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國人對“天府之國”的理解，不僅局限于四川，而且常偏重于“肥沃富饒”這一層經濟地理學層面的意義。純從“土地肥沃、物產豐饒”的意義上來說，古人常說的其實往往不是“天府”一詞，而是“陸海”——這兩個詞在某些意義上有重疊，但“陸海”并沒有“天府”所隱含的“地勢險要的建都立業(yè)基地”的含義。

例如，關中常被稱作“天府”，但《漢書》卷二八地理志下又稱之為“陸海”：“秦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顏師古注：“言其地高陸而饒物產，如海之無所不出，故云陸海。”《史記·張儀列傳》索隱注：“海者珍藏所聚生，猶謂秦中為‘陸海’然也。”宋人許亢宗在《奉使行程錄》中記載遼代薊州“自晉割賂北虜，建為南京……戶口安堵，人物繁庶……城北在市，陸海百貨，萃于其中。”這里“陸海”一詞已帶有了某種“市場”的意味，到明代，它甚至還隱含指“各色人等繁雜的地方”，如明謝肇淛《五雜俎》卷三地部一：“燕云只有四種人多：奄豎多于縉紳，婦女多于男子，娼妓多于良家，乞丐多于商賈。至于市陌之風塵，輪蹄之紛糅，奸盜之叢錯，駔儈之出沒，蓋盡人間不美之俗，不良之輩，而京師皆有之，殆古之所謂陸海者。昔人謂‘不如是，不足為京都’，其言亦近之矣。”

四川盆地也是一樣，晉人常璩著《華陽國志》：“蜀沃野千里，號稱陸海，旱則引水浸潤，雨則杜塞水門，故記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這段話在四川被稱為“天府之國”的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可能反映出當時蜀人一種逐漸形成的自我認同。在歷史上，四川盆地從未像關中平原那樣成為全國性的政治中心，但由于其特殊的地勢而能自成一格，在亂世時往往成為宜居之地，《新五代史》卷六三前蜀世家談到前蜀開國君主王建時所說的，正是其歷史上的常態(tài)：“蜀恃險而富，當唐之末，士人多欲依建以避亂。”這里仍然強調了它是“恃險而富”。

由于傳統(tǒng)上“天府之國”特指帝王賴以建都的根本之地，而在唐代以后的大一統(tǒng)帝國時期，顯然不太會有人考慮成都平原，因為這里僅適合“偏安”而難以掌控全國局勢——這一點不要說和關中無法比擬，就是和北京、南京相比都遜色一籌。因此，在歷史上的絕大部分時期，除了蜀漢這樣的特定情況外，很少人會把這兒稱作“天府之國”。

不過，大體從晚明時期起，對“天府之國”的一種新理解出現(xiàn)了，更側重能征收貢賦這一面，把那些雖然未必能成就“王業(yè)”、但物產豐富的地區(qū)稱作“天府之國”。明萬歷年間的屠本畯在《閩中海錯疏·原序》中便說：“禹奠山川，魚鱉咸若；周登俎豆，魴鱧是珍……閩故神仙奧區(qū)，天府之國也。”在此，他從《禹貢》的視角出發(fā)，把福建沿海稱作“天府之國”，但這顯然僅指當?shù)馗挥谖锂a，而非指據(jù)守當?shù)刈阋越⒌弁醢詷I(yè)。晚清光緒元年（1875）沈葆楨等上奏《會籌全臺大局疏》，憂慮于日本人借牡丹社事件出兵圖謀臺灣東部，說到“論者每謂后山精華，停蓄日久，奇珍瑰寶，充牣其間，蠻荒之區(qū)，實天府之國”，也純就當?shù)匚锂a而言。林則徐曾為同鄉(xiāng)名臣陳若霖舊居題寫門簾，上聯(lián)是“三十州都督，文武兼資，王命秉鉞臨天府”，以此稱譽陳氏曾在四川、山東、湖北、云南等地任職，執(zhí)掌民政稅賦，他并未特指“天府”是哪里，而是表示這些地方都是國家重要的稅賦之地。

晚清之所以對“天府”的理解更側重“富饒”這一層意義，一定程度上恐怕也是因為西風東漸之后，受“商戰(zhàn)”理念興起的影響。鄭觀應在《盛世危言·商戰(zhàn)》中就按傳統(tǒng)的宇宙論，將商務視為國家的基本力量：“商務者，國家之元氣也，通商者，疏暢其血脈也。試為援古證今：如太公之‘九府法’，管子之‘府海官山’，周官設市師以教商賈，龍門傳貨殖以示后世。”雖然他在該書中將關中稱為“天府之國”，提議遷都西安；但與此同時，他也將“天府”視為“繁華富庶”的代稱，如“四川天府之國也，其民數(shù)十兆，既庶且富”、“且夫天下商埠之盛衰，視水陸舟車為轉移。有昔為荒區(qū)，今成天府者，如中國之香港、上海、煙臺、牛莊等處”。在這里，他顯然并不是把這些城市視為“爭雄天下的險要根據(jù)地”，而在他之前，也從未有人將某個城市稱作“天府”；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商戰(zhàn)”理念中，“繁華富庶”也不是單純作為經濟現(xiàn)象來理解的，而被看作是國家政治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

