的工資每月只有50元。在農場插隊當農民時每月工資27元；參軍以后每個月津貼6元，六年后提了干部，工資漲為56元。調到北影，又降為50元。

拍《火燒圓明園》、《垂簾聽政》的時候，我是北影廠派出的演員，不拿一分錢片酬。這兩部電影是屬于合拍片，投資方和導演團隊來自香港，演員香港、大陸都有。在待遇上實行一國兩制。

大陸的演員和工作人員，每頓兩個饅頭、一根粉腸、一塊黑咸菜。香港的演員和工作人員，大魚大肉、青菜和香噴噴的白米飯。兩分鐘前都還一起演戲，兩分鐘后卻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

后來我很生氣，就提出抗議，然后我享受到了香港演員的同等待遇，吃到肉、魚和米飯。但我要求給劇組的大陸工作人員統一實行香港工作人員的待遇，沒有被批準。

作為當時中國最紅的女明星，我表面風光，卻買不起衣服，住不起賓館，吃不起好的飯店。無數的應酬、活動在邀請我，請我去演出。但除了拍戲，所有的應酬我一律拒絕，我沒有時間，沒有心境，何況也沒有衣服穿。

那段時間，我也有自己的難處：外婆當時已90歲高齡，父母均體弱多病，妹妹在法國念書，3歲的孩子也在我家里，六口人的開銷生活，我都要負責。在外拍電影從來沒有酬勞，錢都直接給了北影廠。而生活光憑50元工資，是遠遠不夠的。

當時，拍電影北影廠不給演員提供服裝，那時候演員也沒有商業贊助。一天，攝制組所在的西苑賓館來了兩個人，請我去河北邯鄲演出。他們說演四天二十五場。每場五十元！一場就是我一個月的工資。我被嚇住了。

當時一些文藝團體的演員參與社會演出，一個演員每場二塊錢。我考慮到自己在拍戲，還是回絕了邀請。3天后，這兩個人開出了每場150元的價錢。兩秒鐘后，我點頭答應了，跟劇組里的副導演商量，把自己的戲份調到一星期以后，和王潔實、謝莉斯、姜昆、李文華、唐杰忠、蘇小明等北京文藝界的人，一起坐火車去了邯鄲演出。

我表演唱歌，150元！一首歌一共不到十五句，一句十元錢！錢太容易掙了。第一次走穴，就拿到了3700元人民幣，這在1983年的中國，可是一筆巨款。

因為天南地北的走穴演出，我的歌唱水平日臻成熟，錄了五盒歌唱磁帶，其中《劉曉慶的歌》還獲得了太平洋影音公司頒發的“云雀獎”。

我記憶里最長的一次演出“走穴”，創下了中國演出市場的最高記錄，每天至少六場，多的時候八場，一共連演了四十七天。演出一場緊接一場，演員連上廁所的工夫都沒有。

靠著演出的原始積累，我賺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為以后的事業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不僅買了車、房，還把四川的親人都接到了北京。

1995年，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宣布下海經商，當老板拍起了電視劇，出品和拍攝了《火燒阿房宮》、《逃之戀》、《火鳳凰》等電視連續劇。

做生意和做演員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思維，做生意是理性思維，做演員是感性思維，當時我非常年輕，又是一個女的，在生意場坐都坐不穩，在這樣艱難的情況下，打下了一個曉慶王國。

回首當年的劫難

當時《福布斯》雜志中國百名富豪榜剛剛開始，第一年我第42位，本來我很引以為驕傲的，第二期排名第43位，第三期我就被抓進去了。

當我在秦城監獄的時候，覺得很不好，而且不知道什么時候出來。后來心反而特別寧靜和堅定，我覺得也沒有什么，因為我本來就沒有錢、沒有名，只不過是到名利場上逛了一圈，再回到原處。

秦城沒有什么事兒干。結果我就跑步、看書、學英文。

在秦城的那些日子，看到電視里放的電影，我就想，可能我一生都不會再演戲了。因為我進秦城的時候，已經不年輕了。我是1955年出生的，當時45歲了，對演員來說，過了演戲的黃金時代了。

按道理說，我名義下的那些公司，我根本就沒有參與過運營管理，這些公司有直接的總經理、經理人負責，它在經營上和所有的公司一樣，可能有一些問題。當時國家的稅法不健全，法律不健全，如果按照對付我們的標準，基本上家家公司都是有這樣那樣的問題。