通曉舊籍的學者對“天府”的理解仍秉持傳統(tǒng)，如章太炎《討滿洲檄》“夫以黃帝遺胄，秉性淑靈，齊州天府，世食舊德，而逆胡一入，奄然蕩覆”，更明顯的是他談到顧炎武“居華陰，以關中為天府，其險可守”，明確指出“天府”的要件是“其險可守”。甲午戰(zhàn)敗，康有為公車上書，提議四條建議：“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而遷都的首選，他認為是關中：“若夫建都之地，北出熱河、遼沈，則更迫強敵；南入汴梁、金梁，則非控天險；入蜀則太深；都晉則太近。天府之腴，崤函之固，莫如秦中。”這里他雖然也提到了“崤函之固”，但對“天府”卻偏向于其“膏腴之地”這一面。戊戌變法前夕，譚嗣同著《仁學》，也偏重這一含義，史無前例地將中國的江淮平原稱為“天府之國”：“故夫江淮大河以北，古所稱天府膏腴，入相出將，衣冠耆獻之藪澤，詩書藻翰之津涂也，而今北五省何如哉？”顯然，這里已不再注意傳統(tǒng)的“地勢險要”這一點，而僅注重其物產、人才的層面。

不過康有為的觀點多變，在戊戌變法時，他又提議以上海為基礎另建新京，認為“陸爭之世”，建都重在“表里河山，中開天府為固”；但海通之世“則以據(jù)江河之盡流，臨溟海之形勢，交通便利，腴壤饒沃，開戶牖以納天下，以進取為勢”。他還開辟了一個新的傳統(tǒng)：在民族主義情緒的鼓蕩之下，將整個中國視為“天府”，如其《愛國歌》：“登地頂昆蒼之墟，左望萬里，曰維神州。東南襟滄海，西北枕崇丘。岳嶺環(huán)峙，川澤匯流。中開天府之奧區(qū)，萬國莫我侔!”又有《愛國短歌行》：“神州萬里風泱泱，昆侖東南海為疆。岳嶺回環(huán)江河長，中開天府萬寶藏。……今為萬國競時，惟我廣土眾民霸國資，偏鑒萬國無似之。”其中所謂“廣土眾民”為霸國之資，與戰(zhàn)國策士的思想無異。

這不僅是康有為個人的想法。他的學生梁啟超亦有《愛國歌》，其中歌頌：“泱泱哉！吾中華。最大洲中最大國，廿二行省為一家。物產腴沃甲大地，天府雄國言非夸。”1899年，梁氏又稱中國為“二萬萬里膏腴天府”，1902年又在《新中國未來記》中提出“我國天府腴壤，甲于全球”。1905年，革命黨人陳天華在《獅子吼》中稱譽中國“真是錦繡江山，天府上國，世界之中，有一無二”。這是當時革命黨人國族認同中的常用語，相當于我們自小在課本上讀到說中國“地大物博”，只不過當時人們的民族主義情緒更強調與各國的激烈競爭。1907年秋瑾秘密組建光復軍，以“光復漢族大振國權”為八個軍的番號，并制定了詳細的起義計劃，《光復軍義稿》稱其目的在于：“雪我二百余年漢族奴隸之恥，后以啟我二兆方里天府之新帝國。”——將整個中國稱為“天府”是史無前例的，就其傳統(tǒng)意涵而言已屬誤用，就像不能把整個身體稱作心臟一樣。

在此之后，“天府”的確切含義就發(fā)生了偏移，原先那種注重“居中馭外”的治國術觀念淡化，而強化了當?shù)亍胺饰指嚯椤边@一形容本身，隨著傳統(tǒng)文化的斷裂，現(xiàn)代人尤其沿用不察。詩人北島在提及大饑荒時說：“天府之國，困難時期竟餓死數(shù)百萬人。”雖然這里指的是四川，但顯然側重指當?shù)匚锂a之豐饒。歷史學家楊寬在《戰(zhàn)國史》一書中，提到李冰父子建造都江堰，“從此把岷江的水流分散，既可免除泛濫的水災，又便利了航運和灌溉，使成都平原成為‘天府之國’。”在同書另一處也提到“等到秦兼并巴蜀之后，特別是建都江堰以后，蜀就成為‘天府之國’。”然而，在戰(zhàn)國之際將蜀地稱為“天府之國”其實嚴格來說是時代錯置的，顯然楊寬在此僅指其“土地肥沃”而已。英國東方學家G.勒·斯特蘭奇的名著《大食東部歷史地理研究》的中譯本堪稱信達雅，但在提到阿拔斯王朝時期的伊拉克地區(qū)時，譯者韓中義卻用“天府之地”一詞來對譯原文的marvelous fertility（極其肥沃）；在另一處甚至用“天府之國”來對譯the Vale of Manna（“瑪那之谷”，“瑪那”是《圣經》中的天賜食物）。顯然，他想采用一些較為典雅的詞匯，但卻未能充分意識到“天府”一詞原本蘊含的復雜意味，實際上是不適合對譯英語原文中那些意思的，甚至可能造成很大的偏離。

詞義的變遷在近代當然也是常有的事，一如“衛(wèi)生”一詞在近代對譯英語的hygiene之后，在現(xiàn)代漢語中也不再是古漢語中“養(yǎng)生”那一層意思了。但在“天府”一詞上的問題是，很多人并未意識到現(xiàn)代說的“土地肥沃”這一層意思的“天府”，并不是古代的原意。網上常有諸如“秦末漢初成都取代關中而稱‘天府’”這類說法，歷史學者王雙懷《“天府之國”的演變》專門論述這一問題，發(fā)現(xiàn)歷史上中國曾有許多地方被稱為“天府之國”，但其理解同樣有偏差，因而誤以為“天府之國”稱號的轉移意味著各經濟重心的興衰，因而他的論文中才出現(xiàn)這樣的句子：“宋遼夏金時期是一個大分裂的時代。京津一帶先后處于遼、金的統(tǒng)治之下，關中等老牌的‘天府之國’或被邊緣化，或淪為戰(zhàn)場。中國經濟重心南移，江南地區(qū)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成為新的‘天府之國’。”由于不理解“天府”一詞原先蘊含的政治意味，他將各地“天府”稱號的變遷看作是“中國經濟重心”轉移的信號，可說是牛頭不對馬嘴。

此類說法都意味著中國人對傳統(tǒng)的理解出現(xiàn)了斷裂。如前所言，“天府之國”本就著眼于軍國地理學的治國術視角，因而不同時代的人在說到某地是“天府之國”時，并非意味著此地比他處更為肥沃富饒，而只是因為他們覺得從當時的“天下形勢”來判斷，這里更適合建都以掌控天下，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何關中在衰落上千年之后，還有人孜孜不倦地論證這里才是真正的“天府之國”。這種理解的偏差常使人對歷史發(fā)生誤解，如北宋時儂智高起兵兩廣，大儒李覯上書湖南、江西路安撫使兼廣南東西路安撫使孫沔，強調“江淮而南，天府之國”，便有論者認為“后世證明，李覯極具遠見，南宋即賴江南支撐半壁河山，而江南亦取代中原為中國經濟文化中心”。然而，李覯其實向來力主重兵、強兵、用兵，他所說的“天府之國”無非是強調此處對南宋而言是國家根本要地。同樣的，清代開始有人稱贊盛京一帶是“天府之國”，也并非因為這里比別處更豐饒，只不過因為此處對“王業(yè)”特別重要罷了。

對這一問題看得最清楚的，是張雨在《“天府”：可悲的川人專利》一文中所說的，“細考凡稱天府者，多與天子府庫、帝王基業(yè)相關，故在帝制時代，并不敢妄稱‘天府’。民國之后，帝制解體，地方崛起，文人鼓吹，傳媒風行，天府之稱，始為大眾熟知。”他認為，四川之所以獨享“天府”美名，只是由于抗戰(zhàn)時期“國人多以天府譽四川”，遂致使此名遍地開花。這一點的確大抵可證實。著名僑領陳嘉庚1940年自四川樂山飛重慶，贊嘆“沿途飛行所見無甚高山峻嶺，而田園蒼翠，江河如織，古稱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川省之殷潤實遠勝于西北等省”。

由于很多人對其深遠的傳統(tǒng)意味已不甚了解，“天府之國”的含義不僅窄化，且漸漸變成了四川的專稱。如《中國新天府》是一本寫寧夏的書，其意不過在于稱譽“塞上江南”之肥沃。2013年《中國國家地理》“圈點新天府”，用意當然也不是說哪里更適合建都，而不過是將之作為“新糧倉”之意。當時還有不少四川人憤而發(fā)文號召“捍衛(wèi)天府”，認為此舉有奪我“天府”美名之嫌，認為《中國國家地理》作秀、荒唐、可笑，質問其“意義何在”、“居心何在”。四川學者李后強甚至提出建立一門獨立學科——“天府學”，涵蓋四川盆地及其周邊元素、組成、結構和功能，這完全是將“天府”視為四川的專有名詞。然而，考諸歷史，全國至少有不下十處曾被稱作“天府”，四川既非最早也非最出名者，它之所以獨享此美名，不如說是一系列偶然因素的結果。這其中重要的并不是這一稱號含義的變化，而是中國社會本身發(fā)生的變化。從這細小的切片中，也能窺見那種傳統(tǒng)的軍國地理學視角的政治文化，已為很多人所淡忘，但這仍是我們把握中國歷史的一個重要脈絡。