曾經人家說我是影視圈的第一老板。可見我企業做得還是很成功的，不然怎么會有稅的問題。其實我主要是做房地產，涉及各個領域，加濕器、服裝、化妝品，影視公司是最后才成立的，就是這個小公司，有稅的問題。

當時我就覺得，我從另外一個領域，證明了我的才華。這個稅案并不是說我做生意不成功，恰恰證明我是成功的，因為有收入才上稅嘛，一個注冊只有50萬的小公司，是我公司里最小的一個公司。

我名義下20多家公司，他們就查了其中最小的文化影視公司。作為我個人，是一分錢的問題都沒有。我只是被他們請到看守所，強制配合接受他們的調查。

出來以后，發現自己欠了好多錢，我也沒慌。現在回想，出來的那段時間，恰恰是我一生當中最幸福的時刻。這段經歷，我覺得確實是不可多得的財富。但當時在秦城里面不會這么想。

我做到了“咸魚翻身”

一般來說，一個演員，有我這樣的經歷以后，藝術道路是要夭折的。我剛從秦城監獄出來，很多人都覺得我完了，有的說是咸魚浮水，一看死定了。

在這種情況下，我還拍了好多戲、電影，仍然受到大家的歡迎，活躍在影視戰線，我覺得不要說別人，我自己都覺得是一個奇跡。

演員這個職業是我可以掌控的，也是讓我心安理得的。我一心一意做演員，在很短的時間里，接拍了《281封信》、《永樂英雄兒女傳》、《大宋碑歌》、《誰主沉浮》等近千集電視連續劇，回到了影視圈。

那會兒我欠債累累，就是跑碼頭嘛，只要給我錢，我什么戲都演。朋友們都特別理解，他們都知道我缺錢。我拍了好多電視劇，培養了不少年輕觀眾。過去電影的觀眾，也沒有喪失。作為一個女演員，在創造不同的藝術形象上，我還有很多可能性。

我還打算寫第三本傳記。出傳記也是為了以后人家拍我的自傳電影方便，現在已經有好多家公司聯系我，想拍我的傳記片。至少我活著的時候是不同意的，但死了以后就不好說了。我的野史又特別多，我想還原真實的自己。

《我的路》、《我這八年》以后十幾年里，我沒寫過一個字。那個媒體上的劉曉慶，張牙舞爪，咄咄逼人，叱咤風云的人，根本就不是我。說我和每一個我所合作的導演睡覺、生活作風不正派；偷稅漏稅，離婚，打觀眾、同記者吵架……，都是瞎編的八卦，不是真實的，我看那個劉曉慶，我覺得都是在說另外一個人，不是我自己。

我有過很狂的時候，在上世紀80年代，覺得自己名揚天下、不可一世、目空一切，見到記者就打架，惡名遠揚。現在我的個性還是很張揚，但在公眾場合收斂多了，不會再那么鋒芒畢露，傷到別人就不好了。而且現在影視圈這山還有那山高，人多，競爭激烈，不像當年，就那么幾個人。

我把第三本書命名為《我的N次危機》，因為尼克松寫了一本書叫《我的六次危機》，后來我一想我才不止六次，太多次了，這本書是肯定要寫的。

初中就去農村當知青

我受父母影響比較大，對別人的優點特別敏感。我父親是一個醫學教授，性格很溫和，我的母親是教育學院畢業的，是四川體育學院附中的校長，性格非常好強，對我和妹妹要求特別高。

我們家里只有我和我妹妹，如果我們在學校，比方說拿回來的成績單，小學不是雙百分，是99，我媽媽臉就垮下來了。我妹妹都是雙百，我經常還會因為一個標點符號錯了，只拿99分。所以，我們家里是慈父嚴母。

由于我母親的教育，我從小學三年級起，就開始看長篇小說，比較早熟。

后來，差不多初中畢業，我們下鄉去當知青。初中，我讀的是四川音樂學院附中，初中班實際上招了我們這一班，下面還有一班。

讀完了初二，一半學生分到邊遠地區做普通農民，一半學生去少數民族地區做農場工人，每個月29.5元，帶薪勞動。因為拿工資，所以干的活是全天的工，非常辛苦。我就記得，當時玉米葉子邊緣有很多尖齒，我在摘花粉的時候，玉米葉子尖從我的眼球當中劃過，整個世界就變成一片血紅，我想眼睛肯定完了，而且根本沒有人幫忙，因為誰都有一堆活要干，都是一個人管兩畝地。

當時我在地里蹲了好長時間，眼睛很疼，流了很多淚，幸好沒有什么大的影響。我當時指望當地的男農民來幫我干活，這樣我就嫁給他，誰對我好我就嫁給他，結果沒有。因為當地農民，不會看上我們這種嬌氣包，他們都喜歡身強力壯的，能夠干活，拿600個工分的女勞力。農村婦女很辛苦，下地干活，喂豬、做飯很能干，然后還要照顧家庭。像我們這種嬌氣包，干活根本就不行，花拳秀腿，沒有什么用。

因為我父親是中醫，是體育學院保健系主任，我跟父親學過針灸，當地人有中暑暈倒的，我有時候就給他治一下。后來聲名傳出去了，經常有人找我看病。人家來找我，我就翻書看，你哪兒疼，應該是扎哪兒。后來因為表現好，我還得了一個農場的“五好工人獎”。現在回想，我拿過那么多獎，除了杰出華人獎，就是那次“五好工人獎”印象最好了。

揚琴讓我當了文藝兵

在農村干活的那段時間，我沒有放棄希望。每天晚上，我會望著星空，覺得一定能找到屬于自己的那一顆星星。我帶著揚琴，我的專業成績太優秀了，我不能丟我的專業，每天晚上，我就在操場上堅持練習揚琴。自己打揚琴自己唱歌，好多當地農民來聽。后來修襄渝鐵路，成立了一個宣傳隊，我在宣傳隊當隊長，在修鐵路施工現場演出。后來，軍隊普及樣板戲，到處招演員，就聽說我這個農場，有個人是音樂學院附中畢業的，會彈揚琴唱歌。然后他們找到我，問我愿不愿意當兵？

農場這邊不放人，怎么辦？他們問，你敢不敢跑？我說怎么跑？他給我留了一個名字，讓我去達縣軍分區找他。當天晚上，我和宣傳隊的人吃了一頓鐵路上那種民工飯。第二天，我帶著揚琴，就坐了一個貨車，到了達縣軍分區。

我本來在學校成績就挺優秀的，主科是揚琴，鋼琴和聲樂是副科，舞蹈也很突出。十八般武藝一使，就把部隊面試的工作人員，給震住了，當天我就穿了軍裝，就這樣當了兵。當時我父母還是牛鬼蛇神被批斗。

當兵很辛苦，當兵第二天就拉練，一百多里路，走到后來都睡著了。經常是緊急集合，兩分鐘，你就要把所有包打上，要到外面去站著。我也是一個好強的人。所以我當了十年兵，這種磨難，使得我真的覺得是無堅不摧，覺得沒有不能克服的困難。所以才養成我現在這種性格。

在軍隊，我后來又被分配到圖書室管圖書，看了好多傳記，比如《第三帝國的興旺》、《巴頓將軍傳》，《拿坡侖戰役》，當時看了很多這些書，對我產生非常大的影響。

后來，我成為了部隊宣傳隊隊長，工作弄得也挺火的，是樣板，然后從達縣分軍區調到四川省軍區，從四川省軍區調到成都軍區的戰旗話劇團，前前后后調了七八個單位，最后到了北京，解放軍八一電影制片廠。

每個人的人生里，有很多小的機會。你只要抓住很多小的機會，大的機會就會到來。我當時不知道，我將來能夠變成電影明星。當時根本沒有想這個事兒，就是一步步，工作做得最好，把自己的路走好。人生在不同階段，到了一定程度我就對自己說，你應該做新的事了。

生活中，我本人脾氣是很好的，大家都不會相信。性格屬于那種俯首甘為孺子牛，對朋友對家庭、親友都很好。我只是在工作上特別嚴格，有的時候很尖銳，沒有辦法，就好比一個醫生要治病救人，在開刀的時候，助手要是叉子、剪刀拿得不對，醫生會一下子甩出去，因為要爭分奪秒救人嘛。我們拍戲有的時候，也是這樣的情況。

在影視圈里，我不僅不潛規則，我還幫了好多人。當今的好多大腕，其實都是我發現，我先提攜他們，幫助他們的。

經常有人問我多大，其實每個人都知道我多大。我經常覺得，我好像有200多歲了，因為我已經活過好多個不同的人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